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心是需要真实地修出来的
三参法师 佛日清凉 2022-09-18
菩提心难发也要发，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每天要去忆念菩萨戒的境是什么？它是以菩提心为体的，菩提心就是佛心。我们众生的心里面有有漏的部分，有烦恼的部分，这个第六意识心、迷惑颠倒的心都是有业力的；我们众生的心的光明跟佛相同的那一部分叫菩提心，这个心是无漏的、是清净无染的，是金刚体性的，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
所以，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每天都要思考怎么发菩提心。无论做什么，都要回归到菩提心的状态去做。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每天都要思考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学菩萨道，诸佛菩萨过去都是因为发菩提心而转凡成圣，乃至学菩萨道一步一步积累资粮而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就必须发菩提心。
佛教在中国传承已逾两千年，古往今来，多少大德高僧大发菩提心，始终将众生的利益福祉放在首位。甚至佛教里有的山里的修行人，本来要去打水的，看到一只鸭子卧在路前方，他索性就转头回来，坐化圆寂了。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本来凡夫最看重生命，然而觉悟之后，若为利益众生，甚至为了不打扰众生，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我们要利益众生， 就必须发菩提心。
菩提心难发，古人说“山中无衲子，朝中无宰相”。之前我曾理解为，修行人福报增长，下一辈子能做宰相；实则不然，光靠福报还是不能做宰相，人要具备奉献的精神。也就是发了菩提心，才可以做宰相，可以帮助这个社会。一个修行得道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是很难的。传说舍利弗尊者于六十小劫前，行菩萨道时，不但愿意把所有的房屋、田园、财产等资财布施与人，甚至连身体、生命也愿布施与人。一天，帝释天王化为贫女对他说：“母亲患有不治之症，医生说要一位修道者的眼球作药引，才能治好母亲的病。”舍利弗毫不犹豫地将左眼取下，交给贫女。贫女手接眼球说：“医生说是要右眼。”
舍利弗接着又挖出右眼球交给贫女。贫女接过眼球放在鼻下嗅了一嗅说：“你是一个什么修道的人？眼球臭得难闻！”遂将眼球扔在地下，用脚一踩，拂袖而去。舍利弗血流满面，听到贫女的话和踩眼球的声音，忍住疼痛叹了一口气说：“众生难度，菩提心难发，菩萨行难行，我还是当一个自了汉算了。”遇到佛陀后，舍利弗也是声闻众，证阿罗汉果。
所以发菩提心是很困难的，佛陀在经典里，以“鱼子庵摩罗”来比喻 “菩萨初发心”：一百个鱼子中，只有一两个能变鱼苗；庵摩罗果好像狗尾巴花，随风飘满天，但是只有极少数才能生根发芽。一个修行得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需要真实地修，发菩提心的过程，是需要我们真实地修的。
我们平时在家里要孕育、酝酿，甚至朝山拜佛的时候，一个人跪在佛殿上，对着佛静静地发菩提心。学佛要自己用心，一点点的干扰，你发的这个心都会受打扰。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受菩萨戒头上要烧香疤？头上烧香疤的时候，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生命当中最殊胜的心，难发却又很容易消失，所以要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一刻，修行就是要护念住这种善法。
你虽然发起了这个世间最殊胜的心，但是世间人因为发不起来，反而不理解你，而种种毁谤，这时候，我们正好趁机忏悔业障，忏悔自己因为无明、没有发菩提心而造作了种种恶业，同时“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携”。虽然你因为不被人理解而委屈，但是佛菩萨知道，诸佛菩萨会提携我们，断尽我们无量劫来的恶业、魔障。发菩提心的过程，需要我们真实地修出来的。
精进求出离，我们中国称为大乘佛教，但是如果菩提心没发起来也是枉然；如果出离心都没有训练过，就很难发起菩提心，离大乘就很远了。严格来说，不追求解脱的话，对痛苦没有一个刨根问底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动机的话，成为佛教徒也是级别不高的，分数不高的。所以我们在发菩提心之前还要学出离心，看清世界这些痛苦的真相，定要追求解脱。
菩提心再难发也要发，因为这是诸佛菩萨过去发，未来诸佛菩萨现在发、将要发的。解脱轮回离苦得乐只有这条路，如果以智慧来观察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众生为无明暗覆苦所逼，营营役役，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自己，造作的身口意的罪业弥漫着整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真相就是三界火宅，六道牢狱，即使现在修行了，发了菩提心，也应当为身处堪忍世界心生惭愧，诸佛弟子当发菩提心精进修行求出离。
回 向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三参法师 佛日清凉 2022-09-18
菩提心难发也要发，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每天要去忆念菩萨戒的境是什么？它是以菩提心为体的，菩提心就是佛心。我们众生的心里面有有漏的部分，有烦恼的部分，这个第六意识心、迷惑颠倒的心都是有业力的；我们众生的心的光明跟佛相同的那一部分叫菩提心，这个心是无漏的、是清净无染的，是金刚体性的，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
所以，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每天都要思考怎么发菩提心。无论做什么，都要回归到菩提心的状态去做。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每天都要思考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学菩萨道，诸佛菩萨过去都是因为发菩提心而转凡成圣，乃至学菩萨道一步一步积累资粮而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就必须发菩提心。
佛教在中国传承已逾两千年，古往今来，多少大德高僧大发菩提心，始终将众生的利益福祉放在首位。甚至佛教里有的山里的修行人，本来要去打水的，看到一只鸭子卧在路前方，他索性就转头回来，坐化圆寂了。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本来凡夫最看重生命，然而觉悟之后，若为利益众生，甚至为了不打扰众生，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我们要利益众生， 就必须发菩提心。
菩提心难发，古人说“山中无衲子，朝中无宰相”。之前我曾理解为，修行人福报增长，下一辈子能做宰相；实则不然，光靠福报还是不能做宰相，人要具备奉献的精神。也就是发了菩提心，才可以做宰相，可以帮助这个社会。一个修行得道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是很难的。传说舍利弗尊者于六十小劫前，行菩萨道时，不但愿意把所有的房屋、田园、财产等资财布施与人，甚至连身体、生命也愿布施与人。一天，帝释天王化为贫女对他说：“母亲患有不治之症，医生说要一位修道者的眼球作药引，才能治好母亲的病。”舍利弗毫不犹豫地将左眼取下，交给贫女。贫女手接眼球说：“医生说是要右眼。”
舍利弗接着又挖出右眼球交给贫女。贫女接过眼球放在鼻下嗅了一嗅说：“你是一个什么修道的人？眼球臭得难闻！”遂将眼球扔在地下，用脚一踩，拂袖而去。舍利弗血流满面，听到贫女的话和踩眼球的声音，忍住疼痛叹了一口气说：“众生难度，菩提心难发，菩萨行难行，我还是当一个自了汉算了。”遇到佛陀后，舍利弗也是声闻众，证阿罗汉果。
所以发菩提心是很困难的，佛陀在经典里，以“鱼子庵摩罗”来比喻 “菩萨初发心”：一百个鱼子中，只有一两个能变鱼苗；庵摩罗果好像狗尾巴花，随风飘满天，但是只有极少数才能生根发芽。一个修行得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需要真实地修，发菩提心的过程，是需要我们真实地修的。
我们平时在家里要孕育、酝酿，甚至朝山拜佛的时候，一个人跪在佛殿上，对着佛静静地发菩提心。学佛要自己用心，一点点的干扰，你发的这个心都会受打扰。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受菩萨戒头上要烧香疤？头上烧香疤的时候，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生命当中最殊胜的心，难发却又很容易消失，所以要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一刻，修行就是要护念住这种善法。
你虽然发起了这个世间最殊胜的心，但是世间人因为发不起来，反而不理解你，而种种毁谤，这时候，我们正好趁机忏悔业障，忏悔自己因为无明、没有发菩提心而造作了种种恶业，同时“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携”。虽然你因为不被人理解而委屈，但是佛菩萨知道，诸佛菩萨会提携我们，断尽我们无量劫来的恶业、魔障。发菩提心的过程，需要我们真实地修出来的。
精进求出离，我们中国称为大乘佛教，但是如果菩提心没发起来也是枉然；如果出离心都没有训练过，就很难发起菩提心，离大乘就很远了。严格来说，不追求解脱的话，对痛苦没有一个刨根问底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动机的话，成为佛教徒也是级别不高的，分数不高的。所以我们在发菩提心之前还要学出离心，看清世界这些痛苦的真相，定要追求解脱。
菩提心再难发也要发，因为这是诸佛菩萨过去发，未来诸佛菩萨现在发、将要发的。解脱轮回离苦得乐只有这条路，如果以智慧来观察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众生为无明暗覆苦所逼，营营役役，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自己，造作的身口意的罪业弥漫着整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真相就是三界火宅，六道牢狱，即使现在修行了，发了菩提心，也应当为身处堪忍世界心生惭愧，诸佛弟子当发菩提心精进修行求出离。
回 向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作为食品的【麻花】，到底为什么叫麻花？
先说我的结论。
1、麻花这个名字的由来，和苎麻的花序无关。
2、麻花一词最早指的是da麻的花序（或者果序）。
3、作为食品的麻花，因形似麻绳拧结而得名。
结论3其实和人们通常的理解、推断相符。
结论1是因为，小亮转发了一条微博，原博的大意是，食品麻花和苎麻的花序相似。小亮转发说，有古籍记载过这样的说法吗？没有的话不可信。这确实是科普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合理质疑，就事论事，欢迎讨论。
结论2，其实是我打算多说两句的。
综上，对于饮食文化领域，我其实没什么研究，所以若有不当，欢迎指正。还是前面说的，最早的原博也未见得不对，各自说说自己的观点，挺好。能在网络上正常地探讨一个问题，如今越来越难了，请麻花（多好吃啊）和梁静茹带给我们好好说话、认真讨论的勇气。
以下是详细说明。
先说麻。
古代说到麻，正根儿指的就是da麻（为了能够正常讨论植物学问题，后面一律用D麻代替）。D麻的种子可以食用，茎皮纤维可以制作麻绳、麻布等物品。关于五谷的说法有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版中就有麻。
相比之下，苎麻的茎皮纤维也和D麻有类似的用途，但通常并不会被简称为麻，而是简称为苎、苧、紵。所以【麻花】若指的是D麻，说来更通顺些，若是要说苎麻，应当称为【苎花】。
在古籍中，确实有【麻花】一词。引用几句《本草纲目》里引用前人的话。
《本经》曰：麻蕡一名麻勃，麻花上勃勃者。
陶弘景曰：麻蕡即牡麻，牡麻则无实，今人作布及履。
苏恭曰：蕡即麻，实非花也（中略）陶以蕡为麻勃谓：勃勃然如花者，复重出麻子误矣，既以蕡为米谷，上品花岂堪食乎。
苏颂曰：（前略）麻蕡、麻子所主相同，而麻花非所食之物。
这里有个词叫【麻蕡】，指的是D麻的果实。D麻是雌雄异株的植物，说【麻蕡】是【麻花】上的“勃勃者”，勃勃指旺盛之状。那么这一句里，【麻花】就指D麻的花序了。
后面也有更多的讨论。比如有人说，【麻蕡】指D麻的雄花。也有人说，【麻蕡】不是花。这些且不详细讨论，总之可以推论出，古人说的【麻花】，指D麻的花或花序（无论雌雄）。如果指雌花序的话，也可能会包含果序在内，也就是【麻蕡】和【麻花】二者混同。
看看图，D麻的雄花、雌花，以及雌花开过以后的果实，都和食品麻花并不相似。要说食品麻花一词，是从古时【麻花】原本一词而来，特别是从植物属性直接演化到食品，这种推论是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的。
从正根儿的【麻】开的花，无法关联到食品麻花，从麻之一种的苎麻开的花，也就无法推导出食品麻花。
有人说，麻花难道不是像麻绳拧成花的样子吗？这个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没有从古籍中或者民俗学的论文中，看到直接证据（我看的古籍和论文不多，并不是说就没有证据），但有一个佐证，有点意思。
古籍中没有食品麻花，却有一种叫做【苧结】的食物。
清代《清嘉录》主要记录苏州一带的民俗，这里提到，七夕佳节时，有种时令食品叫【巧果】，而又有一种和【巧果】类似的食品，叫【苧结】——用白面和糖，拧成苎麻绳结的样子，用油炸到酥脆。
看描述，这个【苧结】和如今所说的食品麻花，几乎就是同类了。就连【苧结】一词的结构成分，和食品【麻花】也是同类。苏杭地区有苎麻，也有苎麻制品，到了北方和其他一些地区，没有苎麻，油炸食品再叫【苧结】，就显得不明所以，叫【麻花】则顺理成章。
当然，也有某些论文说，食品麻花是因为长得像植物的花，所以名字里有个花字。这种说法，在此不予讨论了，只是我也不予采信。
至于【麻花】一词的词义在汉语中的流变，《汉语大词典》中首先列出了，这一词汇在古籍中的含义，之后是食品和方言。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麻花】在古籍中的含义被略去了，只留下食品和方言。毕竟，这里说的是现代汉语。
最后再说一下苎麻。虽然苎麻的花序，不适合直接推导出食品麻花，但从【苧结】再到【麻花】，这里面还真有苎麻的事。苎麻雌雄同株异花的植物，但雄花少，雌花多，也可能全株都是雌花。盛开的苎麻的花序，特别是雌花序，看上去总觉得和食品麻花并不相似，要说像什么呢？说它像冠状病毒也行，像金平糖也不是不行。
图1、D麻，雄株花序。
图2、D麻，雄花。
图3、D麻，雌株花序。
图4、D麻，雌株果序。
图5、苎麻，开花枝条。
图6、苎麻，雌花序。
图7、清嘉录影印本，巧果词条。
图8、汉语大词典，麻花词条。
图9、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麻花词条。
先说我的结论。
1、麻花这个名字的由来，和苎麻的花序无关。
2、麻花一词最早指的是da麻的花序（或者果序）。
3、作为食品的麻花，因形似麻绳拧结而得名。
结论3其实和人们通常的理解、推断相符。
结论1是因为，小亮转发了一条微博，原博的大意是，食品麻花和苎麻的花序相似。小亮转发说，有古籍记载过这样的说法吗？没有的话不可信。这确实是科普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合理质疑，就事论事，欢迎讨论。
结论2，其实是我打算多说两句的。
综上，对于饮食文化领域，我其实没什么研究，所以若有不当，欢迎指正。还是前面说的，最早的原博也未见得不对，各自说说自己的观点，挺好。能在网络上正常地探讨一个问题，如今越来越难了，请麻花（多好吃啊）和梁静茹带给我们好好说话、认真讨论的勇气。
以下是详细说明。
先说麻。
古代说到麻，正根儿指的就是da麻（为了能够正常讨论植物学问题，后面一律用D麻代替）。D麻的种子可以食用，茎皮纤维可以制作麻绳、麻布等物品。关于五谷的说法有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版中就有麻。
相比之下，苎麻的茎皮纤维也和D麻有类似的用途，但通常并不会被简称为麻，而是简称为苎、苧、紵。所以【麻花】若指的是D麻，说来更通顺些，若是要说苎麻，应当称为【苎花】。
在古籍中，确实有【麻花】一词。引用几句《本草纲目》里引用前人的话。
《本经》曰：麻蕡一名麻勃，麻花上勃勃者。
陶弘景曰：麻蕡即牡麻，牡麻则无实，今人作布及履。
苏恭曰：蕡即麻，实非花也（中略）陶以蕡为麻勃谓：勃勃然如花者，复重出麻子误矣，既以蕡为米谷，上品花岂堪食乎。
苏颂曰：（前略）麻蕡、麻子所主相同，而麻花非所食之物。
这里有个词叫【麻蕡】，指的是D麻的果实。D麻是雌雄异株的植物，说【麻蕡】是【麻花】上的“勃勃者”，勃勃指旺盛之状。那么这一句里，【麻花】就指D麻的花序了。
后面也有更多的讨论。比如有人说，【麻蕡】指D麻的雄花。也有人说，【麻蕡】不是花。这些且不详细讨论，总之可以推论出，古人说的【麻花】，指D麻的花或花序（无论雌雄）。如果指雌花序的话，也可能会包含果序在内，也就是【麻蕡】和【麻花】二者混同。
看看图，D麻的雄花、雌花，以及雌花开过以后的果实，都和食品麻花并不相似。要说食品麻花一词，是从古时【麻花】原本一词而来，特别是从植物属性直接演化到食品，这种推论是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的。
从正根儿的【麻】开的花，无法关联到食品麻花，从麻之一种的苎麻开的花，也就无法推导出食品麻花。
有人说，麻花难道不是像麻绳拧成花的样子吗？这个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没有从古籍中或者民俗学的论文中，看到直接证据（我看的古籍和论文不多，并不是说就没有证据），但有一个佐证，有点意思。
古籍中没有食品麻花，却有一种叫做【苧结】的食物。
清代《清嘉录》主要记录苏州一带的民俗，这里提到，七夕佳节时，有种时令食品叫【巧果】，而又有一种和【巧果】类似的食品，叫【苧结】——用白面和糖，拧成苎麻绳结的样子，用油炸到酥脆。
看描述，这个【苧结】和如今所说的食品麻花，几乎就是同类了。就连【苧结】一词的结构成分，和食品【麻花】也是同类。苏杭地区有苎麻，也有苎麻制品，到了北方和其他一些地区，没有苎麻，油炸食品再叫【苧结】，就显得不明所以，叫【麻花】则顺理成章。
当然，也有某些论文说，食品麻花是因为长得像植物的花，所以名字里有个花字。这种说法，在此不予讨论了，只是我也不予采信。
至于【麻花】一词的词义在汉语中的流变，《汉语大词典》中首先列出了，这一词汇在古籍中的含义，之后是食品和方言。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麻花】在古籍中的含义被略去了，只留下食品和方言。毕竟，这里说的是现代汉语。
最后再说一下苎麻。虽然苎麻的花序，不适合直接推导出食品麻花，但从【苧结】再到【麻花】，这里面还真有苎麻的事。苎麻雌雄同株异花的植物，但雄花少，雌花多，也可能全株都是雌花。盛开的苎麻的花序，特别是雌花序，看上去总觉得和食品麻花并不相似，要说像什么呢？说它像冠状病毒也行，像金平糖也不是不行。
图1、D麻，雄株花序。
图2、D麻，雄花。
图3、D麻，雌株花序。
图4、D麻，雌株果序。
图5、苎麻，开花枝条。
图6、苎麻，雌花序。
图7、清嘉录影印本，巧果词条。
图8、汉语大词典，麻花词条。
图9、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麻花词条。
「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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