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娑婆安住菩萨行处.为众生演说是经.不生懈怠。
其实我们在一念心明白「万法即是我」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一切的天人鬼神大众说法。明白『一心三藏』万法皆为一念所现.你就是『舍诸懈怠』.念念精进。
『广演此经』当你知道整个的万法就是我一念所变现.虚怀若谷当下成就道行！在万法当中道交感应一个本体。
其实我们在一念心明白「万法即是我」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一切的天人鬼神大众说法。明白『一心三藏』万法皆为一念所现.你就是『舍诸懈怠』.念念精进。
『广演此经』当你知道整个的万法就是我一念所变现.虚怀若谷当下成就道行！在万法当中道交感应一个本体。
我们知道在《胜鬘经》当中说明有一个真实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本性清净、是自性常住的；在生死之中犹如无价的摩尼宝珠，被污垢的衣服所缠裹，可是这个宝珠的本体却是永远明净的。如来藏就像是这个摩尼宝珠，与一切的烦恼是有所差异分别的。
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2当中，大慧菩萨说：
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
在经中，大慧菩萨禀白：“如来说：‘如来藏心自性清净，运作三十二妙相，入住于一切众生的身中，犹如无价的宝物，被肮脏的衣服所包裹，众生不知道、也看不见肮脏衣服当中的宝物；如来清净宝物是常住不变，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的如来藏宝，被五阴、十八界、六入肮脏的衣服所缠绕，被贪欲、瞋恚、愚痴等不真实的虚妄想以及六尘劳累所污染；这个道理是一切诸佛所演说的，不是只有我释迦牟尼这么说。’”所以，显然经中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是真实常住的，是与五阴、十八界、六入共同存在的，而且是一切诸佛所共同演说的甚深法要。
《楞伽经》是佛陀第三转F轮的时候所说的经典，是为佛弟子详细说明八识、五法、三自性、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两种无我的内容；并且详细地叙述如来藏阿赖耶识与七转识间的关系以及体性，让佛弟子在证悟之后能够知道修道的原理以及次第，并且以这个实证的如来藏作为根本，能够地地增上来修学。所以禅宗达摩祖师在二祖慧可证悟后，将《楞伽经》四卷传给慧可，并且告诉他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传灯录》卷3）显然，以如来藏作为法义核心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禅宗证悟的修行人依着修行的重要经典。
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当中，大慧菩萨接着请问如来说：
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
大慧菩萨帮我们请问 世尊说：您以前不是都说“无我”吗？为什么现在随同外道等人说有“我”了呢？大慧菩萨是问说：外道当中也说有一个常住不坏而住于身中能作各种业的我，这个我不必依靠诸缘，是自然而有的、是周遍不灭的“我”。世尊！他们也说有“我”。
《楞伽经》中 如来回答说：
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已，如来应供等正觉，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大慧！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不应作我见计著。
世尊说：我所说的如来藏，跟外道所说的我是不相同的。有的时候说空、无相、无愿三昧，也就是五阴、十八界、六入是无常空，因为空所以无相，因为无相所以无有愿求；或者说如来藏空性没有形体所以是空，空所以无相，因为证知如来藏空性，意识确认自己是无常空，也是缘起性空；也确认如来藏的空性是本无所得，因此意根也一样心无愿求，就这样子证得解脱。
如、实际、法性，是指真如第八识。真如是一切法的实际，世间出世间一切的法，都是由真如直接或者间接出生，没有一个法不是以真如作为最后的所依，因此是一切法的本源。真如就是一切法的法性；世间的一切法，相有生灭，可是它的本际从来不灭，所以也无生；因此一切法灭了又能够出生，这能生一切法的真如就是法性。
法身、涅槃、离自性，也是说真如。第八识就是法身，是一切法的根本，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五分法身，都是从第八识真如所出生的。涅槃也是法身真如的别名，涅槃是依真如不受生的现象来立名，所以不能离开如来藏而有涅槃可以实证，涅槃也不是死了以后一无所有，也不是缘起性空或是灭相不灭。离自性是说，如来藏的真实理体当中没有遍计执性、依他起性以及圆成实性的任何相貌，祂是离开一切的自性相的。
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些都是指如来藏的体性。如来藏空性体性从来不依缘而生，也永远不会坏灭；因为不灭，所以也从来不生。婆罗门教的众生个人本体的我，是从大梵所出生的，众生我最后会回归大梵，因此不是不生不灭的。所谓的本来寂静，是说如来藏空性心，从无始劫以来一向离开见闻觉知，离开各种名言妄想，所以是本来寂静的。婆罗门教的主张：众生个人本体的我是从大梵所出生的，可是从清净寂静的大梵所出生的个人本体的我，却是有染污、有烦恼、不寂静的，这不是很矛盾吗？自性涅槃是说如来藏自身的体性是无有生灭的，永远地住在寂静境界之中，是离开见闻觉知，所以说自性涅槃。
如来说明以上种种如来藏的真实体性之后，又为了断除没有智慧的愚夫畏惧无我的语句的缘故，为他们说远离虚妄想像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法门。如来说，未来及现在的大菩萨们，不应该将如来藏法门当作“我”的见解一样生起错误的认知跟执著。这边所说“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是指为了断除一些愚痴的人，他们主张一切法空，却是又害怕落入断灭见，因此回头执著细意识、极细意识，或是有一个类似大梵我的因果律则是不生不灭的；就这样为这些人说离虚妄想像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法门。
我们从《楞伽经》中探讨 世尊提出如来藏的真正意义，这也是《胜鬘经》中所说如来藏更深入的真义。这两部经典同样都是在说明如来藏的真实道理，这个如来藏不是指缘起性空，也不是外道神我，而是菩萨证悟以后修道的根本。我们想要修学大乘佛法，千万不可以错解或是随便否定这个真实的如来藏。
三乘菩提之胜鬘经讲记(二) 第041集_佛为什么说如来藏—甘正祺老师
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2当中，大慧菩萨说：
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
在经中，大慧菩萨禀白：“如来说：‘如来藏心自性清净，运作三十二妙相，入住于一切众生的身中，犹如无价的宝物，被肮脏的衣服所包裹，众生不知道、也看不见肮脏衣服当中的宝物；如来清净宝物是常住不变，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的如来藏宝，被五阴、十八界、六入肮脏的衣服所缠绕，被贪欲、瞋恚、愚痴等不真实的虚妄想以及六尘劳累所污染；这个道理是一切诸佛所演说的，不是只有我释迦牟尼这么说。’”所以，显然经中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是真实常住的，是与五阴、十八界、六入共同存在的，而且是一切诸佛所共同演说的甚深法要。
《楞伽经》是佛陀第三转F轮的时候所说的经典，是为佛弟子详细说明八识、五法、三自性、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两种无我的内容；并且详细地叙述如来藏阿赖耶识与七转识间的关系以及体性，让佛弟子在证悟之后能够知道修道的原理以及次第，并且以这个实证的如来藏作为根本，能够地地增上来修学。所以禅宗达摩祖师在二祖慧可证悟后，将《楞伽经》四卷传给慧可，并且告诉他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传灯录》卷3）显然，以如来藏作为法义核心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禅宗证悟的修行人依着修行的重要经典。
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当中，大慧菩萨接着请问如来说：
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
大慧菩萨帮我们请问 世尊说：您以前不是都说“无我”吗？为什么现在随同外道等人说有“我”了呢？大慧菩萨是问说：外道当中也说有一个常住不坏而住于身中能作各种业的我，这个我不必依靠诸缘，是自然而有的、是周遍不灭的“我”。世尊！他们也说有“我”。
《楞伽经》中 如来回答说：
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已，如来应供等正觉，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大慧！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不应作我见计著。
世尊说：我所说的如来藏，跟外道所说的我是不相同的。有的时候说空、无相、无愿三昧，也就是五阴、十八界、六入是无常空，因为空所以无相，因为无相所以无有愿求；或者说如来藏空性没有形体所以是空，空所以无相，因为证知如来藏空性，意识确认自己是无常空，也是缘起性空；也确认如来藏的空性是本无所得，因此意根也一样心无愿求，就这样子证得解脱。
如、实际、法性，是指真如第八识。真如是一切法的实际，世间出世间一切的法，都是由真如直接或者间接出生，没有一个法不是以真如作为最后的所依，因此是一切法的本源。真如就是一切法的法性；世间的一切法，相有生灭，可是它的本际从来不灭，所以也无生；因此一切法灭了又能够出生，这能生一切法的真如就是法性。
法身、涅槃、离自性，也是说真如。第八识就是法身，是一切法的根本，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五分法身，都是从第八识真如所出生的。涅槃也是法身真如的别名，涅槃是依真如不受生的现象来立名，所以不能离开如来藏而有涅槃可以实证，涅槃也不是死了以后一无所有，也不是缘起性空或是灭相不灭。离自性是说，如来藏的真实理体当中没有遍计执性、依他起性以及圆成实性的任何相貌，祂是离开一切的自性相的。
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些都是指如来藏的体性。如来藏空性体性从来不依缘而生，也永远不会坏灭；因为不灭，所以也从来不生。婆罗门教的众生个人本体的我，是从大梵所出生的，众生我最后会回归大梵，因此不是不生不灭的。所谓的本来寂静，是说如来藏空性心，从无始劫以来一向离开见闻觉知，离开各种名言妄想，所以是本来寂静的。婆罗门教的主张：众生个人本体的我是从大梵所出生的，可是从清净寂静的大梵所出生的个人本体的我，却是有染污、有烦恼、不寂静的，这不是很矛盾吗？自性涅槃是说如来藏自身的体性是无有生灭的，永远地住在寂静境界之中，是离开见闻觉知，所以说自性涅槃。
如来说明以上种种如来藏的真实体性之后，又为了断除没有智慧的愚夫畏惧无我的语句的缘故，为他们说远离虚妄想像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法门。如来说，未来及现在的大菩萨们，不应该将如来藏法门当作“我”的见解一样生起错误的认知跟执著。这边所说“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是指为了断除一些愚痴的人，他们主张一切法空，却是又害怕落入断灭见，因此回头执著细意识、极细意识，或是有一个类似大梵我的因果律则是不生不灭的；就这样为这些人说离虚妄想像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法门。
我们从《楞伽经》中探讨 世尊提出如来藏的真正意义，这也是《胜鬘经》中所说如来藏更深入的真义。这两部经典同样都是在说明如来藏的真实道理，这个如来藏不是指缘起性空，也不是外道神我，而是菩萨证悟以后修道的根本。我们想要修学大乘佛法，千万不可以错解或是随便否定这个真实的如来藏。
三乘菩提之胜鬘经讲记(二) 第041集_佛为什么说如来藏—甘正祺老师
「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