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此轮通胀为何“高烧难退”？将对亚洲经济金融产生哪些影响？
以下文章来源于亚洲金融智库 ，作者亚洲金融智库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2021年下半年全球通胀出现抬头迹象，至2022年上半年高通胀愈演愈烈，全球超70多个经济体通胀率超过5%。高通胀扰乱全球价格秩序，使得价格信号作用失灵，冲击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拖累世界经济恢复步伐。各国为应对高通胀，不得不紧缩货币政策，由此又冲击金融市场，部分经济体汇率、债务承压，这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亚洲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供给方，长期以来是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随着全球高通胀以及高通胀带来的流动性紧缩持续，亚洲经济金融将有可能持续面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局面。
一、本轮全球通胀成因复杂
本轮全球通胀始于2021年下半年，于今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开始加速，目前已有“高烧难退”之势。8月，美国CPI为8.3%，虽较6月9.1%高点有所回落，但仍处高位。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9.7%，英国和西班牙CPI同比分别为10.1%和10.8%；阿根廷则达到了惊人的71%。IMF预测，2022年发达经济体平均通胀水平将达到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9.5%。市场普遍认为，疫情冲击后全球供应链恢复缓慢和俄乌冲突是本轮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本轮通胀的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多年来全球化导致的结构性通胀的长期因素；也有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增关税抬高物价的中期因素；更有新冠疫情、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投机盛行、美联储决策失误以及俄乌冲突等短期因素。各类因素共同推升全球通胀高企。
全球化推动了结构性通胀形成。全球化生产提高了全球供给能力，使得产品供给大大提升。终端消费市场一般为自由竞争市场，产品价格上行压力较小。而全球化又加大了对能源类资源的需求，特别是石油。但能源供给长期被数量有限的卖家在一定程度上所掌控，这就使得能源类资源价格始终存在向上动力。下游竞争而上游垄断的格局促成了能源价格快速上涨而非能源商品价格上涨缓慢的结构性通胀。截止至今年7月，全球能源商品和非能源商品价格指数分别较1960年初增长79.15倍和6.2倍，年均复合增长分别为7.3%和2.98%，两者差距明显；即便以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末计，两者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2%和2.6%，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可以说，本轮通胀爆发之前，全球结构性通胀已长期存在，能源价格已有趋势性上行态势。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关税抬升美国物价水平。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大规模增加关税，以期降低美对华贸易逆差。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事已愿违。美国对华进口有较强的“刚性”，加增关税更多只会抬高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售价，将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又会带动美国整体物价水平。根据推算，关税每上升1%，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价格上涨0.58%，推升美国CPI上涨0.6个百分点。另据彼得森研究所测算，如果美国整体进口关税降低2个百分点，则当前美国通胀有望随之下降1.3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加增关税是美国通胀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给能力下降是本轮全球通胀高企最重要的原因。当前全球产业链呈现“串联”特点，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个环节“掉链子”，会导致整个生产链瘫痪。2020年初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为防疫暂停本国生产作业，导致全球供应链难以有效协作，效率骤然降低；又因各国防疫政策和复工程度不同，运输成本快速攀升；全球供不应求矛盾突出，各类商品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增大。其压力一开始体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上涨上，进而随着“生产-销售”快速传导至消费品价格。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大放水”过度刺激了需求。在经济遭受重大外部冲击时，政府采取刺激政策使经济快速恢复至正常轨道是应有之举。但现代货币理论指导下的货币政策刺激有自我过度强化的效应，往往使得刺激力度超过经济复苏的合理需求。超宽松货币使得美欧等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债务杠杆率飙升，债务规模越滚越大。美欧央行总资产分别从2020年3月的4.3万亿美元和4.7万亿欧元最高飙升至9万亿美元和8.8万亿欧元。过度刺激会带来过度消费需求，再考虑到疫情冲击供给断崖式下降并在不短的时期内持续抑制供给恢复，从而就形成了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商品的局面，严重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通胀高企。
超宽货币下投机盛行，对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宗商品市场历来是资本的投机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投机因素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全球流动性始终处于宽松状态。直至新冠疫情爆发，避险情绪快速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但很快又因为各国央行大放水，价格又快速上涨。以原油价格为例，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原油均价由2019年末63美元/桶跌至4月最低的21美元/桶，四个月缩水三分之二，期货市场甚至出现了负价格。而美欧央行“大放水”之后，原油价格快速上升至2022年1月俄乌冲突爆发前的83.92美元/桶，较最低点回升近四倍。此时世界经济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油价已高于疫情前水平33.2%。由此可见，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也是引发本轮通胀的重要因素。
详情链接：https://t.cn/A6S3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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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2021年下半年全球通胀出现抬头迹象，至2022年上半年高通胀愈演愈烈，全球超70多个经济体通胀率超过5%。高通胀扰乱全球价格秩序，使得价格信号作用失灵，冲击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拖累世界经济恢复步伐。各国为应对高通胀，不得不紧缩货币政策，由此又冲击金融市场，部分经济体汇率、债务承压，这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亚洲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供给方，长期以来是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随着全球高通胀以及高通胀带来的流动性紧缩持续，亚洲经济金融将有可能持续面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局面。
一、本轮全球通胀成因复杂
本轮全球通胀始于2021年下半年，于今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开始加速，目前已有“高烧难退”之势。8月，美国CPI为8.3%，虽较6月9.1%高点有所回落，但仍处高位。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9.7%，英国和西班牙CPI同比分别为10.1%和10.8%；阿根廷则达到了惊人的71%。IMF预测，2022年发达经济体平均通胀水平将达到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9.5%。市场普遍认为，疫情冲击后全球供应链恢复缓慢和俄乌冲突是本轮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本轮通胀的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多年来全球化导致的结构性通胀的长期因素；也有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增关税抬高物价的中期因素；更有新冠疫情、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投机盛行、美联储决策失误以及俄乌冲突等短期因素。各类因素共同推升全球通胀高企。
全球化推动了结构性通胀形成。全球化生产提高了全球供给能力，使得产品供给大大提升。终端消费市场一般为自由竞争市场，产品价格上行压力较小。而全球化又加大了对能源类资源的需求，特别是石油。但能源供给长期被数量有限的卖家在一定程度上所掌控，这就使得能源类资源价格始终存在向上动力。下游竞争而上游垄断的格局促成了能源价格快速上涨而非能源商品价格上涨缓慢的结构性通胀。截止至今年7月，全球能源商品和非能源商品价格指数分别较1960年初增长79.15倍和6.2倍，年均复合增长分别为7.3%和2.98%，两者差距明显；即便以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末计，两者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2%和2.6%，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可以说，本轮通胀爆发之前，全球结构性通胀已长期存在，能源价格已有趋势性上行态势。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关税抬升美国物价水平。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大规模增加关税，以期降低美对华贸易逆差。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事已愿违。美国对华进口有较强的“刚性”，加增关税更多只会抬高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售价，将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又会带动美国整体物价水平。根据推算，关税每上升1%，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价格上涨0.58%，推升美国CPI上涨0.6个百分点。另据彼得森研究所测算，如果美国整体进口关税降低2个百分点，则当前美国通胀有望随之下降1.3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加增关税是美国通胀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给能力下降是本轮全球通胀高企最重要的原因。当前全球产业链呈现“串联”特点，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个环节“掉链子”，会导致整个生产链瘫痪。2020年初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为防疫暂停本国生产作业，导致全球供应链难以有效协作，效率骤然降低；又因各国防疫政策和复工程度不同，运输成本快速攀升；全球供不应求矛盾突出，各类商品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增大。其压力一开始体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上涨上，进而随着“生产-销售”快速传导至消费品价格。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大放水”过度刺激了需求。在经济遭受重大外部冲击时，政府采取刺激政策使经济快速恢复至正常轨道是应有之举。但现代货币理论指导下的货币政策刺激有自我过度强化的效应，往往使得刺激力度超过经济复苏的合理需求。超宽松货币使得美欧等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债务杠杆率飙升，债务规模越滚越大。美欧央行总资产分别从2020年3月的4.3万亿美元和4.7万亿欧元最高飙升至9万亿美元和8.8万亿欧元。过度刺激会带来过度消费需求，再考虑到疫情冲击供给断崖式下降并在不短的时期内持续抑制供给恢复，从而就形成了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商品的局面，严重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通胀高企。
超宽货币下投机盛行，对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宗商品市场历来是资本的投机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投机因素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全球流动性始终处于宽松状态。直至新冠疫情爆发，避险情绪快速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但很快又因为各国央行大放水，价格又快速上涨。以原油价格为例，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原油均价由2019年末63美元/桶跌至4月最低的21美元/桶，四个月缩水三分之二，期货市场甚至出现了负价格。而美欧央行“大放水”之后，原油价格快速上升至2022年1月俄乌冲突爆发前的83.92美元/桶，较最低点回升近四倍。此时世界经济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油价已高于疫情前水平33.2%。由此可见，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也是引发本轮通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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