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顺德伦教考察老总家的香云纱生产基地，香云纱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纱制作工艺独特，数量稀少，制作时间长，具有凉爽宜人、轻薄柔软、遇水快干、不易起皱、富有身骨，除菌、驱虫、对皮肤具有保健作用的特点。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莨纱”，是采用植物染料薯莨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 “软黄金”。图为工人们正在顶着烈日专心晒摆香云纱。 https://t.cn/RJ2Ip0e
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巨变︱航线网络篇——四海之内通天路
开栏的话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方位展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民航发展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中国民航报推出《巨变》系列报道，分别从党的建设、安全生产、航线网络、基础设施、运行效率、服务品质、战略作用、科技创新、国际地位九个方面反映民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敬请关注。
四海之内通天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航发展之航线网络篇
周五深夜2时，曾先生乘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回家与妻子度过一个周末。周日下午，再次起飞，回到北京，开始一周的工作。
2021年前4个月，曾先生已经累计飞行了40次。
2020年，22次；2019年，85次；2018年，63次......打开他的“航旅纵横”航线图，能看到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一条条航线画出整齐的白色平行线，勾勒出当代典型“双城青年”的生活轨迹。
很多像他一样的“90后”，以“飞人”的方式见证着中国民航的航线足迹。
回首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国内只有南苑机场开通了几条民用航线。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民用航空史》记载，“当时只有10余架小飞机、几条短航线，机场少且设施极为简陋”。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的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民航的创立奠定了宝贵的物质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东风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谋划下，民航经过两轮管理体制重大改革，迎来市场化的春天。从1993年东航、南航、国航三大航空集团成立，到21世纪初奥凯航、春秋航等一大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成立。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运输航空公司64家，其中全货运航空公司11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9家、上市航空公司8家、通用航空公司523家，航空市场活力迸发，多元主体齐头并进，市场竞争如火如荼。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内国际航线连点成线，串线成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打破西方交通封锁，通航苏联，到1980年定期通航香港，1981年通航美国，1995年通航澳门，2008年海峡两岸直航通航；从1950年8月1日首条国内航线天津—汉口—重庆正式开通，到1978年共有各类航线162条，再到“十三五”净增航线263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定期航线5581条、国内航线4686条，其中港澳台航线94条、国际航线895条，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的地级行政单元、88%的人口、93%的GDP产区。
航线网络深刻改变着一座城市的发展路径。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通航短短30年，航线已通达国内外190座城市；云南边陲小城腾冲创新“航空+旅游”模式，累计开通航线22条，2019年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GDP分别是2009年通航当年的5.9倍、14.93倍、4.46倍；中原大地郑州2016年转型航空货运枢纽，开通货运航线51条，通航城市63座，“空中丝绸之路”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由西到东，由北到南，通航城市的纵横交错，带动区域经济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定期航线国内通航城市237座（不含港澳台地区），25座城市通航香港，17座城市通航澳门，43座城市通航台湾。
航线的发展，带动了人与物的充分流动。“当年坐飞机要辗转数地，今天根本无法想象”。1980年，福建侨商许金聪坐着汽车颠簸24小时到深圳，再过关到香港，从香港花费460美元飞往菲律宾。而今天，许金聪乘坐着中国民航的飞机去过70多个国家，在飞机上写成了小说《闽商下南洋》。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1.55亿人次，比21世纪初增长数十倍。
中国电商的发展在全球独树一帜，得益于航线网络的通达，同时也推动航线网络布局愈加完善。2010年~2019年，顺丰航空货运量从2.7万吨增至50万吨。如今，从林芝松茸、昆明鲜切花、智利车厘子到挪威三文鱼，不管是来自五大洲的珍贵食材，还是中国乡村地区的扶贫产品，都可以在24小时之内送达千家万户。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全行业货邮吞吐量达1710万吨。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进程，民航不再仅仅是大城市独享的资源，支线网络以同样飞快的速度，如毛细血管般在中华大地上铺开。“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为三、四线城市充分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了许多机会。而包括民航在内的交通行业，理应为高质量发展当好‘先行官’。”华夏航空董事长胡晓军说。如今，华夏航空通航城市已达127座，携手国内28家干线航空公司，以干支结合的模式向市场提供通程产品多达2万余个。自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至今，短途运输航线从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等试点迅速拓展至10余个省、市、自治区，激发了三、四线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偏远地区的航空市场活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航空出行的便利。
飞机机型和机队规模的变迁见证着中国民航的发展速度与自主研发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制安24飞机、上世纪70年代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到1973年引入第一架波音飞机，再到C919大型客机进入审定试飞阶段，ARJ21支线客机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国产飞机登上历史舞台；从1978年共有各类运输飞机98架、通航飞机360余架，到今天我国运输飞机达3903架，注册无人机51.7万架；通用航空从1951年第一次使用C-46飞机开展灭杀蚊蝇作业，到直5、云雀、米8等型号，再到2020年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成功实现海上首飞，AG100、航空工业AC312E、JH-2直升机、YTTA01/A02自转旋翼机、亿航216无人驾驶eVTOL等各类机型百花齐放，在册航空器总数达到2892架……截至“十三五”末，国产民机在支线机队中的比例已达33%。
2021年，民航局党组重新调整“一二三三四”民航总体工作思路，构建“系统布局、效率运行的航空运输网络体系”，中国民航航线网络建设开始向下一个更好、更远的目标继续进发。
行远自迩，踔厉奋发。中国民航的航线网络图，也是一张建党百年来的社会交融图、经济发展图、开放足迹图。我们从零星航线的过去走来，点亮一个个城市、乡村，延伸到五湖四海、天涯海角；我们向纵横交错的未来而去，接续百年辉煌，传承中华足迹。（中国民航报 记者赵丹）
开栏的话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方位展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民航发展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中国民航报推出《巨变》系列报道，分别从党的建设、安全生产、航线网络、基础设施、运行效率、服务品质、战略作用、科技创新、国际地位九个方面反映民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献礼，敬请关注。
四海之内通天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航发展之航线网络篇
周五深夜2时，曾先生乘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回家与妻子度过一个周末。周日下午，再次起飞，回到北京，开始一周的工作。
2021年前4个月，曾先生已经累计飞行了40次。
2020年，22次；2019年，85次；2018年，63次......打开他的“航旅纵横”航线图，能看到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一条条航线画出整齐的白色平行线，勾勒出当代典型“双城青年”的生活轨迹。
很多像他一样的“90后”，以“飞人”的方式见证着中国民航的航线足迹。
回首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国内只有南苑机场开通了几条民用航线。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民用航空史》记载，“当时只有10余架小飞机、几条短航线，机场少且设施极为简陋”。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的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民航的创立奠定了宝贵的物质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东风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谋划下，民航经过两轮管理体制重大改革，迎来市场化的春天。从1993年东航、南航、国航三大航空集团成立，到21世纪初奥凯航、春秋航等一大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成立。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运输航空公司64家，其中全货运航空公司11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9家、上市航空公司8家、通用航空公司523家，航空市场活力迸发，多元主体齐头并进，市场竞争如火如荼。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内国际航线连点成线，串线成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打破西方交通封锁，通航苏联，到1980年定期通航香港，1981年通航美国，1995年通航澳门，2008年海峡两岸直航通航；从1950年8月1日首条国内航线天津—汉口—重庆正式开通，到1978年共有各类航线162条，再到“十三五”净增航线263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定期航线5581条、国内航线4686条，其中港澳台航线94条、国际航线895条，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的地级行政单元、88%的人口、93%的GDP产区。
航线网络深刻改变着一座城市的发展路径。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通航短短30年，航线已通达国内外190座城市；云南边陲小城腾冲创新“航空+旅游”模式，累计开通航线22条，2019年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GDP分别是2009年通航当年的5.9倍、14.93倍、4.46倍；中原大地郑州2016年转型航空货运枢纽，开通货运航线51条，通航城市63座，“空中丝绸之路”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由西到东，由北到南，通航城市的纵横交错，带动区域经济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定期航线国内通航城市237座（不含港澳台地区），25座城市通航香港，17座城市通航澳门，43座城市通航台湾。
航线的发展，带动了人与物的充分流动。“当年坐飞机要辗转数地，今天根本无法想象”。1980年，福建侨商许金聪坐着汽车颠簸24小时到深圳，再过关到香港，从香港花费460美元飞往菲律宾。而今天，许金聪乘坐着中国民航的飞机去过70多个国家，在飞机上写成了小说《闽商下南洋》。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1.55亿人次，比21世纪初增长数十倍。
中国电商的发展在全球独树一帜，得益于航线网络的通达，同时也推动航线网络布局愈加完善。2010年~2019年，顺丰航空货运量从2.7万吨增至50万吨。如今，从林芝松茸、昆明鲜切花、智利车厘子到挪威三文鱼，不管是来自五大洲的珍贵食材，还是中国乡村地区的扶贫产品，都可以在24小时之内送达千家万户。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全行业货邮吞吐量达1710万吨。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进程，民航不再仅仅是大城市独享的资源，支线网络以同样飞快的速度，如毛细血管般在中华大地上铺开。“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为三、四线城市充分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了许多机会。而包括民航在内的交通行业，理应为高质量发展当好‘先行官’。”华夏航空董事长胡晓军说。如今，华夏航空通航城市已达127座，携手国内28家干线航空公司，以干支结合的模式向市场提供通程产品多达2万余个。自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至今，短途运输航线从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等试点迅速拓展至10余个省、市、自治区，激发了三、四线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偏远地区的航空市场活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航空出行的便利。
飞机机型和机队规模的变迁见证着中国民航的发展速度与自主研发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制安24飞机、上世纪70年代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到1973年引入第一架波音飞机，再到C919大型客机进入审定试飞阶段，ARJ21支线客机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国产飞机登上历史舞台；从1978年共有各类运输飞机98架、通航飞机360余架，到今天我国运输飞机达3903架，注册无人机51.7万架；通用航空从1951年第一次使用C-46飞机开展灭杀蚊蝇作业，到直5、云雀、米8等型号，再到2020年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成功实现海上首飞，AG100、航空工业AC312E、JH-2直升机、YTTA01/A02自转旋翼机、亿航216无人驾驶eVTOL等各类机型百花齐放，在册航空器总数达到2892架……截至“十三五”末，国产民机在支线机队中的比例已达33%。
2021年，民航局党组重新调整“一二三三四”民航总体工作思路，构建“系统布局、效率运行的航空运输网络体系”，中国民航航线网络建设开始向下一个更好、更远的目标继续进发。
行远自迩，踔厉奋发。中国民航的航线网络图，也是一张建党百年来的社会交融图、经济发展图、开放足迹图。我们从零星航线的过去走来，点亮一个个城市、乡村，延伸到五湖四海、天涯海角；我们向纵横交错的未来而去，接续百年辉煌，传承中华足迹。（中国民航报 记者赵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