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发儿童文学的特异光芒】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进行“对话”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彰显了人类“儿童观”的变迁与选择，民族与时代“童年志”的温度和深度。但是“优秀作品”如何定义？成人与儿童的交流并不畅通，彼此的选择常有出入，会双向陷入“失语”窘境。这都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儿童与成人凝聚共识、双向成长。儿童文学专业素养的缺失，限制了成人的判断力和指导力，也容易造成当下儿童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公信力危机。由此，提升儿童文学素养日益成为国民素养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更是如此。
朱自强所著《儿童文学概论》初版于2009年，时隔十几年后，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特殊性”“教育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概论”“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共七章）论述儿童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文体划分。
《概论》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利尔的《荒诞书》所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童话《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柠檬》，赤岗江里子的童诗《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大造爷爷和雁》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年获第18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在《概论》中他从不吝惜对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对文本解读的质疑，“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读文本”；同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传统解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铿锵之音。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选用了大量插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不妨走进这部《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作者：姚苏平 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所著《儿童文学概论》初版于2009年，时隔十几年后，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特殊性”“教育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概论”“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共七章）论述儿童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文体划分。
《概论》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利尔的《荒诞书》所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童话《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柠檬》，赤岗江里子的童诗《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大造爷爷和雁》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年获第18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在《概论》中他从不吝惜对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对文本解读的质疑，“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读文本”；同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传统解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铿锵之音。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选用了大量插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不妨走进这部《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作者：姚苏平 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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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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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翎[超话]# 最愛的cp破碎了
曾經以為電視劇中的美好會慢慢實現，讓夢境變為真實。事隔多年依舊喜歡著他們，樂梅和起軒，直到有一天，嘩的一下，「夢」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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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當我看到這一時半會讓人無法接受的話，整個人都覺得垮掉了，粉了這麼多年的cp竟然是這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也能理解，但當面說出這樣一段話，作為粉絲來說只能長歎一口氣⋯⋯⋯
「鬼丈夫」這部劇對鬼迷來說：點點滴滴都是回憶，揮揮衣袖怎能容易，再也沒有等你，今天、明天、每一天⋯⋯⋯
夢，終究會醒，醒得如此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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