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由基因和外界因素共同影响的常见精神类基因病，发病率很高，国内统计可高达6.55%，是精神疾病中患病率最高的一种。多起病于青壮年，常有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和精神活动的不协调，病程迁延，常可发展为精神活动衰退等特征。可通过致病基因鉴定明确致病基因，从而防止后代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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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基因，阻遗传，就在佳学基因干！(https://t.cn/A6AhY1qD) [鲜花][good][鲜花][good][鲜花][good]#面子在感情当中重要吗##如何延长恋爱的保质期##为什么一定要珍惜遇见##如何看待最近火爆的房车##你如何看待退学去做电竞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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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娃，你好！
这里是吴军的《硅谷来信》第3季。之前的第226封信中，我分享了一个现实案例，说的是美国库帕蒂诺学区委员会对一个骚扰威胁中学女生的男生进行处罚的例子。有同学问，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对孩子处罚过重，是不是把孩子往坏人堆里推，反而让孩子学坏呢？
这封信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再谈一谈生活中如何以有逻辑的方式来思考。为了便于你理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事件起因是，一个中学男生自称想要和一位女同学交朋友，为此不断骚扰甚至威胁这位女生，最后被学区勒令退学。我们把这件事简称为“实施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青少年施以这样的处罚，可能会导致这个男生以后开始和不好的人交往，以至于变得更坏。我们把这个结果也简称为“从此学坏”。
那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或者退一步讲，有没有相关性？
如何分析因果关系？
我们先来把后续所有的可能情况都列举一下，分析一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第一种情况，对孩子“实施处罚”，之后所有被处罚的孩子都“从此学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因果关系，这时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放弃“实施处罚”。注意，这里所说的是考虑，不是就必须放弃，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后面具体讲。
再看第二种情况，对孩子“实施处罚”后，一部分人“从此学坏”了，也有一部分人从此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这时就不能说明“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因果关系。
第三种情况，孩子犯错之后，对孩子“不实施处罚”，结果所有人都继续犯错，“从此学坏”了。这种情况说明“不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存在因果关系。
第四种情况，孩子犯错之后，对孩子“不实施处罚”，结果一部分人“从此学坏”，但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也从此改正了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时，就说明“不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也没有因果关系。
这四种情况可以覆盖所有的案例。我们和现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都非常绝对，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换句话说，不存在“实施处罚”，孩子就必然“从此学坏”的情况；也不存在“不实施处罚”，孩子就必然“从此学坏”的情况。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用一个人是否可能“从此学坏”，作为是否对他“实施处罚”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实施处罚还是不实施处罚，他之后都有可能学坏，也有可能不学坏。也就是说，无论是实施处罚还是不实施处罚，都不构成这个人学坏或者不学坏的原因。因此，如果我们以“孩子是否会学坏”来衡量“应不应该给孩子处罚”，就犯了诉诸不当理由的逻辑谬误。
我们决定是否应该对一个人实施处罚，要看的是他是否触犯了相应的规则。如果学区规定清楚了，骚扰、威胁同学就会被开除，那么骚扰、威胁了同学的学生就应该被开除，否则学区纪律就形同虚设了。如果以“这个学生被开除了很可怜”来辩护，就犯了片面辩护的逻辑谬误。
如何分析相关性？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相关性。确认了“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没有因果关系，但如果确实有学生被处罚之后从此变坏了，能否说明二者有相关性呢？
对于相关性的判断就涉及到概率问题了，必须要做一些概率的计算。判断方法大致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出三个概率。
1. 学生犯错之后实施处罚的概率，我们把这个概率记为Pa。假如有1000个学生犯了错误，其中500个接受了处罚，那么实施处罚的概率Pa就是500/1000，等于0.5。
2. 犯错的学生之后学坏了的概率，注意，这里指的是犯错的学生，不论是否接受过处罚，最终学坏的概率，我们用Pb来表示。还是假设有1000个学生犯了错误，其中有300人最终“学坏”了，比如成为了不良少年或者触犯了法律，此时Pb就是300/1000，等于0.3。
3. 第三个要计算的概率，是犯错的学生被“实施处罚”并且“从此学坏”的概率。这涉及到两个随机因素，我们称之为联合概率。要计算这个联合概率，就要用被“实施处罚”并且“从此学坏”的学生人数，除以犯过错误的总人数，我们把这个概率用Pab表示。继续假设有1000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其中有150个人既受到了惩罚，后来还变坏了，那么Pab就是150/1000，等于0.15。
那么，现在我们能否因为1000个学生中有150个被“实施处罚”的学生“从此学坏”了，就得出结论说，这两件事情有相关性呢？答案是不能。
因为在Pa=0.5，Pb=0.3的情况下，即使二者毫无相关性，是彼此独立的事件，在随机作用下，Pab就会达到0.15。因为我们计算两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方法就是用第一件事的概率乘以第二件事的概率，在这里就是Pa×Pb=0.5×0.3=0.15。换句话说，如果Pab=0.15，恰恰说明“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两件事是彼此独立的，没有相关性。
我们再分析一下另外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Pab＞0.15，也就是说，有超过15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来自被“实施处罚”的那500人，或者说，这两件事的联合概率Pab大于两个独立事件的联合概率Pa×Pb，那么这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件事存在正相关性。
并且，如果Pab达到它的最大值0.3，就意味着30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全都来自被“实施处罚”的500人当中，这时我们可以说“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Pab越接近0.3，正相关性越强，越接近0.15，正相关性就越弱，如果是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也基本上等于没有相关性。
另外，提醒一点，即使Pab=0.3，由于依然存在200个被“实施处罚”的学生没有“从此学坏”，因果关系依然是不成立的。
第二种情况，Pab＜0.15，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5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来自被“实施处罚”的人当中，这时Pab＜Pa×Pb，这就说明这两件事是负相关的。这时Pab越接近0，负相关性越强。
第三种情况，Pab=0，没有任何一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是那些被“实施处罚”的学生，这说明这两件事是互斥的，也就是一件事发生，另一件事必然不会发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并不能因为有一些被“实施处罚”的人“从此学坏”了，就认为两件事有相关性，更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正是很多人会经常陷入的误区。
在现实生活中，最难的部分可能还不是分析，而是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这正是社会学研究者们要做的工作。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研究者就可以分析某项政策带来的长期结果。
通常，如果一项政策实施了很多年，好处大于坏处，就会继续实施下去，好处小于坏处的，就会慢慢被淘汰。因此，各种政策，但凡能够长期实施，通常都不会太坏。黑格尔那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而对于新政策，我们就需要更加注意观察它们带来的结果。
到底怎么做事才是讲究逻辑？
理解了上面的思考过程，我们回到逻辑这个话题。到底什么叫做有逻辑，或者说怎么做事才是讲究逻辑？
其实，讲究逻辑并不是到处去寻找各种因果关系，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强行联系到一起，而是真正使用逻辑方法的工具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识别出假的因果关系，找到事物之间真正的联系，从而找到事物真正的原因和可能的结果。同样的道理，看到一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就觉得其中有相关性，这也不是讲逻辑；真正讲究逻辑，是要能够对巧合给出合理的解释。
此外，在讲究逻辑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不能陷入片面的思维。比如，在学区是否应该处罚学生这个问题上，不仅要看某种做法是否对“犯错学生”的成长有利，还要看对其他学生的成长有何利弊。
比如，如果有人作弊而学校不处理，以后就会作弊成风，这时，即使严惩作弊者会影响作弊者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为了整个学校的风气，为了几十几百个其它学生的成长，学校也应该严肃处理。
再比如这封信开头讲的例子里，在决定是否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时，比起考虑对犯错学生的影响，更应该考虑的是对于受害学生的影响。如果不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个人名誉都会确定无疑地受到伤害，那么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就是应当的。
事实上，这正是学区和学校制定规则的初衷之一：保护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的安全和权益。如果有规矩不执行，那比没有规矩更糟糕。
今天在美国的职场，对于性骚扰这类事情，一旦有证据，处罚得都非常重。性骚扰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发生性关系或者动手动脚，语言上甚至眼神上的挑逗，都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行为。当这种事情被受到骚扰的一方捅出来、告上去之后，通常都是职级低的一方获胜。
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处理方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职级高的、强势的一方，就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利。学校里面严禁师生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你可能会问，如果有下属碰瓷怎么办？答案是，如果职级高的一方没有很有利的证据，就只能自认倒霉，这也会让强势的一方更加谨慎。比如老板在和异性下属一对一谈工作时，一定会把办公室的门敞开，就怕万一有事说不清。
最后再补充一点，学校对那些骚扰其他同学的人严厉处罚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避免自己陷入官司。作为被骚扰的受害者，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维护，正义没有得到声张，他有可能把学校告上法庭。因此绝大部分情况下学校会严肃处理犯错误的学生，让受害者满意，按照符合校规校纪的方式来做事，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小结
总结一下，这封信我们用“学校处罚犯错误的学生”这个例子，讲解了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用概率和逻辑工具来分析事情。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例子，或者对这封信的分析有什么自己的理解，不妨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这里是吴军的《硅谷来信》第3季。之前的第226封信中，我分享了一个现实案例，说的是美国库帕蒂诺学区委员会对一个骚扰威胁中学女生的男生进行处罚的例子。有同学问，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对孩子处罚过重，是不是把孩子往坏人堆里推，反而让孩子学坏呢？
这封信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再谈一谈生活中如何以有逻辑的方式来思考。为了便于你理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事件起因是，一个中学男生自称想要和一位女同学交朋友，为此不断骚扰甚至威胁这位女生，最后被学区勒令退学。我们把这件事简称为“实施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青少年施以这样的处罚，可能会导致这个男生以后开始和不好的人交往，以至于变得更坏。我们把这个结果也简称为“从此学坏”。
那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或者退一步讲，有没有相关性？
如何分析因果关系？
我们先来把后续所有的可能情况都列举一下，分析一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第一种情况，对孩子“实施处罚”，之后所有被处罚的孩子都“从此学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因果关系，这时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放弃“实施处罚”。注意，这里所说的是考虑，不是就必须放弃，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后面具体讲。
再看第二种情况，对孩子“实施处罚”后，一部分人“从此学坏”了，也有一部分人从此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这时就不能说明“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因果关系。
第三种情况，孩子犯错之后，对孩子“不实施处罚”，结果所有人都继续犯错，“从此学坏”了。这种情况说明“不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存在因果关系。
第四种情况，孩子犯错之后，对孩子“不实施处罚”，结果一部分人“从此学坏”，但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也从此改正了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时，就说明“不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也没有因果关系。
这四种情况可以覆盖所有的案例。我们和现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都非常绝对，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换句话说，不存在“实施处罚”，孩子就必然“从此学坏”的情况；也不存在“不实施处罚”，孩子就必然“从此学坏”的情况。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用一个人是否可能“从此学坏”，作为是否对他“实施处罚”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实施处罚还是不实施处罚，他之后都有可能学坏，也有可能不学坏。也就是说，无论是实施处罚还是不实施处罚，都不构成这个人学坏或者不学坏的原因。因此，如果我们以“孩子是否会学坏”来衡量“应不应该给孩子处罚”，就犯了诉诸不当理由的逻辑谬误。
我们决定是否应该对一个人实施处罚，要看的是他是否触犯了相应的规则。如果学区规定清楚了，骚扰、威胁同学就会被开除，那么骚扰、威胁了同学的学生就应该被开除，否则学区纪律就形同虚设了。如果以“这个学生被开除了很可怜”来辩护，就犯了片面辩护的逻辑谬误。
如何分析相关性？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相关性。确认了“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没有因果关系，但如果确实有学生被处罚之后从此变坏了，能否说明二者有相关性呢？
对于相关性的判断就涉及到概率问题了，必须要做一些概率的计算。判断方法大致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出三个概率。
1. 学生犯错之后实施处罚的概率，我们把这个概率记为Pa。假如有1000个学生犯了错误，其中500个接受了处罚，那么实施处罚的概率Pa就是500/1000，等于0.5。
2. 犯错的学生之后学坏了的概率，注意，这里指的是犯错的学生，不论是否接受过处罚，最终学坏的概率，我们用Pb来表示。还是假设有1000个学生犯了错误，其中有300人最终“学坏”了，比如成为了不良少年或者触犯了法律，此时Pb就是300/1000，等于0.3。
3. 第三个要计算的概率，是犯错的学生被“实施处罚”并且“从此学坏”的概率。这涉及到两个随机因素，我们称之为联合概率。要计算这个联合概率，就要用被“实施处罚”并且“从此学坏”的学生人数，除以犯过错误的总人数，我们把这个概率用Pab表示。继续假设有1000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其中有150个人既受到了惩罚，后来还变坏了，那么Pab就是150/1000，等于0.15。
那么，现在我们能否因为1000个学生中有150个被“实施处罚”的学生“从此学坏”了，就得出结论说，这两件事情有相关性呢？答案是不能。
因为在Pa=0.5，Pb=0.3的情况下，即使二者毫无相关性，是彼此独立的事件，在随机作用下，Pab就会达到0.15。因为我们计算两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方法就是用第一件事的概率乘以第二件事的概率，在这里就是Pa×Pb=0.5×0.3=0.15。换句话说，如果Pab=0.15，恰恰说明“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两件事是彼此独立的，没有相关性。
我们再分析一下另外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Pab＞0.15，也就是说，有超过15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来自被“实施处罚”的那500人，或者说，这两件事的联合概率Pab大于两个独立事件的联合概率Pa×Pb，那么这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件事存在正相关性。
并且，如果Pab达到它的最大值0.3，就意味着30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全都来自被“实施处罚”的500人当中，这时我们可以说“实施处罚”和“从此学坏”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Pab越接近0.3，正相关性越强，越接近0.15，正相关性就越弱，如果是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也基本上等于没有相关性。
另外，提醒一点，即使Pab=0.3，由于依然存在200个被“实施处罚”的学生没有“从此学坏”，因果关系依然是不成立的。
第二种情况，Pab＜0.15，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50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来自被“实施处罚”的人当中，这时Pab＜Pa×Pb，这就说明这两件事是负相关的。这时Pab越接近0，负相关性越强。
第三种情况，Pab=0，没有任何一个“从此学坏”的学生是那些被“实施处罚”的学生，这说明这两件事是互斥的，也就是一件事发生，另一件事必然不会发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并不能因为有一些被“实施处罚”的人“从此学坏”了，就认为两件事有相关性，更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正是很多人会经常陷入的误区。
在现实生活中，最难的部分可能还不是分析，而是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这正是社会学研究者们要做的工作。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研究者就可以分析某项政策带来的长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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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讲究逻辑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不能陷入片面的思维。比如，在学区是否应该处罚学生这个问题上，不仅要看某种做法是否对“犯错学生”的成长有利，还要看对其他学生的成长有何利弊。
比如，如果有人作弊而学校不处理，以后就会作弊成风，这时，即使严惩作弊者会影响作弊者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为了整个学校的风气，为了几十几百个其它学生的成长，学校也应该严肃处理。
再比如这封信开头讲的例子里，在决定是否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时，比起考虑对犯错学生的影响，更应该考虑的是对于受害学生的影响。如果不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个人名誉都会确定无疑地受到伤害，那么对犯错的学生“实施处罚”就是应当的。
事实上，这正是学区和学校制定规则的初衷之一：保护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的安全和权益。如果有规矩不执行，那比没有规矩更糟糕。
今天在美国的职场，对于性骚扰这类事情，一旦有证据，处罚得都非常重。性骚扰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发生性关系或者动手动脚，语言上甚至眼神上的挑逗，都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行为。当这种事情被受到骚扰的一方捅出来、告上去之后，通常都是职级低的一方获胜。
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处理方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职级高的、强势的一方，就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利。学校里面严禁师生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你可能会问，如果有下属碰瓷怎么办？答案是，如果职级高的一方没有很有利的证据，就只能自认倒霉，这也会让强势的一方更加谨慎。比如老板在和异性下属一对一谈工作时，一定会把办公室的门敞开，就怕万一有事说不清。
最后再补充一点，学校对那些骚扰其他同学的人严厉处罚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避免自己陷入官司。作为被骚扰的受害者，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维护，正义没有得到声张，他有可能把学校告上法庭。因此绝大部分情况下学校会严肃处理犯错误的学生，让受害者满意，按照符合校规校纪的方式来做事，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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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封信我们用“学校处罚犯错误的学生”这个例子，讲解了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用概率和逻辑工具来分析事情。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例子，或者对这封信的分析有什么自己的理解，不妨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Triton Poker豪客巡回赛#
[并不简单]Pro集资几百万跟亿万富翁玩1万/2万刀单挑，却在中途被截胡（5）
从80年代到1997年间，哈曼在冲击顶级牌手这条路上跌倒又再爬起来无数次。每次赢够了资金后哈曼就会到200/400刀或300/600刀的级别试水，输完后又重新降级累积资本。1993年哈曼移居维加斯，目的就是为了到海市蜃楼玩高额桌，但却破产了，她沮丧极了，她非常讨厌借钱，讨厌依靠别人的帮助，可她放下自己的骄傲，向朋友借了5万刀，逼自己更努力挣钱还清债务，她想要证明自己能够在维加斯立足（四个月后她还清了这笔钱）。每次哈曼想要冲出100/200刀这个级别，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她的记忆里，这种升级她至少尝试了8次，每次都输到只能重返原来的级别回本，至今她仍旧能够清晰记得那种带上自己全副身家上桌打牌的压力。
终于，哈曼在1997年突围成功了，她开始能在高额桌盈利了，有一整年的时间，她除了在400/800刀的游戏中谋生外，还兼学了其他玩法。虽说德扑是最流行的玩法，但维加斯最高额的局一般是以混合游戏的形式进行，所以想要在高额桌谋生，牌手得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行。
1998年百乐宫开业后，海市蜃楼的高额桌迁居这间新店，正是在这里哈曼升级到最高额的游戏中，一般玩的是800/1600刀。尽管游戏越玩越大，可哈曼依旧能保住自己在一号桌的一席之地。虽然偶尔会卖点股份，但她多数是用自己的资金买入上桌，在哈曼看来：“我觉得自己掏钱打牌很重要，因为用自己的钱打牌会让你更投入。”哈曼不喜欢卖股份还有一个原因：拉不下脸向别人讨钱。
偶尔能玩一玩1000/2000刀这种级别游戏的玩家全世界也就几百人，可哈曼却经常玩百乐宫最高额且最难打的混合游戏。只有十几个人能在这种级别的游戏中盈利稳定，并在盲注偶尔变更高时能够格买入上桌。哈曼也被选入了联盟里，像道尔·布朗森和奇普·里斯这些人，他们在高额桌挣钱的时间比哈曼长，当级别高过1000/2000刀时，这些人上桌的可能性也比哈曼高，虽然她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牌手，但毫无疑问她肯定是最顶级牌手中的一员。
比尔单挑联盟帮的前一年，哈曼刚拿下自己首条WSOP2-7单次听牌赛事的金手链，除了主赛金手链外，2-7赛事的冠军是顶级职牌最想拿的荣誉。这种玩法并没有在大众当中流行开来，主要是在高额桌混合游戏中比较受欢迎，所以参加这类赛事的主要是高额桌职牌。5000刀买入的无限注2-7赛事没配备有卫星赛，重买也只能在赛事开始后的前两个小时进行，因此相比1万刀主赛而言，选手在这场比赛花费的买入会更多，而获得该赛事冠军的选手名单，其整体实力也比主赛的强很多，哈曼不仅是第一个获得该赛冠军的女选手，同时她是在自己第一次参赛时就拿了冠军。
在等待跟比尔单挑的时间里，为了让自己适应如此高盲注的游戏，也为让自己适应单挑的形式，哈曼拿出筹码让丈夫马尔科陪她练手，她打算跟他玩“一条命制”的百万美元单挑。常规桌跟“一条命制”的单挑赛当然不同，但联盟帮和比尔的对决跟这种形式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这次单挑中，比尔和对手每人会买入100万美元上桌，一般情况是打到其中一位输完100万就结束，但如果有人想重买也是可以的，而对决过程中，若有一方想离桌，双方也不用等到其中一人输完100万就可以提前结束。
哈曼跟丈夫的单挑刚结束，她刚输完手里的筹码，百乐宫扑克室的“大刷子”就打电话过来了：“麻烦您现在就过来，您是下一位跟比尔单挑的玩家，请您立马动身来扑克室吧。”
这通电话刚挂断不久，哈曼又接到了五通电话，全是联盟帮的玩家打来的，说的话全都一样：“快来！快来！快来！”
霍华德·莱德勒和泰德·福雷斯在单挑准备开始前过来给哈曼打气，可她当时满脑子都是些消极的想法。
“其他人现在都指望着我。”
“可我刚输给了自己的丈夫，一个只打过四次牌的人。”
“我就要打这辈子最高级别的一次游戏了，而且是用朋友们凑来的100万去跟对方交手。”
“前面跟他单挑的人都赢了，我就要成为第一个输的人，成为联盟帮中输最多的人。”
事实上，除了跟联盟帮的人单挑，比尔其实在那次旅程中也跟其他一些非联盟帮的职牌玩过一些级别较低的单挑，一般都是在等待下一位对手的过程中抽空玩的，相比跟联盟帮的交手，比尔在那些单挑中的表现要好很多。
哈曼还在胡思乱想之际，她就已经被安排着坐到7号桌了，面前是十摞面值5000刀的“国旗”，每摞20颗。
她心想：我肯定是疯了才会做这件事。
不过这种不安在单挑正式开始时就烟消云散了，所有压力、紧张和怀疑都是由等待中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一旦游戏开始，什么盲注高不高的，什么这100万刀都不是自己的，什么她身上背负的是好多人的希望等等这些因素都不再重要。
当对决开始后，哈曼的注意力就只会放在如何做出最明智的决定，她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顶级牌手行列，靠的不是颜值，不是撒娇，而是她在多数艰难情况中都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发现对手拿到更强的牌时而忍痛弃掉手里的强牌；发现对手示弱后利用牌面而打出漂亮的诈唬；或是在极其棘手的状况下抓了对手的诈唬等待。每一种打法、每一种花招、每一种手段其实全都在牌桌上被人用过，而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他们将这些打法比别人用得更好、更成功。
同比尔的单挑，哈曼从一开始就是带节奏的一方，不过每次当她几乎快清空比尔的筹码时，他就及时拿到好牌赢下一个大底池...如此往复。
终于，十个小时后，桌面上的20摞“国旗”都落到了哈曼手里，联盟帮其他成员都从一号桌走过来围在哈曼身边，但她根本听不进他们在说什么，而她自己也没了说话的力气，这十个小时的单挑已经耗尽她的精气神，她累极了。
当她挣扎着回到家后，立马沉沉睡去。
比尔在这次旅程中的最后一位单挑对象是霍华德·莱德勒，在周末的对决里，莱德勒给了这位银行家最后一击。
莱德勒一开始玩的是国际象棋，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去纽约玩街头象棋挣钱，最初接触扑克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几年后莱德勒听从女友的劝诫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扑克再次进入他的生活。莱德勒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大一时他的成绩还很不错，也是在那一年他通过打牌第一次挣到了10万美金。当时是1980年代中期，正处个人计算机发展的初期，如果莱德勒选择继续在大学深造，凭借他的成绩，他应该会取得不错的成就，可莱德勒没有走上这条康庄大道，而是选择放弃学业去做一名职业牌手。
相比联盟帮的其他成员来说，莱德勒在大学呆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巴里·格林斯坦（Barry Greenstein）是伊利诺大学的数学博士，道尔·布朗森是教育学的硕士，奇普·里斯是达特茅斯学院学士，至于泰德·福雷斯、托德·布朗森和詹妮弗·哈曼这三位，虽然他们也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留校的时间也都比莱德勒长，福雷斯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福雷斯在读到大四的时候，因为跟一位同他父亲有过节的教授发生争执后被勒令退学，而托德和哈曼如果没有辍学的话，他们毕业后会分别成为一名医生和律师，但这些人最后都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牌手。
莱德勒的家境很不错，父母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且好胜心很强，他父亲是一名英语教师，撰写、编辑或合著的语言学书籍超过25本。在莱德勒18岁那年，母亲染上酒瘾后家庭氛围变得非常糟糕，受不了这种糟糕氛围的莱德勒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纽约，身上只带着少量的钱，且没有任何计划和目标，但他对自己的选择深信不疑，心里想要取得成功的意愿非常强烈。
莱德勒在纽约待了很长很长时间都没迎来他期待的成功，他到那里本来是为了玩象棋赚钱的，但却偶然接触到了扑克这个游戏，一旦接触后他就迷上了它，扑克取代象棋成为莱德勒的新宠，可虽然很爱玩，但他因为一点都不擅长，所以几乎逢打必输。
输光身上那点盘缠后，莱德勒无家可归了差不多十天，通过替扑克俱乐部一些玩家跑腿赚点钱，钱到手后又在游戏中输回给那些人，深夜的时候他会在街上瞎溜达，一直溜达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到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草地上睡几个小时。即便身无分文，莱德勒也不愿打电话给父亲伸手要回新罕布什尔的车费。
最后莱德勒说服棋牌俱乐部的老板让他睡在扑克室的沙发上，并以打扫棋牌室作为交换条件，可想要打牌，资金仍旧是个问题。
莱德勒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自己应该是所有牌手中借两块钱次数最多的人，在外漂泊的那段时间，莱德勒会在俱乐部里替来玩的客人跑跑腿，拿到足够多的小费后就用来买入1刀/2刀的游戏，但因为技术烂，这些钱到最后都会输光光，然后他会借两块钱拿去买烟和三明治，这块三明治可以让他撑到晚上游戏开局的时候，一旦局开了，他又开始替客人跑腿，赚到钱后就把那两块钱还了，然后攒够大概15刀后就买入游戏，输完后又再借两块，如此往复...莱德勒说这种生活他过了大概两年。
在那个年代，玩家想要学好打牌根本没有策略书、培训网站或教练这种途径可以走，基本是自学成才，莱德勒也一样，他在痛苦中成长，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技术。
两年后，莱德勒开始能在1/2刀的游戏挣钱，之后是3/6刀的游戏、5/10刀的游戏，在被女友劝去读大学那年，他早上七点起来，八点到校，下午四点去纽约最有名的梅菲尔俱乐部打牌，一直打到午夜，回到住处后开始做作业，做完后睡几小时，然后第二天照旧。莱德勒的技术主要是在梅菲尔俱乐部打牌那段时间练成的，在那里他的对手变成埃里克·赛德尔（Erik Seidel）和丹·哈灵顿（Dan Harrington）这些高手，通过跟这些顶级玩家较量，莱德勒牌技飞速进步，渐渐地连50/100刀这种级别的游戏他也能从中盈利了。
1987年莱德勒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WSOP，最后被陈强尼淘汰在第五名，成为史上闯入决赛的最年轻选手，当他在梅尔菲俱乐部能够做到稳定盈利后，莱德勒决定移居维加斯职业打牌，并在1992年定居在此，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维加斯最高额游戏的常客玩家了。
莱德勒很快就击败比尔，不到三小时就赢完比尔手里的一百万美金，在单挑中莱德勒打得比这位银行老板还凶，面对这种凶残的打法，比尔转攻为守，过牌和跟注的频率变高。早在几年前莱德勒就已经成为道尔·布朗森口中全世界玩德扑玩得最好的人，他在与比尔单挑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若说比尔之前还不服气，还认不清事实，那经过这一连串的单挑后他终于确信：在牌桌上不管是哪一方面，自己都远远落后于这些职业牌手。
这一切都如职牌们所预料的那样，比尔很有钱，好胜心强，对赌博很感兴趣，但却独独缺了技术，套用一句凯撒娱乐城的座右铭来形容比尔这次扑克之旅：他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
[并不简单]Pro集资几百万跟亿万富翁玩1万/2万刀单挑，却在中途被截胡（5）
从80年代到1997年间，哈曼在冲击顶级牌手这条路上跌倒又再爬起来无数次。每次赢够了资金后哈曼就会到200/400刀或300/600刀的级别试水，输完后又重新降级累积资本。1993年哈曼移居维加斯，目的就是为了到海市蜃楼玩高额桌，但却破产了，她沮丧极了，她非常讨厌借钱，讨厌依靠别人的帮助，可她放下自己的骄傲，向朋友借了5万刀，逼自己更努力挣钱还清债务，她想要证明自己能够在维加斯立足（四个月后她还清了这笔钱）。每次哈曼想要冲出100/200刀这个级别，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她的记忆里，这种升级她至少尝试了8次，每次都输到只能重返原来的级别回本，至今她仍旧能够清晰记得那种带上自己全副身家上桌打牌的压力。
终于，哈曼在1997年突围成功了，她开始能在高额桌盈利了，有一整年的时间，她除了在400/800刀的游戏中谋生外，还兼学了其他玩法。虽说德扑是最流行的玩法，但维加斯最高额的局一般是以混合游戏的形式进行，所以想要在高额桌谋生，牌手得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行。
1998年百乐宫开业后，海市蜃楼的高额桌迁居这间新店，正是在这里哈曼升级到最高额的游戏中，一般玩的是800/1600刀。尽管游戏越玩越大，可哈曼依旧能保住自己在一号桌的一席之地。虽然偶尔会卖点股份，但她多数是用自己的资金买入上桌，在哈曼看来：“我觉得自己掏钱打牌很重要，因为用自己的钱打牌会让你更投入。”哈曼不喜欢卖股份还有一个原因：拉不下脸向别人讨钱。
偶尔能玩一玩1000/2000刀这种级别游戏的玩家全世界也就几百人，可哈曼却经常玩百乐宫最高额且最难打的混合游戏。只有十几个人能在这种级别的游戏中盈利稳定，并在盲注偶尔变更高时能够格买入上桌。哈曼也被选入了联盟里，像道尔·布朗森和奇普·里斯这些人，他们在高额桌挣钱的时间比哈曼长，当级别高过1000/2000刀时，这些人上桌的可能性也比哈曼高，虽然她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牌手，但毫无疑问她肯定是最顶级牌手中的一员。
比尔单挑联盟帮的前一年，哈曼刚拿下自己首条WSOP2-7单次听牌赛事的金手链，除了主赛金手链外，2-7赛事的冠军是顶级职牌最想拿的荣誉。这种玩法并没有在大众当中流行开来，主要是在高额桌混合游戏中比较受欢迎，所以参加这类赛事的主要是高额桌职牌。5000刀买入的无限注2-7赛事没配备有卫星赛，重买也只能在赛事开始后的前两个小时进行，因此相比1万刀主赛而言，选手在这场比赛花费的买入会更多，而获得该赛事冠军的选手名单，其整体实力也比主赛的强很多，哈曼不仅是第一个获得该赛冠军的女选手，同时她是在自己第一次参赛时就拿了冠军。
在等待跟比尔单挑的时间里，为了让自己适应如此高盲注的游戏，也为让自己适应单挑的形式，哈曼拿出筹码让丈夫马尔科陪她练手，她打算跟他玩“一条命制”的百万美元单挑。常规桌跟“一条命制”的单挑赛当然不同，但联盟帮和比尔的对决跟这种形式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这次单挑中，比尔和对手每人会买入100万美元上桌，一般情况是打到其中一位输完100万就结束，但如果有人想重买也是可以的，而对决过程中，若有一方想离桌，双方也不用等到其中一人输完100万就可以提前结束。
哈曼跟丈夫的单挑刚结束，她刚输完手里的筹码，百乐宫扑克室的“大刷子”就打电话过来了：“麻烦您现在就过来，您是下一位跟比尔单挑的玩家，请您立马动身来扑克室吧。”
这通电话刚挂断不久，哈曼又接到了五通电话，全是联盟帮的玩家打来的，说的话全都一样：“快来！快来！快来！”
霍华德·莱德勒和泰德·福雷斯在单挑准备开始前过来给哈曼打气，可她当时满脑子都是些消极的想法。
“其他人现在都指望着我。”
“可我刚输给了自己的丈夫，一个只打过四次牌的人。”
“我就要打这辈子最高级别的一次游戏了，而且是用朋友们凑来的100万去跟对方交手。”
“前面跟他单挑的人都赢了，我就要成为第一个输的人，成为联盟帮中输最多的人。”
事实上，除了跟联盟帮的人单挑，比尔其实在那次旅程中也跟其他一些非联盟帮的职牌玩过一些级别较低的单挑，一般都是在等待下一位对手的过程中抽空玩的，相比跟联盟帮的交手，比尔在那些单挑中的表现要好很多。
哈曼还在胡思乱想之际，她就已经被安排着坐到7号桌了，面前是十摞面值5000刀的“国旗”，每摞20颗。
她心想：我肯定是疯了才会做这件事。
不过这种不安在单挑正式开始时就烟消云散了，所有压力、紧张和怀疑都是由等待中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一旦游戏开始，什么盲注高不高的，什么这100万刀都不是自己的，什么她身上背负的是好多人的希望等等这些因素都不再重要。
当对决开始后，哈曼的注意力就只会放在如何做出最明智的决定，她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顶级牌手行列，靠的不是颜值，不是撒娇，而是她在多数艰难情况中都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发现对手拿到更强的牌时而忍痛弃掉手里的强牌；发现对手示弱后利用牌面而打出漂亮的诈唬；或是在极其棘手的状况下抓了对手的诈唬等待。每一种打法、每一种花招、每一种手段其实全都在牌桌上被人用过，而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他们将这些打法比别人用得更好、更成功。
同比尔的单挑，哈曼从一开始就是带节奏的一方，不过每次当她几乎快清空比尔的筹码时，他就及时拿到好牌赢下一个大底池...如此往复。
终于，十个小时后，桌面上的20摞“国旗”都落到了哈曼手里，联盟帮其他成员都从一号桌走过来围在哈曼身边，但她根本听不进他们在说什么，而她自己也没了说话的力气，这十个小时的单挑已经耗尽她的精气神，她累极了。
当她挣扎着回到家后，立马沉沉睡去。
比尔在这次旅程中的最后一位单挑对象是霍华德·莱德勒，在周末的对决里，莱德勒给了这位银行家最后一击。
莱德勒一开始玩的是国际象棋，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去纽约玩街头象棋挣钱，最初接触扑克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几年后莱德勒听从女友的劝诫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扑克再次进入他的生活。莱德勒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大一时他的成绩还很不错，也是在那一年他通过打牌第一次挣到了10万美金。当时是1980年代中期，正处个人计算机发展的初期，如果莱德勒选择继续在大学深造，凭借他的成绩，他应该会取得不错的成就，可莱德勒没有走上这条康庄大道，而是选择放弃学业去做一名职业牌手。
相比联盟帮的其他成员来说，莱德勒在大学呆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巴里·格林斯坦（Barry Greenstein）是伊利诺大学的数学博士，道尔·布朗森是教育学的硕士，奇普·里斯是达特茅斯学院学士，至于泰德·福雷斯、托德·布朗森和詹妮弗·哈曼这三位，虽然他们也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留校的时间也都比莱德勒长，福雷斯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福雷斯在读到大四的时候，因为跟一位同他父亲有过节的教授发生争执后被勒令退学，而托德和哈曼如果没有辍学的话，他们毕业后会分别成为一名医生和律师，但这些人最后都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牌手。
莱德勒的家境很不错，父母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且好胜心很强，他父亲是一名英语教师，撰写、编辑或合著的语言学书籍超过25本。在莱德勒18岁那年，母亲染上酒瘾后家庭氛围变得非常糟糕，受不了这种糟糕氛围的莱德勒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纽约，身上只带着少量的钱，且没有任何计划和目标，但他对自己的选择深信不疑，心里想要取得成功的意愿非常强烈。
莱德勒在纽约待了很长很长时间都没迎来他期待的成功，他到那里本来是为了玩象棋赚钱的，但却偶然接触到了扑克这个游戏，一旦接触后他就迷上了它，扑克取代象棋成为莱德勒的新宠，可虽然很爱玩，但他因为一点都不擅长，所以几乎逢打必输。
输光身上那点盘缠后，莱德勒无家可归了差不多十天，通过替扑克俱乐部一些玩家跑腿赚点钱，钱到手后又在游戏中输回给那些人，深夜的时候他会在街上瞎溜达，一直溜达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到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草地上睡几个小时。即便身无分文，莱德勒也不愿打电话给父亲伸手要回新罕布什尔的车费。
最后莱德勒说服棋牌俱乐部的老板让他睡在扑克室的沙发上，并以打扫棋牌室作为交换条件，可想要打牌，资金仍旧是个问题。
莱德勒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自己应该是所有牌手中借两块钱次数最多的人，在外漂泊的那段时间，莱德勒会在俱乐部里替来玩的客人跑跑腿，拿到足够多的小费后就用来买入1刀/2刀的游戏，但因为技术烂，这些钱到最后都会输光光，然后他会借两块钱拿去买烟和三明治，这块三明治可以让他撑到晚上游戏开局的时候，一旦局开了，他又开始替客人跑腿，赚到钱后就把那两块钱还了，然后攒够大概15刀后就买入游戏，输完后又再借两块，如此往复...莱德勒说这种生活他过了大概两年。
在那个年代，玩家想要学好打牌根本没有策略书、培训网站或教练这种途径可以走，基本是自学成才，莱德勒也一样，他在痛苦中成长，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技术。
两年后，莱德勒开始能在1/2刀的游戏挣钱，之后是3/6刀的游戏、5/10刀的游戏，在被女友劝去读大学那年，他早上七点起来，八点到校，下午四点去纽约最有名的梅菲尔俱乐部打牌，一直打到午夜，回到住处后开始做作业，做完后睡几小时，然后第二天照旧。莱德勒的技术主要是在梅菲尔俱乐部打牌那段时间练成的，在那里他的对手变成埃里克·赛德尔（Erik Seidel）和丹·哈灵顿（Dan Harrington）这些高手，通过跟这些顶级玩家较量，莱德勒牌技飞速进步，渐渐地连50/100刀这种级别的游戏他也能从中盈利了。
1987年莱德勒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WSOP，最后被陈强尼淘汰在第五名，成为史上闯入决赛的最年轻选手，当他在梅尔菲俱乐部能够做到稳定盈利后，莱德勒决定移居维加斯职业打牌，并在1992年定居在此，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维加斯最高额游戏的常客玩家了。
莱德勒很快就击败比尔，不到三小时就赢完比尔手里的一百万美金，在单挑中莱德勒打得比这位银行老板还凶，面对这种凶残的打法，比尔转攻为守，过牌和跟注的频率变高。早在几年前莱德勒就已经成为道尔·布朗森口中全世界玩德扑玩得最好的人，他在与比尔单挑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若说比尔之前还不服气，还认不清事实，那经过这一连串的单挑后他终于确信：在牌桌上不管是哪一方面，自己都远远落后于这些职业牌手。
这一切都如职牌们所预料的那样，比尔很有钱，好胜心强，对赌博很感兴趣，但却独独缺了技术，套用一句凯撒娱乐城的座右铭来形容比尔这次扑克之旅：他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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