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赔1分钱 企业不服 检察机关抗诉 原判撤销#
消费者郑某网购了一款夹心枣产品，因脂肪含量与标识不符，将相关食品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起诉至法院，并且只要求赔偿0.01元。法院判决支持消费者主张后，食品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检察院的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判决确有不当并依法抗诉，该法院经再审后，于近日撤销了原判决。
食品公司被判赔1分钱
2018年12月，郑某在网上购买某食品公司夹心枣产品若干，产品包装上分别注明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9.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19.2克/100克”。2019年9月，郑某以南京某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名义委托某食品质量检测站分别对案涉枣夹核桃进行检验。检测报告显示：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2.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3.4克/100克。
2019年9月5日，郑某以食品实际脂肪含量与包装袋注明的脂肪含量相差较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食品公司赔偿其0.01元及食品检测费400元。食品公司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产品的自检记录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佐证其产品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含量。
法院审理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脂肪含量允许的误差范围应小于等于120%标示值。食品公司虽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自检记录及检测报告等与案涉食品均不是同一生产批次，不足以推翻郑某的检测报告，法院因此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予以认可。因案涉枣夹核桃及芝麻枣夹核桃检测出的脂肪含量超过标示值的120%，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的产品含量标准，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食品公司赔偿郑某0.01元。
检察机关介入发现端倪
判决生效后，食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了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食品公司仍然不服，向原审法院所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法院的判决主要是基于郑某提供的证据，即检测报告。从表面上看，检测数据与食品包装袋上成分含量的标注数据确实不符，似乎食品公司理亏，况且郑某只要求1分钱的赔偿，对食品公司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但食品公司不服判决，表示要坚持维护公司的权益。”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案件承办人姚俊峰表示，食品公司申请监督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检察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发现用于判决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缺乏证明力。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增加检测批次，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对抽样量也有相应的最低标准。食品公司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系基于上述方法的检测结果。而由原告郑某提交的某食品质量检测站所做检测报告和双方的委托检验协议书，均无法确定送检样品是否为原物、包装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包装袋上列明的贮藏条件，且系单次检测，检材量也不足，故该检测报告脂肪含量数值的准确性不能认定。
审查还发现，原告没有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也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受理其起诉时，涉案食品已经超出食品保质期，无法在诉讼中再次检测相应营养成分，原审将这一举证不能的后果判由食品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检察官认为，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比如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维度、光照、土壤、雨水、生长时间等，故而不可能要求每个批次的产品实际含量与标示含量完全一致。但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应尽量要求真实客观，我国采用了允许误差范围的“具体数值”形式表达营养成分含量。根据相关规定，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具体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的方法获得。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释义，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计算法或检测法）作为依据。在营养成分发生争议时，有必要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说明明确标示值的依据，并依据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直接根据一次抽检报告即认定案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显然不妥，更何况产品样本的保存方法亦极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2021年4月15日，经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以原审检材是否真实及符合明示的贮藏条件存在疑问、检测方法不对等理由，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虽然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很小，但支持判决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当事公司当时正准备上市，诉讼结果会严重影响当事公司信用，对其后续的经营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英姿介绍说，原告的诉求其实并非只有赔偿1分钱那么简单。经查，郑某自2018年以来就案涉产品脂肪标识问题，已在全国各地投诉、起诉达40余次，虽然本案起诉仅要求赔偿1分钱，但当事公司正准备上市，郑某在起诉前曾向食品公司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以换取“和解”。因而，郑某的“打假”动机也值得怀疑。
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郑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枣夹核桃中脂肪含量超过其标识，食品标签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郑某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食品安全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郑某主张案涉产品可能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的人群造成损害，但是法院认为郑某本人并未受到这种损害，也无权代表不特定的其他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因此诉讼主体不适格。
近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打假”需要规范的证据支持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本案中，涉案产品系由红枣、核桃、芝麻这些自然作物制成，这些自然作物所含脂肪本质上是无毒、无害的，通常是以是否腐败、变质作为食品卫生标准。核桃、芝麻均属于高脂肪食品，食用后容易过多摄入脂肪属于一般常识，即便脂肪实际含量超过标识含量，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当前，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少食品生产厂家都会在产品说明、食品标签上作出产品质量标识，承诺的质量标准一般都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营养成分的正确标注,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作出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食品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通过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原因，若是生产经营者存在故意，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若是由原料质量波动、工艺参数控制不够等偶发、客观因素所引发，则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经营者承担责任。
在具体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应加强证据意识。本案中，郑某诉前对涉案产品自行委托检测，难以保证鉴定样本取样的科学性和鉴定过程的公正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怀疑食品成分标识不准确时，应妥善保管食品样本，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尽量选择法院委托检测的方式，以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公民“打假”虽对促进生产经营者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仅针对标签、说明等食品包装外观形式上的瑕疵，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对食品生产企业不分危害程度地起诉追责，不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本案中，郑某的诉讼虽然只主张1分钱赔偿，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处罚，但其胜诉结果势必会对并未发现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正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维护良好的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应以监管部门为主，消费者监督为辅，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从而督促生产经营者提升守法意识、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诉讼监督申请、依法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应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审查，对在案证据严格把关、仔细甄别，在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经营环境之间，做好统筹兼顾。
周岩
消费者郑某网购了一款夹心枣产品，因脂肪含量与标识不符，将相关食品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起诉至法院，并且只要求赔偿0.01元。法院判决支持消费者主张后，食品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检察院的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判决确有不当并依法抗诉，该法院经再审后，于近日撤销了原判决。
食品公司被判赔1分钱
2018年12月，郑某在网上购买某食品公司夹心枣产品若干，产品包装上分别注明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9.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19.2克/100克”。2019年9月，郑某以南京某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名义委托某食品质量检测站分别对案涉枣夹核桃进行检验。检测报告显示：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2.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3.4克/100克。
2019年9月5日，郑某以食品实际脂肪含量与包装袋注明的脂肪含量相差较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食品公司赔偿其0.01元及食品检测费400元。食品公司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产品的自检记录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佐证其产品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含量。
法院审理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脂肪含量允许的误差范围应小于等于120%标示值。食品公司虽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自检记录及检测报告等与案涉食品均不是同一生产批次，不足以推翻郑某的检测报告，法院因此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予以认可。因案涉枣夹核桃及芝麻枣夹核桃检测出的脂肪含量超过标示值的120%，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的产品含量标准，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食品公司赔偿郑某0.01元。
检察机关介入发现端倪
判决生效后，食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了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食品公司仍然不服，向原审法院所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法院的判决主要是基于郑某提供的证据，即检测报告。从表面上看，检测数据与食品包装袋上成分含量的标注数据确实不符，似乎食品公司理亏，况且郑某只要求1分钱的赔偿，对食品公司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但食品公司不服判决，表示要坚持维护公司的权益。”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案件承办人姚俊峰表示，食品公司申请监督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检察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发现用于判决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缺乏证明力。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增加检测批次，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对抽样量也有相应的最低标准。食品公司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系基于上述方法的检测结果。而由原告郑某提交的某食品质量检测站所做检测报告和双方的委托检验协议书，均无法确定送检样品是否为原物、包装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包装袋上列明的贮藏条件，且系单次检测，检材量也不足，故该检测报告脂肪含量数值的准确性不能认定。
审查还发现，原告没有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也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受理其起诉时，涉案食品已经超出食品保质期，无法在诉讼中再次检测相应营养成分，原审将这一举证不能的后果判由食品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检察官认为，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比如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维度、光照、土壤、雨水、生长时间等，故而不可能要求每个批次的产品实际含量与标示含量完全一致。但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应尽量要求真实客观，我国采用了允许误差范围的“具体数值”形式表达营养成分含量。根据相关规定，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具体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的方法获得。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释义，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计算法或检测法）作为依据。在营养成分发生争议时，有必要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说明明确标示值的依据，并依据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直接根据一次抽检报告即认定案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显然不妥，更何况产品样本的保存方法亦极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2021年4月15日，经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以原审检材是否真实及符合明示的贮藏条件存在疑问、检测方法不对等理由，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虽然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很小，但支持判决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当事公司当时正准备上市，诉讼结果会严重影响当事公司信用，对其后续的经营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英姿介绍说，原告的诉求其实并非只有赔偿1分钱那么简单。经查，郑某自2018年以来就案涉产品脂肪标识问题，已在全国各地投诉、起诉达40余次，虽然本案起诉仅要求赔偿1分钱，但当事公司正准备上市，郑某在起诉前曾向食品公司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以换取“和解”。因而，郑某的“打假”动机也值得怀疑。
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郑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枣夹核桃中脂肪含量超过其标识，食品标签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郑某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食品安全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郑某主张案涉产品可能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的人群造成损害，但是法院认为郑某本人并未受到这种损害，也无权代表不特定的其他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因此诉讼主体不适格。
近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打假”需要规范的证据支持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本案中，涉案产品系由红枣、核桃、芝麻这些自然作物制成，这些自然作物所含脂肪本质上是无毒、无害的，通常是以是否腐败、变质作为食品卫生标准。核桃、芝麻均属于高脂肪食品，食用后容易过多摄入脂肪属于一般常识，即便脂肪实际含量超过标识含量，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当前，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少食品生产厂家都会在产品说明、食品标签上作出产品质量标识，承诺的质量标准一般都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营养成分的正确标注,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作出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食品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通过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原因，若是生产经营者存在故意，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若是由原料质量波动、工艺参数控制不够等偶发、客观因素所引发，则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经营者承担责任。
在具体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应加强证据意识。本案中，郑某诉前对涉案产品自行委托检测，难以保证鉴定样本取样的科学性和鉴定过程的公正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怀疑食品成分标识不准确时，应妥善保管食品样本，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尽量选择法院委托检测的方式，以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公民“打假”虽对促进生产经营者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仅针对标签、说明等食品包装外观形式上的瑕疵，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对食品生产企业不分危害程度地起诉追责，不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本案中，郑某的诉讼虽然只主张1分钱赔偿，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处罚，但其胜诉结果势必会对并未发现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正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维护良好的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应以监管部门为主，消费者监督为辅，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从而督促生产经营者提升守法意识、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诉讼监督申请、依法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应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审查，对在案证据严格把关、仔细甄别，在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经营环境之间，做好统筹兼顾。
周岩
江苏苏州，陈某的妻子把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存放在车后备箱。不曾想，陈某驾车外出时被烟草局查到，445条香烟全部被没收。陈某不服，诉至法院，理由是：“没偷没抢，合法财产凭啥没收？”
（来源：苏州中院案例）
陈某和妻子经营了一家烟酒店，平常会大批量购进一些香烟。
这次又订购了950条香烟，陈某妻子把一半香烟放在店里售卖，因担心店里遭贼，另一半便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但是，陈某的妻子没有告诉陈某把烟放在车里的事情。
事发当日，陈某驾车往返于南通和常熟之间，途中遇到了民警对交通安全情况进行例行检查。陈某也没多想，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检查。
不曾想，这一查没有查出什么交通违章，但民警却发现了车后备箱里存放的大量香烟。
陈某一看就马上反映过来，肯定是自家老婆干的好事，赶紧向民警解释，说自己是做烟酒生意的，这些都是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存货，是合法财产。
民警听后，说烟草实行的是国家专卖，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也无法判断是否合法，需要相关部门来核实。随后，民警便通知了烟草局。
烟草局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后，认为陈某的行为是无证运输烟草，已经违法，便扣留了香烟进一步开展调查。
调查完毕后，烟草局作出决定没收了陈某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
这20多万的烟，说没收就没收了，做了多年生意的陈某也非常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便一纸诉状把烟草局告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返还没收的香烟。
那么，陈某的烟是合法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为什么会被没收呢？
这是因为国家对于烟草，无论是买卖，还是运输，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跨县市运输烟草要先取得准运证。
注意这里的运输没有限定烟草所有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帮别人运，还是运自己的，都需要按规定申请准运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本案中，陈某拉着烟草往返于南通和常熟，烟草价值21万元，超过了上述规定的5万元。陈某没有准运证，运输行为被人赃俱获，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
烟草局对陈某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问题。
陈某长期从事烟草生意，对于烟草运输的相关规定自己心里也应当清楚。
因此，到了法庭上后，他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问题做什么辩解，而是希望通过程序法出奇制胜。
陈某在法庭上诉称，首先，烟草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公民合法财产法律应予保护。
其次，之所以会把烟草存放在车上，是因为店里曾经遭过贼，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且他老婆未告诉他把烟存放在了车上，他并不知情，不是故意要违法运输。
那么，陈某为什么要这么辩解呢？这么辩解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陈某之所以如此辩解，言外之意就是想要证明，在此事中，自己是无心之失，并不是故意违法，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触犯了法律，主观上没有过错，应根据处罚法的规定不予处罚。
不过要注意，该条款虽然规定了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当事人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举证责任在陈某，而不是处罚机关，即使事实真如陈某所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陈某一样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陈某提出自己无主观过错的理由：
第一点理由是，陈某老婆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对于这点理由，陈某也没有提供其确不知情的证据，只是口头辩解。
根据一般人的标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加以判断的话，陈某夫妻二人长期从事烟酒生意，熟悉烟草管理制度，知道烟草不能到处乱拉着跑。
陈某老婆把价值高达21万元的烟草放在车后备箱，还不告诉陈某，明显不符合常理。
第二点理由，是因为遭贼，害怕丢失才存放在车里，同时还提供了之前的报警记录加以证明。
但是，这一点理由从生活经验上进行判断，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如果真的是以前遭过贼，才把烟存在在车上。那么就说明，这并不是第一次把烟放在车里，而是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防盗。
这样的话，陈某就不可能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存放的情况，但他又辩解称老婆没说，他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显然其前后陈述是矛盾的。
而且，即使要防盗，放车里未必就比放店里安全，放车里还有违法的风险，为什么不放在家中等更安全的地方呢？
综上，陈某想证明自己不知情而违法，主观上无过错的辩解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陈某的理由，驳回了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发后，有人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老婆没有及时告诉陈某，导致21万的烟草被没收，那这教训可就太惨痛了！
对此，您怎么看？
（来源：苏州中院案例）
陈某和妻子经营了一家烟酒店，平常会大批量购进一些香烟。
这次又订购了950条香烟，陈某妻子把一半香烟放在店里售卖，因担心店里遭贼，另一半便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但是，陈某的妻子没有告诉陈某把烟放在车里的事情。
事发当日，陈某驾车往返于南通和常熟之间，途中遇到了民警对交通安全情况进行例行检查。陈某也没多想，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检查。
不曾想，这一查没有查出什么交通违章，但民警却发现了车后备箱里存放的大量香烟。
陈某一看就马上反映过来，肯定是自家老婆干的好事，赶紧向民警解释，说自己是做烟酒生意的，这些都是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存货，是合法财产。
民警听后，说烟草实行的是国家专卖，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也无法判断是否合法，需要相关部门来核实。随后，民警便通知了烟草局。
烟草局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后，认为陈某的行为是无证运输烟草，已经违法，便扣留了香烟进一步开展调查。
调查完毕后，烟草局作出决定没收了陈某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
这20多万的烟，说没收就没收了，做了多年生意的陈某也非常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便一纸诉状把烟草局告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返还没收的香烟。
那么，陈某的烟是合法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为什么会被没收呢？
这是因为国家对于烟草，无论是买卖，还是运输，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跨县市运输烟草要先取得准运证。
注意这里的运输没有限定烟草所有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帮别人运，还是运自己的，都需要按规定申请准运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本案中，陈某拉着烟草往返于南通和常熟，烟草价值21万元，超过了上述规定的5万元。陈某没有准运证，运输行为被人赃俱获，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
烟草局对陈某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问题。
陈某长期从事烟草生意，对于烟草运输的相关规定自己心里也应当清楚。
因此，到了法庭上后，他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问题做什么辩解，而是希望通过程序法出奇制胜。
陈某在法庭上诉称，首先，烟草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公民合法财产法律应予保护。
其次，之所以会把烟草存放在车上，是因为店里曾经遭过贼，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且他老婆未告诉他把烟存放在了车上，他并不知情，不是故意要违法运输。
那么，陈某为什么要这么辩解呢？这么辩解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陈某之所以如此辩解，言外之意就是想要证明，在此事中，自己是无心之失，并不是故意违法，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触犯了法律，主观上没有过错，应根据处罚法的规定不予处罚。
不过要注意，该条款虽然规定了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当事人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举证责任在陈某，而不是处罚机关，即使事实真如陈某所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陈某一样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陈某提出自己无主观过错的理由：
第一点理由是，陈某老婆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对于这点理由，陈某也没有提供其确不知情的证据，只是口头辩解。
根据一般人的标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加以判断的话，陈某夫妻二人长期从事烟酒生意，熟悉烟草管理制度，知道烟草不能到处乱拉着跑。
陈某老婆把价值高达21万元的烟草放在车后备箱，还不告诉陈某，明显不符合常理。
第二点理由，是因为遭贼，害怕丢失才存放在车里，同时还提供了之前的报警记录加以证明。
但是，这一点理由从生活经验上进行判断，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如果真的是以前遭过贼，才把烟存在在车上。那么就说明，这并不是第一次把烟放在车里，而是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防盗。
这样的话，陈某就不可能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存放的情况，但他又辩解称老婆没说，他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显然其前后陈述是矛盾的。
而且，即使要防盗，放车里未必就比放店里安全，放车里还有违法的风险，为什么不放在家中等更安全的地方呢？
综上，陈某想证明自己不知情而违法，主观上无过错的辩解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陈某的理由，驳回了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发后，有人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老婆没有及时告诉陈某，导致21万的烟草被没收，那这教训可就太惨痛了！
对此，您怎么看？
江苏苏州，陈某的妻子把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存放在车后备箱。不曾想，陈某驾车外出时被烟草局查到，445条香烟全部被没收。陈某不服，诉至法院，理由是：“没偷没抢，合法财产凭啥没收？”
（来源：苏州中院案例）
陈某和妻子经营了一家烟酒店，平常会大批量购进一些香烟。
这次又订购了950条香烟，陈某妻子把一半香烟放在店里售卖，因担心店里遭贼，另一半便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但是，陈某的妻子没有告诉陈某把烟放在车里的事情。
事发当日，陈某驾车往返于南通和常熟之间，途中遇到了民警对交通安全情况进行例行检查。陈某也没多想，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检查。
不曾想，这一查没有查出什么交通违章，但民警却发现了车后备箱里存放的大量香烟。
陈某一看就马上反映过来，肯定是自家老婆干的好事，赶紧向民警解释，说自己是做烟酒生意的，这些都是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存货，是合法财产。
民警听后，说烟草实行的是国家专卖，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也无法判断是否合法，需要相关部门来核实。随后，民警便通知了烟草局。
烟草局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后，认为陈某的行为是无证运输烟草，已经违法，便扣留了香烟进一步开展调查。
调查完毕后，烟草局作出决定没收了陈某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
这20多万的烟，说没收就没收了，做了多年生意的陈某也非常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便一纸诉状把烟草局告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返还没收的香烟。
那么，陈某的烟是合法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为什么会被没收呢？
这是因为国家对于烟草，无论是买卖，还是运输，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跨县市运输烟草要先取得准运证。
注意这里的运输没有限定烟草所有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帮别人运，还是运自己的，都需要按规定申请准运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本案中，陈某拉着烟草往返于南通和常熟，烟草价值21万元，超过了上述规定的5万元。陈某没有准运证，运输行为被人赃俱获，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
烟草局对陈某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问题。
陈某长期从事烟草生意，对于烟草运输的相关规定自己心里也应当清楚。
因此，到了法庭上后，他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问题做什么辩解，而是希望通过程序法出奇制胜。
陈某在法庭上诉称，首先，烟草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公民合法财产法律应予保护。
其次，之所以会把烟草存放在车上，是因为店里曾经遭过贼，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且他老婆未告诉他把烟存放在了车上，他并不知情，不是故意要违法运输。
那么，陈某为什么要这么辩解呢？这么辩解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陈某之所以如此辩解，言外之意就是想要证明，在此事中，自己是无心之失，并不是故意违法，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触犯了法律，主观上没有过错，应根据处罚法的规定不予处罚。
不过要注意，该条款虽然规定了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当事人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举证责任在陈某，而不是处罚机关，即使事实真如陈某所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陈某一样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陈某提出自己无主观过错的理由：
第一点理由是，陈某老婆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对于这点理由，陈某也没有提供其确不知情的证据，只是口头辩解。
根据一般人的标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加以判断的话，陈某夫妻二人长期从事烟酒生意，熟悉烟草管理制度，知道烟草不能到处乱拉着跑。
陈某老婆把价值高达21万元的烟草放在车后备箱，还不告诉陈某，明显不符合常理。
第二点理由，是因为遭贼，害怕丢失才存放在车里。但他同样没有提供比如报警记录等加以证明，也只是口头辩解。
这一点理由从生活经验上进行判断，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如果真的是以前遭过贼，才把烟存在在车上。那么就说明，这并不是第一次把烟放在车里，而是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防盗。
这样的话，陈某就不可能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存放的情况，但他又辩解称老婆没说，他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显然其前后陈述是矛盾的。
而且，即使要防盗，放车里未必就比放店里安全，放车里还有违法的风险，为什么不放在家中等更安全的地方呢？
综上，陈某想证明自己不知情而违法，主观上无过错的辩解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陈某的理由，驳回了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发后，有人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老婆没有及时告诉陈某，导致21万的烟草被没收，那这教训可就太惨痛了！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皓子说法）
（来源：苏州中院案例）
陈某和妻子经营了一家烟酒店，平常会大批量购进一些香烟。
这次又订购了950条香烟，陈某妻子把一半香烟放在店里售卖，因担心店里遭贼，另一半便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但是，陈某的妻子没有告诉陈某把烟放在车里的事情。
事发当日，陈某驾车往返于南通和常熟之间，途中遇到了民警对交通安全情况进行例行检查。陈某也没多想，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检查。
不曾想，这一查没有查出什么交通违章，但民警却发现了车后备箱里存放的大量香烟。
陈某一看就马上反映过来，肯定是自家老婆干的好事，赶紧向民警解释，说自己是做烟酒生意的，这些都是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存货，是合法财产。
民警听后，说烟草实行的是国家专卖，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也无法判断是否合法，需要相关部门来核实。随后，民警便通知了烟草局。
烟草局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后，认为陈某的行为是无证运输烟草，已经违法，便扣留了香烟进一步开展调查。
调查完毕后，烟草局作出决定没收了陈某价值21万元的445条苏烟。
这20多万的烟，说没收就没收了，做了多年生意的陈某也非常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便一纸诉状把烟草局告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返还没收的香烟。
那么，陈某的烟是合法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为什么会被没收呢？
这是因为国家对于烟草，无论是买卖，还是运输，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跨县市运输烟草要先取得准运证。
注意这里的运输没有限定烟草所有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帮别人运，还是运自己的，都需要按规定申请准运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本案中，陈某拉着烟草往返于南通和常熟，烟草价值21万元，超过了上述规定的5万元。陈某没有准运证，运输行为被人赃俱获，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
烟草局对陈某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问题。
陈某长期从事烟草生意，对于烟草运输的相关规定自己心里也应当清楚。
因此，到了法庭上后，他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问题做什么辩解，而是希望通过程序法出奇制胜。
陈某在法庭上诉称，首先，烟草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属于合法财产，公民合法财产法律应予保护。
其次，之所以会把烟草存放在车上，是因为店里曾经遭过贼，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且他老婆未告诉他把烟存放在了车上，他并不知情，不是故意要违法运输。
那么，陈某为什么要这么辩解呢？这么辩解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陈某之所以如此辩解，言外之意就是想要证明，在此事中，自己是无心之失，并不是故意违法，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触犯了法律，主观上没有过错，应根据处罚法的规定不予处罚。
不过要注意，该条款虽然规定了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当事人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举证责任在陈某，而不是处罚机关，即使事实真如陈某所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陈某一样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陈某提出自己无主观过错的理由：
第一点理由是，陈某老婆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对于这点理由，陈某也没有提供其确不知情的证据，只是口头辩解。
根据一般人的标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加以判断的话，陈某夫妻二人长期从事烟酒生意，熟悉烟草管理制度，知道烟草不能到处乱拉着跑。
陈某老婆把价值高达21万元的烟草放在车后备箱，还不告诉陈某，明显不符合常理。
第二点理由，是因为遭贼，害怕丢失才存放在车里。但他同样没有提供比如报警记录等加以证明，也只是口头辩解。
这一点理由从生活经验上进行判断，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如果真的是以前遭过贼，才把烟存在在车上。那么就说明，这并不是第一次把烟放在车里，而是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防盗。
这样的话，陈某就不可能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存放的情况，但他又辩解称老婆没说，他不知道车里会有香烟，显然其前后陈述是矛盾的。
而且，即使要防盗，放车里未必就比放店里安全，放车里还有违法的风险，为什么不放在家中等更安全的地方呢？
综上，陈某想证明自己不知情而违法，主观上无过错的辩解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陈某的理由，驳回了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发后，有人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老婆没有及时告诉陈某，导致21万的烟草被没收，那这教训可就太惨痛了！
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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