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人的书和旋风、蝴蝶又有什么关系？独特名称背后是中国人的浪漫】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浪漫的民族，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无一不凄婉动人，惹人遐想。不仅如此，古人还将自己读的书和旋风、蝴蝶联系在了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书籍的早期形态：简帛和卷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所有事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书籍形态也不例外。
书籍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简帛，简和帛是两种不同的书籍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南史氏拿的“简”，其实就是一根根削制好的狭长木竹片。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卷卷竹简，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策”。“策”通“册”，简策经常连用，意为由一根根竹简编制成的册书。简和策的区别大概在于前者没有装订，而后者已经装订成册了。简还经常和牍一起连用，牍一般指的是由木片制成的书写材料。
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出现之前最为广泛的书籍形态，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本身也有较大缺陷，那就是占用空间太大且过于繁重。据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写了一份三千片竹简的奏疏，需要两个壮劳力抬进宫中。大家可以想象太史公司马迁写下的52万字的《史记》需要多少简牍。这种繁重的书籍形态从它一诞生就预示了变革的必然性。
不过，简牍因为材料特殊，经千年而不腐，所以我们仍可以从考古挖掘中看到许多千年前古人使用的竹简，最为著名莫过于曾经上过《国家宝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除此之外还有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等。
竹简也衍生出一些典故，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杀青”就是其中一个。古人著书时一般把草稿写在青色的竹皮上，这是因为青竹表皮光滑，如要修改，就很容易能够将字迹擦去，待定稿之后，就刮去竹皮，露出竹白，这样字迹就不易被人刮掉，最后还要用火烘烤竹简，防蛀去湿，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杀青”。
简还会和帛一起连用，帛一般是丝绸制品，虽然也能用来书写，但帛书价格昂贵，就算是豪门大户，也不会奢侈到天天拿帛来写字。帛书一般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比如圣旨的颁布等等。
在造纸术发明之后，我国的书籍形式是不是立马就过渡到了如今我们常见的形态了呢？当然不是，在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书籍之前，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书籍形态——卷子本。卷子本很明显是受到了竹简和帛书形态的影响，是处于书籍的早期形态向册页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场恢宏大气的表演？其中有一幕就是几位演员在一幅巨大的卷轴上作水墨画，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卷轴只能用来作画，它其实也是一种书籍形式，即卷子本。在册页制度还没出现之前，卷轴曾盛极一时，敦煌藏经洞里的大量宗教典籍主要用的就是卷轴。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曾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可见卷子本的书籍曾盛极一时。
相较简牍帛书，卷轴的优势也尤为明显，那就是轻巧灵便，易于携带，古人说其“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是十分形象的。
02书籍最终形态的确立：从旋风装到纸书线装
在卷子本盛行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了卷子本的不便之处，那就是当要查阅某处文字的时，必须从头展开，比较麻烦。于是古人便对卷子本进行了改造，那就是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包上一层书皮，这样的话就把原来的一卷书变成了一册书，想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大大地节省了时间，这样的书籍形态从头翻到尾极为迅速，就好像旋风一样，因此称之为旋风页。
旋风页的出现大概在唐朝，在此基础上，旋风页也进一步演变成了“蝴蝶装”。当书籍形态演变到蝴蝶装时，就很接近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书籍形态了，那蝴蝶装又是怎么来的呢？旋风页虽然比较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之后整册书就会散佚，给阅读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古人进一步改进了这种技术，在印刷时先用一张纸张印刷，然后再沿着纸张的中缝对折，使有字的页面朝里，再用一张纸将这叠对折过的纸张固定在一起，使对折的脊线牢牢的粘在纸张上，最后在书册的最表层用一张硬壳纸包裹起来。因为蝴蝶装的纸张左右对折，翻阅起来如蝴蝶飘舞翻飞，因为称之为蝴蝶装。
但是蝴蝶装依然有它的缺点，由于蝴蝶装是由一张纸对折而成，第一页的前半面和第二页的后半面并不相连，所以印刷时这两页都是无法印刷的，在阅读蝴蝶装时阅读者往往要连跳两页空白的纸面，有时候翻开看到的就是空白的。大约到了南宋时期，又有人对蝴蝶装加以改进，古人在对折时采用了反向对折的方式，使两个空白页相对，两个印刷了文字的页面相背，让书页的两个外页粘在书背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在翻阅一本书会看到大量空白页的现象。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蝴蝶装还是包背装，将书页整合到一起的形式都是采用粘合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依然十分费事，且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生脱落的现象。于是古人继续改进，在书的边上打上几个小孔，再用线穿过这几个小孔从而将整本书缝合在一起，然后再包上表层的一层书衣。到了明代中期，古人增加了打孔数量，并且将整张书衣包裹改为了两张半页纸分别置于书的前后，现在常见的线装书形态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03一些古籍常识
当书籍形态由旋风页发展到蝴蝶装时，采用了蝴蝶装的书籍与之后的包背装、线装书在书籍内部的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就逐渐缩小了。在这个时候，书籍内部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规范与模式，并形成了专业术语。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的古籍，特对这些专业的术语做一个解释：
1、版面、天头、地脚：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就叫“版本”，印刷内容上面的空白处叫“天头”，印刷内容下面的空白叫作“地脚”。
2、版框、阑线：版面四周的线就叫作“版框”，组成版框的线就叫作“阑线”，上面的叫作“上阑线”，下面的叫作“下澜线”，左面的叫“左阑线”，右面的叫“右阑线”。左、右阑线有时是双线，有时也是单线，或者一边单一边双，组合不一。
3、版心、黑口、鱼尾：书籍每页中间的空白部分叫作版心。版心中间一般都有两个花纹，花纹款式不一，但酷似鱼尾，因此称之为鱼尾，连接鱼尾和天头、地脚的那条线就叫作“黑口”，因为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也叫“象鼻”。
4、书耳：在每个版面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小长方形，这个小长方形用来刻上篇名或篇名的简称，故称“书耳”。
5、书头、书根、书口、书背：书头是指书籍上端的切口部分，书根是指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书口是指可以翻阅的开口，书背则是和书口相对的部分。
6、牌记：牌记有点类似今天书籍中的版权说明。在古代，书籍由私人书坊印刷之后，书坊一般都会在书籍的内印上自己书坊的名字、介绍，一些精致的牌记还会配上精美的图案。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浪漫的民族，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无一不凄婉动人，惹人遐想。不仅如此，古人还将自己读的书和旋风、蝴蝶联系在了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书籍的早期形态：简帛和卷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所有事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书籍形态也不例外。
书籍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简帛，简和帛是两种不同的书籍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南史氏拿的“简”，其实就是一根根削制好的狭长木竹片。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卷卷竹简，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策”。“策”通“册”，简策经常连用，意为由一根根竹简编制成的册书。简和策的区别大概在于前者没有装订，而后者已经装订成册了。简还经常和牍一起连用，牍一般指的是由木片制成的书写材料。
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出现之前最为广泛的书籍形态，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本身也有较大缺陷，那就是占用空间太大且过于繁重。据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写了一份三千片竹简的奏疏，需要两个壮劳力抬进宫中。大家可以想象太史公司马迁写下的52万字的《史记》需要多少简牍。这种繁重的书籍形态从它一诞生就预示了变革的必然性。
不过，简牍因为材料特殊，经千年而不腐，所以我们仍可以从考古挖掘中看到许多千年前古人使用的竹简，最为著名莫过于曾经上过《国家宝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除此之外还有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等。
竹简也衍生出一些典故，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杀青”就是其中一个。古人著书时一般把草稿写在青色的竹皮上，这是因为青竹表皮光滑，如要修改，就很容易能够将字迹擦去，待定稿之后，就刮去竹皮，露出竹白，这样字迹就不易被人刮掉，最后还要用火烘烤竹简，防蛀去湿，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杀青”。
简还会和帛一起连用，帛一般是丝绸制品，虽然也能用来书写，但帛书价格昂贵，就算是豪门大户，也不会奢侈到天天拿帛来写字。帛书一般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比如圣旨的颁布等等。
在造纸术发明之后，我国的书籍形式是不是立马就过渡到了如今我们常见的形态了呢？当然不是，在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书籍之前，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书籍形态——卷子本。卷子本很明显是受到了竹简和帛书形态的影响，是处于书籍的早期形态向册页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场恢宏大气的表演？其中有一幕就是几位演员在一幅巨大的卷轴上作水墨画，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卷轴只能用来作画，它其实也是一种书籍形式，即卷子本。在册页制度还没出现之前，卷轴曾盛极一时，敦煌藏经洞里的大量宗教典籍主要用的就是卷轴。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曾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可见卷子本的书籍曾盛极一时。
相较简牍帛书，卷轴的优势也尤为明显，那就是轻巧灵便，易于携带，古人说其“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是十分形象的。
02书籍最终形态的确立：从旋风装到纸书线装
在卷子本盛行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了卷子本的不便之处，那就是当要查阅某处文字的时，必须从头展开，比较麻烦。于是古人便对卷子本进行了改造，那就是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包上一层书皮，这样的话就把原来的一卷书变成了一册书，想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大大地节省了时间，这样的书籍形态从头翻到尾极为迅速，就好像旋风一样，因此称之为旋风页。
旋风页的出现大概在唐朝，在此基础上，旋风页也进一步演变成了“蝴蝶装”。当书籍形态演变到蝴蝶装时，就很接近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书籍形态了，那蝴蝶装又是怎么来的呢？旋风页虽然比较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之后整册书就会散佚，给阅读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古人进一步改进了这种技术，在印刷时先用一张纸张印刷，然后再沿着纸张的中缝对折，使有字的页面朝里，再用一张纸将这叠对折过的纸张固定在一起，使对折的脊线牢牢的粘在纸张上，最后在书册的最表层用一张硬壳纸包裹起来。因为蝴蝶装的纸张左右对折，翻阅起来如蝴蝶飘舞翻飞，因为称之为蝴蝶装。
但是蝴蝶装依然有它的缺点，由于蝴蝶装是由一张纸对折而成，第一页的前半面和第二页的后半面并不相连，所以印刷时这两页都是无法印刷的，在阅读蝴蝶装时阅读者往往要连跳两页空白的纸面，有时候翻开看到的就是空白的。大约到了南宋时期，又有人对蝴蝶装加以改进，古人在对折时采用了反向对折的方式，使两个空白页相对，两个印刷了文字的页面相背，让书页的两个外页粘在书背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在翻阅一本书会看到大量空白页的现象。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蝴蝶装还是包背装，将书页整合到一起的形式都是采用粘合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依然十分费事，且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生脱落的现象。于是古人继续改进，在书的边上打上几个小孔，再用线穿过这几个小孔从而将整本书缝合在一起，然后再包上表层的一层书衣。到了明代中期，古人增加了打孔数量，并且将整张书衣包裹改为了两张半页纸分别置于书的前后，现在常见的线装书形态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03一些古籍常识
当书籍形态由旋风页发展到蝴蝶装时，采用了蝴蝶装的书籍与之后的包背装、线装书在书籍内部的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就逐渐缩小了。在这个时候，书籍内部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规范与模式，并形成了专业术语。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的古籍，特对这些专业的术语做一个解释：
1、版面、天头、地脚：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就叫“版本”，印刷内容上面的空白处叫“天头”，印刷内容下面的空白叫作“地脚”。
2、版框、阑线：版面四周的线就叫作“版框”，组成版框的线就叫作“阑线”，上面的叫作“上阑线”，下面的叫作“下澜线”，左面的叫“左阑线”，右面的叫“右阑线”。左、右阑线有时是双线，有时也是单线，或者一边单一边双，组合不一。
3、版心、黑口、鱼尾：书籍每页中间的空白部分叫作版心。版心中间一般都有两个花纹，花纹款式不一，但酷似鱼尾，因此称之为鱼尾，连接鱼尾和天头、地脚的那条线就叫作“黑口”，因为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也叫“象鼻”。
4、书耳：在每个版面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小长方形，这个小长方形用来刻上篇名或篇名的简称，故称“书耳”。
5、书头、书根、书口、书背：书头是指书籍上端的切口部分，书根是指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书口是指可以翻阅的开口，书背则是和书口相对的部分。
6、牌记：牌记有点类似今天书籍中的版权说明。在古代，书籍由私人书坊印刷之后，书坊一般都会在书籍的内印上自己书坊的名字、介绍，一些精致的牌记还会配上精美的图案。
【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第十三场）】
一、名称
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二、时间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12：30
三、地点
北海市委党校东一楼一号多功能厅
四、发布内容
介绍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采取的措施，核酸检测、督查机制、物资保障、医疗保障等情况。
五、主持人
苏远信 北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二级巡视员，市疫情防控宣传组组长
六、发布人
李泽进 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
蔡振军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自治区北海市疫情处置联合指挥部督查组组长
尹立新 北海市商务局副局长
张伟春 北海市卫健委副主任
七、邀请媒体记者
新华社、健康报、健康教育中心、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北海日报社、北海广播电视台、北海新闻网等媒体。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下面，由我向大家通报我市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7月25日0-24时，北海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例(海城区25例、银海区6例、合浦县1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订正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65例(海城区334例、银海区27例、铁山港区1例、合浦县3例)。
截至7月25日24时，北海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64例(海城区254例、银海区82例、铁山港区12例、合浦县1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833例(海城区1416例、银海区328例、铁山港区18例、合浦县71例)。
7月25日，北海市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2例(海城区11例、合浦县1例)，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例(海城区30例、银海区12例、铁山港区1例)。截至目前，北海市已有219名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其中确诊病例43名，无症状感染者176名。
中央和自治区高度重视北海疫情处置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广西工作组、自治区北海市联合指挥部工作组每天深入各城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狠抓一线督导落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处置措施，制定有关任务分解方案和工作机制，落实有关工作责任。国家、自治区、北海市三级联动，尽锐出战，密切协作、并肩作战，重拳出击，统筹各方资源，压实“四方责任”，以海城区、银海区为重点，强化重点措施落实，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
我们重点抓好三项防控工作：
一是以高质量的核酸检测发现阳性感染者。结合前几轮的核酸检测情况，强化网格化管理，精细化调整采样点、优化采样策略，进一步加快采样速度，提高检测效率和质控质量。7月25日，抽调30名出租车组成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应急车队，市疾控中心牵头组建隔离场所核酸标本转运专班，实行24小时运转的分片包干取样机制，统筹优化转运路线，做到核酸标本收样后3小时内转运至实验室。7月25日启动的新一轮核酸检测已采样166万人份，截至7月26日8时，已出结果141.5万人份。与上一轮核酸检测相比，银海区阳性感染者人数显著下降，海城区也呈下降趋势。今天，继续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重点筛查区域内中高风险区样本，实行优先采集、优先送样、优先检测，以便及时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全流程做好核酸检测阳性人员隔离、单采单检、流调排查、快速转运、信息上报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转尽转，坚决把潜在风险管控住。
二是以密接次密接管控为重点切断传播链。设立流调溯源组，组建混管追阳专班，重点抓流调溯源和排查风险人员。截至7月25日18时，全区调派组织了1082名工作人员，分成32个工作组开展流调工作。严格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加强公卫、公安、工信“三公（工）协同”，快速追查密接、次密接及其他风险人群。对初筛阳性的感染者、密接、次密接和风险人群做到底数清、人头清、位置清、管控状态清，对每一个新发现的感染者，在24小时之内完成主要风险点位和风险人群的排查，密接、转运、隔离场所和所涉空间点管控到位。
三是以流调转运为中心打好转运隔离攻坚战。设立隔离转运和卫生监督组，重点抓转运、管控和卫生监督。截至7月25日，自治区有关单位派出了约300名工作人员，与北海市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一起，分成46个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转运工作。集中高效利用好各种资源，加快隔离转运，对阳性人员、流调发现的密接风险人员，第一时间落实管控，做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规范精细做好集中隔离点闭环管理，实现力量配备、业务培训、服务供给、消杀防疫、人文关怀“五个到位”，确保隔离人员情绪稳定、隔离点安全运转。目前，全市设立隔离点数81个，已启用隔离房9226间。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攻坚关键期，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不择不扣地把各项防控工作做严做实做细，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成果。
问题1：请问如何发挥督查作用，推动疫情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督查组）
答：为加强北海市疫情处置督查，以真督实查保障各项疫情处置措施从严落实落细，自治区北海市疫情处置联合指挥部整合自治区、市两级督查力量，采取内外联动、左右协同的“组团”督查模式，全天候、全领域、全链条开展巡访、督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广西工作组的整改指令，落实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有关疫情处置指示要求，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精准发现问题、深入研判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推动疫情处置措施有效落实落地。
一是坚决督实国家工作组整改指令落实情况。收到整改指令后，第一时间制作督办表，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要求，立即向各责任单位发送，做到“秒”分解，不过夜。截至7月25日，国家工作组共下发9批148项整改要求，基本完成整改101项，正在推进47项。
二是坚决查实疫情处置措施一线落地情况。运用北海市、县（区）纪检监察疫情处置“11+3+1”一线监督专班力量，实地核查各项措施落地情况，即：运用北海市、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在海城区、银海区11个乡镇（社区）设立的11个网格固定监督组，跟踪了解各项疫情处置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运用3个固定监督组专门负责核查国家工作组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运用1个固定监督组专门督促教育系统、隔离点疫情处置工作。截至7月25日，一线监督组巡查发现各类问题429项，督促立行立改170项。
三是坚决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坚持以快为先，以快制快，分秒必争，围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转运、医疗救治以及社会面管控等重点环节，分类梳理发现的问题事项，督促加快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的流调溯源，并聚焦高频难点堵点关键点，督促相关工作组实施扁平化管理，一杆子查到底，下沉一线，全过程抓好各项疫情处置措施的落地生效。
问题2.北海市实行分区管控后，采取哪些措施，确保生活物资能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物资保障组）
答：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在分区管控的情况下，我们在加大货源组织力度的同时，根据疫情防控管理要求，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一是鼓励线上购买、社区团购，加强电商配送能力。已经累计为保供企业运输车辆报备590多辆次，发放各类生活物资保供人员通行证近5000张。7月25日，商超线上订单、电商平台订单和社区团购合计配送生活物资53000多单。
二是投放蔬菜包。充分发挥供应链企业集采集配的优势，组织北海福达、全满康等企业开展平价蔬菜包定点投放，补充应急保供缺口。7月24-25日，已投放蔬菜标准包2万多份。
三是调拨发放应急食材包。向自治区申请调拨蔬菜包2万份，广西农垦集团捐赠蔬菜肉包1万份，优先投放高风险区，已陆续开始分发。
四是正在加快推进商超、摊点进网格。安排工作人员下沉中低风险街道社区小区，筛选符合防疫保供要求的小卖店、小超市，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就近便利为群众提供必要生活物资。在网格内设置便民服务点，组织超市、摊点进网格，以无接触销售方式供应，满足居民“足不出网格”采购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
问题3.请问中高风险区的一些特殊人群需要就医、买药这类需求，北海是如何提供服务保障的呢？（市卫健委）
答：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保障疫情期间正常的医疗服务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一直以来予以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处理好疫情防控和患者正常的医疗服务关系。在强化疫情期间正常医疗秩序管理和就医服务保障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制定完善相关预案方案。制定印发了《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保障工作预案》，组织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医疗服务保障细案，明确了向管控区派出医疗服务队伍和响应社区特殊人群，如孕妇、危重症、急症、慢性病患者紧急就医呼叫的医疗单位，以及出现突发疫情情况下从120响应调度到医疗机构派出救护队直至患者入院的一整套流程。
二是全面摸排特殊患者底数。组织县乡村医护人员等对辖区需要定期医疗服务和长期治疗的患者进行全面摸排，了解相关人员健康状况和就医需要，对就诊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好随时为群众提供服务的准备。
三是压实医疗机构服务责任。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确保院感防控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诊疗流程，畅通就诊环节，建立急危重患者绿色通道，落实院领导带班和重点科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各医疗服务科室值班电话，保证120急救电话24小时通畅，确保有疫情发生期间能够及时对有就医需要的患者提供点对点接送，打通看病就医的“最后一米”。同时，明确要求任何医疗机构和所有医护人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停诊、拒诊或者延误诊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就医需求。
四是明确管控下的就医保障。明确医院、药店等保障就医需求的单位正常服务和营业，规定医疗车辆在全市正常通行，涉及医疗救治、紧急救援等有特殊情形和需要的人员可以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正常通行；同时我们还做好了120平台服务和急诊医生、救护用车的调度安排。这些措施都能够有效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
一、名称
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二、时间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12：30
三、地点
北海市委党校东一楼一号多功能厅
四、发布内容
介绍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采取的措施，核酸检测、督查机制、物资保障、医疗保障等情况。
五、主持人
苏远信 北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二级巡视员，市疫情防控宣传组组长
六、发布人
李泽进 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
蔡振军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自治区北海市疫情处置联合指挥部督查组组长
尹立新 北海市商务局副局长
张伟春 北海市卫健委副主任
七、邀请媒体记者
新华社、健康报、健康教育中心、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北海日报社、北海广播电视台、北海新闻网等媒体。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下面，由我向大家通报我市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7月25日0-24时，北海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例(海城区25例、银海区6例、合浦县1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订正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65例(海城区334例、银海区27例、铁山港区1例、合浦县3例)。
截至7月25日24时，北海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364例(海城区254例、银海区82例、铁山港区12例、合浦县1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833例(海城区1416例、银海区328例、铁山港区18例、合浦县71例)。
7月25日，北海市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2例(海城区11例、合浦县1例)，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例(海城区30例、银海区12例、铁山港区1例)。截至目前，北海市已有219名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其中确诊病例43名，无症状感染者176名。
中央和自治区高度重视北海疫情处置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广西工作组、自治区北海市联合指挥部工作组每天深入各城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狠抓一线督导落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处置措施，制定有关任务分解方案和工作机制，落实有关工作责任。国家、自治区、北海市三级联动，尽锐出战，密切协作、并肩作战，重拳出击，统筹各方资源，压实“四方责任”，以海城区、银海区为重点，强化重点措施落实，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
我们重点抓好三项防控工作：
一是以高质量的核酸检测发现阳性感染者。结合前几轮的核酸检测情况，强化网格化管理，精细化调整采样点、优化采样策略，进一步加快采样速度，提高检测效率和质控质量。7月25日，抽调30名出租车组成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应急车队，市疾控中心牵头组建隔离场所核酸标本转运专班，实行24小时运转的分片包干取样机制，统筹优化转运路线，做到核酸标本收样后3小时内转运至实验室。7月25日启动的新一轮核酸检测已采样166万人份，截至7月26日8时，已出结果141.5万人份。与上一轮核酸检测相比，银海区阳性感染者人数显著下降，海城区也呈下降趋势。今天，继续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重点筛查区域内中高风险区样本，实行优先采集、优先送样、优先检测，以便及时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全流程做好核酸检测阳性人员隔离、单采单检、流调排查、快速转运、信息上报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转尽转，坚决把潜在风险管控住。
二是以密接次密接管控为重点切断传播链。设立流调溯源组，组建混管追阳专班，重点抓流调溯源和排查风险人员。截至7月25日18时，全区调派组织了1082名工作人员，分成32个工作组开展流调工作。严格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加强公卫、公安、工信“三公（工）协同”，快速追查密接、次密接及其他风险人群。对初筛阳性的感染者、密接、次密接和风险人群做到底数清、人头清、位置清、管控状态清，对每一个新发现的感染者，在24小时之内完成主要风险点位和风险人群的排查，密接、转运、隔离场所和所涉空间点管控到位。
三是以流调转运为中心打好转运隔离攻坚战。设立隔离转运和卫生监督组，重点抓转运、管控和卫生监督。截至7月25日，自治区有关单位派出了约300名工作人员，与北海市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一起，分成46个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转运工作。集中高效利用好各种资源，加快隔离转运，对阳性人员、流调发现的密接风险人员，第一时间落实管控，做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规范精细做好集中隔离点闭环管理，实现力量配备、业务培训、服务供给、消杀防疫、人文关怀“五个到位”，确保隔离人员情绪稳定、隔离点安全运转。目前，全市设立隔离点数81个，已启用隔离房9226间。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攻坚关键期，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不择不扣地把各项防控工作做严做实做细，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成果。
问题1：请问如何发挥督查作用，推动疫情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督查组）
答：为加强北海市疫情处置督查，以真督实查保障各项疫情处置措施从严落实落细，自治区北海市疫情处置联合指挥部整合自治区、市两级督查力量，采取内外联动、左右协同的“组团”督查模式，全天候、全领域、全链条开展巡访、督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广西工作组的整改指令，落实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有关疫情处置指示要求，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精准发现问题、深入研判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推动疫情处置措施有效落实落地。
一是坚决督实国家工作组整改指令落实情况。收到整改指令后，第一时间制作督办表，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要求，立即向各责任单位发送，做到“秒”分解，不过夜。截至7月25日，国家工作组共下发9批148项整改要求，基本完成整改101项，正在推进47项。
二是坚决查实疫情处置措施一线落地情况。运用北海市、县（区）纪检监察疫情处置“11+3+1”一线监督专班力量，实地核查各项措施落地情况，即：运用北海市、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在海城区、银海区11个乡镇（社区）设立的11个网格固定监督组，跟踪了解各项疫情处置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运用3个固定监督组专门负责核查国家工作组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运用1个固定监督组专门督促教育系统、隔离点疫情处置工作。截至7月25日，一线监督组巡查发现各类问题429项，督促立行立改170项。
三是坚决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坚持以快为先，以快制快，分秒必争，围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转运、医疗救治以及社会面管控等重点环节，分类梳理发现的问题事项，督促加快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的流调溯源，并聚焦高频难点堵点关键点，督促相关工作组实施扁平化管理，一杆子查到底，下沉一线，全过程抓好各项疫情处置措施的落地生效。
问题2.北海市实行分区管控后，采取哪些措施，确保生活物资能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物资保障组）
答：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在分区管控的情况下，我们在加大货源组织力度的同时，根据疫情防控管理要求，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一是鼓励线上购买、社区团购，加强电商配送能力。已经累计为保供企业运输车辆报备590多辆次，发放各类生活物资保供人员通行证近5000张。7月25日，商超线上订单、电商平台订单和社区团购合计配送生活物资53000多单。
二是投放蔬菜包。充分发挥供应链企业集采集配的优势，组织北海福达、全满康等企业开展平价蔬菜包定点投放，补充应急保供缺口。7月24-25日，已投放蔬菜标准包2万多份。
三是调拨发放应急食材包。向自治区申请调拨蔬菜包2万份，广西农垦集团捐赠蔬菜肉包1万份，优先投放高风险区，已陆续开始分发。
四是正在加快推进商超、摊点进网格。安排工作人员下沉中低风险街道社区小区，筛选符合防疫保供要求的小卖店、小超市，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就近便利为群众提供必要生活物资。在网格内设置便民服务点，组织超市、摊点进网格，以无接触销售方式供应，满足居民“足不出网格”采购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
问题3.请问中高风险区的一些特殊人群需要就医、买药这类需求，北海是如何提供服务保障的呢？（市卫健委）
答：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保障疫情期间正常的医疗服务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一直以来予以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处理好疫情防控和患者正常的医疗服务关系。在强化疫情期间正常医疗秩序管理和就医服务保障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制定完善相关预案方案。制定印发了《北海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保障工作预案》，组织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医疗服务保障细案，明确了向管控区派出医疗服务队伍和响应社区特殊人群，如孕妇、危重症、急症、慢性病患者紧急就医呼叫的医疗单位，以及出现突发疫情情况下从120响应调度到医疗机构派出救护队直至患者入院的一整套流程。
二是全面摸排特殊患者底数。组织县乡村医护人员等对辖区需要定期医疗服务和长期治疗的患者进行全面摸排，了解相关人员健康状况和就医需要，对就诊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做好随时为群众提供服务的准备。
三是压实医疗机构服务责任。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确保院感防控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诊疗流程，畅通就诊环节，建立急危重患者绿色通道，落实院领导带班和重点科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各医疗服务科室值班电话，保证120急救电话24小时通畅，确保有疫情发生期间能够及时对有就医需要的患者提供点对点接送，打通看病就医的“最后一米”。同时，明确要求任何医疗机构和所有医护人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停诊、拒诊或者延误诊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就医需求。
四是明确管控下的就医保障。明确医院、药店等保障就医需求的单位正常服务和营业，规定医疗车辆在全市正常通行，涉及医疗救治、紧急救援等有特殊情形和需要的人员可以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正常通行；同时我们还做好了120平台服务和急诊医生、救护用车的调度安排。这些措施都能够有效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
中国古九州天下
九州，中国古代的一种地理区划概念，传说为汉族先民夏后氏首领大禹所划分，故又称为禹迹。《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容成氏》等先秦典籍中均有“九州”区划的记载，但相互之间存有差异。九州概念的产生时间虽有争议，但产生于先秦时期己成为学界的共识。
九州，辽东地区也属九州
至汉武帝时，依据《禹贡》九州和《职方》九州，将京畿地区之外的疆域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但魏晋以后随着行政州份增多以致行政区划与九州完全脱钩，《禹贡》九州成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地理座标之一。
“九州”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范围，又称为赤县神州或十二州，“赤县神州”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十二州”源自舜将九州改为十二州的传说。九州的范围东至东海，含辽东地区在内，北以戈壁大漠及燕山山脉作为汉民族地区与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西以河西走廊、巴蜀与藏地相接，向南囊括岭南地区。古代九州的地理范围与古代汉族传统聚居地区重叠，称为“华夏九州”或“汉地九州”。
儒家系统的“九州”
“九州”说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地理观念之一，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具有很多的影响，尤其是《尚书·禹贡》中所述的“九州”框架与内容成为后世理解华夏世界的地理基础，故后世提到“九州”时，通常指的是《禹贡》九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均具有崇高的地位，《禹贡》曾被奉为“万世不易之书”、“古今地理志之祖”。历代学者对其研究多以训诂和考证为主，局限在解经与释地两个方面。
除《禹贡》外，《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a]等先秦典籍也都有九州区划的论述，各州名称、范围虽大致相同，但各有差异。《禹貢》成書時間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意見，目前多認為最終成書於戰國時期，但也有其他成書時間的觀點，如西周說、春秋说等。
先秦其他“九州”说
除了儒家系統中的九州区划之外，还有其他的九州划分方式，如楚简《容成氏》和《淮南子·墬形训》。
楚简《容成氏》记载：“禹亲执耒耜，以陂明都之泽， 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也。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氵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处也。”易德生指出夹州即冀州、徐州即兖州、竞州即青州、莒州即徐州、蓏州即幽州。
西汉初年成书的《淮南子·墬形训》中有“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的记载，虽然《淮南子》为西汉所著，但吳修安等认为其九州说可能反映出先秦时期东方的一种观点。杨树达指出《淮南子·墬形训》所說的“東南神州”即赤縣神州，推斷《淮南子》九州源自鄒衍的「大九州」說，後來學者多持其說；但也有看法認為《淮南子》九州比《禹貢》九州還要古老，主要是以海岱為地域範圍
“十二州”说
《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三本儒家典籍中的九州由于相互之间稍有不同，出现的州名合计共有十二个。《尚书·舜典》中載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但并未指出十二州的具体名称[14]。《晉書》亦說虞舜时“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
东汉经学家马融和郑玄两人均認同十二州中除《禹贡》九州之外，多出的营州、幽州、并州三州是舜在九州的基础上析置，在地理范围上，十二州与九州一致；并州和幽州均出自冀州，而对于营州，马融认为同样出自冀州，而郑玄认为出自青州。
也有认为十二州的劃分是受洪水因素影響的，如谷永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奏对时提到“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三国时期经学家孟康注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
到魏晉时期，「九州」逐渐与行政區劃的州制脫鉤，對實際政區的影響力迅速降低。脱离经典设置州份，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兴平元年新置的“雍州”，该州州名雖舊，但設置的原因與行政區劃卻與「九州」無關，而是受制於當時隴西地區的政治現實。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依据“九州”说调整区划发生在公元319年，当时正值东晋与五胡十六国时期，汉赵权臣石勒与刘姓皇族决裂，稱王建國，并领冀州牧，打算效法曹操以《禹貢》冀州作為冀州牧的轄區，后由于其势力迅速扩张，此事不了了之。
州份数量的不断增加是州制最终背离经典的主要因素。汉末以来，州牧的权利过大且各州幅员辽阔不仅易形成割据局面，对行政管理也造成极大挑战，因此从汉末开始，不断有新设州府，其设立和下辖区划均为按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或者行政管理需要而确定，不再依循经典。特别是永嘉之乱后，中国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政治考量成为设立州份的主要考虑因素。至公元440年，南北共有州份38个，为西晋两倍，到公元580年，南北所设州份已达275个。
随着州份的数量不断增多，已漸不能與九州中的「州」相提並論。州的數量愈多，幅員也就愈小，不再適合用州份來認識或描述天下與大地域，而《禹貢》九州作為上古最初地理區劃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於是逐漸成為替代的地域概念。如北朝士人們開始以《禹貢》荊、揚二州來指代江左政權及其治下的南方地域，如「平荊揚之亂」、「南有荊揚未賓」等。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中，更清楚将行政州份与禹贡州域区分开来：“叡割有揚、荊、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隋書》也曾以「荊揚」來描述陳朝及其治下的地域。此外，《禹貢》九州也常作為描述各政權疆域大小的地理參照，如《晉書》評論苻堅時称其“居九州之七”。
历史上，禹曾长期被视为古代中国疆域基本范围的缔造者，而“九州”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领土，因此“九州”在后世常被用作“中国”的代名词，此外也被用于代指“天下”、“全国”、“华夏”、“汉地”、“大地”等概念。
大九州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有战国齐国人阴阳家邹衍的大九州的说法：“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禹贡》九州只是小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称为“赤县神州”；而九个赤县神州这样的州构成了裨海（小海）环绕的中九州； 而这样的中九州也有九个，共同组成了大九州，其外为大瀛海所环绕，中国只居天下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
九州，中国古代的一种地理区划概念，传说为汉族先民夏后氏首领大禹所划分，故又称为禹迹。《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容成氏》等先秦典籍中均有“九州”区划的记载，但相互之间存有差异。九州概念的产生时间虽有争议，但产生于先秦时期己成为学界的共识。
九州，辽东地区也属九州
至汉武帝时，依据《禹贡》九州和《职方》九州，将京畿地区之外的疆域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但魏晋以后随着行政州份增多以致行政区划与九州完全脱钩，《禹贡》九州成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地理座标之一。
“九州”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范围，又称为赤县神州或十二州，“赤县神州”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十二州”源自舜将九州改为十二州的传说。九州的范围东至东海，含辽东地区在内，北以戈壁大漠及燕山山脉作为汉民族地区与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西以河西走廊、巴蜀与藏地相接，向南囊括岭南地区。古代九州的地理范围与古代汉族传统聚居地区重叠，称为“华夏九州”或“汉地九州”。
儒家系统的“九州”
“九州”说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地理观念之一，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具有很多的影响，尤其是《尚书·禹贡》中所述的“九州”框架与内容成为后世理解华夏世界的地理基础，故后世提到“九州”时，通常指的是《禹贡》九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均具有崇高的地位，《禹贡》曾被奉为“万世不易之书”、“古今地理志之祖”。历代学者对其研究多以训诂和考证为主，局限在解经与释地两个方面。
除《禹贡》外，《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a]等先秦典籍也都有九州区划的论述，各州名称、范围虽大致相同，但各有差异。《禹貢》成書時間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意見，目前多認為最終成書於戰國時期，但也有其他成書時間的觀點，如西周說、春秋说等。
先秦其他“九州”说
除了儒家系統中的九州区划之外，还有其他的九州划分方式，如楚简《容成氏》和《淮南子·墬形训》。
楚简《容成氏》记载：“禹亲执耒耜，以陂明都之泽， 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也。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氵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处也。”易德生指出夹州即冀州、徐州即兖州、竞州即青州、莒州即徐州、蓏州即幽州。
西汉初年成书的《淮南子·墬形训》中有“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的记载，虽然《淮南子》为西汉所著，但吳修安等认为其九州说可能反映出先秦时期东方的一种观点。杨树达指出《淮南子·墬形训》所說的“東南神州”即赤縣神州，推斷《淮南子》九州源自鄒衍的「大九州」說，後來學者多持其說；但也有看法認為《淮南子》九州比《禹貢》九州還要古老，主要是以海岱為地域範圍
“十二州”说
《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三本儒家典籍中的九州由于相互之间稍有不同，出现的州名合计共有十二个。《尚书·舜典》中載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但并未指出十二州的具体名称[14]。《晉書》亦說虞舜时“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
东汉经学家马融和郑玄两人均認同十二州中除《禹贡》九州之外，多出的营州、幽州、并州三州是舜在九州的基础上析置，在地理范围上，十二州与九州一致；并州和幽州均出自冀州，而对于营州，马融认为同样出自冀州，而郑玄认为出自青州。
也有认为十二州的劃分是受洪水因素影響的，如谷永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奏对时提到“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三国时期经学家孟康注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
到魏晉时期，「九州」逐渐与行政區劃的州制脫鉤，對實際政區的影響力迅速降低。脱离经典设置州份，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兴平元年新置的“雍州”，该州州名雖舊，但設置的原因與行政區劃卻與「九州」無關，而是受制於當時隴西地區的政治現實。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依据“九州”说调整区划发生在公元319年，当时正值东晋与五胡十六国时期，汉赵权臣石勒与刘姓皇族决裂，稱王建國，并领冀州牧，打算效法曹操以《禹貢》冀州作為冀州牧的轄區，后由于其势力迅速扩张，此事不了了之。
州份数量的不断增加是州制最终背离经典的主要因素。汉末以来，州牧的权利过大且各州幅员辽阔不仅易形成割据局面，对行政管理也造成极大挑战，因此从汉末开始，不断有新设州府，其设立和下辖区划均为按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或者行政管理需要而确定，不再依循经典。特别是永嘉之乱后，中国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政治考量成为设立州份的主要考虑因素。至公元440年，南北共有州份38个，为西晋两倍，到公元580年，南北所设州份已达275个。
随着州份的数量不断增多，已漸不能與九州中的「州」相提並論。州的數量愈多，幅員也就愈小，不再適合用州份來認識或描述天下與大地域，而《禹貢》九州作為上古最初地理區劃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於是逐漸成為替代的地域概念。如北朝士人們開始以《禹貢》荊、揚二州來指代江左政權及其治下的南方地域，如「平荊揚之亂」、「南有荊揚未賓」等。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中，更清楚将行政州份与禹贡州域区分开来：“叡割有揚、荊、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隋書》也曾以「荊揚」來描述陳朝及其治下的地域。此外，《禹貢》九州也常作為描述各政權疆域大小的地理參照，如《晉書》評論苻堅時称其“居九州之七”。
历史上，禹曾长期被视为古代中国疆域基本范围的缔造者，而“九州”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领土，因此“九州”在后世常被用作“中国”的代名词，此外也被用于代指“天下”、“全国”、“华夏”、“汉地”、“大地”等概念。
大九州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有战国齐国人阴阳家邹衍的大九州的说法：“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禹贡》九州只是小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称为“赤县神州”；而九个赤县神州这样的州构成了裨海（小海）环绕的中九州； 而这样的中九州也有九个，共同组成了大九州，其外为大瀛海所环绕，中国只居天下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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