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高校“双创”教育如何提质升级】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在京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10所在京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情况进行调研，总结出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五大模式，及其典型经验与成效，并就完善特色模式推动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展开探讨。
首都高校“双创”教育的五大模式
通过对北京理工大学等10所在京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情况进行分析，我们总结出了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五大模式。
一是以硬科技为核心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理工类院校结合自身技术优势，推动双创课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载体融合，引导师生共创，形成了技术创新驱动型模式。如，北京理工大学注重将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精细化设计新专业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打造了全链条、多协同、特色明、大平台的一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二是以专业学科优势为特色的专创融合稳健型模式。行业类院校结合专业优势，积极拓展专创融合。如，北京体育大学基于“体育学”学科优势，坚持“奥运遗产与大众体育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传统优势相结合、体育特色与商业模式相结合、国际水准与国内需求相结合”的项目培育原则，孵化出一批体育创新创业项目。
三是以软实力为基础的生态孕育成长型模式。以文科见长的综合类院校依托强大的校友信任网络，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场资本的快速转化通道和商业滚雪球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中涌现出一批创业“大咖”，形成“人大创业系”现象。
四是以技能提升和职业生涯为导向的职校模式。部分职业院校通过开发课程体系、承办技能赛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强化技能提升，围绕打造创孵平台、促成订单对接、储备就业渠道等服务职业生涯，形成了适用于职业教育、专注于技能培养、有益于生涯规划的职校模式。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以课程有机融合和开发联动合力推动双创技能定向培养，以平台体系和赛事体系优化技能项目筛选，以孵化服务和订单对接为着力点，为学生提供以职业生涯为导向的精准服务。
五是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的民族院校模式。部分民族院校发挥特色资源较多、文化内涵丰富等优势，鼓励学生到基层发展汲取民族文化养分，形成了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的民族院校模式。如，中央民族大学大力推动实践教学，让学生回到家乡、回到乡村振兴一线，促进社会实践、创新研究、学科竞赛、创业实践与民族特色高度融合，把特色文化提炼成品牌号召力。
五大模式的典型经验与成效
通过对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五大模式进行分析，又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如下典型经验与成效：
推动科技创新优势融入创新创业。一是以专业技术优势推动课程升级；二是推动科技创新载体和双创融合发展。三是对接创新需求实现师生共创。
发挥专业优势突出专创融合。一是专业学科在全国具有显著优势，成为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二是利用学科优势，积极开展专创融合。
软实力孕育创业生态。一是善用强大的校友资源；二是形成融洽的师生共创氛围；三是形成长周期创新创业品牌效应。
提升技能重点打造就业优势。一是以课程有机融合和开发推动双创技能定向培养；二是以五级赛事体系为功能平台提高双创能力；三是为学生提供以职业生涯为导向的精准服务。
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一是倡导面向民族地区的创新创业实践；二是打造具有鲜明文化品牌特色的创新创业平台；三是培育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优质项目。
完善特色模式推动“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前，上述五种模式正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来说：
科技创新驱动型的理工类院校要解决如何将科技创新优势更为充分、深入地转化的问题，需要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环境优化、师资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我们建议此类高校，将科学技术优势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度结合，形成学科交叉互促；推动专业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室、创业实验室和训练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向全校学生开放，开放情况纳入各类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科技园评估标准；聘请知名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鼓励师生共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专业学科特色型的行业类院校需要解决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机会识别不够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专创融合。我们建议此类高校，有针对性地开发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完善双创教育的教学管理与考核评价制度；深化专创融合，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专业学科与商业模式深度绑定，推进相关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转化专业教师思想，推进专业教师与相关领域知名企业双向进入，培育教师市场化思维。
生态孕育成长型的综合类院校需要解决缺少焦点、硬科技支撑不足的问题。我们建议此类高校，专注培养学校软实力，把教师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支持各类学术社团、社会实践活动，凝练出强大的母校文化；加强培养学生除学科能力之外的通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形成善于发现社会痛点、快速整合资源、团队管理高效的高端能力；建立与其他类型院校之间的交流协作机制。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需要解决技术水平不高、周期性短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技能提升和服务职业生涯。我们建议此类高校，加大产教融合、专创融合和开放合作力度，深化产教融合和专创融合有机联动，在解决企业现实问题中推动工艺改进和技能提升相结合，为更多职业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赋予工程技术价值；在“专升本”、职业院校考核等关键环节对创新创业给予一定倾斜，尤其是对重大创新成果、重大赛事奖项和优质创业项目分类分级出台适当的奖励性措施。
民族院校创新创业中存在层次较低、视野较窄等问题，需要在加速专业价值转化、发掘民族特色资源方面进行优化。我们建议此类高校，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推动专业学科、产业需求和商业模式深度绑定，形成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的专业优势转化机制；深度发掘民族特色资源，整合校内创新创业机构、院系、学生资源，建设民族风物特色资源库，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平台在学校开设工作室，为更多种类的创新创业项目赋能。（作者：曾红颖 张铭慎 刘方 田帆 单位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优先关注课题“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评估研究”［课题编号：AAEA21002］阶段性成果）
首都高校“双创”教育的五大模式
通过对北京理工大学等10所在京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情况进行分析，我们总结出了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五大模式。
一是以硬科技为核心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理工类院校结合自身技术优势，推动双创课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载体融合，引导师生共创，形成了技术创新驱动型模式。如，北京理工大学注重将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精细化设计新专业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打造了全链条、多协同、特色明、大平台的一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二是以专业学科优势为特色的专创融合稳健型模式。行业类院校结合专业优势，积极拓展专创融合。如，北京体育大学基于“体育学”学科优势，坚持“奥运遗产与大众体育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传统优势相结合、体育特色与商业模式相结合、国际水准与国内需求相结合”的项目培育原则，孵化出一批体育创新创业项目。
三是以软实力为基础的生态孕育成长型模式。以文科见长的综合类院校依托强大的校友信任网络，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场资本的快速转化通道和商业滚雪球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中涌现出一批创业“大咖”，形成“人大创业系”现象。
四是以技能提升和职业生涯为导向的职校模式。部分职业院校通过开发课程体系、承办技能赛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强化技能提升，围绕打造创孵平台、促成订单对接、储备就业渠道等服务职业生涯，形成了适用于职业教育、专注于技能培养、有益于生涯规划的职校模式。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以课程有机融合和开发联动合力推动双创技能定向培养，以平台体系和赛事体系优化技能项目筛选，以孵化服务和订单对接为着力点，为学生提供以职业生涯为导向的精准服务。
五是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的民族院校模式。部分民族院校发挥特色资源较多、文化内涵丰富等优势，鼓励学生到基层发展汲取民族文化养分，形成了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的民族院校模式。如，中央民族大学大力推动实践教学，让学生回到家乡、回到乡村振兴一线，促进社会实践、创新研究、学科竞赛、创业实践与民族特色高度融合，把特色文化提炼成品牌号召力。
五大模式的典型经验与成效
通过对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五大模式进行分析，又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如下典型经验与成效：
推动科技创新优势融入创新创业。一是以专业技术优势推动课程升级；二是推动科技创新载体和双创融合发展。三是对接创新需求实现师生共创。
发挥专业优势突出专创融合。一是专业学科在全国具有显著优势，成为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二是利用学科优势，积极开展专创融合。
软实力孕育创业生态。一是善用强大的校友资源；二是形成融洽的师生共创氛围；三是形成长周期创新创业品牌效应。
提升技能重点打造就业优势。一是以课程有机融合和开发推动双创技能定向培养；二是以五级赛事体系为功能平台提高双创能力；三是为学生提供以职业生涯为导向的精准服务。
深耕民族文化和特色品牌。一是倡导面向民族地区的创新创业实践；二是打造具有鲜明文化品牌特色的创新创业平台；三是培育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优质项目。
完善特色模式推动“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前，上述五种模式正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来说：
科技创新驱动型的理工类院校要解决如何将科技创新优势更为充分、深入地转化的问题，需要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环境优化、师资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我们建议此类高校，将科学技术优势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度结合，形成学科交叉互促；推动专业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室、创业实验室和训练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向全校学生开放，开放情况纳入各类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科技园评估标准；聘请知名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鼓励师生共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专业学科特色型的行业类院校需要解决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机会识别不够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专创融合。我们建议此类高校，有针对性地开发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完善双创教育的教学管理与考核评价制度；深化专创融合，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专业学科与商业模式深度绑定，推进相关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转化专业教师思想，推进专业教师与相关领域知名企业双向进入，培育教师市场化思维。
生态孕育成长型的综合类院校需要解决缺少焦点、硬科技支撑不足的问题。我们建议此类高校，专注培养学校软实力，把教师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支持各类学术社团、社会实践活动，凝练出强大的母校文化；加强培养学生除学科能力之外的通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形成善于发现社会痛点、快速整合资源、团队管理高效的高端能力；建立与其他类型院校之间的交流协作机制。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需要解决技术水平不高、周期性短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技能提升和服务职业生涯。我们建议此类高校，加大产教融合、专创融合和开放合作力度，深化产教融合和专创融合有机联动，在解决企业现实问题中推动工艺改进和技能提升相结合，为更多职业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赋予工程技术价值；在“专升本”、职业院校考核等关键环节对创新创业给予一定倾斜，尤其是对重大创新成果、重大赛事奖项和优质创业项目分类分级出台适当的奖励性措施。
民族院校创新创业中存在层次较低、视野较窄等问题，需要在加速专业价值转化、发掘民族特色资源方面进行优化。我们建议此类高校，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推动专业学科、产业需求和商业模式深度绑定，形成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的专业优势转化机制；深度发掘民族特色资源，整合校内创新创业机构、院系、学生资源，建设民族风物特色资源库，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平台在学校开设工作室，为更多种类的创新创业项目赋能。（作者：曾红颖 张铭慎 刘方 田帆 单位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优先关注课题“首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评估研究”［课题编号：AAEA21002］阶段性成果）
清 石涛《万点恶墨图》（局部）纵25.5厘米 横229.0厘米 江苏省苏州市灵岩山寺藏
《万点恶墨图》乃石涛居南京时绘制的水墨长卷，亦是其中年专注禅学思想的证明。图中树法变化多样，石法洗练概括，点苔疏密结合、大小错落、前后呼应，全卷构图饱满，树石密布，点画狼藉，浑化无痕，正是其“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寄于诗画”的充分体现。
《万点恶墨图》乃石涛居南京时绘制的水墨长卷，亦是其中年专注禅学思想的证明。图中树法变化多样，石法洗练概括，点苔疏密结合、大小错落、前后呼应，全卷构图饱满，树石密布，点画狼藉，浑化无痕，正是其“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寄于诗画”的充分体现。
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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