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为什么总有人憋不住高谈阔论，以为知道点什么，然后“分析”的头头是道，主要全是主观臆想！然后还一堆腿毛附和！！！真真谁写的文字多谁就是对的？？大脑生出来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当摆设的[吐][吐][吐]
微博难道不是个想卸就卸的软件吗？？？有它无它生活仍然继续啊，粉丝多有啥大用嘛？哦，可能可以赚钱吧[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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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今天——7月22日】1928年7月22日 平江起义
1928年7月22日，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这天上午，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进行起义的总动员。部队随即按照部署，趁敌人午睡时，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消灭了反抗的敌人，救出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
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4年7月22日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
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电报提出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指出：苏美英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电报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批国民党独裁政府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并加写一段文字。加写的这段文字是：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1957年7月22日 陈云要求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
1957年7月22日，陈云在十三个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中城市除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合理规定价格，保证农民能够得利，不能“菜贱伤农”。每一个城市应有一个副市长来管蔬菜供应工作。
1968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
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80年7月22日 邓小平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湖北十堰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时说：你们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办什么事都要从全局考虑，才对国家有利。机械工业要进入市场，就要竞争、比较，落后的机器就应淘汰。淘汰落后的就是节约。要规定在什么标准以下就应该淘汰，否则就是保护落后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要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既要搞点大型的，搞些终端机，也要搞小型的，搞专用机。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加强政法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
《意见》提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搞好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9年7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28年7月22日，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这天上午，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进行起义的总动员。部队随即按照部署，趁敌人午睡时，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消灭了反抗的敌人，救出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
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4年7月22日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
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电报提出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指出：苏美英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电报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批国民党独裁政府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并加写一段文字。加写的这段文字是：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1957年7月22日 陈云要求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
1957年7月22日，陈云在十三个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中城市除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合理规定价格，保证农民能够得利，不能“菜贱伤农”。每一个城市应有一个副市长来管蔬菜供应工作。
1968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
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80年7月22日 邓小平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湖北十堰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时说：你们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办什么事都要从全局考虑，才对国家有利。机械工业要进入市场，就要竞争、比较，落后的机器就应淘汰。淘汰落后的就是节约。要规定在什么标准以下就应该淘汰，否则就是保护落后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要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既要搞点大型的，搞些终端机，也要搞小型的，搞专用机。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加强政法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
《意见》提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搞好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9年7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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