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两会热议充电设施产业发展
全生明委员：大力发展充电设施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全国政协委员全生明表示，充电设施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础保障和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前景与未来。
虽然我国充电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充电设施仍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主要短板之一。全生明指出，公共充电桩分布不均衡、互联互通广度和深度不够，社区充电桩报装难、数量少、利用率低，充电设施技术和模式创新不足、智能化互动化水平不高，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更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信心，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全生明表示，企业要想在充电行业发展中享受到更多红利，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为行业长远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地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是要加快构建“有序慢充为主、公共快充为辅”的充电网络。针对家庭乘用车而言，公共快充速度快，但配套投资大，适合临时补电；居民区有序慢充更方便，且配电网容量利用率高、配套投资小，适合作为主要充电方式。因此，“有序慢充为主、公共快充为辅”是满足家庭乘用车规模化充电需求的唯一高效可行的充电方式，应该大力推广。
二是在充电设施建设中，要注重共享化、互动化的建设运营方向。充电桩作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必须进一步加强共享化程度，加强公共充电桩互联互通，引导社区充电桩共建共享，实现设备利用率最大化。同时，还要充分挖掘新能源汽车的能源属性，推广“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试点新能源汽车对电网反向供电，使其深度融入能源互联网发展，不断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
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对行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充电行业也亟需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指导。为此，全生明建议政府将充电桩作为基础设施纳入城市、交通整体规划，电网企业、充电运营商要主动配合政府住建、交通等相关部门做好规划，促进城乡充电网络科学布局；地方财政补贴应加快从车辆购置转向充电桩建设运营，制定专项补贴、金融帮扶等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大功率充电、自动充电等技术创新与示范应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充电桩建设运营，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应对各地政策执行情况加强统一监管，增加针对性的指标考核和细则指南，保障各项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如何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
如何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全国人大代表孟庆强建议，从优化规划布局、实施精准补贴等方面入手，解决当前充电桩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官方此前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充电桩规模达到12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超过50万个，私人充电桩超过70万个。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48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50万个，私人充电桩430万个。
经过深入调研，孟庆强发现，现阶段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仍存在总体滞后、充电运营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不足、结构性稀缺和利用率偏低现象并存等突出问题。“据大量车主反映，用电成本不及燃油成本一半，但最大困扰是充电桩不普及，小区建私桩困难，存在风险隐患；公共快充充电站太少，寻找性能良好、油车不占位的充电桩困难。”
此外，城市土地资源紧缺、老旧小区增容改造难度大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充电设施发展，“找桩难、接入难、报修难、支付难”等行业痛点仍然存在。运营商各自为阵，缺乏互联互通的充电运营服务信息平台，充电交易信息统计、企业运营、奖补审核等环节存在监管盲区。
对此，孟庆强开出“四剂药方”：①优化规划布局，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与城市居住区配电设施规划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衔接，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促进充电设施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更好结合；②实施精准补贴，探索差异化补贴政策，推动电动汽车由“车补”向“桩补”、建设补贴向运营补贴、普遍补贴向重点补贴侧重，逐步规范充电桩补贴标准依据；③出台配套政策，优先安排充电设施建设、配套电网服务所需的土地供应，加快出台小区充电设施充电接口、通信协议、消防安全等标准规范；④开展技术创新，加快大功率充电、智能充电关键技术、车网双向互动技术研究、装备研制和工程示范，推动充电负荷纳入统一调度管理，参与电力需求响应、辅助服务与绿电交易。
王麒代表：充电桩布局应统筹规划和管理
“‘新基建’给国内充电桩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本将进入这一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王麒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但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最重要配套设施的充电桩行业，也应当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切忌再像过去一样一哄而上。
王麒建议，电动车充电桩应当像加油站一样，建立统一的规划和布局，与此同时，进一步规范产品的标准，加强管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像加油站一样统一规划
我国充电桩行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充电桩数量的不断增加，据中国电动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截至2020年4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54.7万台，其中交流充电桩32.0万台，直流充电桩22.6万台，交直流一体充电桩488台;另一边，消费者对于充电桩找不到或无法使用的抱怨不绝于耳，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公共桩平均使用率仅为4%，北京、上海更是只有1.3%，充电效率的低下导致了公共桩建设的运营方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王麒给出的答案是，虽然充电桩占地面积不大，安装起来也较为方便，但我们也应当像建设加油站一样，开展统一的规划和布局，真正实现充电效率的提高，从而确保充电的安全性。
“国内现在很多新建小区在规划停车场时，都会预留一定的空间给充电桩，但数量多少、如何布局却缺乏详细具体的规范和指导文件。”王麒建议，关于停车场中充电桩的建设数量、如何布局、快充和慢充桩的比例以及相关消防设施的配备等，国家或地方政府都应当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在规范充电桩建设的同时，提高充电桩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
“毫不夸张地说，充电桩行业的发展决定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王麒强调，只有确保充电桩行业的健康发展，不断改善消费者的使用环境，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推动汽车行业朝着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迈进。
全生明委员：大力发展充电设施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全国政协委员全生明表示，充电设施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础保障和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前景与未来。
虽然我国充电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充电设施仍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主要短板之一。全生明指出，公共充电桩分布不均衡、互联互通广度和深度不够，社区充电桩报装难、数量少、利用率低，充电设施技术和模式创新不足、智能化互动化水平不高，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更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信心，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全生明表示，企业要想在充电行业发展中享受到更多红利，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为行业长远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地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是要加快构建“有序慢充为主、公共快充为辅”的充电网络。针对家庭乘用车而言，公共快充速度快，但配套投资大，适合临时补电；居民区有序慢充更方便，且配电网容量利用率高、配套投资小，适合作为主要充电方式。因此，“有序慢充为主、公共快充为辅”是满足家庭乘用车规模化充电需求的唯一高效可行的充电方式，应该大力推广。
二是在充电设施建设中，要注重共享化、互动化的建设运营方向。充电桩作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必须进一步加强共享化程度，加强公共充电桩互联互通，引导社区充电桩共建共享，实现设备利用率最大化。同时，还要充分挖掘新能源汽车的能源属性，推广“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试点新能源汽车对电网反向供电，使其深度融入能源互联网发展，不断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
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对行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充电行业也亟需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指导。为此，全生明建议政府将充电桩作为基础设施纳入城市、交通整体规划，电网企业、充电运营商要主动配合政府住建、交通等相关部门做好规划，促进城乡充电网络科学布局；地方财政补贴应加快从车辆购置转向充电桩建设运营，制定专项补贴、金融帮扶等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大功率充电、自动充电等技术创新与示范应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充电桩建设运营，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应对各地政策执行情况加强统一监管，增加针对性的指标考核和细则指南，保障各项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如何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
如何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全国人大代表孟庆强建议，从优化规划布局、实施精准补贴等方面入手，解决当前充电桩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官方此前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充电桩规模达到12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超过50万个，私人充电桩超过70万个。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48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50万个，私人充电桩430万个。
经过深入调研，孟庆强发现，现阶段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仍存在总体滞后、充电运营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不足、结构性稀缺和利用率偏低现象并存等突出问题。“据大量车主反映，用电成本不及燃油成本一半，但最大困扰是充电桩不普及，小区建私桩困难，存在风险隐患；公共快充充电站太少，寻找性能良好、油车不占位的充电桩困难。”
此外，城市土地资源紧缺、老旧小区增容改造难度大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充电设施发展，“找桩难、接入难、报修难、支付难”等行业痛点仍然存在。运营商各自为阵，缺乏互联互通的充电运营服务信息平台，充电交易信息统计、企业运营、奖补审核等环节存在监管盲区。
对此，孟庆强开出“四剂药方”：①优化规划布局，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与城市居住区配电设施规划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衔接，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促进充电设施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更好结合；②实施精准补贴，探索差异化补贴政策，推动电动汽车由“车补”向“桩补”、建设补贴向运营补贴、普遍补贴向重点补贴侧重，逐步规范充电桩补贴标准依据；③出台配套政策，优先安排充电设施建设、配套电网服务所需的土地供应，加快出台小区充电设施充电接口、通信协议、消防安全等标准规范；④开展技术创新，加快大功率充电、智能充电关键技术、车网双向互动技术研究、装备研制和工程示范，推动充电负荷纳入统一调度管理，参与电力需求响应、辅助服务与绿电交易。
王麒代表：充电桩布局应统筹规划和管理
“‘新基建’给国内充电桩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本将进入这一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王麒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但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最重要配套设施的充电桩行业，也应当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切忌再像过去一样一哄而上。
王麒建议，电动车充电桩应当像加油站一样，建立统一的规划和布局，与此同时，进一步规范产品的标准，加强管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像加油站一样统一规划
我国充电桩行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充电桩数量的不断增加，据中国电动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截至2020年4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54.7万台，其中交流充电桩32.0万台，直流充电桩22.6万台，交直流一体充电桩488台;另一边，消费者对于充电桩找不到或无法使用的抱怨不绝于耳，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公共桩平均使用率仅为4%，北京、上海更是只有1.3%，充电效率的低下导致了公共桩建设的运营方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王麒给出的答案是，虽然充电桩占地面积不大，安装起来也较为方便，但我们也应当像建设加油站一样，开展统一的规划和布局，真正实现充电效率的提高，从而确保充电的安全性。
“国内现在很多新建小区在规划停车场时，都会预留一定的空间给充电桩，但数量多少、如何布局却缺乏详细具体的规范和指导文件。”王麒建议，关于停车场中充电桩的建设数量、如何布局、快充和慢充桩的比例以及相关消防设施的配备等，国家或地方政府都应当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在规范充电桩建设的同时，提高充电桩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
“毫不夸张地说，充电桩行业的发展决定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王麒强调，只有确保充电桩行业的健康发展，不断改善消费者的使用环境，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推动汽车行业朝着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迈进。
#松林说史#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高僧在路边放一个板凳，解决了后人的困惑
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今天我第一天上班（是复工后隔离的第一天），你看看这个日子选的2020年02月20日，多么喜庆[嘻嘻]。我也同样穿了一件，带有20的logo的毛衣。但是我依旧要说，疫情即将结束，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当然，我更要加油，别忘了我们相约春季；别忘了，你是我的支撑；别忘了，我们有一个富家强国的共同梦想；最主要的别忘了，我们曾经是战士。 https://t.cn/8spj9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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