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超话]#葬书是东晋著名学者郭璞的著作，全文不到两千字，却系统地阐述了风水理论。其五大理论亮点归纳为：一是乘“生气”论；二是“藏风得水”论；三是“形势”论；四是“四神砂”论；五是“土质标准”论。
一、《葬书》首先提出了风水乘“生气”论：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
二、《葬书》提出了藏风得水论：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之盛而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经曰：外气横行，内气止生，盖言此也。经曰：浅深得乘，风水自成。
三、《葬书》提出了风水“形势”论。
四、《葬书》提出了风水“四神”砂论
五、《葬书》提出风水土质标准论
葬者乘生气也。生气即一元运行之气，在天则周流六虚，在地则发生万物。天无此则气无以资，地无此则形无以载。故磅礴乎大化，贯通乎品汇，无处无之，而无时不运也。陶促曰：先天地而长存，后天地而固有。盖亦指此云耳。且夫生气藏于地中，人不可见，惟循地之理以求之，然后能知其所在。葬者能知其所在，使枯骨得以乘之，则地理之能事毕矣。
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
五气即五行之气，乃生气之别也，夫一气分而为阴阳，析而为五行，虽运于天实出于地。行则万物发生，聚则山川融结，融结者，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
父母骸骨，为子孙这本，子孙形体，父母之枝，一气相应，由本而达枝也。考试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他地之美恶也。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也。恶则反是。蔡季通曰：生死殊途，情气相感，自然默与之通。今寻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渗入，则为亲骨肉，不渗则非。气类相感有如此者。则知枯骨得荫，生人受福，其理显然，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或谓抱养既成，元非遗体，僧道嗣续，亦异所生，其何能荫之有？而不知人之心通乎气，心为气之主情通则气亦通，义绝则应本绝。故后母能荫前母子，前母亦发后母儿。其在物则萎薮螟蛉之类是也，尚何疑焉。
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盖真龙发迹，迢迢百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及至穴前，则峰峦矗拥，众水环绕，叠樟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贫聚。形穴既就，则山川这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会于其中矣。苟盗其精英，空窃其灵秀，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前能与之感通，以致福于将来也。是知人心通乎气，而气通乎天。以人心之灵，合山川这灵，故降神孕秀，以钟于生息之源，而其富贵贫贱，寿夭贤愚，靡不攸系。至于形貌之娇丑，并皆肖像山川这美恶，故篙丘岳生申，尼丘孕孔，岂偶然哉！呜呼，非葬骨也，乃葬人之心也；非山川之灵，亦人心自灵耳。世有往往以遗骨弃诸水火而无祸福者，盖心与之离故也。
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
汉未央宫一日无故钟自呜，东方朔日：必生铜山崩应。未几西蜀果奏铜山崩，以日摈之，正未央鸣之日也。帝问朔何以知之，对曰：铜出于山，气相感应，犹人受体于父母也。帝叹曰：物尚乐，况于人乎！昔曾子养母至孝，子出，母欲其归，则口齿指，而曾子心痛。人凡父母不安而身离待侧，则亦心痛，特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觉耳。故知山崩钟应，亦其理也。
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此亦言一气之感召也。野人藏栗，春至，栗木华，而家藏之栗亦芽。实之去本已久，彼华此芽，盖以本性原在，得气则相感而应，亦狱父母之骨葬乘生气而子孙福旺也。夫一气磅礴于天地间，无端倪，无终穷，万物随时运化，本不自知，而受造物者亦不自知也。
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乾父之精，坤母之血，二气感合，则精化为骨，血化为肉，复藉神气资乎其间，遂生而为人。及其死也，神气飞扬，血肉消溃，惟骨独存。而上智之士，图葬于吉地之中，以内乘生气，外假子孙思慕，一念与之吻合，则可以复其既往之神，萃其已散之气。盖神趋则气应，地灵而人杰，以无为有，借伪显真，事通阴阳，功夺造化，是为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
丘垅为阴，冈阜为阳。丘言其高，骨乃山这带石者。垅高不能自立，必藉石带土而后能耸也。冈者迹也，土山为阜，言支之有毛脊者。垅之有骨，气随而行则易见，支无石，故必观者毛脊而后能辨也。然有垅而土、支而石、垅而隐、支而隆者，又全藉乎心目之巧以区别也。 https://t.cn/AigLm1sM
一、《葬书》首先提出了风水乘“生气”论：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
二、《葬书》提出了藏风得水论：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之盛而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经曰：外气横行，内气止生，盖言此也。经曰：浅深得乘，风水自成。
三、《葬书》提出了风水“形势”论。
四、《葬书》提出了风水“四神”砂论
五、《葬书》提出风水土质标准论
葬者乘生气也。生气即一元运行之气，在天则周流六虚，在地则发生万物。天无此则气无以资，地无此则形无以载。故磅礴乎大化，贯通乎品汇，无处无之，而无时不运也。陶促曰：先天地而长存，后天地而固有。盖亦指此云耳。且夫生气藏于地中，人不可见，惟循地之理以求之，然后能知其所在。葬者能知其所在，使枯骨得以乘之，则地理之能事毕矣。
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
五气即五行之气，乃生气之别也，夫一气分而为阴阳，析而为五行，虽运于天实出于地。行则万物发生，聚则山川融结，融结者，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
父母骸骨，为子孙这本，子孙形体，父母之枝，一气相应，由本而达枝也。考试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他地之美恶也。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也。恶则反是。蔡季通曰：生死殊途，情气相感，自然默与之通。今寻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渗入，则为亲骨肉，不渗则非。气类相感有如此者。则知枯骨得荫，生人受福，其理显然，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或谓抱养既成，元非遗体，僧道嗣续，亦异所生，其何能荫之有？而不知人之心通乎气，心为气之主情通则气亦通，义绝则应本绝。故后母能荫前母子，前母亦发后母儿。其在物则萎薮螟蛉之类是也，尚何疑焉。
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盖真龙发迹，迢迢百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及至穴前，则峰峦矗拥，众水环绕，叠樟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贫聚。形穴既就，则山川这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会于其中矣。苟盗其精英，空窃其灵秀，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前能与之感通，以致福于将来也。是知人心通乎气，而气通乎天。以人心之灵，合山川这灵，故降神孕秀，以钟于生息之源，而其富贵贫贱，寿夭贤愚，靡不攸系。至于形貌之娇丑，并皆肖像山川这美恶，故篙丘岳生申，尼丘孕孔，岂偶然哉！呜呼，非葬骨也，乃葬人之心也；非山川之灵，亦人心自灵耳。世有往往以遗骨弃诸水火而无祸福者，盖心与之离故也。
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
汉未央宫一日无故钟自呜，东方朔日：必生铜山崩应。未几西蜀果奏铜山崩，以日摈之，正未央鸣之日也。帝问朔何以知之，对曰：铜出于山，气相感应，犹人受体于父母也。帝叹曰：物尚乐，况于人乎！昔曾子养母至孝，子出，母欲其归，则口齿指，而曾子心痛。人凡父母不安而身离待侧，则亦心痛，特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觉耳。故知山崩钟应，亦其理也。
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此亦言一气之感召也。野人藏栗，春至，栗木华，而家藏之栗亦芽。实之去本已久，彼华此芽，盖以本性原在，得气则相感而应，亦狱父母之骨葬乘生气而子孙福旺也。夫一气磅礴于天地间，无端倪，无终穷，万物随时运化，本不自知，而受造物者亦不自知也。
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乾父之精，坤母之血，二气感合，则精化为骨，血化为肉，复藉神气资乎其间，遂生而为人。及其死也，神气飞扬，血肉消溃，惟骨独存。而上智之士，图葬于吉地之中，以内乘生气，外假子孙思慕，一念与之吻合，则可以复其既往之神，萃其已散之气。盖神趋则气应，地灵而人杰，以无为有，借伪显真，事通阴阳，功夺造化，是为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
丘垅为阴，冈阜为阳。丘言其高，骨乃山这带石者。垅高不能自立，必藉石带土而后能耸也。冈者迹也，土山为阜，言支之有毛脊者。垅之有骨，气随而行则易见，支无石，故必观者毛脊而后能辨也。然有垅而土、支而石、垅而隐、支而隆者，又全藉乎心目之巧以区别也。 https://t.cn/AigLm1sM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历史故事#【立嬴驷为国君，放弃勇敢多智的樗里疾，秦孝公是怎么想的？】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赵氏（一说秦氏），《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对于秦孝公来说，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位君主。在秦孝公之前，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相对较弱的诸侯国。但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并推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崛起，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前，《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不久之后，秦孝公去世后，葬于弟圉，其子秦惠文王继位。那么，问题来了，秦孝公为何放弃勇敢多智的樗里疾，立嬴驷为国君，他是怎么想的?
一
首先，就秦孝公来说，最终将国君之位传给了嬴驷，也即大家熟悉的秦惠文王。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秦孝公的儿子中，还有一人可以竞争君主之位，他就是樗里疾。樗里疾（？―前300年），又称樗里子、严君疾，嬴姓，赵氏，名疾，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其母出自战国七雄中的韩国。秦人谚语：“力则任鄙，智则樗里。”也即在秦国百姓的心目中，樗里疾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绰号“智囊”。除了智谋上堪称一流，樗里疾还是一位南征北伐的武将。比如秦惠文王在位时，樗里疾经常率军攻打魏国、赵国、楚国等大国。
可是，秦孝公却选择立嬴驷为国君，放弃勇敢多智的樗里疾。对此，在笔者看来，秦孝公之所以没有传位于樗里疾，主要原因分为以下几点。一方面，这是因为樗里疾是秦孝公的庶子，并且在年龄上小于嬴驷，而嬴驷则是秦孝公的嫡长子，也即出身的不同，是秦孝公放弃樗里疾的重要原因。
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王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比如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天下，以此建立隶属于周王室的诸侯国。在周朝时期，宗法制中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因此，就嬴驷和樗里疾来说，嬴驷作为嫡长子，继承秦国君主的位置，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樗里疾智勇双全，但是，樗里疾既不是秦孝公的嫡子，也不是长子，自然没有资格和嬴驷争夺秦国君主的宝座。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嫡长子继承制也不是所有诸侯国都遵循的。比如赵国的很多君主，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王位的。因此，这就需要说到嬴驷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了。
三
另一方面，虽然樗里疾勇敢多智，甚至在嬴驷，也即秦惠文王之上，但是，就后者来说，却拥有作为君主的果断。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秦惠文王便借此将对秦国有功的商鞅处死。虽然秦惠文王处死商鞅，是饱受争议的。但是，因为当时商鞅的威望，完全在秦惠文王之上，已经是功高震主了，所以，在笔者看来，出于巩固自己位置的考虑，秦惠文王必须要除掉商鞅。
在果断除掉商鞅之后，秦惠文王不仅坐稳了秦国君主的宝座，还继续推行商鞅变法，这让秦国的国力得以继续增强。更为关键的是，秦惠文王在位时，果断消灭巴国和蜀国，并重用张仪等出自山东六国的人才，这促使秦国得以继续向中原之地扩张。
四
最后，在笔者看来，秦惠文王的果断一面，无疑是秦孝公选择他继承王位的重要一面。除了性格果断之外，嬴驷相对于樗里疾，还具有知人善用的优点。秦惠文王在位时，任用张仪分化山东六国，也即离间魏国、韩国、赵国、齐国、燕国、楚国之间的关系，派遣司马错等人消灭巴国和蜀国。至于樗里疾这位智勇双全的人才，也在秦惠文王手下得到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凡此种种，无疑体现出秦惠文王知人善用的优点，这显然是作为君主的重要品质。
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但是，刘邦知人善用，拥有韩信、张良、萧何等人才的辅佐，这促使其得以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同样的道理，秦惠文王虽然不如樗里疾勇敢多智。
但是，他会识人和用人，这就完全可以胜任秦国君主的位置。总的来说，嬴驷在位时，秦国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始皇建立秦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樗里疾也获得这位兄长的重用，成为秦国历史上的名将！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前，《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不久之后，秦孝公去世后，葬于弟圉，其子秦惠文王继位。那么，问题来了，秦孝公为何放弃勇敢多智的樗里疾，立嬴驷为国君，他是怎么想的?
一
首先，就秦孝公来说，最终将国君之位传给了嬴驷，也即大家熟悉的秦惠文王。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秦孝公的儿子中，还有一人可以竞争君主之位，他就是樗里疾。樗里疾（？―前300年），又称樗里子、严君疾，嬴姓，赵氏，名疾，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其母出自战国七雄中的韩国。秦人谚语：“力则任鄙，智则樗里。”也即在秦国百姓的心目中，樗里疾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绰号“智囊”。除了智谋上堪称一流，樗里疾还是一位南征北伐的武将。比如秦惠文王在位时，樗里疾经常率军攻打魏国、赵国、楚国等大国。
可是，秦孝公却选择立嬴驷为国君，放弃勇敢多智的樗里疾。对此，在笔者看来，秦孝公之所以没有传位于樗里疾，主要原因分为以下几点。一方面，这是因为樗里疾是秦孝公的庶子，并且在年龄上小于嬴驷，而嬴驷则是秦孝公的嫡长子，也即出身的不同，是秦孝公放弃樗里疾的重要原因。
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王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比如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天下，以此建立隶属于周王室的诸侯国。在周朝时期，宗法制中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因此，就嬴驷和樗里疾来说，嬴驷作为嫡长子，继承秦国君主的位置，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樗里疾智勇双全，但是，樗里疾既不是秦孝公的嫡子，也不是长子，自然没有资格和嬴驷争夺秦国君主的宝座。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嫡长子继承制也不是所有诸侯国都遵循的。比如赵国的很多君主，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王位的。因此，这就需要说到嬴驷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了。
三
另一方面，虽然樗里疾勇敢多智，甚至在嬴驷，也即秦惠文王之上，但是，就后者来说，却拥有作为君主的果断。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秦惠文王便借此将对秦国有功的商鞅处死。虽然秦惠文王处死商鞅，是饱受争议的。但是，因为当时商鞅的威望，完全在秦惠文王之上，已经是功高震主了，所以，在笔者看来，出于巩固自己位置的考虑，秦惠文王必须要除掉商鞅。
在果断除掉商鞅之后，秦惠文王不仅坐稳了秦国君主的宝座，还继续推行商鞅变法，这让秦国的国力得以继续增强。更为关键的是，秦惠文王在位时，果断消灭巴国和蜀国，并重用张仪等出自山东六国的人才，这促使秦国得以继续向中原之地扩张。
四
最后，在笔者看来，秦惠文王的果断一面，无疑是秦孝公选择他继承王位的重要一面。除了性格果断之外，嬴驷相对于樗里疾，还具有知人善用的优点。秦惠文王在位时，任用张仪分化山东六国，也即离间魏国、韩国、赵国、齐国、燕国、楚国之间的关系，派遣司马错等人消灭巴国和蜀国。至于樗里疾这位智勇双全的人才，也在秦惠文王手下得到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凡此种种，无疑体现出秦惠文王知人善用的优点，这显然是作为君主的重要品质。
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但是，刘邦知人善用，拥有韩信、张良、萧何等人才的辅佐，这促使其得以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同样的道理，秦惠文王虽然不如樗里疾勇敢多智。
但是，他会识人和用人，这就完全可以胜任秦国君主的位置。总的来说，嬴驷在位时，秦国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始皇建立秦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樗里疾也获得这位兄长的重用，成为秦国历史上的名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