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在人类抗击传染病史上是创举】#武汉首家方舱医院休舱#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最大规模患者出院# #方舱医院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
今日下午，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3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医疗救治工作进展。
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
累计收治1830例，已出院932例
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介绍，江汉方舱医院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2月3日晚改造，2月5日晚21时收治病人，由协和医院负责临床管理，工作人员共计1153名，是武汉市开放床位最多，收治病人最多，出院最多的方舱医院。为保证方舱医院快速高效运转，江汉方舱医院在疫情之初开放收治患者，迅速实现轻症患者集中隔离收治，2月5日8小时收治684人。
“我们严格按诊疗方案要求，对入院患者进行评估诊疗，重症患者早转早治。”孙晖说，江汉方舱依托于协和医院，通过核酸、CT、血液检查，筛选符合出院标准的病人，截至2月29日晚24时，累计核酸检查4578人次，CT检查2052人次，血常规检查2294人次。“我们与区政府协同，在医用物资，生活物资、消防治安等方面充分保障。通过医院内部协同，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保证各医疗队治疗方案、评估标准同质化。医疗队之间、医护之间、医管之间默契配合。我们开通广播，线上问诊，组织患者志愿小组，开通你呼我应APP，了解、解决患者需求。截至2月29日晚24时，累计收治1830例，出院932例，单日最高138例。”
浙江救援队已转战武汉4个方舱医院
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介绍，这次驰援武汉，浙江医疗队随着武汉市方舱医院的建设不断变化轨迹。“2月4日抵达武汉，参与建设江汉方舱医院。2月11日前往黄陂建立守家方舱医院，将黄陂区体育馆改造为方舱医院。我们又带领核心医护人员，2月21日参与建设光谷日海方舱医院。在院感、消防、信息化等方面展开建设，搭建两台CT机房。目前，我们又转战蔡甸区方舱医院。”
海南医疗队组织跳“儋州调声”
减轻方舱患者心理压力
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海南共7批864人援助湖北，其中5批在武汉。2月3日接到指令，迅速出发，经过39小时1600多公里的跋涉，到达武汉参与江汉方舱的建设。救援队有内、外、妇、急诊、麻醉、放射、B超、心理等科室，对患者全方位诊治。
蔡毅说，"绝大多数患者存在心理疏导的问题，我们配备有专业心理医生，指导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组织跳广场舞、广播超、八段锦、儋州调声等减轻心理压力。我们具体到早中晚夜班，每班医生的内容都进行细化，做好舱内舱外病人资料的收集，定期讨论，提前做好第二天诊疗计划，出舱率达到70%."
方舱医院在人类抗击传染病史上是创举
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说，方舱医院在抗击传染病史上是创举，对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快速严格控制传染源，杜绝病毒在社区内扩散，对于快速控制疫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患者进舱后，可得到专业指导和标准化治疗，绝大多数轻症可明显好转，达到康复出院标准，降低了轻症向重症转化率；
通过样本筛查和检测，可及时发现有重症苗头患者并实施干预，与定点医院对接，减少重症患者死亡率。
方舱医院在阻击疫情上起了关键作用
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介绍，国家首次将方舱医院运用到新冠肺炎防控中来，制度和流程也在不断发展成熟。通过在江汉方舱，大家不断摸索改进，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议，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方舱医院第三版工作和患者手册，有成熟流程。“我们从参与者到管理、建设者，方舱医院在阻击疫情上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方舱医院，会有大量轻症、普通患者散布在各个社区，不利于防控。方舱医院降低了重症危重症死亡率，从江汉方舱大量收治，黄陂方舱有序收治，到日海方舱‘床等人’，方舱医院是疫情情况变化最明显的地方。”
海南医疗队：
在方舱医院提供24小时心理咨询和辅导
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开舱之初条件有限，有感染风险。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大，另外患者也不适应，没有人陪护，对自身病情认识存在恐惧，甚至有生离死别的焦虑，负面情绪很大。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存在心理疏导的需要。“考虑到抗疫任务重，周期长，我们专门进行了心理培训和辅导。专门配备心理医生，对一线人员和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治疗。队员每天正常诊疗外，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心理疏导，遇到患者情绪波动，安排心理医生逐一进行指导、治疗，队里的医生也会焦虑、失眠，他们会找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考虑到心理医生工作任务较重，我们还在后方成立心理专家小组，24小时开通心理咨询和辅导。”
成立专门小组保障方舱医院饮食安全
“方舱医院的消防、治安、饮食安全都是我们关注的。”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说，江汉方舱医院高峰时各类人员1700多人，有电热毯，还有患者带来的其他电器，增大用电负荷，形成安全隐患。“我们和政府密切配合，各区域放置灭火器，查找消防风险点，通过宣传教育，播放住院须知，强调消防安全。在治安方面，经常开展舱内巡视，把风险消灭在萌芽，平稳患者心情，通过病友志愿者协助引导。我们成立方舱医院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确保饮食的制作、配送、分发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重点询问患者消化道症状，关心关注饮食安全。”
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
想法解决方舱医院院感防控问题
有记者提问，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如何根据方舱医院的具体情况开展院感管理？
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山西白求恩医院副院长李学文表示，这些方舱医院建设在会展中心、体育馆、学校等场所建设中。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做到非常完善的院感要求，而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建筑布局，利用有限的空间，相对符合院感要求，同时保证医务人员能战斗、不减员，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在较大的空旷地方，比如会场，可以实现“三区两通道”（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医务人员通道、患者通道）标准的院感要求。
第二、利用交叉走廊，加段、加门，实现分区功能，不同的走廊可以作为不同的通道，有时候还需要打通实体墙，实现分区。
第三、利用大楼的上下楼层，楼梯间，把楼梯间作为一个房间使用。
第四、两个建筑物之间的通道作为临时缓冲间，把两个建筑联系起来，实现污染区和潜在污染区的连接。
第五、可以利用移动的帐篷和建筑物进行连接，特别是在小的场所进行方舱医院建设时，可通过临时搭建的帐篷和固定建筑物相结合的形式，共同实现院感通道和分区的要求。
海南救援队：
除了直升机和救治船，
这次都带来武汉了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是什么样的队伍？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目前有来自各省的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集中在武汉市各个方舱医院，成为方舱医院救治的主力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蔡毅说，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主要是为了加强提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能力建立的，全部由国家卫健委统一验收和命名。每支国际爱紧急医学救援队，一般配备有10辆特种车辆，包括重症监护、手术、药剂、生活保障、发电、宿营、通信指挥等，可迅速搭成移动医院。
其中，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拥有唯一的医疗紧急救治船，还配备有直升飞机，曾参加过南海救援。“这一次，除了直升机和救治船，其余整建制都带到武汉。”蔡毅说。
今日下午，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3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医疗救治工作进展。
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
累计收治1830例，已出院932例
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介绍，江汉方舱医院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2月3日晚改造，2月5日晚21时收治病人，由协和医院负责临床管理，工作人员共计1153名，是武汉市开放床位最多，收治病人最多，出院最多的方舱医院。为保证方舱医院快速高效运转，江汉方舱医院在疫情之初开放收治患者，迅速实现轻症患者集中隔离收治，2月5日8小时收治684人。
“我们严格按诊疗方案要求，对入院患者进行评估诊疗，重症患者早转早治。”孙晖说，江汉方舱依托于协和医院，通过核酸、CT、血液检查，筛选符合出院标准的病人，截至2月29日晚24时，累计核酸检查4578人次，CT检查2052人次，血常规检查2294人次。“我们与区政府协同，在医用物资，生活物资、消防治安等方面充分保障。通过医院内部协同，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保证各医疗队治疗方案、评估标准同质化。医疗队之间、医护之间、医管之间默契配合。我们开通广播，线上问诊，组织患者志愿小组，开通你呼我应APP，了解、解决患者需求。截至2月29日晚24时，累计收治1830例，出院932例，单日最高138例。”
浙江救援队已转战武汉4个方舱医院
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介绍，这次驰援武汉，浙江医疗队随着武汉市方舱医院的建设不断变化轨迹。“2月4日抵达武汉，参与建设江汉方舱医院。2月11日前往黄陂建立守家方舱医院，将黄陂区体育馆改造为方舱医院。我们又带领核心医护人员，2月21日参与建设光谷日海方舱医院。在院感、消防、信息化等方面展开建设，搭建两台CT机房。目前，我们又转战蔡甸区方舱医院。”
海南医疗队组织跳“儋州调声”
减轻方舱患者心理压力
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海南共7批864人援助湖北，其中5批在武汉。2月3日接到指令，迅速出发，经过39小时1600多公里的跋涉，到达武汉参与江汉方舱的建设。救援队有内、外、妇、急诊、麻醉、放射、B超、心理等科室，对患者全方位诊治。
蔡毅说，"绝大多数患者存在心理疏导的问题，我们配备有专业心理医生，指导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组织跳广场舞、广播超、八段锦、儋州调声等减轻心理压力。我们具体到早中晚夜班，每班医生的内容都进行细化，做好舱内舱外病人资料的收集，定期讨论，提前做好第二天诊疗计划，出舱率达到70%."
方舱医院在人类抗击传染病史上是创举
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说，方舱医院在抗击传染病史上是创举，对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快速严格控制传染源，杜绝病毒在社区内扩散，对于快速控制疫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患者进舱后，可得到专业指导和标准化治疗，绝大多数轻症可明显好转，达到康复出院标准，降低了轻症向重症转化率；
通过样本筛查和检测，可及时发现有重症苗头患者并实施干预，与定点医院对接，减少重症患者死亡率。
方舱医院在阻击疫情上起了关键作用
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介绍，国家首次将方舱医院运用到新冠肺炎防控中来，制度和流程也在不断发展成熟。通过在江汉方舱，大家不断摸索改进，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议，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方舱医院第三版工作和患者手册，有成熟流程。“我们从参与者到管理、建设者，方舱医院在阻击疫情上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方舱医院，会有大量轻症、普通患者散布在各个社区，不利于防控。方舱医院降低了重症危重症死亡率，从江汉方舱大量收治，黄陂方舱有序收治，到日海方舱‘床等人’，方舱医院是疫情情况变化最明显的地方。”
海南医疗队：
在方舱医院提供24小时心理咨询和辅导
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开舱之初条件有限，有感染风险。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大，另外患者也不适应，没有人陪护，对自身病情认识存在恐惧，甚至有生离死别的焦虑，负面情绪很大。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存在心理疏导的需要。“考虑到抗疫任务重，周期长，我们专门进行了心理培训和辅导。专门配备心理医生，对一线人员和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治疗。队员每天正常诊疗外，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心理疏导，遇到患者情绪波动，安排心理医生逐一进行指导、治疗，队里的医生也会焦虑、失眠，他们会找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考虑到心理医生工作任务较重，我们还在后方成立心理专家小组，24小时开通心理咨询和辅导。”
成立专门小组保障方舱医院饮食安全
“方舱医院的消防、治安、饮食安全都是我们关注的。”武汉市江汉区方舱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说，江汉方舱医院高峰时各类人员1700多人，有电热毯，还有患者带来的其他电器，增大用电负荷，形成安全隐患。“我们和政府密切配合，各区域放置灭火器，查找消防风险点，通过宣传教育，播放住院须知，强调消防安全。在治安方面，经常开展舱内巡视，把风险消灭在萌芽，平稳患者心情，通过病友志愿者协助引导。我们成立方舱医院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确保饮食的制作、配送、分发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重点询问患者消化道症状，关心关注饮食安全。”
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
想法解决方舱医院院感防控问题
有记者提问，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如何根据方舱医院的具体情况开展院感管理？
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山西白求恩医院副院长李学文表示，这些方舱医院建设在会展中心、体育馆、学校等场所建设中。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做到非常完善的院感要求，而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建筑布局，利用有限的空间，相对符合院感要求，同时保证医务人员能战斗、不减员，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在较大的空旷地方，比如会场，可以实现“三区两通道”（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医务人员通道、患者通道）标准的院感要求。
第二、利用交叉走廊，加段、加门，实现分区功能，不同的走廊可以作为不同的通道，有时候还需要打通实体墙，实现分区。
第三、利用大楼的上下楼层，楼梯间，把楼梯间作为一个房间使用。
第四、两个建筑物之间的通道作为临时缓冲间，把两个建筑联系起来，实现污染区和潜在污染区的连接。
第五、可以利用移动的帐篷和建筑物进行连接，特别是在小的场所进行方舱医院建设时，可通过临时搭建的帐篷和固定建筑物相结合的形式，共同实现院感通道和分区的要求。
海南救援队：
除了直升机和救治船，
这次都带来武汉了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是什么样的队伍？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蔡毅介绍，目前有来自各省的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集中在武汉市各个方舱医院，成为方舱医院救治的主力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蔡毅说，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主要是为了加强提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能力建立的，全部由国家卫健委统一验收和命名。每支国际爱紧急医学救援队，一般配备有10辆特种车辆，包括重症监护、手术、药剂、生活保障、发电、宿营、通信指挥等，可迅速搭成移动医院。
其中，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拥有唯一的医疗紧急救治船，还配备有直升飞机，曾参加过南海救援。“这一次，除了直升机和救治船，其余整建制都带到武汉。”蔡毅说。
【沪媒批贾秀全成绩不好却“甩锅”：你该学学崔康熙】虎扑12月19日讯 今天，沪媒《新闻晨报》发表评述文章，直指中国女足东亚杯表现欠佳，主帅贾秀全有推卸责任嫌疑。
中国女足的釜山之行结束了，她们在此次东亚杯踢了3场比赛，一胜一平一负。
贾秀全承认：“这是我带队一年来，从状态到精神，从团队到个人发挥最不好的邀请赛，也是我最不满意的。”
“掌控力还不如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队是中国女足在此次东亚杯赛上的最后一个对手，前者此前已经连负日本队和韩国队，被日本队进了9球，被韩国队进了3球，自身则颗粒无收。中国女足也没能在日本队和韩国队身上获得进球，不过她们防守还是好一些，因此逼平韩国，输了日本3球。
中国台北队是中国女足在即将开始的奥预赛的小组对手之一，因此这场比赛也被视为奥预赛的预演。赛后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女足全场射门24次，8次打中门框范围，但是只取得一个进球，进球来自一个定位球，由中卫吴海燕破门。在一支被公认为弱旅的球队身上只打进一球，这几乎算得上是个耻辱了。
贾秀全心里当然有数，当赛后被记者问到球队在此次东亚杯后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时，他坦率表示攻防两端都需要加强。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女足是进攻不行，防守也不行。攻防两端的稳定性如果可以提高，那么比赛中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低级错误，也可以解决进球机会把握不住的问题。但这只是他设想中的一个理想状态。
今夏的法国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四场比赛仅攻入一球，贾秀全“防守为王”的足球哲学也因此遭到了外界的一致炮轰，而当时让其引以为傲的后防线，到了这次东亚杯上被瓦解了。他在踢完日本队后怒批球员的“低级错误”：“我一直要求尽量别犯低级错误，要注意保护，今天出现（这种失误）只能说明技不如人。这队伍还不够稳定，不够稳定的表现就是出现这种很低级的错误，让人家2个人打你4个人、6个人。这都是球场上不该犯的错误，今天没想到这种错误又出来了。”
最后一场仅以1-0小胜中国台北队，贾秀全赛后声称，“今天看这掌控力还不如中国台北，是吧？我觉得这有点可笑，对吧？”
“需要全社会共同教育”
贾秀全认为，中国女足现在最大问题出在队员心理上。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三场比赛问题挺多，所以说，队员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太多太多东西了，包括最大的一个（问题）——心理。她们在场上可能突然之间就出现心理波动，所以造成这种机会把握不住（的情况）。其实这就是心态的失衡，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教育才能提高，而不单单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包括她们接受的教育，场外的、场内的，需要大家一块去解决，一块去努力。
这是一段让人不免感到疑惑的话，如果仅按字面意思去理解，贾秀全认为他一个人已经无法解决队员的心理问题，因此呼吁来自全社会的帮助和教育。乍听起来，让人有一种现在讨论的不是女足姑娘，而是关爱帮教失足少年的错觉。
贾秀全的这番话少不了引发外界争议，被认为有“甩锅嫌疑”。作为一名主帅，理应对球队出现的一切状况负责，并尽全力解决。如果觉得队员的心理出了问题，那么他最应该做的是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从根源上消灭它，而不是发动整个社会来解决。
相信贾秀全不是一个会轻易甩锅的人，否则他当初也不会接下中国女足这个“烫手山芋”。带队一年多，他有过想辞职走人的时刻，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在这个岗位上是否做得出色，暂且不作评论，但无论如何，他的辛勤付出值得肯定。所以细细想来，贾指导的意思可能是希望全社会对于女足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帮助队员们从心理上减压。
在这届东亚杯上，贾秀全其实还有不少类似甩锅的言论，包括对于队员“低级错误”的指责。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番话实则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作为一名后卫出身、并且常年打防守反击的教练，对于这些防守状况的出现，他真的感到无法理解，因此在情绪激动的时刻，让自己的困惑和愤怒脱口而出了。但也正是这些时刻，暴露出了他作为一名主帅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既是竞技层面的，也是为人处世上的。从竞技层面而言，贾秀全觉得难以置信的“2个人打4个人、6个人”，其实经常发生在世界高水平联赛中，如果一方球员的实力明显强于对手，那么这种现象必然会频繁发生，比如巴萨和利物浦的比赛。
而从为人处世上，这里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也许值得参考。前不久刚率领申花队夺得中国足协杯冠军的韩国教头崔康熙，是一个在球员中几乎零差评的主帅，大家对他的好感并非来自于他的训练质量或排兵布阵，而是在输球后的态度。崔康熙从不将输球的原因归咎于球员——虽然很多时候事实的确如此，而是自己揽责。
崔康熙必定有很多像贾秀全一样对于丢球或失利无法理解的时刻，他必定也有委屈与不平，但他将这些情绪咽下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长时间里赢得了队员的尊重。球员一旦尊重和认可一名主帅，就会甘愿为他“卖命”，这层精神因素往往在球场上起到比技战术更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
但也还是应该为贾秀全说几句公道话。
贾秀全的确尝试着作出改变。队员古雅沙此前在永川四国赛上接受采访时提到，“贾导更温柔了，对我们也很细心，个别队员哪里不舒服也会提醒我们慢一点，注意休息”。在足球层面上，他吸收了新鲜血液，让国家队向更多球员敞开大门。比赛中变换不同阵容，拒绝一成不变。当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女足现在连防守都不行了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点：这是一支正在经历换血改造的球队。
法国女足世界杯之后，中国足协宣布贾秀全留任，这个决定很可能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既然留任了，为了完成奥运会的任务，他开始按照自己意愿进行球队重建。在11月的永川四国赛上，他不但召入了翟晴苇、姚凌薇等新人，也让一些一度远离国家队阵容的队员回归，比如唐佳丽和马君。参加四国赛的球队包括加拿大队和巴西队，都是传统强队。中国女足点球战胜拥有玛塔的巴西队，最终夺冠。贾秀全在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感慨：“世界杯如果能这么放开去踢，拿这种心态去踢，情况会更好。”
那是世界杯后一次充满希望的再出发，但是时隔1个月，来到釜山的中国女足三战却让人失望。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多名来自苏宁女足的队员是在11月底结束了亚冠赛事后，再和球队会合，留给她们和全队磨合的时间只有几天。球员之间的配合原本就是很容易生疏的，何况唐佳丽等人此前阔别国家队已经多时，重拾默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次，王霜受伤。在永川四国赛上获得MVP的王霜，一扫世界杯上的阴霾。但是这股复苏势头戛然而止，她在首场和韩国队的比赛中，上半场补时阶段就伤了脚踝，被换下场。此后接受CT扫描的结果显示，韧带受伤。虽然她在第二场比赛中回归首发，但状态明显受到影响。
在这次东亚杯上，贾秀全先后让王霜在锋线位置上搭档张馨和李影，这让人很看不懂。我们都知道，王霜的优势只有在前腰这个位置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她自己也曾在采访中表示最喜欢踢前腰，因为“这个位置自由”。这名球员有很强的得分能力，但她的最强项还在于一脚出球的犀利和创造性。
中国女足在本次东亚杯上的平庸表现，也让人们忘记了她们在永川四国赛上的夺冠。世人从来是善于遗忘的，被记住的永远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次赛后的舆论之声，无论贾秀全或者队员都无需太放在心上，就像队长吴海燕说的，“肯定有遗憾，但我也觉得在奥预赛前能够有这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也不是一件坏事。找到问题，再在训练中去解决现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通过这样的比赛，提高自己是最重要的。全力以赴地做，相信奥运会应该能取得好的成绩。”
奥预赛当前，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那些质疑和反对声，并不是那么重要。
中国女足的釜山之行结束了，她们在此次东亚杯踢了3场比赛，一胜一平一负。
贾秀全承认：“这是我带队一年来，从状态到精神，从团队到个人发挥最不好的邀请赛，也是我最不满意的。”
“掌控力还不如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队是中国女足在此次东亚杯赛上的最后一个对手，前者此前已经连负日本队和韩国队，被日本队进了9球，被韩国队进了3球，自身则颗粒无收。中国女足也没能在日本队和韩国队身上获得进球，不过她们防守还是好一些，因此逼平韩国，输了日本3球。
中国台北队是中国女足在即将开始的奥预赛的小组对手之一，因此这场比赛也被视为奥预赛的预演。赛后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女足全场射门24次，8次打中门框范围，但是只取得一个进球，进球来自一个定位球，由中卫吴海燕破门。在一支被公认为弱旅的球队身上只打进一球，这几乎算得上是个耻辱了。
贾秀全心里当然有数，当赛后被记者问到球队在此次东亚杯后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时，他坦率表示攻防两端都需要加强。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女足是进攻不行，防守也不行。攻防两端的稳定性如果可以提高，那么比赛中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低级错误，也可以解决进球机会把握不住的问题。但这只是他设想中的一个理想状态。
今夏的法国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四场比赛仅攻入一球，贾秀全“防守为王”的足球哲学也因此遭到了外界的一致炮轰，而当时让其引以为傲的后防线，到了这次东亚杯上被瓦解了。他在踢完日本队后怒批球员的“低级错误”：“我一直要求尽量别犯低级错误，要注意保护，今天出现（这种失误）只能说明技不如人。这队伍还不够稳定，不够稳定的表现就是出现这种很低级的错误，让人家2个人打你4个人、6个人。这都是球场上不该犯的错误，今天没想到这种错误又出来了。”
最后一场仅以1-0小胜中国台北队，贾秀全赛后声称，“今天看这掌控力还不如中国台北，是吧？我觉得这有点可笑，对吧？”
“需要全社会共同教育”
贾秀全认为，中国女足现在最大问题出在队员心理上。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三场比赛问题挺多，所以说，队员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太多太多东西了，包括最大的一个（问题）——心理。她们在场上可能突然之间就出现心理波动，所以造成这种机会把握不住（的情况）。其实这就是心态的失衡，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教育才能提高，而不单单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包括她们接受的教育，场外的、场内的，需要大家一块去解决，一块去努力。
这是一段让人不免感到疑惑的话，如果仅按字面意思去理解，贾秀全认为他一个人已经无法解决队员的心理问题，因此呼吁来自全社会的帮助和教育。乍听起来，让人有一种现在讨论的不是女足姑娘，而是关爱帮教失足少年的错觉。
贾秀全的这番话少不了引发外界争议，被认为有“甩锅嫌疑”。作为一名主帅，理应对球队出现的一切状况负责，并尽全力解决。如果觉得队员的心理出了问题，那么他最应该做的是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从根源上消灭它，而不是发动整个社会来解决。
相信贾秀全不是一个会轻易甩锅的人，否则他当初也不会接下中国女足这个“烫手山芋”。带队一年多，他有过想辞职走人的时刻，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在这个岗位上是否做得出色，暂且不作评论，但无论如何，他的辛勤付出值得肯定。所以细细想来，贾指导的意思可能是希望全社会对于女足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帮助队员们从心理上减压。
在这届东亚杯上，贾秀全其实还有不少类似甩锅的言论，包括对于队员“低级错误”的指责。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番话实则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作为一名后卫出身、并且常年打防守反击的教练，对于这些防守状况的出现，他真的感到无法理解，因此在情绪激动的时刻，让自己的困惑和愤怒脱口而出了。但也正是这些时刻，暴露出了他作为一名主帅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既是竞技层面的，也是为人处世上的。从竞技层面而言，贾秀全觉得难以置信的“2个人打4个人、6个人”，其实经常发生在世界高水平联赛中，如果一方球员的实力明显强于对手，那么这种现象必然会频繁发生，比如巴萨和利物浦的比赛。
而从为人处世上，这里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也许值得参考。前不久刚率领申花队夺得中国足协杯冠军的韩国教头崔康熙，是一个在球员中几乎零差评的主帅，大家对他的好感并非来自于他的训练质量或排兵布阵，而是在输球后的态度。崔康熙从不将输球的原因归咎于球员——虽然很多时候事实的确如此，而是自己揽责。
崔康熙必定有很多像贾秀全一样对于丢球或失利无法理解的时刻，他必定也有委屈与不平，但他将这些情绪咽下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长时间里赢得了队员的尊重。球员一旦尊重和认可一名主帅，就会甘愿为他“卖命”，这层精神因素往往在球场上起到比技战术更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
但也还是应该为贾秀全说几句公道话。
贾秀全的确尝试着作出改变。队员古雅沙此前在永川四国赛上接受采访时提到，“贾导更温柔了，对我们也很细心，个别队员哪里不舒服也会提醒我们慢一点，注意休息”。在足球层面上，他吸收了新鲜血液，让国家队向更多球员敞开大门。比赛中变换不同阵容，拒绝一成不变。当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女足现在连防守都不行了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点：这是一支正在经历换血改造的球队。
法国女足世界杯之后，中国足协宣布贾秀全留任，这个决定很可能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既然留任了，为了完成奥运会的任务，他开始按照自己意愿进行球队重建。在11月的永川四国赛上，他不但召入了翟晴苇、姚凌薇等新人，也让一些一度远离国家队阵容的队员回归，比如唐佳丽和马君。参加四国赛的球队包括加拿大队和巴西队，都是传统强队。中国女足点球战胜拥有玛塔的巴西队，最终夺冠。贾秀全在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感慨：“世界杯如果能这么放开去踢，拿这种心态去踢，情况会更好。”
那是世界杯后一次充满希望的再出发，但是时隔1个月，来到釜山的中国女足三战却让人失望。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多名来自苏宁女足的队员是在11月底结束了亚冠赛事后，再和球队会合，留给她们和全队磨合的时间只有几天。球员之间的配合原本就是很容易生疏的，何况唐佳丽等人此前阔别国家队已经多时，重拾默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次，王霜受伤。在永川四国赛上获得MVP的王霜，一扫世界杯上的阴霾。但是这股复苏势头戛然而止，她在首场和韩国队的比赛中，上半场补时阶段就伤了脚踝，被换下场。此后接受CT扫描的结果显示，韧带受伤。虽然她在第二场比赛中回归首发，但状态明显受到影响。
在这次东亚杯上，贾秀全先后让王霜在锋线位置上搭档张馨和李影，这让人很看不懂。我们都知道，王霜的优势只有在前腰这个位置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她自己也曾在采访中表示最喜欢踢前腰，因为“这个位置自由”。这名球员有很强的得分能力，但她的最强项还在于一脚出球的犀利和创造性。
中国女足在本次东亚杯上的平庸表现，也让人们忘记了她们在永川四国赛上的夺冠。世人从来是善于遗忘的，被记住的永远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次赛后的舆论之声，无论贾秀全或者队员都无需太放在心上，就像队长吴海燕说的，“肯定有遗憾，但我也觉得在奥预赛前能够有这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也不是一件坏事。找到问题，再在训练中去解决现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通过这样的比赛，提高自己是最重要的。全力以赴地做，相信奥运会应该能取得好的成绩。”
奥预赛当前，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那些质疑和反对声，并不是那么重要。
#政治学笔记# 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有多大？
儒家思想是否是存在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对现在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失败，是否和其有关。
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也很好答，中国人的血液里毫无疑问有儒家的影子，儒家也的确影响深远，也的确和近代史的种种失败有关。当然你想要的答案一定不止于此。
但其实你的问题出的很难，完全可以作篇大论文，要查阅的资料特别多，要求的视野也很广，其实 你问的，从某个意义上讲，是我们民族的性格塑造、走向和民族的命运。
儒家思想向来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你很难说什么东西就是儒家的，什么不是。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一路走一路学，什么弹琴啊，开车啊，杂七杂八什么都学，然后吸收为己有，最后号称“六艺”在身，还修订了《诗经》、《周易》等等，并且周游列国为其理想奔波了一生；但是直到死，他也没留下属于他自己的系统的学术著作。我们今天如果要探寻儒家思想的根源，必然追到孔子，但我们看到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就是个糊涂账，他一生所学甚丰，却最终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具体的不自相矛盾的主张留存下来。也许以孔子看来他只想博学以修养自身，实现家国理想，并没想到立言立学于后世，只不过学问名气大了，来求学的人也多了罢了；他的教学也没有系统课本，而是言传身教，生活小事，只言片语，目的是引导学生感悟生活，结合实际去修养自身。可以说在孔子眼里，没有教条，没有绝对权威的理，他是实用的谦逊的善于思考的，他培养的“七十二贤人”，也都是在孔子引导下结合自身经历修养成贤，继承了博学善思的优点，却很难说有两个思想见解完全一样的人。孔子的伟大，正在于这种循循善诱，博学善思，勤奋执着，宽以待人；晚年的他应该已经到了一种学问人格交融完美，思想圆满通透的境界，他自称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偏执，能包容一切，为后世读书人留下一个难以逾越的神话。但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主张。
由于孔子死时儒家思想并未成形，留下的也只有零散的语录似的只言片语，而孔子的弟子们见解不一（这是孔子培养的结果，孔子主张不禁锢思想而主张发散思想兼容并包），于是各自解读，各自游说诸侯，产生了见解各异甚至矛盾尖锐的儒家八派。延续两千余年一直至今的儒家正统之争、真伪之争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由于孔子并未留下太多具体主张，所以可改造的余地非常大。
这一时期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两派，一派是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他具体化了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张，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治国和改善民生的方法，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化的近于信仰范畴的主张，比如“义”，比如“大同”，比如“民贵君轻”。我认为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留下的学问和学说可谓大而杂，如果将其打包起来定义儒家（其实儒家本身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应该有两个范畴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六艺”，也就是诸如音乐、骑射、起卦、礼仪、算数等一些学问，再一个是“术”，也就是方法论，涉及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非常丰富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当然也包括一些权谋倾向的内容，以上两个都属于“儒学”；还有一层，就是理想和操守，属于信仰范畴，早在孔子时期就提出过诸如“仁”、“恕”、“孝”、“悌”这类理想，并推崇颜回的高风和曾皙的随性，曾子也提过“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希望，孟子将这类理想具体化、系统化、理想化，并赋予了天下的视野，有了“天下大同”的抱负，“舍身取义”的操守，“威武不能屈”的傲骨，“民贵君轻”的仁者情怀，并最终升华为信仰的高度，成为历代忠臣贤相和读书人心灵的支撑，如果说中国有儒教，那么大概肇始于此，实际上是儒学的信仰分支宗教化的产物，这与后学及统治当局的引导和补充修正有关。孟子这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儒家从此真正成型，同时也是理想主义与实干主义的完美典范。
另一派是荀子，荀子稍晚于孟子。刚才说到儒家分儒学和儒教两个范畴，儒学里面除了“六艺”之外，还有“术”，讲的是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而荀子正是这方面的大师。荀子不像孟子一样理想主义，悲天悯人，荀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后天的规矩去约束，人的学问也是靠后天努力学来的。他批评孟子“伪善”，与其势不两立，这当然与时代变化有关，战国末期进一步加剧的残酷黑暗早已使最后一点“仁义”的信仰崩塌。荀子继承了儒学尤其是儒术并将其发扬光大，当然包括了很多权谋的东西，却摈弃了儒教（信仰）的范畴，使其充满了理性和功利的色彩。
学术界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荀子是儒学大师（甚至有种说法叫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却教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个大法家，严刑峻法崇尚权谋，二者大相径庭，是荀子的儒学大师定位错了，还是韩李二位欺师灭祖呢？其实韩非李斯的严刑峻法正是对荀子所谓“规矩”在“君王立场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进一步修正，而权谋，也是来自儒学之术，来自荀子。那么儒学里的权谋又来自何处？来自老子！来自当年孔子向老子的拜师求教，与《道德经》一脉相承！有人或许更困惑，儒家仁义有权谋都已经够震惊了，道家无为，竟是权谋之祖？！其实读过《道德经》的人应该感觉到，《道德经》的种种“无为”最终还是要“有为”，所谓“不争而善胜”最终不还是要争，“不争”只是手段，为了麻痹敌人，避其锋芒，最终立于不败，也就是“装傻充愣”最后“扮猪吃老虎”嘛，这不就是活脱脱的权谋么。这段往事，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有过细致描述和调侃，大家可以看看。老子，孔子，荀子，韩非，由道入儒，由儒变法，其实是一脉相承，步步修正完善的结果。我是一周前推出来这个结论的，当天晚上竟发现《史记》里“老子、韩非”是放在同一个列传，有许多人困惑，而我却感叹“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有人说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我认为他不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与孔孟大相径庭，他只继承了儒术而没有继承信仰，只继承了方法论而没有继承世界观，我定义荀子是儒家的修正者，他开了儒学实用主义者的先河，粉丝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说到这里儒家的脉络开始清晰了，孟、荀两派，孟派儒家仁义信仰突出，荀派儒家则崇尚实用权谋，一左一右，依我看来，后世儒生无不出这两派。两派之中，孟派继承孔子比较全面，当属儒家正流，属于左派，一般说儒家也默认孟派；荀派缺失了儒家世界观部分，突出儒学儒术，属于右派，严格来讲不认为是儒家正宗，统治者也这样宣传，但影响很大。
法家本源自荀派儒家，在战国末期的统一六国中声名显赫，但也在秦朝的暴政中声名狼藉，汉武帝后，后世统治者和官员很少有自称法家的了。但统治者却也看到了法家治国的威慑力以及权谋之术的必要，法家虽死，但统治阶级对于铁腕和权谋却一直没有放开过。他们用老子那学来的“虚伪”，给法家披了一层孟派的外衣，并不断加强对礼的修正。可以说汉以后，除了偶尔有道家或法家甚至佛家的人物，统治阶级基本是儒家的，至少自称是儒家，而且是孟派，区别就在于有的是真儒家，有的是外儒内荀，有的是外儒内法。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尤其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荀（苛礼）或者外儒内法（峻法）。
儒家思想是否是存在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对现在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失败，是否和其有关。
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也很好答，中国人的血液里毫无疑问有儒家的影子，儒家也的确影响深远，也的确和近代史的种种失败有关。当然你想要的答案一定不止于此。
但其实你的问题出的很难，完全可以作篇大论文，要查阅的资料特别多，要求的视野也很广，其实 你问的，从某个意义上讲，是我们民族的性格塑造、走向和民族的命运。
儒家思想向来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你很难说什么东西就是儒家的，什么不是。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一路走一路学，什么弹琴啊，开车啊，杂七杂八什么都学，然后吸收为己有，最后号称“六艺”在身，还修订了《诗经》、《周易》等等，并且周游列国为其理想奔波了一生；但是直到死，他也没留下属于他自己的系统的学术著作。我们今天如果要探寻儒家思想的根源，必然追到孔子，但我们看到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就是个糊涂账，他一生所学甚丰，却最终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具体的不自相矛盾的主张留存下来。也许以孔子看来他只想博学以修养自身，实现家国理想，并没想到立言立学于后世，只不过学问名气大了，来求学的人也多了罢了；他的教学也没有系统课本，而是言传身教，生活小事，只言片语，目的是引导学生感悟生活，结合实际去修养自身。可以说在孔子眼里，没有教条，没有绝对权威的理，他是实用的谦逊的善于思考的，他培养的“七十二贤人”，也都是在孔子引导下结合自身经历修养成贤，继承了博学善思的优点，却很难说有两个思想见解完全一样的人。孔子的伟大，正在于这种循循善诱，博学善思，勤奋执着，宽以待人；晚年的他应该已经到了一种学问人格交融完美，思想圆满通透的境界，他自称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偏执，能包容一切，为后世读书人留下一个难以逾越的神话。但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主张。
由于孔子死时儒家思想并未成形，留下的也只有零散的语录似的只言片语，而孔子的弟子们见解不一（这是孔子培养的结果，孔子主张不禁锢思想而主张发散思想兼容并包），于是各自解读，各自游说诸侯，产生了见解各异甚至矛盾尖锐的儒家八派。延续两千余年一直至今的儒家正统之争、真伪之争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由于孔子并未留下太多具体主张，所以可改造的余地非常大。
这一时期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两派，一派是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他具体化了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张，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治国和改善民生的方法，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化的近于信仰范畴的主张，比如“义”，比如“大同”，比如“民贵君轻”。我认为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留下的学问和学说可谓大而杂，如果将其打包起来定义儒家（其实儒家本身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应该有两个范畴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六艺”，也就是诸如音乐、骑射、起卦、礼仪、算数等一些学问，再一个是“术”，也就是方法论，涉及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非常丰富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当然也包括一些权谋倾向的内容，以上两个都属于“儒学”；还有一层，就是理想和操守，属于信仰范畴，早在孔子时期就提出过诸如“仁”、“恕”、“孝”、“悌”这类理想，并推崇颜回的高风和曾皙的随性，曾子也提过“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希望，孟子将这类理想具体化、系统化、理想化，并赋予了天下的视野，有了“天下大同”的抱负，“舍身取义”的操守，“威武不能屈”的傲骨，“民贵君轻”的仁者情怀，并最终升华为信仰的高度，成为历代忠臣贤相和读书人心灵的支撑，如果说中国有儒教，那么大概肇始于此，实际上是儒学的信仰分支宗教化的产物，这与后学及统治当局的引导和补充修正有关。孟子这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儒家从此真正成型，同时也是理想主义与实干主义的完美典范。
另一派是荀子，荀子稍晚于孟子。刚才说到儒家分儒学和儒教两个范畴，儒学里面除了“六艺”之外，还有“术”，讲的是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而荀子正是这方面的大师。荀子不像孟子一样理想主义，悲天悯人，荀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后天的规矩去约束，人的学问也是靠后天努力学来的。他批评孟子“伪善”，与其势不两立，这当然与时代变化有关，战国末期进一步加剧的残酷黑暗早已使最后一点“仁义”的信仰崩塌。荀子继承了儒学尤其是儒术并将其发扬光大，当然包括了很多权谋的东西，却摈弃了儒教（信仰）的范畴，使其充满了理性和功利的色彩。
学术界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荀子是儒学大师（甚至有种说法叫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却教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个大法家，严刑峻法崇尚权谋，二者大相径庭，是荀子的儒学大师定位错了，还是韩李二位欺师灭祖呢？其实韩非李斯的严刑峻法正是对荀子所谓“规矩”在“君王立场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进一步修正，而权谋，也是来自儒学之术，来自荀子。那么儒学里的权谋又来自何处？来自老子！来自当年孔子向老子的拜师求教，与《道德经》一脉相承！有人或许更困惑，儒家仁义有权谋都已经够震惊了，道家无为，竟是权谋之祖？！其实读过《道德经》的人应该感觉到，《道德经》的种种“无为”最终还是要“有为”，所谓“不争而善胜”最终不还是要争，“不争”只是手段，为了麻痹敌人，避其锋芒，最终立于不败，也就是“装傻充愣”最后“扮猪吃老虎”嘛，这不就是活脱脱的权谋么。这段往事，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有过细致描述和调侃，大家可以看看。老子，孔子，荀子，韩非，由道入儒，由儒变法，其实是一脉相承，步步修正完善的结果。我是一周前推出来这个结论的，当天晚上竟发现《史记》里“老子、韩非”是放在同一个列传，有许多人困惑，而我却感叹“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有人说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我认为他不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与孔孟大相径庭，他只继承了儒术而没有继承信仰，只继承了方法论而没有继承世界观，我定义荀子是儒家的修正者，他开了儒学实用主义者的先河，粉丝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说到这里儒家的脉络开始清晰了，孟、荀两派，孟派儒家仁义信仰突出，荀派儒家则崇尚实用权谋，一左一右，依我看来，后世儒生无不出这两派。两派之中，孟派继承孔子比较全面，当属儒家正流，属于左派，一般说儒家也默认孟派；荀派缺失了儒家世界观部分，突出儒学儒术，属于右派，严格来讲不认为是儒家正宗，统治者也这样宣传，但影响很大。
法家本源自荀派儒家，在战国末期的统一六国中声名显赫，但也在秦朝的暴政中声名狼藉，汉武帝后，后世统治者和官员很少有自称法家的了。但统治者却也看到了法家治国的威慑力以及权谋之术的必要，法家虽死，但统治阶级对于铁腕和权谋却一直没有放开过。他们用老子那学来的“虚伪”，给法家披了一层孟派的外衣，并不断加强对礼的修正。可以说汉以后，除了偶尔有道家或法家甚至佛家的人物，统治阶级基本是儒家的，至少自称是儒家，而且是孟派，区别就在于有的是真儒家，有的是外儒内荀，有的是外儒内法。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尤其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荀（苛礼）或者外儒内法（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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