【榆林推广高西沟村生态振兴经验——秃山沟成陕北小江南】不久前，陕西省榆林市委、市政府印发《防止二次沙化及国土绿化五年行动方案》，明确结合乡村振兴工作，推广米脂县高西沟村生态样板，每年打造生态振兴示范村20个。
高西沟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90%以上耕地坡度都在20度左右。曾经，这里“山上光秃秃、年年遭灾荒”。数十年来，高西沟村艰苦探索出了一条黄河中上游丘陵沟壑区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成为陕北“小江南”。
从“三三制”到“三二一”
“20世纪50年代，搞水土保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高西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常静讲述起60年来高西沟村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史。
高西沟村有山峁40座、沟岔21道。“雨涝流泥浆，冲成万条沟。肥土顺水走，籽苗连根丢。”一首民谣，唱出老百姓的艰辛。为改变“广种薄收、越刨越穷”的面貌，村民在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高祖玉的带领下，开始探索治沟、治坡。
“先在沟里打坝拦泥拦水，但山洪一来冲毁了。冲毁了就再修，大伙儿总结教训，光治沟不治坡就是白干，又在山上修坡式梯田、打埝窝。但因山的坡度没有改变，经洪水冲刷后，多数梯田出现垮塌。”年近70岁的村民高锦仁回忆说。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高祖玉带领村民通过全面调查和摸索，明确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做法，即以治理坡面为主，修水平的台阶式梯田，同时在沟道节节筑坝、层层拦蓄，淤地种植。这种方式形成的坝地，含有大量的牲畜粪便、枯枝落叶等有机物质，易形成土壤肥沃、水分充足、抗旱能力强的高产农田。
从那时起，高西沟人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经验，在无水的沟道打坝、修堰窝，在有水的沟道建池修渠、扩展水地，在山顶缓坡建台地、修宽幅梯田。
到20世纪70年代，高西沟全村85%的山沟得到治理，打了121座淤地坝，修了7个蓄水池，建起了2座水库，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高祖玉又带领大伙儿将前些年开垦的低产远坡地种上林、草，规划发展林牧业。经过20余年探索实践，高西沟人在生产中逐渐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用地模式。即全村三分之一土地种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造林，三分之一种草养畜，形成以林固土、以草养牧、以牧肥田的格局，使水土保持治理成果得到巩固和提高。
治山治沟、封山禁牧、综合治理，将一个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秃山沟，治理成如今“梯田层层盘山头，高山松柏连成片”的陕北“小江南”。
进入新世纪后，高西沟村与时俱进，形成了林、牧、农“三二一”新的生态产业结构，即3份林地、2份草地、1份田地。“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荒坡险洼种柠条”，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2021年，全村林草覆盖率达70%，治理程度达78%，村集体经济收入10.4万元，走上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路。
种下幸福果
“坐拥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咱这地最适合栽苹果树，你看这山下就是千亩经济林。”1981年进入村党支部工作的姜良彪指着山下的标准化苹果生产示范园，说起高西沟的产业发展史。
姜良彪说，高西沟村始终坚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生态环境良好但农田分散，村民增收能力不同。苹果比粮食的经济价值高，兼具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村领导班子因地制宜把果树栽植作为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2006年，我听说延安洛川的苹果种得好，村民年收入上万元，就想着学学种苹果，咱也当当万元户。”姜良彪说，他邀请洛川县的农技师来到村里。经过考察，发现高西沟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且利于排水，加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苹果。
不但培育了高西沟山地苹果品牌，高西沟村还尝试栽植其他水果及经济作物，逐步发展到兴建果园、苹果采摘、梯田观光等乡村旅游产业。
今年年初，村民姜良文荣获高西沟村2021年度“最佳果农奖”。他和妻子栽植了17亩苹果树，去年年底苹果销售一空，收入6万元。
截至目前，高西沟村已形成包括200亩经济林、水库、苹果采摘园、盘山梯田观光点等10余处景点在内的农业生态旅游区，共栽植山地苹果约1000亩，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60元，比全县平均数多出4378元。
叫响生态品牌
自由采摘苹果、大扁杏等水果，住土窑洞、吃农家饭体验黄土风情……高西沟村利用农田、林地、水库等生态资源兴办农家乐、民宿等，先后获得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多项荣誉，逐步叫响了生态品牌。
“2021年，全村接待游客8万人次。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还促进了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米脂县银州街道党工委委员、高西沟村专班负责人周文东说，去年，村内种的瓜果、杂粮及养的家禽等没出村便销售一空。高西沟村正探索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种植，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米脂县委提出全域复制推广高西沟村生态治理样板，首批29个村先行先试。据介绍，从2023年起，米脂县将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研判确定一批村子进行集中打造，形成以马家沟、党坪、申家沟为代表的山地苹果、米脂小米特色产业示范村，形成以高西沟、柳家洼、贺家沟为代表的山水相连、景田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高西沟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90%以上耕地坡度都在20度左右。曾经，这里“山上光秃秃、年年遭灾荒”。数十年来，高西沟村艰苦探索出了一条黄河中上游丘陵沟壑区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成为陕北“小江南”。
从“三三制”到“三二一”
“20世纪50年代，搞水土保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高西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常静讲述起60年来高西沟村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史。
高西沟村有山峁40座、沟岔21道。“雨涝流泥浆，冲成万条沟。肥土顺水走，籽苗连根丢。”一首民谣，唱出老百姓的艰辛。为改变“广种薄收、越刨越穷”的面貌，村民在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高祖玉的带领下，开始探索治沟、治坡。
“先在沟里打坝拦泥拦水，但山洪一来冲毁了。冲毁了就再修，大伙儿总结教训，光治沟不治坡就是白干，又在山上修坡式梯田、打埝窝。但因山的坡度没有改变，经洪水冲刷后，多数梯田出现垮塌。”年近70岁的村民高锦仁回忆说。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高祖玉带领村民通过全面调查和摸索，明确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做法，即以治理坡面为主，修水平的台阶式梯田，同时在沟道节节筑坝、层层拦蓄，淤地种植。这种方式形成的坝地，含有大量的牲畜粪便、枯枝落叶等有机物质，易形成土壤肥沃、水分充足、抗旱能力强的高产农田。
从那时起，高西沟人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经验，在无水的沟道打坝、修堰窝，在有水的沟道建池修渠、扩展水地，在山顶缓坡建台地、修宽幅梯田。
到20世纪70年代，高西沟全村85%的山沟得到治理，打了121座淤地坝，修了7个蓄水池，建起了2座水库，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高祖玉又带领大伙儿将前些年开垦的低产远坡地种上林、草，规划发展林牧业。经过20余年探索实践，高西沟人在生产中逐渐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用地模式。即全村三分之一土地种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造林，三分之一种草养畜，形成以林固土、以草养牧、以牧肥田的格局，使水土保持治理成果得到巩固和提高。
治山治沟、封山禁牧、综合治理，将一个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秃山沟，治理成如今“梯田层层盘山头，高山松柏连成片”的陕北“小江南”。
进入新世纪后，高西沟村与时俱进，形成了林、牧、农“三二一”新的生态产业结构，即3份林地、2份草地、1份田地。“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荒坡险洼种柠条”，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2021年，全村林草覆盖率达70%，治理程度达78%，村集体经济收入10.4万元，走上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路。
种下幸福果
“坐拥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咱这地最适合栽苹果树，你看这山下就是千亩经济林。”1981年进入村党支部工作的姜良彪指着山下的标准化苹果生产示范园，说起高西沟的产业发展史。
姜良彪说，高西沟村始终坚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生态环境良好但农田分散，村民增收能力不同。苹果比粮食的经济价值高，兼具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村领导班子因地制宜把果树栽植作为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2006年，我听说延安洛川的苹果种得好，村民年收入上万元，就想着学学种苹果，咱也当当万元户。”姜良彪说，他邀请洛川县的农技师来到村里。经过考察，发现高西沟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且利于排水，加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苹果。
不但培育了高西沟山地苹果品牌，高西沟村还尝试栽植其他水果及经济作物，逐步发展到兴建果园、苹果采摘、梯田观光等乡村旅游产业。
今年年初，村民姜良文荣获高西沟村2021年度“最佳果农奖”。他和妻子栽植了17亩苹果树，去年年底苹果销售一空，收入6万元。
截至目前，高西沟村已形成包括200亩经济林、水库、苹果采摘园、盘山梯田观光点等10余处景点在内的农业生态旅游区，共栽植山地苹果约1000亩，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60元，比全县平均数多出4378元。
叫响生态品牌
自由采摘苹果、大扁杏等水果，住土窑洞、吃农家饭体验黄土风情……高西沟村利用农田、林地、水库等生态资源兴办农家乐、民宿等，先后获得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多项荣誉，逐步叫响了生态品牌。
“2021年，全村接待游客8万人次。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还促进了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米脂县银州街道党工委委员、高西沟村专班负责人周文东说，去年，村内种的瓜果、杂粮及养的家禽等没出村便销售一空。高西沟村正探索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种植，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米脂县委提出全域复制推广高西沟村生态治理样板，首批29个村先行先试。据介绍，从2023年起，米脂县将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研判确定一批村子进行集中打造，形成以马家沟、党坪、申家沟为代表的山地苹果、米脂小米特色产业示范村，形成以高西沟、柳家洼、贺家沟为代表的山水相连、景田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问发贵：我的青春祭坛】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蒋亭亮先生近日新作赏析——
蒋亭亮先生近日应约作六尺青绿山水两幅，黄色仿古纸，用色尽量单纯一些，以求不失雅逸。蒋先生说：清笪重光《画荃》有“披图画而寻其为丘壑则为钝，见丘壑而忘其为图画则为神。吾作画力避让人不知其所云为第一。”
蒋亭亮简介——中国书协会员，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分会主席，研究会书画院院长，西安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西安市莲湖区书协副主席，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国画高级研究班毕业，美术师职称 ，西安外事学院书画讲师。 https://t.cn/R2WxdDX
蒋亭亮先生近日应约作六尺青绿山水两幅，黄色仿古纸，用色尽量单纯一些，以求不失雅逸。蒋先生说：清笪重光《画荃》有“披图画而寻其为丘壑则为钝，见丘壑而忘其为图画则为神。吾作画力避让人不知其所云为第一。”
蒋亭亮简介——中国书协会员，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分会主席，研究会书画院院长，西安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西安市莲湖区书协副主席，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国画高级研究班毕业，美术师职称 ，西安外事学院书画讲师。 https://t.cn/R2Wxd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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