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听你说# 当你抓住⼀件东⻄不放时，或许你永远只会拥有这件东⻄，如果肯放⼿，便获得了其它选择机会。⼈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拿得起是⽣存，放得下是⽣活；拿得起是能⼒，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有许多东⻄需要放下，只有放下那些⽆谓的负担，我们才能⼀路潇洒前⾏。文/wy#人生感悟#
健康报 | “把脉定向”的11场评估会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中建政研智库| EOD与PPP、BOT、TOT的区别与联系（附图解）
PPP是EOD模式的三种落地方式之一。对于投资规模较大，包含一定量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占比（使用者付费），且当地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项目实施不是很紧迫的区域，EOD项目可采用PPP模式实施。
其实，EOD模式与PPP模式的关系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把EOD模式界定为PPP模式的一种创新模式，另一种是把EOD模式界定为PPP模式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不管是何种界定，EOD模式都是在为PPP模式进行有效赋能。
1、PPP模式-公共与私营合作制
PPP通常是指公私之间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为了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通过特许经营协议的签订，形成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双方拥有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是通过特许经营合同的签订来维持的，最终的结果是在项目中合作方的建立比单独行动更加有利。
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可以采用不同的PPP运作模式，为项目提供多样的合作选择。
综上所述，PPP的概念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讲，范围都要比BOT、TOT等要广，BOT、BDOT、BOO、BTO、DBFO、DBO、BOOT、TOT、O&M、SOT、BBO等都可以看作是PPP模式的一种运行模式。
目前，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PPP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大多与BOT及TOT模式有关，运用这两种模式完成污水环保项目的经验也较多，加上污水环保PPP项目自身的特点，我国污水环保项目多采用BOT或TOT模式。
2、B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
BOT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社会资本方获得污水环保项目的特许权，并在特许期内对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及维护等负责，通过运营收益将投资收回并赚取利润，期满后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
对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来说，运用BOT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能够有效筹集国内外资金，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
我国政府长期负担着污水环保项目需要的高额资金，在政府有限的财力下导致投入的资金不足。该模式可以将国内外的社会资本引入污水处理行业，避免了因政府缺乏资金投入制约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的问题。
(2)有利于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该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方发起、筹资、组织实施和经营管理，因而可以避免出现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包揽的问题，还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该模式可以将单一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吸引民营经济实体及该行业国内外的大型企业参与进来。不但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引入竞争机制，加快制度创新改革的脚步，打破政府垄断污水处理行业的局面。
(3)有利于引进我国或者国外对项目建设及管理的先进经验，大大提高建设及运营的效率
我国或者国外该类行业公司的管理经验及先进技术可以提高污水处理的运营效率。
(4)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该模式不再需要政府在负责污水环保项目的建设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经营，可以让政府把精力主要投放在宏观的监管上，利于城市的整体规划、管理。这不仅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监管水平，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在规划决策时的盲目性。
BOT模式在我国污水环保领域的运用中也存在弊端：
(1)对政策长期稳定性的隐忧
BOT模式的特许经营期一般超过二十年，人们对长时间内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预见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使得一些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
(2)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
该模式具有较长的周期、复杂的结构，需要严格的法律环境，但我国尚未成立BOT法，该类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
(3)固定回报率的弊端
我国污水环保项目大多采用固定投资回报率。该方式不利于项目发挥较高的运作效率，因为项目公司在固定回报的情况下会缺乏对运营效率进行提高的动机，也缺少将运营成本降低的奖励机制。
3、TOT模式-转让-运营-移交
TOT模式是在BOT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是为了克服BOT模式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经营中的局限性而出现的一种方式，也是特许经营的一种方式。
TOT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社会资本方获得已建成投产运营的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在特许期内对其进行经营，将该项目在未来若干年的收益一次性的支付给政府，政府再将这笔资金用于新的污水环保项目建设。期满后，再把该项目向政府移交。
对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来说，运用TOT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引资成功率高
与BOT模式相比，该模式下社会资本方购买的是已经建成并且投入运营的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从而避免了在污水环保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矛盾。该模式不转让资产的所有权，只对经营权进行转让，所以不会发生产权的纷争，双方更容易达成合作。
(2)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采用该模式，政府可将未来收益变现，并用该资金新建污水环保项目或偿还项目建设担负的债务，并且在污水环保项目转让后，减少了财政补贴。
(3)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社会资本方通过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获得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可以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技术引用进来，在将运营成本降低的同时将管理效率进行提高，使多方获益。
TOT模式在我国污水环保领域的运用过程中也存在弊端：
(1)经营权顺利转让麻烦多
当政府向社会资本方移交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时，一定要先将企业改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好，包括人员安置、移交内容与协议不符或其它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保证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顺利转让。
(2)融资成本较高
社会资本方在进行融资时必然要求一定的回报率，只有同期贷款利率低于投资回报时才有意愿进行投资，导致出现较高的融资成本。
(3)投资回报率较低
相对于社会资本方而言，采用TOT模式的投资回报率略低于BOT模式的投资回报率。
(4)项目的运作缺少良好的法律环境
虽然相对BOT来说TOT的环节较少，但在利用外资时也需要完善的法律环境，我国缺少TOT模式的法律。
PPP是EOD模式的三种落地方式之一。对于投资规模较大，包含一定量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占比（使用者付费），且当地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项目实施不是很紧迫的区域，EOD项目可采用PPP模式实施。
其实，EOD模式与PPP模式的关系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把EOD模式界定为PPP模式的一种创新模式，另一种是把EOD模式界定为PPP模式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不管是何种界定，EOD模式都是在为PPP模式进行有效赋能。
1、PPP模式-公共与私营合作制
PPP通常是指公私之间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为了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通过特许经营协议的签订，形成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双方拥有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是通过特许经营合同的签订来维持的，最终的结果是在项目中合作方的建立比单独行动更加有利。
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可以采用不同的PPP运作模式，为项目提供多样的合作选择。
综上所述，PPP的概念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讲，范围都要比BOT、TOT等要广，BOT、BDOT、BOO、BTO、DBFO、DBO、BOOT、TOT、O&M、SOT、BBO等都可以看作是PPP模式的一种运行模式。
目前，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PPP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大多与BOT及TOT模式有关，运用这两种模式完成污水环保项目的经验也较多，加上污水环保PPP项目自身的特点，我国污水环保项目多采用BOT或TOT模式。
2、B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
BOT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社会资本方获得污水环保项目的特许权，并在特许期内对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及维护等负责，通过运营收益将投资收回并赚取利润，期满后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
对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来说，运用BOT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能够有效筹集国内外资金，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
我国政府长期负担着污水环保项目需要的高额资金，在政府有限的财力下导致投入的资金不足。该模式可以将国内外的社会资本引入污水处理行业，避免了因政府缺乏资金投入制约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的问题。
(2)有利于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该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方发起、筹资、组织实施和经营管理，因而可以避免出现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包揽的问题，还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该模式可以将单一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吸引民营经济实体及该行业国内外的大型企业参与进来。不但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引入竞争机制，加快制度创新改革的脚步，打破政府垄断污水处理行业的局面。
(3)有利于引进我国或者国外对项目建设及管理的先进经验，大大提高建设及运营的效率
我国或者国外该类行业公司的管理经验及先进技术可以提高污水处理的运营效率。
(4)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该模式不再需要政府在负责污水环保项目的建设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经营，可以让政府把精力主要投放在宏观的监管上，利于城市的整体规划、管理。这不仅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监管水平，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在规划决策时的盲目性。
BOT模式在我国污水环保领域的运用中也存在弊端：
(1)对政策长期稳定性的隐忧
BOT模式的特许经营期一般超过二十年，人们对长时间内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预见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使得一些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
(2)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
该模式具有较长的周期、复杂的结构，需要严格的法律环境，但我国尚未成立BOT法，该类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
(3)固定回报率的弊端
我国污水环保项目大多采用固定投资回报率。该方式不利于项目发挥较高的运作效率，因为项目公司在固定回报的情况下会缺乏对运营效率进行提高的动机，也缺少将运营成本降低的奖励机制。
3、TOT模式-转让-运营-移交
TOT模式是在BOT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是为了克服BOT模式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经营中的局限性而出现的一种方式，也是特许经营的一种方式。
TOT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社会资本方获得已建成投产运营的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在特许期内对其进行经营，将该项目在未来若干年的收益一次性的支付给政府，政府再将这笔资金用于新的污水环保项目建设。期满后，再把该项目向政府移交。
对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来说，运用TOT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引资成功率高
与BOT模式相比，该模式下社会资本方购买的是已经建成并且投入运营的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从而避免了在污水环保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矛盾。该模式不转让资产的所有权，只对经营权进行转让，所以不会发生产权的纷争，双方更容易达成合作。
(2)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采用该模式，政府可将未来收益变现，并用该资金新建污水环保项目或偿还项目建设担负的债务，并且在污水环保项目转让后，减少了财政补贴。
(3)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社会资本方通过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获得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可以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技术引用进来，在将运营成本降低的同时将管理效率进行提高，使多方获益。
TOT模式在我国污水环保领域的运用过程中也存在弊端：
(1)经营权顺利转让麻烦多
当政府向社会资本方移交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时，一定要先将企业改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好，包括人员安置、移交内容与协议不符或其它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保证污水环保项目的经营权顺利转让。
(2)融资成本较高
社会资本方在进行融资时必然要求一定的回报率，只有同期贷款利率低于投资回报时才有意愿进行投资，导致出现较高的融资成本。
(3)投资回报率较低
相对于社会资本方而言，采用TOT模式的投资回报率略低于BOT模式的投资回报率。
(4)项目的运作缺少良好的法律环境
虽然相对BOT来说TOT的环节较少，但在利用外资时也需要完善的法律环境，我国缺少TOT模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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