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历史上的今天# 【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红玉遇难】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昨天推荐了《十三邀》的最新一期，许知远对话许倬云。
有朋友问，还有哪集值得一看？
作为追了四年的老观众，推荐一下我自己觉得感触最深，最喜欢的七集。
给还没入坑的小伙伴。
1️⃣【2017-2-14 许知远对话陈嘉映】
我推荐过很多次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那是一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安顿自己的书。
许知远去找陈嘉映聊天，我是很开心的。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陈嘉映并不为大众熟知，去采访他是有点违背商业逻辑的，但《十三邀》好看的几集，似乎都是因为这些人在发光。
这一期，有很大的成分是对陈嘉映个人生活历程的爬梳，你可以通过这个节目了解陈嘉映的大致人生。
但其中，也讨论了很多哲学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焦虑？如何在成功学的浪潮中，安顿好自己？
陈嘉映谈到小团体的生活状态的消失，是容易让我们更为焦虑的。而如果你有一个爱做的事，在这件事中可以找到价值，就很重要。盯着一件事，去行动，去创造，就够了。
“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本身。”
虽然已经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但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对卓越的追求。
2️⃣【2017-10-14 许知远对话张艾嘉】
许知远采访了很多明星，采访张艾嘉这一期是我最喜欢的。
可能也因为张艾嘉本身足够丰富，她做过歌手、演员、导演，见证了几十年的文艺潮流的变化，并且如今还在潮流之中。
另外，可能就是张艾嘉本身的性格，她虽然看起来很知性，但实际叛逆、率性。
他们在早餐厅聊天，喝着咖啡，聊起很多台湾70年代流行乐坛的往事，潮流滚滚，一切正在萌芽。感觉很好。
这一期可能没有太多智识上的启发，但是却有一些生活状态的，人格魅力的东西，很模糊，但是很吸引人。
3️⃣【2017-11-14 许知远对话西川】
西川是一个诗人。这个时代诗人的声音已经很小了，去找西川聊天，当然也是许知远对时代追问的一个选择。
谈的很散，也很丰富，从成吉思汗、战国诸子，谈到媒体社会、青少年文化……
当然，也少不了对80年代诗歌时代的回溯，对90年代文化思潮变化的理解。
西川的语言表达很有魅力，滔滔流水，让人应接不暇。
这一期的结构也很有意思，他们俩在醇亲王墓附近转悠，但那个地方被封了，一直进不去。
可以看出来，西川和许知远是非常同频的，他们聊得很high。最后结尾，互相都说今天聊的开心。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样高密度也酣畅的聊天是非常少的，这是一种特别舒服的状态。
4️⃣【2018-9-19 许知远对话电台主播】
这一期很奇妙，不是采访一个人，而是去寻找一个时代的记忆。90年代、2000年代，电台主播是很流行的，很多人的情感问题，都在电波中释放。
深圳的胡晓梅，华东的万峰，东北的叶文。他们见证了二十年来，都市年轻人的情感变化。
这三个人承载了很多时代的记忆、时代的渴望，但这三个人也非常不同。
胡晓梅是一个比较自省的人，也比较有对抗性，好像何伟的书中也写到过她。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概括时代的变化，在07年结束了节目。她意识到自己的话筒所具备的力量是虚幻的。
叶文，则是非常自信、笃定的。之前听到过叶文节目的片段，没有想到叶文这么年轻。她的节目风格是比较直接的，或者可以说是激烈。
她有很强的价值感，认为自己在帮助他人。并且非常坚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是主流的。
万峰，曾经被称为“电波怒汉”，一直在电波中普及比较开明的两性关系。
这期节目的剪辑也很有意思，他们三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观点常常相左。
5️⃣【2018-11-15 许知远对话唐诺】
唐诺是个很奇妙的人，他有一部分和李安很像，对一切事情似乎都没有那么笃定，但在某些事情上，又有难得的恒心。
最早知道他，因为他是朱天心的丈夫，是朱西宁的女婿，是谢海盟的爸爸。一个传奇的文学之家，总是让人感到好奇而神往。
他直到四十五岁，才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文字的故事》。按他的话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只是常识的传递。
然后，他又写了《阅读的故事》，写了《世间的名字》。
他写了很多文学评论，但又不想局限于此。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狭小的路，放弃了“解释性”的文章，和梁文道、杨照的普及书写分道扬镳。
从1992年开始，他每天去咖啡馆写上几个小时，一天下来，可以有几千字，但最后，他会从几千字删减到五百字，那是他一天的量。
恒定、持久、自律。他曾经有很多年，每天阅读时间超过八小时。如今，写作也是雷打不动的向前推进。
他呈现了一种可能。一种和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生活样本。
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望，过一种专注而投入的精神生活。
当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反应，或者说，反应很少，很小，很迟时，你还要不要做？
唐诺做出了一种示范。
勇气是一件重要的品质，比聪明，比才华都要重要。
这期节目是可以给人力量的。
6️⃣【2019-11-27 许知远对话项飚】
在一场真正令人满足的聊天中，你不能只是不停地讲，你还要听，还要思考。
动脑子的乐趣是巨大的，一场令人满足的谈话会不断刺激你的大脑，你必须加速运转，找到那些已经潜伏在意识深处但还没有成型的想法，讲出那些已经思考了很久，还有待完善的观点。
一场这样的谈话，需要两颗可以共振的脑袋，互相激发，共赴一场未知终点的旅途。
这一期许知远和项飚的谈话就是这样的。他们知识结构比较一致，聊得越来越放松，状态也越来越好。
项飚提到的“附近的消失”，非常值得注意。
总之，也是一期很值得再看的节目。
7️⃣【2020-3-4 许知远对话许倬云】
看上条。
有朋友问，还有哪集值得一看？
作为追了四年的老观众，推荐一下我自己觉得感触最深，最喜欢的七集。
给还没入坑的小伙伴。
1️⃣【2017-2-14 许知远对话陈嘉映】
我推荐过很多次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那是一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安顿自己的书。
许知远去找陈嘉映聊天，我是很开心的。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陈嘉映并不为大众熟知，去采访他是有点违背商业逻辑的，但《十三邀》好看的几集，似乎都是因为这些人在发光。
这一期，有很大的成分是对陈嘉映个人生活历程的爬梳，你可以通过这个节目了解陈嘉映的大致人生。
但其中，也讨论了很多哲学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焦虑？如何在成功学的浪潮中，安顿好自己？
陈嘉映谈到小团体的生活状态的消失，是容易让我们更为焦虑的。而如果你有一个爱做的事，在这件事中可以找到价值，就很重要。盯着一件事，去行动，去创造，就够了。
“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本身。”
虽然已经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但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对卓越的追求。
2️⃣【2017-10-14 许知远对话张艾嘉】
许知远采访了很多明星，采访张艾嘉这一期是我最喜欢的。
可能也因为张艾嘉本身足够丰富，她做过歌手、演员、导演，见证了几十年的文艺潮流的变化，并且如今还在潮流之中。
另外，可能就是张艾嘉本身的性格，她虽然看起来很知性，但实际叛逆、率性。
他们在早餐厅聊天，喝着咖啡，聊起很多台湾70年代流行乐坛的往事，潮流滚滚，一切正在萌芽。感觉很好。
这一期可能没有太多智识上的启发，但是却有一些生活状态的，人格魅力的东西，很模糊，但是很吸引人。
3️⃣【2017-11-14 许知远对话西川】
西川是一个诗人。这个时代诗人的声音已经很小了，去找西川聊天，当然也是许知远对时代追问的一个选择。
谈的很散，也很丰富，从成吉思汗、战国诸子，谈到媒体社会、青少年文化……
当然，也少不了对80年代诗歌时代的回溯，对90年代文化思潮变化的理解。
西川的语言表达很有魅力，滔滔流水，让人应接不暇。
这一期的结构也很有意思，他们俩在醇亲王墓附近转悠，但那个地方被封了，一直进不去。
可以看出来，西川和许知远是非常同频的，他们聊得很high。最后结尾，互相都说今天聊的开心。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样高密度也酣畅的聊天是非常少的，这是一种特别舒服的状态。
4️⃣【2018-9-19 许知远对话电台主播】
这一期很奇妙，不是采访一个人，而是去寻找一个时代的记忆。90年代、2000年代，电台主播是很流行的，很多人的情感问题，都在电波中释放。
深圳的胡晓梅，华东的万峰，东北的叶文。他们见证了二十年来，都市年轻人的情感变化。
这三个人承载了很多时代的记忆、时代的渴望，但这三个人也非常不同。
胡晓梅是一个比较自省的人，也比较有对抗性，好像何伟的书中也写到过她。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概括时代的变化，在07年结束了节目。她意识到自己的话筒所具备的力量是虚幻的。
叶文，则是非常自信、笃定的。之前听到过叶文节目的片段，没有想到叶文这么年轻。她的节目风格是比较直接的，或者可以说是激烈。
她有很强的价值感，认为自己在帮助他人。并且非常坚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是主流的。
万峰，曾经被称为“电波怒汉”，一直在电波中普及比较开明的两性关系。
这期节目的剪辑也很有意思，他们三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观点常常相左。
5️⃣【2018-11-15 许知远对话唐诺】
唐诺是个很奇妙的人，他有一部分和李安很像，对一切事情似乎都没有那么笃定，但在某些事情上，又有难得的恒心。
最早知道他，因为他是朱天心的丈夫，是朱西宁的女婿，是谢海盟的爸爸。一个传奇的文学之家，总是让人感到好奇而神往。
他直到四十五岁，才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文字的故事》。按他的话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只是常识的传递。
然后，他又写了《阅读的故事》，写了《世间的名字》。
他写了很多文学评论，但又不想局限于此。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狭小的路，放弃了“解释性”的文章，和梁文道、杨照的普及书写分道扬镳。
从1992年开始，他每天去咖啡馆写上几个小时，一天下来，可以有几千字，但最后，他会从几千字删减到五百字，那是他一天的量。
恒定、持久、自律。他曾经有很多年，每天阅读时间超过八小时。如今，写作也是雷打不动的向前推进。
他呈现了一种可能。一种和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生活样本。
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望，过一种专注而投入的精神生活。
当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反应，或者说，反应很少，很小，很迟时，你还要不要做？
唐诺做出了一种示范。
勇气是一件重要的品质，比聪明，比才华都要重要。
这期节目是可以给人力量的。
6️⃣【2019-11-27 许知远对话项飚】
在一场真正令人满足的聊天中，你不能只是不停地讲，你还要听，还要思考。
动脑子的乐趣是巨大的，一场令人满足的谈话会不断刺激你的大脑，你必须加速运转，找到那些已经潜伏在意识深处但还没有成型的想法，讲出那些已经思考了很久，还有待完善的观点。
一场这样的谈话，需要两颗可以共振的脑袋，互相激发，共赴一场未知终点的旅途。
这一期许知远和项飚的谈话就是这样的。他们知识结构比较一致，聊得越来越放松，状态也越来越好。
项飚提到的“附近的消失”，非常值得注意。
总之，也是一期很值得再看的节目。
7️⃣【2020-3-4 许知远对话许倬云】
看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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