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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个朴素的英雄》文｜读者：李尚清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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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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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在本月六号晚上十点06分在医院离世。因为疫情原因，外婆在老人院有两年多的时间难以出来和我们正经的吃顿饭或聚会玩乐了。在两个月多月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被迫在老人院附属医院住了两周，情况不得好转，在老人家极力要求下，安排回家。和子孙们度过了不到一个月的“养身时光”，最终因为跌倒骨折，不得已又回到医院进行了手术。病危通知书一早就下达了，各种老人病写满了通知书，每日洗肾，插管，还换了盆骨关节，当以为老人家能慢慢好起来，没想到突然心脏骤停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住院前后一个月，因为疫情，我们都不能探望她，老人家的情绪一直不太好，受了不少苦。每次通电话，外婆都表示想要回家，不想治疗了……但我们又无可奈何……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情况千万种，望能拥有最轻松的方式，安详宁静。天堂没有病痛，愿外婆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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