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目睹了司马昭拉拢了山涛，又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之由杀了嵇康，因此吓破了胆。为了避免司马昭的残害，向秀“应本郡计入洛”。司马昭曾挖苦向秀：“闻有箕山之志，何以至此？”向秀非常巧妙地替自己解围：“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这样既替自己入竹林做隐士以后又出来求官的矛盾行为解嘲，同时又将司马昭吹捧为尧舜，算是蒙混了过去，得到了“卒于位”的成效，保全了性命。
向秀虽然逃脱了司马政权的残害，然而眼见自己的好友嵇康、吕安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因而在本非素志赴洛求官返程之际，路过自己和嵇康、吕安一同住过的山阳旧居，当然会有人琴俱亡之痛。在念曹魏政权之飘摇，伤旧友之先亡的气氛之中，也会联系自己，有一些身世苍凉之感。因为入世之后，在狡诈凶残的司马政权统治下，他对自己的未来捉摸不定：谁能想象那种乱世会为自己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今日论语】狂狷之士什么意思？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碰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如果一定要交友的话）那只能与狂放、狷介的人交往了。狂者勇于进取，狷者对突破底线的事是不肯干的。”

狂狷二字，流传今日。在社会情况复杂、道德冲突更为激烈的时代，说一个人是狂狷之士，往往是在赞美他相当脱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

有一次，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关于孔子在陈，“归来乎，我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他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那些鲁国的狂士？

孟子解释说，孔子大概因为找不到中行之士吧，所以退而求其次，可以和狂放或者狷介之士为友。万章又问，什么叫狂放？

孟子给他举例，比如说像琴张、曾点、牧皮这样的人就叫狂放之士。这种人志大而言夸，嘴里动不动就说“古之人哪，古之人哪”。可你一细察他们的行为，却和他们嘴里标榜的不相吻合。满口高明之论，行动却跟不上，这就是狂放。当然，他们仍有以往圣先贤为榜样的追求，这也是好的。

而狷介之士呢？虽然他们没有很远大的追求，进取心不足，但至少他们还爱惜羽毛，能守住底线，违反原则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疯子并不使人厌烦。他们是一些精神上的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谁又不是失败者)，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有的成了名，有的没成名。他们太了解在诗歌圈子里如何打界外球。他们太了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拜伦、波德莱尔的样子来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啊！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看待。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

不错，在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古人称兼备此两者的为“狷介之士”)，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么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在这个时代，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不论对于诗人还是其他人，均莫不如此。生活方式在整个文化中地位的浮升，意味着生命本质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溃。这样，在一部分人眼里，文学就成了对于生活方式的书写，超常的文学就成了对超常的生活方式的书写，而为了写超常的文学，生活方式便必须超常，生活方式超常了，文学还能不超常吗？一个写作与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这导致了对于生活本身的遮蔽。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何谓“诗意”？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吗？由于人们对“诗意”的不同理解，“人的诗意的栖居”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西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