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傳來大消息！自動駕駛汽車4年內問世？市值一夜大漲4600億！重回全球第一】知情人士告訴彭博社，科技巨頭蘋果公司在推進其電動汽車的開發項目上有了重大突破，並將研發重點轉向全自動駕駛技術。蘋果公司內部目標是在四年內（2025年前）推出其自動駕駛汽車，比先前一些工程師計劃的五到七年時間表還要來得快。但該時間表還未被確定，最終將取決於自動駕駛系統開發的進程。
彭博社報導這一消息後，當地時間週四（11月18日），蘋果公司股價盤中一度漲逾3%，創曆史新高。
截至美股收盤，蘋果漲2.85%至每股157.87美元，市值達到2.59萬億美元，一夜增加了718.5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588億元），再度高於微軟（2.56萬億美元），重回全球第一的寶座。
蘋果汽車最快四年內問世
據稱瞄準全自動駕駛
據財聯社消息，美東時間18日週四，彭博社援引知情者消息稱，蘋果正在加快開發自有電動汽車，並且將重心放在全自動駕駛、而不是部分自動化上。
知情人士說，蘋果已經完成了搭載在第一代汽車上的芯片處理器的大部分核心工作，在開發汽車的全自動駕駛系統方面達到了一個關鍵的里程碑。蘋果的汽車芯片是公司內部開發的最先進組件，主要由神經網絡處理器組成，可以處理自動駕駛所需的人工智能。
該芯片是由蘋果內部的矽工程團隊設計的，該團隊主要負責為iPhone、iPad和Mac設計處理器。這種芯片會發熱，未來可能還需要開發一個複雜的冷卻系統。
蘋果公司內部目標是在四年內（2025年前）推出其自動駕駛汽車，比先前一些工程師計劃的五到七年時間表還要來得快。但該時間表還未被確定，最終將取決於自動駕駛系統開發的進程。如果屆時蘋果無法實現其目標，可能會推遲發佈，或者發佈配備輔助駕駛系統的汽車。這些年來，蘋果的汽車項目團隊都在同時進行兩種方向的研發，一種是輔助自動駕駛技術，專注於轉向和加速，另一種是完全自動駕駛技術，也就是無需人類司機干預的駕駛。在項目的新負責人Kevin Lynch的領導下，工程師們正在將精力集中到第二種選擇。
這也是蘋果造車項目的最新轉變。
可能不配方向盤和踏板？
根據研發計劃，蘋果汽車將圍繞全自動駕駛進行內部設計，也就是說該車型可能不會配備方向盤和踏板。
不過蘋果內部在討論為這款車配備緊急接管模式，所以最終仍可能保留方向盤。
知情人士透露，蘋果汽車的座位設計方案將類似於電動車初創Canoo的原型車：乘客沿車輛邊緣而坐，有點像在豪華轎車中那樣面對面的座位。
（圖源：Canoo）
（圖源：Canoo）
蘋果還探索了車載信息娛樂系統：一個類似iPad的大觸摸屏將位於汽車的中間，讓用戶在整個乘坐過程中都能與之互動。
蘋果造車項目擴充人員
“泰坦項目”自2014年以來經曆了多次領導層和戰略變化。今年9月，執掌該項目的三年的Doug Field突然離職，跳槽去了福特汽車，蘋果手錶和健康部門原負責人Kevin Lynch被委任接管該項目。凱文·林奇並非來自汽車行業，當時，業內擔憂，“外行領導內行”可能影響蘋果汽車的研發進度。
這是蘋果汽車項目7年中經曆的第四任主管離職。
道格·菲爾德2008年就加入蘋果，2013年從蘋果離職後加入特斯拉擔任技術高管，在 Model 3 研發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2018 年他從特斯拉離開回歸蘋果，負責汽車項目，幫助蘋果引進了多位特斯拉高管，推動整車研發，被視為蘋果汽車項目的轉折點之一。
他的繼任者凱文·林奇2021年7月才剛加入蘋果汽車團隊，協助開發蘋果汽車軟件，並且他並非來自汽車行業，引發了能否扛起蘋果汽車大旗的質疑。
不過，這也被一些媒體視為蘋果汽車項目的一個信號，表明其未來可能會專注於自動駕駛汽車在道路上行駛所需的底層軟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管道格·菲爾德，還有3位蘋果汽車頂級經理在今年上半年離職，他們分別是蘋果自動駕駛汽車項目創始人之一本傑明·里昂、蘋果自動駕駛汽車安全與監管團隊負責人傑米·韋多，以及領導與汽車相關的機器人技術團隊的戴夫·斯科特。
蘋果公司也在不斷引進汽車領域人才。2021年6月，原寶馬汽車高管、寶馬i3之父克朗茨加入蘋果造車。早些時候，蘋果還挖來了保時捷負責底盤開發的副總裁以及一些特斯拉高管。
事實上，蘋果造車之路一波三折，除了領導層的不斷變化，戰略方面也多次發生改變。
蘋果2014年組建團隊造車，命名 “泰坦（Titan）計劃”。不過該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公司內部對於是“製造整車”還是“做自動駕駛系統供應商”，一直爭論不休。
2016年，蘋果造車團隊員工過千，但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據彭博社報導，蘋果認為此前的造車計劃過於激進。蘋果放棄了整車計劃，撤裁員工更換主管，專注於自動駕駛軟件。
但蘋果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進展也不樂觀。據《紐約時報》報導，2018年寶馬、梅賽德斯等汽車廠商拒絕與蘋果合作，因為不希望汽車的設計和生產數據被控製。
2021年，蘋果開始尋求與車企合作，代工生產汽車。據日經亞洲等多家媒體報導，蘋果近期密集拜訪了多家韓國和日本汽車供應鏈廠商和車廠，比如豐田、SK集團和LG電子等，計劃2024年量產汽車。
然而，大型汽車製造商並不甘如此。
就在今年9月10日，據韓媒經濟日報稱，蘋果未能與第三方合作夥伴達成零件製造和組裝協議。蘋果已重啟汽車研發實驗室，開始聯繫全球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獲取零部件報價。據此，業內認為，蘋果將獨自研發蘋果汽車。
蘋果希望開發出這樣一種電動車，讓顧客在長途旅行時免受駕駛疲勞的困擾。但對於像蘋果這樣的汽車行業外來者來說，製造一輛真正的汽車需要外部合作。該公司已經與多家製造商討論了交易，並考慮先在美國本土製造汽車。
最近幾週，為了加快項目推進，蘋果聘請了沃爾沃的氣候系統專家、戴姆勒卡車的經理、Karma的電池系統工程師、通用汽車自動駕駛汽車部門Cruise LLC的傳感器工程師。值得一提的是，蘋果不久前還挖角了特斯拉前自動駕駛軟件Autopilot的負責人CJ Moore。
蘋果公司還在積極招聘工程師來開發和測試安全功能。最近的一份招聘信息上寫道，“特別項目小組正在尋找一名出色的機械工程師，領導具有安全功能的機械系統的開發。”
蘋果還在招聘軟件工程師來研究“人類與自主技術交互的體驗”，表明該公司正在深入開發汽車的用戶界面。
來 源丨財聯社、紅星新聞、公開信息
彭博社報導這一消息後，當地時間週四（11月18日），蘋果公司股價盤中一度漲逾3%，創曆史新高。
截至美股收盤，蘋果漲2.85%至每股157.87美元，市值達到2.59萬億美元，一夜增加了718.5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588億元），再度高於微軟（2.56萬億美元），重回全球第一的寶座。
蘋果汽車最快四年內問世
據稱瞄準全自動駕駛
據財聯社消息，美東時間18日週四，彭博社援引知情者消息稱，蘋果正在加快開發自有電動汽車，並且將重心放在全自動駕駛、而不是部分自動化上。
知情人士說，蘋果已經完成了搭載在第一代汽車上的芯片處理器的大部分核心工作，在開發汽車的全自動駕駛系統方面達到了一個關鍵的里程碑。蘋果的汽車芯片是公司內部開發的最先進組件，主要由神經網絡處理器組成，可以處理自動駕駛所需的人工智能。
該芯片是由蘋果內部的矽工程團隊設計的，該團隊主要負責為iPhone、iPad和Mac設計處理器。這種芯片會發熱，未來可能還需要開發一個複雜的冷卻系統。
蘋果公司內部目標是在四年內（2025年前）推出其自動駕駛汽車，比先前一些工程師計劃的五到七年時間表還要來得快。但該時間表還未被確定，最終將取決於自動駕駛系統開發的進程。如果屆時蘋果無法實現其目標，可能會推遲發佈，或者發佈配備輔助駕駛系統的汽車。這些年來，蘋果的汽車項目團隊都在同時進行兩種方向的研發，一種是輔助自動駕駛技術，專注於轉向和加速，另一種是完全自動駕駛技術，也就是無需人類司機干預的駕駛。在項目的新負責人Kevin Lynch的領導下，工程師們正在將精力集中到第二種選擇。
這也是蘋果造車項目的最新轉變。
可能不配方向盤和踏板？
根據研發計劃，蘋果汽車將圍繞全自動駕駛進行內部設計，也就是說該車型可能不會配備方向盤和踏板。
不過蘋果內部在討論為這款車配備緊急接管模式，所以最終仍可能保留方向盤。
知情人士透露，蘋果汽車的座位設計方案將類似於電動車初創Canoo的原型車：乘客沿車輛邊緣而坐，有點像在豪華轎車中那樣面對面的座位。
（圖源：Canoo）
（圖源：Canoo）
蘋果還探索了車載信息娛樂系統：一個類似iPad的大觸摸屏將位於汽車的中間，讓用戶在整個乘坐過程中都能與之互動。
蘋果造車項目擴充人員
“泰坦項目”自2014年以來經曆了多次領導層和戰略變化。今年9月，執掌該項目的三年的Doug Field突然離職，跳槽去了福特汽車，蘋果手錶和健康部門原負責人Kevin Lynch被委任接管該項目。凱文·林奇並非來自汽車行業，當時，業內擔憂，“外行領導內行”可能影響蘋果汽車的研發進度。
這是蘋果汽車項目7年中經曆的第四任主管離職。
道格·菲爾德2008年就加入蘋果，2013年從蘋果離職後加入特斯拉擔任技術高管，在 Model 3 研發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2018 年他從特斯拉離開回歸蘋果，負責汽車項目，幫助蘋果引進了多位特斯拉高管，推動整車研發，被視為蘋果汽車項目的轉折點之一。
他的繼任者凱文·林奇2021年7月才剛加入蘋果汽車團隊，協助開發蘋果汽車軟件，並且他並非來自汽車行業，引發了能否扛起蘋果汽車大旗的質疑。
不過，這也被一些媒體視為蘋果汽車項目的一個信號，表明其未來可能會專注於自動駕駛汽車在道路上行駛所需的底層軟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管道格·菲爾德，還有3位蘋果汽車頂級經理在今年上半年離職，他們分別是蘋果自動駕駛汽車項目創始人之一本傑明·里昂、蘋果自動駕駛汽車安全與監管團隊負責人傑米·韋多，以及領導與汽車相關的機器人技術團隊的戴夫·斯科特。
蘋果公司也在不斷引進汽車領域人才。2021年6月，原寶馬汽車高管、寶馬i3之父克朗茨加入蘋果造車。早些時候，蘋果還挖來了保時捷負責底盤開發的副總裁以及一些特斯拉高管。
事實上，蘋果造車之路一波三折，除了領導層的不斷變化，戰略方面也多次發生改變。
蘋果2014年組建團隊造車，命名 “泰坦（Titan）計劃”。不過該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公司內部對於是“製造整車”還是“做自動駕駛系統供應商”，一直爭論不休。
2016年，蘋果造車團隊員工過千，但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據彭博社報導，蘋果認為此前的造車計劃過於激進。蘋果放棄了整車計劃，撤裁員工更換主管，專注於自動駕駛軟件。
但蘋果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進展也不樂觀。據《紐約時報》報導，2018年寶馬、梅賽德斯等汽車廠商拒絕與蘋果合作，因為不希望汽車的設計和生產數據被控製。
2021年，蘋果開始尋求與車企合作，代工生產汽車。據日經亞洲等多家媒體報導，蘋果近期密集拜訪了多家韓國和日本汽車供應鏈廠商和車廠，比如豐田、SK集團和LG電子等，計劃2024年量產汽車。
然而，大型汽車製造商並不甘如此。
就在今年9月10日，據韓媒經濟日報稱，蘋果未能與第三方合作夥伴達成零件製造和組裝協議。蘋果已重啟汽車研發實驗室，開始聯繫全球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獲取零部件報價。據此，業內認為，蘋果將獨自研發蘋果汽車。
蘋果希望開發出這樣一種電動車，讓顧客在長途旅行時免受駕駛疲勞的困擾。但對於像蘋果這樣的汽車行業外來者來說，製造一輛真正的汽車需要外部合作。該公司已經與多家製造商討論了交易，並考慮先在美國本土製造汽車。
最近幾週，為了加快項目推進，蘋果聘請了沃爾沃的氣候系統專家、戴姆勒卡車的經理、Karma的電池系統工程師、通用汽車自動駕駛汽車部門Cruise LLC的傳感器工程師。值得一提的是，蘋果不久前還挖角了特斯拉前自動駕駛軟件Autopilot的負責人CJ Moore。
蘋果公司還在積極招聘工程師來開發和測試安全功能。最近的一份招聘信息上寫道，“特別項目小組正在尋找一名出色的機械工程師，領導具有安全功能的機械系統的開發。”
蘋果還在招聘軟件工程師來研究“人類與自主技術交互的體驗”，表明該公司正在深入開發汽車的用戶界面。
來 源丨財聯社、紅星新聞、公開信息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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