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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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了红不要命的网红：有人出事前脸长黑斑，有人62楼失足坠亡
走红于网络的一群人，我们称之为网红，很多人都是由于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环境下被无限放大而意外走红。
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因为自身的才华而出名的，这种类型比较有内涵，且经久不衰。
然而，也有网红是因一些异于常人的事而意外成名，这些人需要通过持续的输出才能保持热度，也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网络上就曾经出现过三位网红，他们都因为各自的“特长”被全民皆知，但后来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中国辣王”李永志
河南郑州出现过一位吃辣高手，他一天能吃掉5斤辣椒，且多次参加国内外吃辣比赛大获全胜，因此得到了“中国辣王”的称号。
这位“中国辣王”就是李永志，出生于河南新郑市龙湖镇沙窝李村，高中文化程度，成名之前是一名装修工人。
李永志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他长相平庸、身材肥胖，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吃辣技能，他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普通人。
李永志发现自己的吃辣技能，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一天。
当时他到一家饭店吃午饭，由于正赶上饭点，饭店里的人特别多，都在等着厨师上菜。李永志那一桌早早就点了菜，却迟迟不见上菜，忙了一上午，早已饥肠辘辘的他按捺不住了。
看到桌子上摆着一碗用来调味的辣椒粉，李永志用勺子舀了一勺放进嘴里，没想到他吃起来不但不觉得辣，还感觉挺美味。于是他便端起那碗辣椒粉，把它吃了下去，吃一碗不过瘾，他索性把隔壁几桌的辣椒面都拿过来统统吃掉。
饭店老板看到桌子上的几碗辣椒粉都没了，怀疑是被李永志偷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是被他吃了——为了自证清白，李永志当着老板的面，又吃光了面前的另一碗辣椒粉，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李永志的名气渐渐传开了。
之后，李永志就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吃辣的比赛，接受来自全国各地高手的挑战，也接受报刊和电视台的访问。
2012年10月，李永志参加湖南卫视的《谁与争锋》节目，与几位闻名而来的挑战者比赛吃辣。
在节目中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这些高手，征服了在场的观众和主持人，这一战令他的名声传遍全国，从此得到“中国辣王”的称号。
2014年，李永志又更进一步，先是上了央视的综艺节目，拿到了“金筷子奖”；后又前往印度，参加“魔鬼辣椒挑战赛”，并在比赛中一口气吃下32颗魔鬼辣椒，打破了此前由一位印度老人创造的5颗魔鬼辣椒的纪录，令全印为之震惊。
那几年网络直播刚刚兴起，李永志也开始了他的吃麻辣烫直播。
他会准备一锅下了各种辣椒的麻辣烫，一边吃着从热汤里捞上来的辣椒，一边和网友互动，整个过程不吃一点别的菜，令网友看得惊叹连连。
气氛高潮时，满屏都是网友刷的各种礼物。
李永志还学会了通过视频自我营销，在视频中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辣椒。
比如：阴阳毒蝎王鬼辣椒、黄魔鬼辣椒、千里达辣椒、中南美洲巧克力魔鬼辣椒等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辣椒，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曾宣称自己每天要吃掉5斤辣椒，而且要配白酒，吃起来才有味，一天不吃就周身不舒服。这样的“量”对于平常人来说难以想象，长久下来，身体难免会出现状况。
也许李永志自己都没想过，每天吃那么多的辣椒，自己身体是否吃得消。
身体上的损害是日积月累的，一次李永志刚刚吃饱后就感觉胃痛得厉害，手捂着肚子发了一身冷汗之后就痛得晕倒过去。
他的家人赶紧将他送往当地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才发现长期吃辣已经导致李永志的食道和肠胃严重损伤，而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李永志直到此时才后悔莫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他的身体得到了恢复，消化系统却大不如前了。
如今李永志已经褪去了辣王的光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逞能了。
失去了热度之后，生活也变得很艰难，根据2021年12月25日他在网上的曝料，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收入了——“账单上都是0”。
可虽说身体受到了一定损伤，也不能长期靠吃辣直播赚钱，但好歹他小命还在——网上有不少像他这样“剑走偏锋”的网友，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幸运。
二、美食博主于海龙
《泡泡龙》是诞生于1994年的一款曾经风靡全球的休闲游戏，20多年后，它成了一位吃播网红的外号“泡泡龙”。
美食博主于海龙是美食探店的吃播博主，外号就叫做泡泡龙，他长得身宽体胖，以食量大出名，和红雨、大蒜涛两位年轻人组成“铁三角”。
于海龙以前是个外卖骑手，一个月辛苦赚下几千块钱，一不小心被客户投诉就要扣工资，生活十分艰难。
但一次吃自助餐的经历，却让他意外火了一把——当时他们三人结伴去吃自助餐，由于于海龙和大蒜涛的食量大，餐馆的老板对他们颇有微词。
于是三个人就当场和老板起了争执，红雨拿起手机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又制作成视频发到快手上去。
没想到这个视频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晚播放量突破了1000万，且他们说的那句：“给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成了网络流行语。
他们三人之后就利用这次全网关注，开始了组队一起做吃播视频。
于是，三人就正式开始了短视频的创作，先是筛选那些传说中的美食店，再设计好桥段和对白，现场录制拍摄，再制作成美食视频发到网上去。
这个美食号很快就红火了起来，粉丝从10万涨到50万、100万，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要说用心，他们也真的投入了很大的心思，业务遍布全国各地街头巷尾的美食店，不以档次划分，而是专注地方特色，因此吸引了大批网友观看。
再说食量，三个人的食量都是相当大的，在做视频时，为了突出品尝美食的过程和效果，他们总是放开肚子尽情享用，吃得酣畅淋漓不亦乐乎。
这些美食多以高热量食物为主，虽然靠这个赚了不少钱，但经常暴饮暴食，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于海龙本身的体重就已经超过300斤，长期这样无节制的饮食，且缺乏必要的运动，身体终会慢慢垮掉。
在于海龙后期发的几个视频中，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他的脸上出现了黑斑，这是体内毒素没有办法正常排出，才在脸上显现出来的症状。
就有好心的网友劝他要节制饮食，控制食量，保重好身体，同时找个时间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但网友们的关心并没有引起于海龙足够的重视，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终于量变引起质变，身体还是吃不消垮掉了。
2021年3月5日，于海龙参与拍摄一段公益的宣传视频期间，因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而不幸离世，年仅29岁。
吃播是于海龙的工作，肥胖是他的标签，当这两样成为一个人的卖点时，他的结局就似乎早已注定了。
所以，当赚钱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赚再多的钱也毫无意义，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啊。
在于海龙去世半年多之后，他的昔日搭档红雨开启了新的创作模式。
在于海龙的个人账号上，出现了其妹妹发布的新视频——于海龙没有结婚，生前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由于他的走红，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在他去世之后，家庭又陷入困顿。
妹妹透露因为于海龙去世，他的母亲伤心过度而生病住院，妹妹就通过账号一直更新着母亲的治疗过程进展。在母亲出院后，妹妹又利用这个账号发布一些日常生活的视频，也开始了自己的做饭教学。
虽然这样做是为了赚钱养家，但也有些网友不乐意，认为这样用于海龙的账号是在消费死者。甚至，有些好事人就不停在视频下面留言质疑她，此中的是是非非也很难评判。
三、“极限挑战达人”吴咏宁
2017年11月8日，湖南长沙的一栋高楼上，一个年轻的身影从高达263米的62层顶层平台失足坠下，落到另一幢大楼的楼顶平台上。
由于当时没人发现，吴永宁在楼顶上挣扎了数个小时才慢慢死去，直到11月9日早晨6点，他的尸体才被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
2017年12月，他的女友用他的账号发布了一个视频，证实了他的去世。
吴永宁生前在视频网站上拥有99万粉丝，他上传过300个视频，收获很多关注，也获得了5.5万元的平台打赏。
在家中，吴永宁是个孝顺的儿子，2017年的中秋节时他回了一趟家，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这笔钱给家里购置了热水器、洗衣机，又给父母买了手机。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谎称自己在跟着剧组拍戏，并且一再保证不会去干冒险的事。
但当他打开手机上的视频录制镜头时，却又换上另一副脸孔——“喜欢高空、喜欢刺激、喜欢冒险”这些都是他的标签。
但他的这些举动都在将一步步带向深渊。
而这一切的起点，源自2017年8月6日他发的一条自拍视频——当时他在一幢10楼的建筑楼顶边缘玩平衡车，他把当天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后竟引起网友的关注，点赞人数很多，拿到了131元打赏。
在此之前，吴永宁是在横店跑龙套的临时演员，每天穿着戏服穿梭于各个剧组，赚着微薄的薪水。
这个来自湖南长沙农村的年轻人，钱包里藏着王宝强的照片，常将自己做群演时拍的视频发到网上，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王宝强那样出名。
但吴永宁始终等不到这样的机会，因此当看到自己发的视频引起关注时，他似乎在其中发现了商机。
于是吴永宁离开了横店，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极限咏宁”，开始专职做挑战极限和冒险的博主，自封“国内极限第一人”。
刚开始吴永宁和一些乐于此道的人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认真挑选国内各地的高层建筑进行挑战。
在做这些危险动作的过程中，吴永宁的那些朋友渐渐发现他的大胆和疯狂，这令他们也感到害怕。
在力劝无效之后，大家都选择了与吴永宁保持距离，因此在后期的那些冒险视频拍摄时，吴永宁都是单干，这给他的最终出事埋下了伏笔。
2017年11月8日那天，吴永宁独自搭电梯上了楼顶。
因为没有同伴为他拍摄，他只能将手机固定在一个能够拍摄到全景的位置。实际上虽然拍了很多这种视频，吴永宁本身并不是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单薄，肌肉厚度和力量都不够。
当天吴永宁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他在大楼的外墙上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尝试用手抓着大楼外墙，把整个人吊在外墙上，做了几个引体向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视频上显示他似乎没办法翻回去，在坚持了一下之后，他失手坠落。
吴永宁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6岁，没人知道他临死前的那几个小时经历过怎样的痛苦。
而他只是和这世上的芸芸众生一样，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在吴永宁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本来就不太好的身体，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他们把直播平台和吴永宁坠楼的大楼业主告上了法庭，最后获得10万元的赔偿。
四、结尾
李永志、于海龙和吴永宁，他们三人原本都是普通人，由于发现自己身上的“特长”而改变了命运，又因为这些“特长”最终害了自己，这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专长，比如有人画画很好、有人烹饪有一手、有人打篮球很棒。但有些“特质”对自己是有害的，像上面这三位的悲剧，茄哥希望大家可千万别学他们为了红不要命了
走红于网络的一群人，我们称之为网红，很多人都是由于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环境下被无限放大而意外走红。
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因为自身的才华而出名的，这种类型比较有内涵，且经久不衰。
然而，也有网红是因一些异于常人的事而意外成名，这些人需要通过持续的输出才能保持热度，也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网络上就曾经出现过三位网红，他们都因为各自的“特长”被全民皆知，但后来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中国辣王”李永志
河南郑州出现过一位吃辣高手，他一天能吃掉5斤辣椒，且多次参加国内外吃辣比赛大获全胜，因此得到了“中国辣王”的称号。
这位“中国辣王”就是李永志，出生于河南新郑市龙湖镇沙窝李村，高中文化程度，成名之前是一名装修工人。
李永志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他长相平庸、身材肥胖，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吃辣技能，他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普通人。
李永志发现自己的吃辣技能，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一天。
当时他到一家饭店吃午饭，由于正赶上饭点，饭店里的人特别多，都在等着厨师上菜。李永志那一桌早早就点了菜，却迟迟不见上菜，忙了一上午，早已饥肠辘辘的他按捺不住了。
看到桌子上摆着一碗用来调味的辣椒粉，李永志用勺子舀了一勺放进嘴里，没想到他吃起来不但不觉得辣，还感觉挺美味。于是他便端起那碗辣椒粉，把它吃了下去，吃一碗不过瘾，他索性把隔壁几桌的辣椒面都拿过来统统吃掉。
饭店老板看到桌子上的几碗辣椒粉都没了，怀疑是被李永志偷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是被他吃了——为了自证清白，李永志当着老板的面，又吃光了面前的另一碗辣椒粉，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李永志的名气渐渐传开了。
之后，李永志就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吃辣的比赛，接受来自全国各地高手的挑战，也接受报刊和电视台的访问。
2012年10月，李永志参加湖南卫视的《谁与争锋》节目，与几位闻名而来的挑战者比赛吃辣。
在节目中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这些高手，征服了在场的观众和主持人，这一战令他的名声传遍全国，从此得到“中国辣王”的称号。
2014年，李永志又更进一步，先是上了央视的综艺节目，拿到了“金筷子奖”；后又前往印度，参加“魔鬼辣椒挑战赛”，并在比赛中一口气吃下32颗魔鬼辣椒，打破了此前由一位印度老人创造的5颗魔鬼辣椒的纪录，令全印为之震惊。
那几年网络直播刚刚兴起，李永志也开始了他的吃麻辣烫直播。
他会准备一锅下了各种辣椒的麻辣烫，一边吃着从热汤里捞上来的辣椒，一边和网友互动，整个过程不吃一点别的菜，令网友看得惊叹连连。
气氛高潮时，满屏都是网友刷的各种礼物。
李永志还学会了通过视频自我营销，在视频中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辣椒。
比如：阴阳毒蝎王鬼辣椒、黄魔鬼辣椒、千里达辣椒、中南美洲巧克力魔鬼辣椒等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辣椒，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曾宣称自己每天要吃掉5斤辣椒，而且要配白酒，吃起来才有味，一天不吃就周身不舒服。这样的“量”对于平常人来说难以想象，长久下来，身体难免会出现状况。
也许李永志自己都没想过，每天吃那么多的辣椒，自己身体是否吃得消。
身体上的损害是日积月累的，一次李永志刚刚吃饱后就感觉胃痛得厉害，手捂着肚子发了一身冷汗之后就痛得晕倒过去。
他的家人赶紧将他送往当地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才发现长期吃辣已经导致李永志的食道和肠胃严重损伤，而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李永志直到此时才后悔莫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他的身体得到了恢复，消化系统却大不如前了。
如今李永志已经褪去了辣王的光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逞能了。
失去了热度之后，生活也变得很艰难，根据2021年12月25日他在网上的曝料，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收入了——“账单上都是0”。
可虽说身体受到了一定损伤，也不能长期靠吃辣直播赚钱，但好歹他小命还在——网上有不少像他这样“剑走偏锋”的网友，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幸运。
二、美食博主于海龙
《泡泡龙》是诞生于1994年的一款曾经风靡全球的休闲游戏，20多年后，它成了一位吃播网红的外号“泡泡龙”。
美食博主于海龙是美食探店的吃播博主，外号就叫做泡泡龙，他长得身宽体胖，以食量大出名，和红雨、大蒜涛两位年轻人组成“铁三角”。
于海龙以前是个外卖骑手，一个月辛苦赚下几千块钱，一不小心被客户投诉就要扣工资，生活十分艰难。
但一次吃自助餐的经历，却让他意外火了一把——当时他们三人结伴去吃自助餐，由于于海龙和大蒜涛的食量大，餐馆的老板对他们颇有微词。
于是三个人就当场和老板起了争执，红雨拿起手机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又制作成视频发到快手上去。
没想到这个视频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晚播放量突破了1000万，且他们说的那句：“给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成了网络流行语。
他们三人之后就利用这次全网关注，开始了组队一起做吃播视频。
于是，三人就正式开始了短视频的创作，先是筛选那些传说中的美食店，再设计好桥段和对白，现场录制拍摄，再制作成美食视频发到网上去。
这个美食号很快就红火了起来，粉丝从10万涨到50万、100万，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要说用心，他们也真的投入了很大的心思，业务遍布全国各地街头巷尾的美食店，不以档次划分，而是专注地方特色，因此吸引了大批网友观看。
再说食量，三个人的食量都是相当大的，在做视频时，为了突出品尝美食的过程和效果，他们总是放开肚子尽情享用，吃得酣畅淋漓不亦乐乎。
这些美食多以高热量食物为主，虽然靠这个赚了不少钱，但经常暴饮暴食，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于海龙本身的体重就已经超过300斤，长期这样无节制的饮食，且缺乏必要的运动，身体终会慢慢垮掉。
在于海龙后期发的几个视频中，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他的脸上出现了黑斑，这是体内毒素没有办法正常排出，才在脸上显现出来的症状。
就有好心的网友劝他要节制饮食，控制食量，保重好身体，同时找个时间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但网友们的关心并没有引起于海龙足够的重视，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终于量变引起质变，身体还是吃不消垮掉了。
2021年3月5日，于海龙参与拍摄一段公益的宣传视频期间，因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而不幸离世，年仅29岁。
吃播是于海龙的工作，肥胖是他的标签，当这两样成为一个人的卖点时，他的结局就似乎早已注定了。
所以，当赚钱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赚再多的钱也毫无意义，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啊。
在于海龙去世半年多之后，他的昔日搭档红雨开启了新的创作模式。
在于海龙的个人账号上，出现了其妹妹发布的新视频——于海龙没有结婚，生前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由于他的走红，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在他去世之后，家庭又陷入困顿。
妹妹透露因为于海龙去世，他的母亲伤心过度而生病住院，妹妹就通过账号一直更新着母亲的治疗过程进展。在母亲出院后，妹妹又利用这个账号发布一些日常生活的视频，也开始了自己的做饭教学。
虽然这样做是为了赚钱养家，但也有些网友不乐意，认为这样用于海龙的账号是在消费死者。甚至，有些好事人就不停在视频下面留言质疑她，此中的是是非非也很难评判。
三、“极限挑战达人”吴咏宁
2017年11月8日，湖南长沙的一栋高楼上，一个年轻的身影从高达263米的62层顶层平台失足坠下，落到另一幢大楼的楼顶平台上。
由于当时没人发现，吴永宁在楼顶上挣扎了数个小时才慢慢死去，直到11月9日早晨6点，他的尸体才被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
2017年12月，他的女友用他的账号发布了一个视频，证实了他的去世。
吴永宁生前在视频网站上拥有99万粉丝，他上传过300个视频，收获很多关注，也获得了5.5万元的平台打赏。
在家中，吴永宁是个孝顺的儿子，2017年的中秋节时他回了一趟家，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这笔钱给家里购置了热水器、洗衣机，又给父母买了手机。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谎称自己在跟着剧组拍戏，并且一再保证不会去干冒险的事。
但当他打开手机上的视频录制镜头时，却又换上另一副脸孔——“喜欢高空、喜欢刺激、喜欢冒险”这些都是他的标签。
但他的这些举动都在将一步步带向深渊。
而这一切的起点，源自2017年8月6日他发的一条自拍视频——当时他在一幢10楼的建筑楼顶边缘玩平衡车，他把当天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后竟引起网友的关注，点赞人数很多，拿到了131元打赏。
在此之前，吴永宁是在横店跑龙套的临时演员，每天穿着戏服穿梭于各个剧组，赚着微薄的薪水。
这个来自湖南长沙农村的年轻人，钱包里藏着王宝强的照片，常将自己做群演时拍的视频发到网上，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王宝强那样出名。
但吴永宁始终等不到这样的机会，因此当看到自己发的视频引起关注时，他似乎在其中发现了商机。
于是吴永宁离开了横店，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极限咏宁”，开始专职做挑战极限和冒险的博主，自封“国内极限第一人”。
刚开始吴永宁和一些乐于此道的人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认真挑选国内各地的高层建筑进行挑战。
在做这些危险动作的过程中，吴永宁的那些朋友渐渐发现他的大胆和疯狂，这令他们也感到害怕。
在力劝无效之后，大家都选择了与吴永宁保持距离，因此在后期的那些冒险视频拍摄时，吴永宁都是单干，这给他的最终出事埋下了伏笔。
2017年11月8日那天，吴永宁独自搭电梯上了楼顶。
因为没有同伴为他拍摄，他只能将手机固定在一个能够拍摄到全景的位置。实际上虽然拍了很多这种视频，吴永宁本身并不是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单薄，肌肉厚度和力量都不够。
当天吴永宁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他在大楼的外墙上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尝试用手抓着大楼外墙，把整个人吊在外墙上，做了几个引体向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视频上显示他似乎没办法翻回去，在坚持了一下之后，他失手坠落。
吴永宁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6岁，没人知道他临死前的那几个小时经历过怎样的痛苦。
而他只是和这世上的芸芸众生一样，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在吴永宁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本来就不太好的身体，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他们把直播平台和吴永宁坠楼的大楼业主告上了法庭，最后获得10万元的赔偿。
四、结尾
李永志、于海龙和吴永宁，他们三人原本都是普通人，由于发现自己身上的“特长”而改变了命运，又因为这些“特长”最终害了自己，这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专长，比如有人画画很好、有人烹饪有一手、有人打篮球很棒。但有些“特质”对自己是有害的，像上面这三位的悲剧，茄哥希望大家可千万别学他们为了红不要命了
【重走中国西北角|“台州模式”落地甘肃高台助力致富 产业提质增效瓜农喜上眉梢】
2022年7月10日下午3点，我们跟随高台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向茂红一行人来到高台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钢架大拱棚，大棚内一个个硕大翠绿的西瓜正在等待着瓜农前来采摘。
高台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气温干燥，降水稀少，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瓜果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吸引了“浙江瓜”来到这片“甘肃地”上。
改种西瓜的高台县
记者找到高台县本地瓜农刘成荣时，上午的西瓜采摘工作已经结束，他正在瓜棚旁与瓜农们一起乘凉休息。坐在记者对面的这个西北汉子，身高近一米八，皮肤黝黑，也不说话。但当谈及他种的西瓜时，他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我们的无籽西瓜不仅颜色好看，糖分高，而且皮薄！”刘成荣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刘成荣从2021年开始种西瓜，起初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只种了40亩。“他们说一亩地能卖两万块钱，我都不敢相信，没太敢种。”刘成荣跟记者说道。在看到种西瓜的高收益后，今年他又将赚来的钱投入西瓜种植中，承包了140多亩地种西瓜。
在与刘成荣进一步的交谈中，记者得知这成片的塑料大棚里种的瓜竟然还是“外地人”。刘成荣笑着跟记者说道：“这些瓜秧，包括技术都是从浙江台州那边引进的，我们的瓜成熟后，就陆陆续续会有浙江、山东、海南那边的老板来收。”这些西瓜一年种三批，成熟后会通过卡车销往广州、嘉兴、武汉、青岛等地。
在种西瓜之前，刘成荣也是跟大多数高台人一样种蔬菜，比如西兰花、娃娃菜、甘蓝等。“种西瓜一亩地投入6000多元，卖得好的话可以卖到四块钱一斤，算下来一亩地可以卖到10000多元，但是蔬菜卖两三块钱最多了。”刘成荣继续向记者介绍。目前高台县计划高标准打造5500亩“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种植基地，推动全县瓜菜产业提质增效。
远道而来的台州瓜农
林洪亮是最早来到甘肃的台州商人之一。在2019年之前他曾在甘肃省白银市的会宁县种西瓜，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来到高台，从2020年起在高台种植无籽西瓜。眼前这个台州商人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踩着一双沾满泥的布鞋，朴素的打扮让人无法将他与承包了几百亩地的西瓜种植大户联系起来。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来高台种瓜时，林洪亮回答说：“当时来到高台，看到这些钢架大棚，就感觉这些大棚很适合种西瓜。”2020年开始，林洪亮自己请人，购买钢架，搭建大棚。这种钢架大拱棚能防雨水，防紫外线，有效提高了西瓜的品质。
靠种西瓜为生的台州人把西瓜种到了全国各地。林洪亮笑着跟记者说：“你带他，他带我，慢慢大家就都出来种西瓜了，久的甚至有种了几十年的。”“现在我们台州那边的青壮年全部出来种西瓜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林洪亮骄傲地补充道。
从2020年到2022年，林洪亮的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亩。“现在我们的西瓜有时一天一车，多的时候能到一天两车、三车。哪个市场缺货只用一个电话就直接发了，销路基本不用我们自己担心。”林洪亮指着不远处的瓜田跟记者说道。“西瓜最好的时候能卖到四块钱一斤，如果算8000斤的亩产，除去成本一亩地就能赚将近18000元。”在说到种西瓜的收益时，林洪亮总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助力致富的台州模式
据向茂红介绍，高台县2020年通过招商引入浙江台州客商，示范种植钢架大棚美都无籽西瓜1500亩，收益好，价格高，效益可观。“台州模式”是浙江台州瓜农经过多年探索研究出的高效优质西瓜种植模式。它采用了高效集成栽培模式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种植的无籽西瓜口感好、品质优、产量高。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将标准化种植、稳定的销售渠道、高端供应市场有效结合起来。
为做大做强设施西瓜产业，推广“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2021年在政府支持下林洪亮与老乡一起注册成立甘肃诺益佳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2500亩“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基地，目前已完成投资700万元，新建移动式简易钢架大棚1000亩。
基地建成后，将引进新品种无籽西瓜美都和麒麟。采用基质穴盘电热丝育苗、棚室全膜覆盖栽培、重施芭田有机肥等棚室西瓜高效栽培技术，通过宽行单做密植栽培，每座种植两行株距20厘米，双蔓整枝，13-15叶座瓜等田间管理措施，基地实现座均保苗800株，单瓜重5-6千克，每亩大棚西瓜产量达4000千克左右，每千克市场价格3元以上，亩均收入1.2万元左右。
记者准备离开时已经下午5点，但刘成荣的瓜田里依旧忙碌，断断续续有小贩来收瓜。临走前刘成荣告诉记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想增加一点面积。”（作者：张成祜 张江山）
来源：中国甘肃网
2022年7月10日下午3点，我们跟随高台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向茂红一行人来到高台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钢架大拱棚，大棚内一个个硕大翠绿的西瓜正在等待着瓜农前来采摘。
高台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气温干燥，降水稀少，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瓜果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吸引了“浙江瓜”来到这片“甘肃地”上。
改种西瓜的高台县
记者找到高台县本地瓜农刘成荣时，上午的西瓜采摘工作已经结束，他正在瓜棚旁与瓜农们一起乘凉休息。坐在记者对面的这个西北汉子，身高近一米八，皮肤黝黑，也不说话。但当谈及他种的西瓜时，他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我们的无籽西瓜不仅颜色好看，糖分高，而且皮薄！”刘成荣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刘成荣从2021年开始种西瓜，起初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只种了40亩。“他们说一亩地能卖两万块钱，我都不敢相信，没太敢种。”刘成荣跟记者说道。在看到种西瓜的高收益后，今年他又将赚来的钱投入西瓜种植中，承包了140多亩地种西瓜。
在与刘成荣进一步的交谈中，记者得知这成片的塑料大棚里种的瓜竟然还是“外地人”。刘成荣笑着跟记者说道：“这些瓜秧，包括技术都是从浙江台州那边引进的，我们的瓜成熟后，就陆陆续续会有浙江、山东、海南那边的老板来收。”这些西瓜一年种三批，成熟后会通过卡车销往广州、嘉兴、武汉、青岛等地。
在种西瓜之前，刘成荣也是跟大多数高台人一样种蔬菜，比如西兰花、娃娃菜、甘蓝等。“种西瓜一亩地投入6000多元，卖得好的话可以卖到四块钱一斤，算下来一亩地可以卖到10000多元，但是蔬菜卖两三块钱最多了。”刘成荣继续向记者介绍。目前高台县计划高标准打造5500亩“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种植基地，推动全县瓜菜产业提质增效。
远道而来的台州瓜农
林洪亮是最早来到甘肃的台州商人之一。在2019年之前他曾在甘肃省白银市的会宁县种西瓜，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来到高台，从2020年起在高台种植无籽西瓜。眼前这个台州商人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踩着一双沾满泥的布鞋，朴素的打扮让人无法将他与承包了几百亩地的西瓜种植大户联系起来。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来高台种瓜时，林洪亮回答说：“当时来到高台，看到这些钢架大棚，就感觉这些大棚很适合种西瓜。”2020年开始，林洪亮自己请人，购买钢架，搭建大棚。这种钢架大拱棚能防雨水，防紫外线，有效提高了西瓜的品质。
靠种西瓜为生的台州人把西瓜种到了全国各地。林洪亮笑着跟记者说：“你带他，他带我，慢慢大家就都出来种西瓜了，久的甚至有种了几十年的。”“现在我们台州那边的青壮年全部出来种西瓜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林洪亮骄傲地补充道。
从2020年到2022年，林洪亮的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亩。“现在我们的西瓜有时一天一车，多的时候能到一天两车、三车。哪个市场缺货只用一个电话就直接发了，销路基本不用我们自己担心。”林洪亮指着不远处的瓜田跟记者说道。“西瓜最好的时候能卖到四块钱一斤，如果算8000斤的亩产，除去成本一亩地就能赚将近18000元。”在说到种西瓜的收益时，林洪亮总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助力致富的台州模式
据向茂红介绍，高台县2020年通过招商引入浙江台州客商，示范种植钢架大棚美都无籽西瓜1500亩，收益好，价格高，效益可观。“台州模式”是浙江台州瓜农经过多年探索研究出的高效优质西瓜种植模式。它采用了高效集成栽培模式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种植的无籽西瓜口感好、品质优、产量高。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将标准化种植、稳定的销售渠道、高端供应市场有效结合起来。
为做大做强设施西瓜产业，推广“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2021年在政府支持下林洪亮与老乡一起注册成立甘肃诺益佳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2500亩“台州模式”设施无籽西瓜基地，目前已完成投资700万元，新建移动式简易钢架大棚1000亩。
基地建成后，将引进新品种无籽西瓜美都和麒麟。采用基质穴盘电热丝育苗、棚室全膜覆盖栽培、重施芭田有机肥等棚室西瓜高效栽培技术，通过宽行单做密植栽培，每座种植两行株距20厘米，双蔓整枝，13-15叶座瓜等田间管理措施，基地实现座均保苗800株，单瓜重5-6千克，每亩大棚西瓜产量达4000千克左右，每千克市场价格3元以上，亩均收入1.2万元左右。
记者准备离开时已经下午5点，但刘成荣的瓜田里依旧忙碌，断断续续有小贩来收瓜。临走前刘成荣告诉记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想增加一点面积。”（作者：张成祜 张江山）
来源：中国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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