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继续回落】，
4月财新中国PMI降至46 连续两月创2020年3月以来新低。
2022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7.4%、41.9%和42.7%，低于上月2.1、6.5和6.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继续下降
4月份制造业PMI降至47.4%，制造业景气水平连续下降。
（一）产需两端降幅加大。本轮疫情点多、面广、频发，部分企业减产停产。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4.4%和42.6%，比上月下降5.1和6.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明显下降，市场需求继续走低。同时，本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继续下降，产成品库存指数升至近年高点，不少企业反映物流运输困难加大，甚至出现主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困难、产成品销售不畅、库存积压等情况，上下游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均受到较大影响。
（二）价格指数高位波动。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4.2%和54.4%，低于上月1.9和2.3个百分点，继续位于近期较高运行水平。从行业情况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超过70.0%和60.0%，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中下游行业成本压力不断加大。
（三）部分行业运行相对稳定。虽然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下行，但仍有部分行业运行总体平稳，其中保障基本民生的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PMI均高于临界点，且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落
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1.9%，低于上月6.5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经营活动总体继续放缓。
（一）服务业景气水平回落幅度加大。受疫情严重冲击，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上月6.7个百分点，降至40.0%，连续两个月明显回落，服务业总体走弱。从行业情况看，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9个位于收缩区间，其中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护及公共设施管理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仍处于低位收缩区间；批发、邮政、金融等行业降至收缩区间，业务总量由升转降。但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的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保持增长，保障了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二）建筑业保持扩张。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低于上月5.4个百分点，仍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0%，连续两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且新订单指数为52.3%，延续扩张走势，表明随着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土木工程建筑业保持较快施工进度，对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三、综合PMI产出指数继续收缩
4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2.7%，低于上月6.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下降。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4.4%和41.9%。
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尤其是近期有关部门进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物流畅通保供，加大助企纾困等各项政策力度，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信心，4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在景气区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政策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有望逐步得到改善。
————————————————
4月财新中国PMI降至46 连续两月创2020年3月以来新低
国内多地疫情反弹、防疫措施收紧等，继续拖累制造业景气度持续走弱。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降，创2020年首轮新冠疫情防控以来新低。
4月30日发布2022年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46，低于3月2.1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制造业PMI录得47.4，下降2.1个百分点，亦创2020年3月以来最低。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各分项指数显示，4月制造业供给和需求继续收缩。当月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录得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反映局部新冠疫情持续，制造业生产和流通秩序受到破坏，市场需求也受影响。部分调查企业反映，因生产交付困难而导致客户取消订单。物流问题也拖累外需，4月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2020年6月以来最低，连续第九个月位于收缩区间。
物流受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巨大，4月供应商供货时间指数较上月大幅下降，并录得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许多企业表示，封控限行，加上原料供应紧张，影响了投入品的交付速度。4月供应商交付延迟率创调查历史次高。
疫情扰乱企业正常运营，4月积压工作指数显示制造业积压工作量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但积压率尚算温和。制造商产量下降、加上增加动用原有库存，共同导致4月成品库存指数下降。但也有企业反映，因运输受阻，库存整体降幅有限。
在一季度末轻微扩张后，制造业用工规模在4月重现收缩，降幅尚属轻微。过去九个月来，包括4月在内的八个月就业指数均处于收缩区间。部分企业表示，需求疲弱，用工量有所下降；也有企业表示，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工人返岗复工困难。
通胀压力仍然高企。从成本端看，4月制造业企业购进价格指数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荣枯线。调查企业反映，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因素影响下，物流受阻，原材料价格上升。相比之下，仍处于扩张区间的出厂价格指数却录得2022年内新低，表明市场景气度有限，企业难以将成本端涨价压力转移至销售端。
尽管制造业供需均收缩，企业家整体仍维持乐观情绪，4月生产经营预期指数基本与上月持平，但低于长期均值。企业家认为疫情终究将得到控制，不过部分受访者担忧疫情管控持续时间过长。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称，2022年4月，局部疫情持续，制造业景气度亦持续转弱。供给收缩，需求承压，外需恶化，供应链受阻，物流时间延长，积压工作量增加，工人返岗困难，通胀压力持续，市场乐观情绪低于长期均值水平。4月以来，上海等局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对于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依然存在，物流不通畅尤其成为痛点。
他表示，目前政策层面最为紧迫的工作是坚持“动态清零”既定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优化人员和物资流动，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此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应加大扶持力度，稳定市场预期。疫情之下，众多企业员工、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群体收入下滑、生活困难，政策层面亦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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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财新中国PMI降至46 连续两月创2020年3月以来新低。
2022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7.4%、41.9%和42.7%，低于上月2.1、6.5和6.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继续下降
4月份制造业PMI降至47.4%，制造业景气水平连续下降。
（一）产需两端降幅加大。本轮疫情点多、面广、频发，部分企业减产停产。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4.4%和42.6%，比上月下降5.1和6.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明显下降，市场需求继续走低。同时，本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继续下降，产成品库存指数升至近年高点，不少企业反映物流运输困难加大，甚至出现主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困难、产成品销售不畅、库存积压等情况，上下游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均受到较大影响。
（二）价格指数高位波动。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4.2%和54.4%，低于上月1.9和2.3个百分点，继续位于近期较高运行水平。从行业情况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超过70.0%和60.0%，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中下游行业成本压力不断加大。
（三）部分行业运行相对稳定。虽然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下行，但仍有部分行业运行总体平稳，其中保障基本民生的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PMI均高于临界点，且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落
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1.9%，低于上月6.5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经营活动总体继续放缓。
（一）服务业景气水平回落幅度加大。受疫情严重冲击，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上月6.7个百分点，降至40.0%，连续两个月明显回落，服务业总体走弱。从行业情况看，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9个位于收缩区间，其中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护及公共设施管理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仍处于低位收缩区间；批发、邮政、金融等行业降至收缩区间，业务总量由升转降。但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的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保持增长，保障了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二）建筑业保持扩张。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低于上月5.4个百分点，仍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0%，连续两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且新订单指数为52.3%，延续扩张走势，表明随着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土木工程建筑业保持较快施工进度，对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三、综合PMI产出指数继续收缩
4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2.7%，低于上月6.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下降。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4.4%和41.9%。
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尤其是近期有关部门进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物流畅通保供，加大助企纾困等各项政策力度，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信心，4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在景气区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政策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有望逐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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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财新中国PMI降至46 连续两月创2020年3月以来新低
国内多地疫情反弹、防疫措施收紧等，继续拖累制造业景气度持续走弱。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降，创2020年首轮新冠疫情防控以来新低。
4月30日发布2022年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46，低于3月2.1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制造业PMI录得47.4，下降2.1个百分点，亦创2020年3月以来最低。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各分项指数显示，4月制造业供给和需求继续收缩。当月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录得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反映局部新冠疫情持续，制造业生产和流通秩序受到破坏，市场需求也受影响。部分调查企业反映，因生产交付困难而导致客户取消订单。物流问题也拖累外需，4月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2020年6月以来最低，连续第九个月位于收缩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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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季度末轻微扩张后，制造业用工规模在4月重现收缩，降幅尚属轻微。过去九个月来，包括4月在内的八个月就业指数均处于收缩区间。部分企业表示，需求疲弱，用工量有所下降；也有企业表示，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工人返岗复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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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造业供需均收缩，企业家整体仍维持乐观情绪，4月生产经营预期指数基本与上月持平，但低于长期均值。企业家认为疫情终究将得到控制，不过部分受访者担忧疫情管控持续时间过长。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称，2022年4月，局部疫情持续，制造业景气度亦持续转弱。供给收缩，需求承压，外需恶化，供应链受阻，物流时间延长，积压工作量增加，工人返岗困难，通胀压力持续，市场乐观情绪低于长期均值水平。4月以来，上海等局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对于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依然存在，物流不通畅尤其成为痛点。
他表示，目前政策层面最为紧迫的工作是坚持“动态清零”既定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优化人员和物资流动，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此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应加大扶持力度，稳定市场预期。疫情之下，众多企业员工、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群体收入下滑、生活困难，政策层面亦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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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调仓各显神通 有人“乾坤大腾挪” 有人“不变应万变”】
顶流基金大佬的一季报信息量十足。面对震荡调整的一季度行情，基金大佬应对姿势各异。有人积极调仓，也有人“不变应万变”，风格迥异的调仓思路让接下来的基金“更有看头”。与此同时，一季度行情让不少大佬直呼“看到了底部”，许多人为投资者做起“心理按摩”，强调面对调整需要保持耐心和定力。
基金经理调仓大相径庭
面对震荡调整的2022年一季度，顶流基金经理们应对姿势各异。有人加大防御，等待进攻时机;有人逆势加仓，力图抢占先机;有人积极调仓换股，想要抓住结构性机遇;有人坚守信仰，韬光养晦，蓄势待发。
丘栋荣是积极调仓换股的代表。相比于2021年年底，他在2022年一季度对所管理的四只产品进行了“乾坤大腾挪”。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前十大重仓股半数“换血”，新进美团、中国宏桥、快手、鲁西化工、中国海外发展，特别是港股持仓规模明显增加。中庚价值品质前十大重仓股新晋7只个股、中庚小盘价值前十大重仓股新晋3只个股、中庚价值灵动前十大重仓股新晋4只个股。此外，中庚小盘价值、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的股票仓位均有所上升。
一季度，嘉实基金洪流管理的多只基金股票仓位提高。以嘉实瑞熙三年为例，2021年年末该基金股票仓位为92.81%，一季度末基金股票仓位则达到95.46%。嘉实价值成长一季度末的股票仓位相较2021年年底也增加了0.52个百分点。洪流表示，尽管市场内外压力犹在，预期大概率在短期内具备修复的可能，所以在下跌中进行了加仓，并对调整时间与幅度较为充分且具备长期成长性的行业进行了一定的结构倾斜。
调仓动作频频的还有银华基金李晓星，其管理的基金半数重仓股“换血”，对于科技消费板块的配置更加均衡。银华心怡一季报显示，李晓星在一季度大举加仓贵州茅台近50万股，该股已进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2021年年底，银华心怡持有贵州茅台5.88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1%;2022年一季度，银华心怡持有贵州茅台53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8.15%。此外，汇川技术、东方雨虹、天赐材料、金山办公也在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现身。
一季度，有不少顶流基金经理选择“按兵不动”。“公募一哥”张坤管理基金的股票仓位基本稳定，仅对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医药、科技等行业的配置，降低了金融等行业的配置。以易方达蓝筹精选为例，2022年一季度末与去年年底相比，仅有平安银行退出前十大重仓股，美团进入前十大重仓股。易方达“同门”萧楠的调仓变化也不大，其管理的易方达消费行业前十大重仓股仅新晋一只个股，具体来看增持了家电板块，并对白酒股的配置结构进行调整，增加了高端和次高端白酒的配置。易方达科顺则持续降低投资组合整体的估值水平，增持了包括煤炭、白酒在内的部分板块，并适当增加了一些港股持仓。
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一季度末的前十大重仓股与去年年底相比变化不大，基金在一季度增持锦浪科技，该股成为广发小盘成长的第8大重仓股，普利特持股数量不变，为第10大重仓股，京东方A、高德红外则退出十大重仓股行列。
作为价值投资的代表，中欧基金曹名长管理基金的股票持仓基本平稳，前十大重仓股变化不大。以中欧价值发现为例，相比去年年底，前十大重仓股新增淮北矿业，曲美家居则退出前十。
赵蓓、蔡嵩松两位赛道型选手，在所管理基金的一季报中呈现出不同的调仓思路。
以赵蓓管理的工银前沿医疗为例，基金一季报表示：“CXO的基本面高景气趋势维持，医疗服务、药店和消费品受一定程度的疫情冲击，但整体影响可控，短期冲击并不影响长期经营趋势和竞争力。市场一度对地缘政治因素过度担忧也给以CXO为代表的医药成长股带来了有吸引力的低估值买点。”
在诺安创新驱动一季报中，可以明确看出，蔡嵩松进军“东数西算”领域。十大重仓股为卫士通、旗天科技、数字认证、京北方、新国都、浪潮软件、数据港、科蓝软件、普联软件、宝兰德。与2021年年末相比，十大重仓股“完全换血”。
蔡嵩松表示，从细分板块来看，东数西算、数字人民币、网络安全、信创等，都是可以“自上而下”把握的机会。行业估值较低，基本面出现拐点，就是最大的投资逻辑。另外，蔡嵩松的诺安成长一季度的十大重仓股依旧是清一色的半导体品种。
顶流齐声喊“底”
一向出言谨慎的朱少醒在富国天惠一季报中坦言，站在当前的时点去分析短期的市场环境，的确挺难给出乐观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对市场过度悲观已经没有意义。”
银华基金李晓星在一季报中用大量篇幅阐释：“我们总体上对于权益市场非常看好，并认为后面经济的增长会强于市场的预期。”对此，他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分析：从短期维度看，开年以来的估值收缩已经进入到结束阶段;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地缘局势或将影响全球化进程;从更长的维度来看，美元作为公认储备货币和硬通货的趋势，将逐渐终结。
刘格菘也发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底部特征。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我们对未来的资本市场并不悲观。”他认为，从性价比角度看，经过一季度的调整，很多行业的估值水平回到了2018年年底的位置，从二季度开始，市场或将迎来结构性行情。
“短期看，我们认为沪指3000点为市场阶段性底部，国内的背景是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中邮基金国晓雯表示，对于成长股，只要标的业绩不大幅下修，年底大概率会有显著的绝对收益。
中欧基金周蔚文详述了“不悲观”的三大原因：首先，相当一部分赛道标的调整已基本完成，泡沫很小;其次，过去两三年不少板块优秀公司股价上涨幅度不大，行业景气度迎来好转，逐步出现投资机会;另外，我国央行的政策更具前瞻性，货币调控还有宽松的空间，相对有利于股市。
永赢基金常远认为，权益市场目前的估值已经回到了相对偏低的位置，未来基于疫情得到管控和地缘局势缓和的预期，可以对权益市场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
景顺长城基金杨锐文表示，自他担任基金经理以来，经历过2015-2016年的市场异常波动，经受过2018年全年表现不佳，“每次到那种跌到市场自我怀疑的时候，这个市场就见底了”。就投资机会而言，杨锐文认为上半年是周期类占优，下半年将是科技成长类占优。
大佬上阵“心理按摩”
不同以往，在一季报中，不少基金经理在理性思考之外，多了一些感性的温度，不约而同为投资者做起了“心理按摩”。
张坤在一季报中表示：“在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我们的大脑形成了最有利于生存的特点，但其中某些特性却是对投资不利的。”
在他看来，相比于感觉和情绪，理性分析在大脑中要弱小许多。但他表示，坦然接受这些特性可能是保持心态平和的前提，然后才能避免投资受到这些特性的伤害。他分析说，当股票下跌时，投资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克制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的恐惧，是来自于股价下跌，还是来自于基本面发生了负面变化?最初的投资理由不存在了吗?股价更低了，作为长期的净买入者，不应该更高兴才对吗?要判断某个事物的真伪，最可靠的方法是证明其错误性(证伪)。
最后他总结：“股票价格就像天气，永远都在变化且捉摸不定、难以把握，而企业价值就像气候，始终在缓慢而有规律的变化。就长期而言，真正决定一个地区环境的还是气候。”
“英国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过：寒冷是节俭之母。因此，北欧国家的人们把他们的繁荣部分归功于严酷的气候。寒冷迫使他们在夏天储备过冬的食物、煤和衣服，也促使他们修建房屋和勤勉持家。”这是广发基金傅友兴在一季报中写下的内容。他想借此说明，播种在前，收获在后。当下股市的低迷在短期内让投资人倍感艰难，但此时也是为未来进行储蓄和投资的有利窗口期。
刘格菘则表示，从产业发展以及中长期投资的角度思考，当前A股市场具备投资价值的行业非常多，希望基金投资人能够保持耐心。
【基金经理调仓各显神通 有人“乾坤大腾挪” 有人“不变应万变”】
顶流基金大佬的一季报信息量十足。面对震荡调整的一季度行情，基金大佬应对姿势各异。有人积极调仓，也有人“不变应万变”，风格迥异的调仓思路让接下来的基金“更有看头”。与此同时，一季度行情让不少大佬直呼“看到了底部”，许多人为投资者做起“心理按摩”，强调面对调整需要保持耐心和定力。
基金经理调仓大相径庭
面对震荡调整的2022年一季度，顶流基金经理们应对姿势各异。有人加大防御，等待进攻时机;有人逆势加仓，力图抢占先机;有人积极调仓换股，想要抓住结构性机遇;有人坚守信仰，韬光养晦，蓄势待发。
丘栋荣是积极调仓换股的代表。相比于2021年年底，他在2022年一季度对所管理的四只产品进行了“乾坤大腾挪”。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前十大重仓股半数“换血”，新进美团、中国宏桥、快手、鲁西化工、中国海外发展，特别是港股持仓规模明显增加。中庚价值品质前十大重仓股新晋7只个股、中庚小盘价值前十大重仓股新晋3只个股、中庚价值灵动前十大重仓股新晋4只个股。此外，中庚小盘价值、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的股票仓位均有所上升。
一季度，嘉实基金洪流管理的多只基金股票仓位提高。以嘉实瑞熙三年为例，2021年年末该基金股票仓位为92.81%，一季度末基金股票仓位则达到95.46%。嘉实价值成长一季度末的股票仓位相较2021年年底也增加了0.52个百分点。洪流表示，尽管市场内外压力犹在，预期大概率在短期内具备修复的可能，所以在下跌中进行了加仓，并对调整时间与幅度较为充分且具备长期成长性的行业进行了一定的结构倾斜。
调仓动作频频的还有银华基金李晓星，其管理的基金半数重仓股“换血”，对于科技消费板块的配置更加均衡。银华心怡一季报显示，李晓星在一季度大举加仓贵州茅台近50万股，该股已进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2021年年底，银华心怡持有贵州茅台5.88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1%;2022年一季度，银华心怡持有贵州茅台53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8.15%。此外，汇川技术、东方雨虹、天赐材料、金山办公也在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现身。
一季度，有不少顶流基金经理选择“按兵不动”。“公募一哥”张坤管理基金的股票仓位基本稳定，仅对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医药、科技等行业的配置，降低了金融等行业的配置。以易方达蓝筹精选为例，2022年一季度末与去年年底相比，仅有平安银行退出前十大重仓股，美团进入前十大重仓股。易方达“同门”萧楠的调仓变化也不大，其管理的易方达消费行业前十大重仓股仅新晋一只个股，具体来看增持了家电板块，并对白酒股的配置结构进行调整，增加了高端和次高端白酒的配置。易方达科顺则持续降低投资组合整体的估值水平，增持了包括煤炭、白酒在内的部分板块，并适当增加了一些港股持仓。
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一季度末的前十大重仓股与去年年底相比变化不大，基金在一季度增持锦浪科技，该股成为广发小盘成长的第8大重仓股，普利特持股数量不变，为第10大重仓股，京东方A、高德红外则退出十大重仓股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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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蓓、蔡嵩松两位赛道型选手，在所管理基金的一季报中呈现出不同的调仓思路。
以赵蓓管理的工银前沿医疗为例，基金一季报表示：“CXO的基本面高景气趋势维持，医疗服务、药店和消费品受一定程度的疫情冲击，但整体影响可控，短期冲击并不影响长期经营趋势和竞争力。市场一度对地缘政治因素过度担忧也给以CXO为代表的医药成长股带来了有吸引力的低估值买点。”
在诺安创新驱动一季报中，可以明确看出，蔡嵩松进军“东数西算”领域。十大重仓股为卫士通、旗天科技、数字认证、京北方、新国都、浪潮软件、数据港、科蓝软件、普联软件、宝兰德。与2021年年末相比，十大重仓股“完全换血”。
蔡嵩松表示，从细分板块来看，东数西算、数字人民币、网络安全、信创等，都是可以“自上而下”把握的机会。行业估值较低，基本面出现拐点，就是最大的投资逻辑。另外，蔡嵩松的诺安成长一季度的十大重仓股依旧是清一色的半导体品种。
顶流齐声喊“底”
一向出言谨慎的朱少醒在富国天惠一季报中坦言，站在当前的时点去分析短期的市场环境，的确挺难给出乐观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对市场过度悲观已经没有意义。”
银华基金李晓星在一季报中用大量篇幅阐释：“我们总体上对于权益市场非常看好，并认为后面经济的增长会强于市场的预期。”对此，他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分析：从短期维度看，开年以来的估值收缩已经进入到结束阶段;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地缘局势或将影响全球化进程;从更长的维度来看，美元作为公认储备货币和硬通货的趋势，将逐渐终结。
刘格菘也发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底部特征。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我们对未来的资本市场并不悲观。”他认为，从性价比角度看，经过一季度的调整，很多行业的估值水平回到了2018年年底的位置，从二季度开始，市场或将迎来结构性行情。
“短期看，我们认为沪指3000点为市场阶段性底部，国内的背景是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中邮基金国晓雯表示，对于成长股，只要标的业绩不大幅下修，年底大概率会有显著的绝对收益。
中欧基金周蔚文详述了“不悲观”的三大原因：首先，相当一部分赛道标的调整已基本完成，泡沫很小;其次，过去两三年不少板块优秀公司股价上涨幅度不大，行业景气度迎来好转，逐步出现投资机会;另外，我国央行的政策更具前瞻性，货币调控还有宽松的空间，相对有利于股市。
永赢基金常远认为，权益市场目前的估值已经回到了相对偏低的位置，未来基于疫情得到管控和地缘局势缓和的预期，可以对权益市场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
景顺长城基金杨锐文表示，自他担任基金经理以来，经历过2015-2016年的市场异常波动，经受过2018年全年表现不佳，“每次到那种跌到市场自我怀疑的时候，这个市场就见底了”。就投资机会而言，杨锐文认为上半年是周期类占优，下半年将是科技成长类占优。
大佬上阵“心理按摩”
不同以往，在一季报中，不少基金经理在理性思考之外，多了一些感性的温度，不约而同为投资者做起了“心理按摩”。
张坤在一季报中表示：“在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我们的大脑形成了最有利于生存的特点，但其中某些特性却是对投资不利的。”
在他看来，相比于感觉和情绪，理性分析在大脑中要弱小许多。但他表示，坦然接受这些特性可能是保持心态平和的前提，然后才能避免投资受到这些特性的伤害。他分析说，当股票下跌时，投资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克制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的恐惧，是来自于股价下跌，还是来自于基本面发生了负面变化?最初的投资理由不存在了吗?股价更低了，作为长期的净买入者，不应该更高兴才对吗?要判断某个事物的真伪，最可靠的方法是证明其错误性(证伪)。
最后他总结：“股票价格就像天气，永远都在变化且捉摸不定、难以把握，而企业价值就像气候，始终在缓慢而有规律的变化。就长期而言，真正决定一个地区环境的还是气候。”
“英国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过：寒冷是节俭之母。因此，北欧国家的人们把他们的繁荣部分归功于严酷的气候。寒冷迫使他们在夏天储备过冬的食物、煤和衣服，也促使他们修建房屋和勤勉持家。”这是广发基金傅友兴在一季报中写下的内容。他想借此说明，播种在前，收获在后。当下股市的低迷在短期内让投资人倍感艰难，但此时也是为未来进行储蓄和投资的有利窗口期。
刘格菘则表示，从产业发展以及中长期投资的角度思考，当前A股市场具备投资价值的行业非常多，希望基金投资人能够保持耐心。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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