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除了手上在读的梵高和茨威格看得起劲,借来的新买的以前的还有一大堆
每天逛书店、看风景、吃美食、读文学、思科学、听音乐、写东西、观画、聊天、做梦、睡觉,最近莫大释放,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畅快爽翻了
但是还是因为导师制手册提交要做形式写套话补记录搞答辩烦死 现在睡不着看不下也不愿意写 超想摆烂然后就此放弃保研 痛痛快快结束青春生命
在我的梦里,城市有楼梯逃跑
为什么这里没有?
每天逛书店、看风景、吃美食、读文学、思科学、听音乐、写东西、观画、聊天、做梦、睡觉,最近莫大释放,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畅快爽翻了
但是还是因为导师制手册提交要做形式写套话补记录搞答辩烦死 现在睡不着看不下也不愿意写 超想摆烂然后就此放弃保研 痛痛快快结束青春生命
在我的梦里,城市有楼梯逃跑
为什么这里没有?
嗯……从哪里说呢。留学已经来了三个月了吧,跳过研究生阶段就直接考上大学院,不过我算是顺利度过了我研一的上半学期。
可能都觉得来留学的都是喜欢二次元or爱豆文化的,绝大部分人也就是大学是日语系,然后就考研失利加工作没找到,就拿个N1证书来申研究生读大学院。简单来说也就和你大学遇到的同学和舍友差不多[兔子]每天泡在男人、肥皂剧还有短视频平台上的普通女大而已啦。啥5个人拉6个群,有时候在想这帮人是不是高中都没毕业,我的建议是少和华人混,圈子小,哪怕是吵架都非常尴尬,更别说她们谈恋爱发现男朋友前女友是同研究室这样的鬼事啦。
留学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享受过程真的很重要,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都愉快罢了,对着发表发愁,长篇大论的外文文献,导师的夺命消息,以及就活,讨厌的事情还是更多一些。
国内的朋友天天问我啥时候回家,春节不回来吗?我转头点开携程,一看五位数的机票一路排到了明年,只能默默耐心告诉他们回不去的原因。
来来回回打了很多字,有些内容想了想不合适说又删掉,微信加的人越来越杂,发什么都不合适,想了想微博没加乱七八糟的人,满足一下我小小的分享欲就行。
可能都觉得来留学的都是喜欢二次元or爱豆文化的,绝大部分人也就是大学是日语系,然后就考研失利加工作没找到,就拿个N1证书来申研究生读大学院。简单来说也就和你大学遇到的同学和舍友差不多[兔子]每天泡在男人、肥皂剧还有短视频平台上的普通女大而已啦。啥5个人拉6个群,有时候在想这帮人是不是高中都没毕业,我的建议是少和华人混,圈子小,哪怕是吵架都非常尴尬,更别说她们谈恋爱发现男朋友前女友是同研究室这样的鬼事啦。
留学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享受过程真的很重要,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都愉快罢了,对着发表发愁,长篇大论的外文文献,导师的夺命消息,以及就活,讨厌的事情还是更多一些。
国内的朋友天天问我啥时候回家,春节不回来吗?我转头点开携程,一看五位数的机票一路排到了明年,只能默默耐心告诉他们回不去的原因。
来来回回打了很多字,有些内容想了想不合适说又删掉,微信加的人越来越杂,发什么都不合适,想了想微博没加乱七八糟的人,满足一下我小小的分享欲就行。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解放报》撰文,回忆与让-吕克·戈达尔合作[各自逃生]和[受难记]的点点滴滴,还原了戈达尔的任性、怪趣、偏执、幼稚和天才,字字句句没说伤感,但读下来总有些怅然,长文如下:
你可以预料到某人的离去,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而那一刻来临,它并不重要,它不在故事的进程里。在[各自逃生](1980)和之后的[受难记](1982)之间,我们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待在一起。
这些是萦绕在我身边的闪光点,他的声音、话语,以一种有时令人惊讶的存在方式。在他的电影实践中,他去掉了所有常规的束缚和繁琐的准备。我记得,例如,我们一起去洛桑的一家超市买[各自逃生]的服装,他做的事儿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打电话给我、说想见我,我回答:“什么时候?”半小时后,他就到了我的住处。
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简单。嗯,但并不总是简单,[各自逃生]中的一些场景就绝不简单。他曾要求我在[受难记]中说话结巴,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我的语言被剥夺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他甚至让我去参加语言治疗师的课程,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工人阶级的口吃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最后一切因他的天才而变得简单——而且,我要说——因他的细腻和他的诗意而变得简单。没有人像他那样拍过脸,即使与他发生冲突感觉也是不同的,因为归根结底,与他的冲突是针对自己的冲突,而不是针对他人的冲突。
在[受难记]中,他想用一份我们本职外的工作来对抗汉娜·许古拉和我。在拍摄前不久,有几天的时间,汉娜是一名酒吧女郎,而我是一家钟表厂的工人。后来,在拍摄期间,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写下我们脑海中闪过的小想法,就像家庭作业一样,他喜欢扮演校长——一种近乎幼稚的角色扮演,我们必须把小想法放在他酒店房间的柜子里。
当我在阅读贝克特的一部短篇小说时,我曾从中摘录了一段话,他非常不高兴:“我没有让你抄袭贝克特的话。”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个非常戈达尔式的问题:我们应该为爱工作还是为爱工作?他一定很喜欢,因为他把它保留在了电影中。
有一天,还是拍[受难记]时,摄像机罢工了,拍摄中断。当天晚些时候,摄像机被修好了,他决定不再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对顽固不化的摄像机一种假定但真实的回应。
你可以预料到某人的离去,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而那一刻来临,它并不重要,它不在故事的进程里。在[各自逃生](1980)和之后的[受难记](1982)之间,我们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待在一起。
这些是萦绕在我身边的闪光点,他的声音、话语,以一种有时令人惊讶的存在方式。在他的电影实践中,他去掉了所有常规的束缚和繁琐的准备。我记得,例如,我们一起去洛桑的一家超市买[各自逃生]的服装,他做的事儿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打电话给我、说想见我,我回答:“什么时候?”半小时后,他就到了我的住处。
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简单。嗯,但并不总是简单,[各自逃生]中的一些场景就绝不简单。他曾要求我在[受难记]中说话结巴,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我的语言被剥夺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他甚至让我去参加语言治疗师的课程,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工人阶级的口吃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最后一切因他的天才而变得简单——而且,我要说——因他的细腻和他的诗意而变得简单。没有人像他那样拍过脸,即使与他发生冲突感觉也是不同的,因为归根结底,与他的冲突是针对自己的冲突,而不是针对他人的冲突。
在[受难记]中,他想用一份我们本职外的工作来对抗汉娜·许古拉和我。在拍摄前不久,有几天的时间,汉娜是一名酒吧女郎,而我是一家钟表厂的工人。后来,在拍摄期间,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写下我们脑海中闪过的小想法,就像家庭作业一样,他喜欢扮演校长——一种近乎幼稚的角色扮演,我们必须把小想法放在他酒店房间的柜子里。
当我在阅读贝克特的一部短篇小说时,我曾从中摘录了一段话,他非常不高兴:“我没有让你抄袭贝克特的话。”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个非常戈达尔式的问题:我们应该为爱工作还是为爱工作?他一定很喜欢,因为他把它保留在了电影中。
有一天,还是拍[受难记]时,摄像机罢工了,拍摄中断。当天晚些时候,摄像机被修好了,他决定不再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对顽固不化的摄像机一种假定但真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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