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保护伞被查，网络舆论何以影响议程设置？原文链接：https://t.cn/A6SOi8G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等到这一天。
时隔两个多月，“全国声讨”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迎来了新进展。
这不仅给被害的女性们一个交代，也是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对舆论的真切回应。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竟然有人可以罔顾法理，随意对女性施以暴行。该事件自从发生之初，就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多日占据微博热搜。
妇女报评“亿万网友实时关注，让这个案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在阳光下被反复‘晾晒’”。可见，与传统媒体和政府单向的议程设置不同，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也有了议程设置的能力，舆论可以通过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政策的取向和最终的安排。那么，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舆论如何影响议程设置，背后的机制和逻辑是什么？
[杰瑞][杰瑞][杰瑞]PART1.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
美国科学史学家伯纳德·科恩曾说，“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议程设置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至此。麦库姆斯和肖调查1968年美国大选时验证了最初假设——媒介议程中的显著性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属性议程设置，即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被提出，媒体不但能成功告诉公众“想什么”，也可以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
随着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郭蕾和麦库姆斯借鉴了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即网络议程设置。指的是公众对于议题、属性，或者议题与属性二者结合的认知是类似于不同节点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而非以线性形态排列的。网络议程设置假定媒体具有将新旧信息连接起来的功能，并能够建立和重建公众的记忆网络。
到了新媒体环境下，政治家、资本家等人无不试图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从信息流的供给侧来制造新闻，传统的媒体巨头也利用社会化媒体去吸引用户。以微博为例，公众从社交媒体中获得“权力”，用户的兴趣和选择让社会化媒体聚焦了一个又一个议题，推动了网络中议程的设置。
放置到“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当中，一个本土化问题是，我国政府对网络议程的回应及其根源，因为政府的回应是社会化媒体得以推动议程设置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方面，我国的群众路线要求国家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与回应；另外，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时隔两个月之后，才终于将背后的黑恶势力“拔起”，中间公众曾对回应和解决速度产生多次怀疑。可见，网络推动议程的事件中，民众情绪高涨，往往给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需要对公众意见“立即回应”并对相关问题予以立即解决的压力。
[杰瑞][杰瑞][杰瑞]PART2.空间上“闹大”
“闹大效应”的直接表现就是某一议题受到了全网乃至于全社会的特殊关注。
这种效应使得个体化、局部化、区域化问题突破了既有范围和空间的局限，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因而更多是在空间维度上给政府带来压力。
从“滴滴顺风车空姐遇害案”到各种女性被性骚扰的事件频发，女性的个人安全问题一直是舆论争论的焦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点在于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王法的对女性实施暴力。它不仅引起了全体女性的愤怒，同时也是漠视法律的一种表现。
此时，碎片化社会力量聚集在网络媒体中，产生了真正具有问题解决意义的“闹大效应”，进而推动议程的设置。
闹大效应事实上决定着主流媒体和政府注意力在议题之间的分配结果。闹大效应与议题重要性相互映照：闹得越大，说明议题越重要；议题越重要，闹得也就越大。闹大效应显示了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和处理的层级和方法。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不仅主流媒体开始持续跟进，警方也很快通报唐山打人案最新进展，随后，以政府为首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也立即展开。这说明当某一议题一旦从多元化的议题中脱颖而出获得优先性，则意味着主流媒体和政府更有可能投入必要甚至更多资源以解决该议题。
总的来说，空间上“闹大效应”显示政府会对民众的诉求紧迫性进行排序，只要网民把事情在社会化媒体上“闹大”，就会得到主流媒体和政府的重点关注和优先解决。坊间流传的那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说的就是如此。
[杰瑞][杰瑞][杰瑞]PART3.时间上“立即解决”的压力
“闹大效应”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事件的紧迫度，背后的隐喻就是要求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立即解决”，否则结果可能会是矛盾升级和局面失控。时间是议程设置中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过程中更是如此。
过度的信息、高涨的情绪、大规模的资源动员、复杂的利益冲突、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网络用户“立即解决”的诉求，均极大地缩短了意见表达到议程设置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公共决策需要“快速启动”。此时，“时间约束”成为公共决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所面临的紧约束。
面对这种紧迫形势，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黄金4小时法则”，认为政府要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也因此被称为“黄金4小时媒体”。比如，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央视新闻立即发布《嫌疑人已锁定，正在抓捕》的新闻；当天凌晨，警方通报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并表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人员”。
空间上“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立即解决”压力交织在一起，其中体现了社交媒体平台在意见表达、利益诉求等方面的重要性。这将有关部门推向如下政策情境：受到高度关注的议题，媒体面临着时间把握的压力，政府也承担着立即回应和快速解决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网络焦点事件一旦形成，就很容易触发主流媒体和政府的议程设置。
[杰瑞][杰瑞][杰瑞]PART4.网络议题具有公共性的可能
如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描述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讨论丝毫不为过，在绝大多数娱乐性或者新闻性的话题中，仅有少部分具有公共性。
可一旦一件紧迫性公共事件发生后，舆论最先发酵的地方肯定是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说，网络早已能够推动媒体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主流媒体会将报道焦点投入其中，比如央视独家梳理唐山打人案始末。政府部门也可能会动员大规模的资源来回应民众的诉求，以及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比如根据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最后由廊坊市公安局侦查办理。
网民聚集在一起并非是“乌合之众”，网络媒体并不必然带来“无组织的无序”，而是可以产生“无组织的有序”。
总的来说，时隔两个多月，震惊全国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终于告一段落，该事件是网络舆论推动媒体关注、再推动政府解决的最佳注脚。这显示出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影响议程设置，不仅在于公众自身的愤怒和关注，更取决于政府的治理逻辑。
参考文献
《“无组织的有序”：社会化媒体何以影响议程的设置——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陈贵梧
封面图片来源于沸点视频
#新传考研[超话]# #中传考研[超话]# # 考研经验分享# #新闻传播学考研# #新闻与传播# #23考研#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等到这一天。
时隔两个多月，“全国声讨”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迎来了新进展。
这不仅给被害的女性们一个交代，也是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对舆论的真切回应。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竟然有人可以罔顾法理，随意对女性施以暴行。该事件自从发生之初，就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多日占据微博热搜。
妇女报评“亿万网友实时关注，让这个案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在阳光下被反复‘晾晒’”。可见，与传统媒体和政府单向的议程设置不同，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也有了议程设置的能力，舆论可以通过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政策的取向和最终的安排。那么，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舆论如何影响议程设置，背后的机制和逻辑是什么？
[杰瑞][杰瑞][杰瑞]PART1.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
美国科学史学家伯纳德·科恩曾说，“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议程设置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至此。麦库姆斯和肖调查1968年美国大选时验证了最初假设——媒介议程中的显著性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属性议程设置，即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被提出，媒体不但能成功告诉公众“想什么”，也可以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
随着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郭蕾和麦库姆斯借鉴了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即网络议程设置。指的是公众对于议题、属性，或者议题与属性二者结合的认知是类似于不同节点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而非以线性形态排列的。网络议程设置假定媒体具有将新旧信息连接起来的功能，并能够建立和重建公众的记忆网络。
到了新媒体环境下，政治家、资本家等人无不试图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从信息流的供给侧来制造新闻，传统的媒体巨头也利用社会化媒体去吸引用户。以微博为例，公众从社交媒体中获得“权力”，用户的兴趣和选择让社会化媒体聚焦了一个又一个议题，推动了网络中议程的设置。
放置到“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当中，一个本土化问题是，我国政府对网络议程的回应及其根源，因为政府的回应是社会化媒体得以推动议程设置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方面，我国的群众路线要求国家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与回应；另外，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时隔两个月之后，才终于将背后的黑恶势力“拔起”，中间公众曾对回应和解决速度产生多次怀疑。可见，网络推动议程的事件中，民众情绪高涨，往往给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需要对公众意见“立即回应”并对相关问题予以立即解决的压力。
[杰瑞][杰瑞][杰瑞]PART2.空间上“闹大”
“闹大效应”的直接表现就是某一议题受到了全网乃至于全社会的特殊关注。
这种效应使得个体化、局部化、区域化问题突破了既有范围和空间的局限，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因而更多是在空间维度上给政府带来压力。
从“滴滴顺风车空姐遇害案”到各种女性被性骚扰的事件频发，女性的个人安全问题一直是舆论争论的焦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点在于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王法的对女性实施暴力。它不仅引起了全体女性的愤怒，同时也是漠视法律的一种表现。
此时，碎片化社会力量聚集在网络媒体中，产生了真正具有问题解决意义的“闹大效应”，进而推动议程的设置。
闹大效应事实上决定着主流媒体和政府注意力在议题之间的分配结果。闹大效应与议题重要性相互映照：闹得越大，说明议题越重要；议题越重要，闹得也就越大。闹大效应显示了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和处理的层级和方法。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不仅主流媒体开始持续跟进，警方也很快通报唐山打人案最新进展，随后，以政府为首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也立即展开。这说明当某一议题一旦从多元化的议题中脱颖而出获得优先性，则意味着主流媒体和政府更有可能投入必要甚至更多资源以解决该议题。
总的来说，空间上“闹大效应”显示政府会对民众的诉求紧迫性进行排序，只要网民把事情在社会化媒体上“闹大”，就会得到主流媒体和政府的重点关注和优先解决。坊间流传的那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说的就是如此。
[杰瑞][杰瑞][杰瑞]PART3.时间上“立即解决”的压力
“闹大效应”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事件的紧迫度，背后的隐喻就是要求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立即解决”，否则结果可能会是矛盾升级和局面失控。时间是议程设置中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过程中更是如此。
过度的信息、高涨的情绪、大规模的资源动员、复杂的利益冲突、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网络用户“立即解决”的诉求，均极大地缩短了意见表达到议程设置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公共决策需要“快速启动”。此时，“时间约束”成为公共决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所面临的紧约束。
面对这种紧迫形势，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黄金4小时法则”，认为政府要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也因此被称为“黄金4小时媒体”。比如，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央视新闻立即发布《嫌疑人已锁定，正在抓捕》的新闻；当天凌晨，警方通报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并表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人员”。
空间上“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立即解决”压力交织在一起，其中体现了社交媒体平台在意见表达、利益诉求等方面的重要性。这将有关部门推向如下政策情境：受到高度关注的议题，媒体面临着时间把握的压力，政府也承担着立即回应和快速解决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网络焦点事件一旦形成，就很容易触发主流媒体和政府的议程设置。
[杰瑞][杰瑞][杰瑞]PART4.网络议题具有公共性的可能
如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描述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讨论丝毫不为过，在绝大多数娱乐性或者新闻性的话题中，仅有少部分具有公共性。
可一旦一件紧迫性公共事件发生后，舆论最先发酵的地方肯定是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说，网络早已能够推动媒体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主流媒体会将报道焦点投入其中，比如央视独家梳理唐山打人案始末。政府部门也可能会动员大规模的资源来回应民众的诉求，以及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比如根据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最后由廊坊市公安局侦查办理。
网民聚集在一起并非是“乌合之众”，网络媒体并不必然带来“无组织的无序”，而是可以产生“无组织的有序”。
总的来说，时隔两个多月，震惊全国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终于告一段落，该事件是网络舆论推动媒体关注、再推动政府解决的最佳注脚。这显示出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影响议程设置，不仅在于公众自身的愤怒和关注，更取决于政府的治理逻辑。
参考文献
《“无组织的有序”：社会化媒体何以影响议程的设置——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陈贵梧
封面图片来源于沸点视频
#新传考研[超话]# #中传考研[超话]# # 考研经验分享# #新闻传播学考研# #新闻与传播# #23考研#
“家长花200万给娃买奥特曼卡 还没集齐”上热搜(图)
新闻来源: 中国基金报 于2022-08-10 8:27:14 大字阅读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人立场
相信光的代价有多高？今日，#家长花200万给娃集奥特曼卡没集齐# 话题冲上热搜。
对此消息，多位网友表示，“贫穷的我无法理解，比集五福还难。”也有人调侃道“你相信光吗？我相信钱能花光。”
家长花200万给娃集奥特曼卡没集齐
据多家媒体报道，北京朝阳一家卡游旗舰店内，被店内顾客称为“卡王”的樊磊(化名)告诉记者：“自儿子‘入坑’奥特曼卡以来，我已经陆陆续续花将近200万元用来抽卡了。”该家长表示，还没集齐。
奥特曼卡爱好者科普称，总花费在万元左右的算一般爱好者，超过十万元的算是行家，当总花费上百万元后，就会在圈子里被称为“卡王”。有能力花费200万元的家长并不多见，不过多名家长称，带孩子来一次旗舰店，开销几乎都在千元以上。
举报道，不仅结账的收银处大排长龙，卡游店内的卡包自助售卖机边上也聚集了大量顾客，这里售卖10元一包的盲盒卡包，有奥特曼、火影忍者等热门IP。“奥特曼卡包有多少个系列，奥特曼卡多少种分类和多少个等级，不同卡牌之间又有哪些技能组合，大人永远搞不明白。”有家长表示。
以奥特曼卡为例，一个卡包能开出8张奥特曼卡，卡片上印着奥特曼动画片中的角色，还附有角色的背景故事、技能、攻击力、防御力、身高、体重等信息；卡包又分为不同的系列，能开出不同的、不同形态的、不同时期的奥特曼或怪兽；开出卡片又分为SSR、PR、SR、R，等23种不同的稀有度等级；而相同的稀有度卡片又有横卡、剧情卡、半闪卡等不同分类。
图片来源：卡游天猫旗舰店
掏空小学生零花钱小小卡片成小学生社交货币
奥特曼卡已经成小学生社交货币。
据报道，靠着奥特曼卡，自己家孩子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这也是他们不惜花费重金为孩子买卡的缘由之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缘由——让孩子融入他的同龄人圈子中。
在这些玩卡片的儿童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同学介绍才开始了解卡片的。压岁钱和零花钱是购买卡片的主要资金来源，压岁钱的金额也决定了拥有卡片数量的多少。
其中，不乏单次购买金额较大的。11岁的子航在班级里是公认的卡片“收藏家”，而要得到这样的“地位”，他每周购买卡片的费用都在百元以上。
“我有个朋友，他妈每次给的零花钱最少有100元，都用来买卡片了，我估计他有一万张卡。”子航说，不过卡的数量并不是最令人羡慕的，卡的等级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拥有更多稀有卡的小朋友，往往能收获更多好朋友。
对此，在北京某小学教授心理健康课程的杨老师认为，大家都玩的时候你不玩，你可能就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买卡集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未成年人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寻找新的友谊。
杨老师告诉记者，他曾追踪过几个沉迷奥特曼卡片的男孩子，发现与正常社交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游戏卡片有一个沉迷机制，即商家持续不断推出新卡、所谓稀有卡片，吸引孩子不停地追着买，“一开始花少量的钱就可能获得一些稀有卡片，形成吸引力，然后买着买着就上瘾了”。
对此，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专家宗春山认为，青少年以游戏为目的，希望购买奥特曼卡片的本质是娱乐和社交。爱玩是儿童的天性，但这种盲盒式卡片、盲盒式文具等带来的刺激感，远胜于传统游戏。与成年人购买盲盒不同，未成年人对这样的刺激抵御能力更低。而面对盲盒这种新鲜事物，我国尚没有对盲盒类产品销售制定全国性法规，让未成年人过早接触此类商品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积极参与，多给孩子一点陪伴。
靠卖奥特曼卡片这家上市公司年入4200万
奥特曼卡片蕴含巨大的市场能量。
一家主营奥特曼IP的国内公司华立科技于2021年6月登陆A股。而手握宝可梦、游戏王等IP的云涌控股也已向港交所递表两次。
华立科技招股书显示，2018年-2020年，华立科技动漫IP衍生品收入分别为4160.23万元、6558.66万元、6821.90万元；其中，奥特曼形象卡牌收入分别为1181.35万元、3990.57万元、4168.02万元。华立科技表示，目前发行人动漫IP衍生产品的销售主要系销售动漫形象卡片。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20年，华立科技分别卖出1495.59万张、2334.35万张和2277.07万张动漫形象卡片，2020年度，仅奥特曼一个IP的卡牌，就创造营收4168.02万元。奥特曼形象卡牌的销售收入在华立科技动漫IP衍生产品业务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28.4%一路攀升至2020年上半年的69.57%，始终是华立科技的“第一带货人”。
2021年，华立科技实现营业收入6.27亿元，同比增长47.55%；归母净利润 5253.5万元，同比增长14.06%。报告期内，其动漫IP衍生产品营业收入1.75亿元，占总收入的27.9%，同比增长156.52%。
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集换式卡牌游戏市场规模已达到111.3亿美元，预计2027年市场规模将扩大至312.6亿美元，2021-2027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5.9%。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的卡牌游戏起步较晚，尚处蓝海。
新闻来源: 中国基金报 于2022-08-10 8:27:14 大字阅读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人立场
相信光的代价有多高？今日，#家长花200万给娃集奥特曼卡没集齐# 话题冲上热搜。
对此消息，多位网友表示，“贫穷的我无法理解，比集五福还难。”也有人调侃道“你相信光吗？我相信钱能花光。”
家长花200万给娃集奥特曼卡没集齐
据多家媒体报道，北京朝阳一家卡游旗舰店内，被店内顾客称为“卡王”的樊磊(化名)告诉记者：“自儿子‘入坑’奥特曼卡以来，我已经陆陆续续花将近200万元用来抽卡了。”该家长表示，还没集齐。
奥特曼卡爱好者科普称，总花费在万元左右的算一般爱好者，超过十万元的算是行家，当总花费上百万元后，就会在圈子里被称为“卡王”。有能力花费200万元的家长并不多见，不过多名家长称，带孩子来一次旗舰店，开销几乎都在千元以上。
举报道，不仅结账的收银处大排长龙，卡游店内的卡包自助售卖机边上也聚集了大量顾客，这里售卖10元一包的盲盒卡包，有奥特曼、火影忍者等热门IP。“奥特曼卡包有多少个系列，奥特曼卡多少种分类和多少个等级，不同卡牌之间又有哪些技能组合，大人永远搞不明白。”有家长表示。
以奥特曼卡为例，一个卡包能开出8张奥特曼卡，卡片上印着奥特曼动画片中的角色，还附有角色的背景故事、技能、攻击力、防御力、身高、体重等信息；卡包又分为不同的系列，能开出不同的、不同形态的、不同时期的奥特曼或怪兽；开出卡片又分为SSR、PR、SR、R，等23种不同的稀有度等级；而相同的稀有度卡片又有横卡、剧情卡、半闪卡等不同分类。
图片来源：卡游天猫旗舰店
掏空小学生零花钱小小卡片成小学生社交货币
奥特曼卡已经成小学生社交货币。
据报道，靠着奥特曼卡，自己家孩子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这也是他们不惜花费重金为孩子买卡的缘由之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缘由——让孩子融入他的同龄人圈子中。
在这些玩卡片的儿童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同学介绍才开始了解卡片的。压岁钱和零花钱是购买卡片的主要资金来源，压岁钱的金额也决定了拥有卡片数量的多少。
其中，不乏单次购买金额较大的。11岁的子航在班级里是公认的卡片“收藏家”，而要得到这样的“地位”，他每周购买卡片的费用都在百元以上。
“我有个朋友，他妈每次给的零花钱最少有100元，都用来买卡片了，我估计他有一万张卡。”子航说，不过卡的数量并不是最令人羡慕的，卡的等级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拥有更多稀有卡的小朋友，往往能收获更多好朋友。
对此，在北京某小学教授心理健康课程的杨老师认为，大家都玩的时候你不玩，你可能就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买卡集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未成年人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寻找新的友谊。
杨老师告诉记者，他曾追踪过几个沉迷奥特曼卡片的男孩子，发现与正常社交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游戏卡片有一个沉迷机制，即商家持续不断推出新卡、所谓稀有卡片，吸引孩子不停地追着买，“一开始花少量的钱就可能获得一些稀有卡片，形成吸引力，然后买着买着就上瘾了”。
对此，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专家宗春山认为，青少年以游戏为目的，希望购买奥特曼卡片的本质是娱乐和社交。爱玩是儿童的天性，但这种盲盒式卡片、盲盒式文具等带来的刺激感，远胜于传统游戏。与成年人购买盲盒不同，未成年人对这样的刺激抵御能力更低。而面对盲盒这种新鲜事物，我国尚没有对盲盒类产品销售制定全国性法规，让未成年人过早接触此类商品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积极参与，多给孩子一点陪伴。
靠卖奥特曼卡片这家上市公司年入4200万
奥特曼卡片蕴含巨大的市场能量。
一家主营奥特曼IP的国内公司华立科技于2021年6月登陆A股。而手握宝可梦、游戏王等IP的云涌控股也已向港交所递表两次。
华立科技招股书显示，2018年-2020年，华立科技动漫IP衍生品收入分别为4160.23万元、6558.66万元、6821.90万元；其中，奥特曼形象卡牌收入分别为1181.35万元、3990.57万元、4168.02万元。华立科技表示，目前发行人动漫IP衍生产品的销售主要系销售动漫形象卡片。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20年，华立科技分别卖出1495.59万张、2334.35万张和2277.07万张动漫形象卡片，2020年度，仅奥特曼一个IP的卡牌，就创造营收4168.02万元。奥特曼形象卡牌的销售收入在华立科技动漫IP衍生产品业务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28.4%一路攀升至2020年上半年的69.57%，始终是华立科技的“第一带货人”。
2021年，华立科技实现营业收入6.27亿元，同比增长47.55%；归母净利润 5253.5万元，同比增长14.06%。报告期内，其动漫IP衍生产品营业收入1.75亿元，占总收入的27.9%，同比增长156.52%。
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集换式卡牌游戏市场规模已达到111.3亿美元，预计2027年市场规模将扩大至312.6亿美元，2021-2027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5.9%。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的卡牌游戏起步较晚，尚处蓝海。
作为芒果的S＋级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3》果然不负众望，开播以来始终是全网热议焦点。
宁静和那英作为师姐回归带队，两人之间的相爱相杀，是本季节目的最大看点之一，“宁那贝儿”的CP名甚至得到过节目组的认证。
除了宁静和那英外，徐梦桃、张天爱、王心凌、郑秀妍、于文文、张俪、赵樱子等姐姐也吃到了节目红利，《浪姐3》之旅不虚此行。
《浪姐》这系列节目的定位虽然是音综，但其实该节目有着非常浓厚的真人秀属性，而且很多观众更爱看这部分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言行不当的姐姐，难免会遭到观众的抵制，比如第一季的刘芸、丁当、蓝盈莹，第二季的陈小纭，以及第三季的赵樱子。
赵樱子的《浪姐3》之旅，你要说她得不偿失，但她确实得到了大量的曝光，但要说她不虚此行，似乎也不合适，因为她赢了热度却输了口碑。
赵樱子在《浪姐3》阵容中的国民度并不高，但是她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节目组贡献一些“不一样”的剪辑素材。
比如说自己高音仅比丁当低两度；比如初舞台表演时流泪；比如认错阿Sa和阿娇；比如把该拿花种却拿了假花，还直言自己可爱至极；比如不接受阿娇的建议，还质问对方是不是平常说话都那么直接；比如明明不合适，却疯狂自荐加入唱跳组等。
也正是因为如此，《浪姐3》无论是正片还是加更节目，但凡出现赵樱子的镜头，弹幕中都是满满的“大可不必”。
第二次公演之后，宁静组最终输给了那英组，赵樱子因为个人喜爱度排名垫底而遭遇淘汰，弹幕中更是满屏欢呼，上一次有这个“待遇”的还是陈小纭。
但是，你以为赵樱子淘汰后，“大可不必”这个充满贬义的词会消失在《浪姐3》的弹幕中吗？
答案是并没有。
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可不必”弹幕目前集中在3人身上，而且她们都是本季《浪姐3》目前的人气王。
首先，王心凌遭遇“大可不必”，意料之外。
在《浪姐3》的首期节目中，剪辑组的重点照顾对象并不是王心凌，而是宁静、那英、于文文、徐梦桃和张天爱。
但是，王心凌凭借实力、作品和情怀，炸出了全网一大批中年男粉，上演了一出现象级翻红，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没能逃过被考古的命运，芒果甚至重播了《爱上查美乐》。
粉丝们疯狂示爱本没错，但却影响到了很多普通观众的观感，因为部分粉丝们不仅在有王心凌镜头时疯狂发弹幕，而且没王心凌镜头时也在不断呼吁，“王姐呢？”、“爱你”、“心凌呢”等弹幕比比皆是。
如今，王心凌得到“大可不必”这样的待遇，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遭遇了爆红的反噬，甚至已经有不少人质疑现象级翻红的背后是过度营销。
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发酵也好，背后有营销助力也罢，王心凌这种经历过实体唱片时代残酷竞争的实力派，值得现象级翻红，只希望粉丝们能理智一些，这样对她更好。
其次，郑秀妍遭遇“大可不必”，意料之内。
郑秀妍在《浪姐3》的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一公虽然不是队长，但却是《要你管》的灵魂。
二公开始担任队长直至五公，唱跳舞台《OKAY》质量很高，全员堪称是能就地成团的水平。
三公带队拿下第三名，四公带队挑战守擂的那英、容祖儿、吉克隽逸和江映蓉，而且是四个小组中唯一一个攻擂成功的小组，最终全员晋级五公总决赛。
本季《浪姐3》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唱跳舞台不是香饽饽了，姐姐们似乎都在逃避唱跳，尽管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郑秀妍的存在一定是其中之一，因为要胜过她很难。
但即便是这样，在大量观众心中郑秀妍依然是不被认可的，原因无他，基本是国籍问题。
大量观众认为，《浪姐3》是国内的顶级综艺，所以这样的宝贵机会应该给到国内的艺人，而不是外籍艺人。
从郑秀妍被爆料加盟《浪姐3》，到如今第二次公演已经播完，关于郑秀妍的争议始终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到节目收官。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被爆料的五公分组中，三位队长是王心凌、谭维维和郑秀妍，而她们中哪两位能带队冲进成团夜，目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悬念，因为按照前两季《浪姐》的惯例，C位都是诞生在成团夜两位队长之间的。
最后，于文文遭遇“大可不必”待遇，其实有点冤。
于文文在《浪姐3》30位姐姐中的国民度属于不上不下，比上不如宁静、那英、王心凌、蔡卓妍、钟欣潼等，但比下是远超刘恋、赵梦、赵樱子等人的，因为她有电影《前任3》和歌曲《体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于文文不该是首期节目的重点剪辑对象，但事实上她确实成为了那个人。
面对其他姐姐的初舞台面无表情、说自己不是女人从不做美甲、用“那招比较好用是吗”这样的犀利言辞制住了宁静和那英的来回踢皮球。
尽管首期节目播出后，把于文文送上热搜的是一个“拽”字，但正如宁静说的那样，于文文就是“怼人不自知”，这一点从公演开始足以证明。
更何况，从一公开始，于文文的口碑就迎来了反转，不仅自己能谈会唱，而且愿意耐心帮助没有乐器基础的张俪和王紫璇，二公时为了团队还尝试了舞蹈。
只能说，于文文如今遭遇“大可不必”，其实有点冤，大概率还是因为首期节目中的表现，很多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了，既定印象难以改变。
目前遭遇“大可不必”的王心凌、郑秀妍和于文文，都是本季《浪姐3》的人气王，前两位稳居前三，于文文则稳定在第八名左右。
对于现在的这个奇怪现象，或许上图中的这个解释更加清晰明了：人越红，越有人酸。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宁静和那英作为师姐回归带队，两人之间的相爱相杀，是本季节目的最大看点之一，“宁那贝儿”的CP名甚至得到过节目组的认证。
除了宁静和那英外，徐梦桃、张天爱、王心凌、郑秀妍、于文文、张俪、赵樱子等姐姐也吃到了节目红利，《浪姐3》之旅不虚此行。
《浪姐》这系列节目的定位虽然是音综，但其实该节目有着非常浓厚的真人秀属性，而且很多观众更爱看这部分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言行不当的姐姐，难免会遭到观众的抵制，比如第一季的刘芸、丁当、蓝盈莹，第二季的陈小纭，以及第三季的赵樱子。
赵樱子的《浪姐3》之旅，你要说她得不偿失，但她确实得到了大量的曝光，但要说她不虚此行，似乎也不合适，因为她赢了热度却输了口碑。
赵樱子在《浪姐3》阵容中的国民度并不高，但是她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节目组贡献一些“不一样”的剪辑素材。
比如说自己高音仅比丁当低两度；比如初舞台表演时流泪；比如认错阿Sa和阿娇；比如把该拿花种却拿了假花，还直言自己可爱至极；比如不接受阿娇的建议，还质问对方是不是平常说话都那么直接；比如明明不合适，却疯狂自荐加入唱跳组等。
也正是因为如此，《浪姐3》无论是正片还是加更节目，但凡出现赵樱子的镜头，弹幕中都是满满的“大可不必”。
第二次公演之后，宁静组最终输给了那英组，赵樱子因为个人喜爱度排名垫底而遭遇淘汰，弹幕中更是满屏欢呼，上一次有这个“待遇”的还是陈小纭。
但是，你以为赵樱子淘汰后，“大可不必”这个充满贬义的词会消失在《浪姐3》的弹幕中吗？
答案是并没有。
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可不必”弹幕目前集中在3人身上，而且她们都是本季《浪姐3》目前的人气王。
首先，王心凌遭遇“大可不必”，意料之外。
在《浪姐3》的首期节目中，剪辑组的重点照顾对象并不是王心凌，而是宁静、那英、于文文、徐梦桃和张天爱。
但是，王心凌凭借实力、作品和情怀，炸出了全网一大批中年男粉，上演了一出现象级翻红，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没能逃过被考古的命运，芒果甚至重播了《爱上查美乐》。
粉丝们疯狂示爱本没错，但却影响到了很多普通观众的观感，因为部分粉丝们不仅在有王心凌镜头时疯狂发弹幕，而且没王心凌镜头时也在不断呼吁，“王姐呢？”、“爱你”、“心凌呢”等弹幕比比皆是。
如今，王心凌得到“大可不必”这样的待遇，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遭遇了爆红的反噬，甚至已经有不少人质疑现象级翻红的背后是过度营销。
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发酵也好，背后有营销助力也罢，王心凌这种经历过实体唱片时代残酷竞争的实力派，值得现象级翻红，只希望粉丝们能理智一些，这样对她更好。
其次，郑秀妍遭遇“大可不必”，意料之内。
郑秀妍在《浪姐3》的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一公虽然不是队长，但却是《要你管》的灵魂。
二公开始担任队长直至五公，唱跳舞台《OKAY》质量很高，全员堪称是能就地成团的水平。
三公带队拿下第三名，四公带队挑战守擂的那英、容祖儿、吉克隽逸和江映蓉，而且是四个小组中唯一一个攻擂成功的小组，最终全员晋级五公总决赛。
本季《浪姐3》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唱跳舞台不是香饽饽了，姐姐们似乎都在逃避唱跳，尽管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郑秀妍的存在一定是其中之一，因为要胜过她很难。
但即便是这样，在大量观众心中郑秀妍依然是不被认可的，原因无他，基本是国籍问题。
大量观众认为，《浪姐3》是国内的顶级综艺，所以这样的宝贵机会应该给到国内的艺人，而不是外籍艺人。
从郑秀妍被爆料加盟《浪姐3》，到如今第二次公演已经播完，关于郑秀妍的争议始终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到节目收官。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被爆料的五公分组中，三位队长是王心凌、谭维维和郑秀妍，而她们中哪两位能带队冲进成团夜，目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悬念，因为按照前两季《浪姐》的惯例，C位都是诞生在成团夜两位队长之间的。
最后，于文文遭遇“大可不必”待遇，其实有点冤。
于文文在《浪姐3》30位姐姐中的国民度属于不上不下，比上不如宁静、那英、王心凌、蔡卓妍、钟欣潼等，但比下是远超刘恋、赵梦、赵樱子等人的，因为她有电影《前任3》和歌曲《体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于文文不该是首期节目的重点剪辑对象，但事实上她确实成为了那个人。
面对其他姐姐的初舞台面无表情、说自己不是女人从不做美甲、用“那招比较好用是吗”这样的犀利言辞制住了宁静和那英的来回踢皮球。
尽管首期节目播出后，把于文文送上热搜的是一个“拽”字，但正如宁静说的那样，于文文就是“怼人不自知”，这一点从公演开始足以证明。
更何况，从一公开始，于文文的口碑就迎来了反转，不仅自己能谈会唱，而且愿意耐心帮助没有乐器基础的张俪和王紫璇，二公时为了团队还尝试了舞蹈。
只能说，于文文如今遭遇“大可不必”，其实有点冤，大概率还是因为首期节目中的表现，很多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了，既定印象难以改变。
目前遭遇“大可不必”的王心凌、郑秀妍和于文文，都是本季《浪姐3》的人气王，前两位稳居前三，于文文则稳定在第八名左右。
对于现在的这个奇怪现象，或许上图中的这个解释更加清晰明了：人越红，越有人酸。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