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对自由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让我们首先从萨特与以往一些哲学家的不同点开始，然后再谈他自己对自由的正面阐述。
以往的哲学家大都把自由与意志联系在一起，一谈到自由即指意志自由。萨特却认为，不仅人的意志，而且人的情感乃至人的整个存在都是自由的，自由就等于人的存在。
他说：“自由不是一种被孤立地加以注意和描述的人的心灵能力。我们在此试图确定的就是，人的存在就他决定了虚无的显现而言，这存在就作为自由显现给我们。这样，自由作为虚无的无化的必要条件就不是人类本质的一种属性了。我们已经进一步注意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联系不能比之于世界的事物与本质的联系。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是它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是搁在他的自由上面的，我们所说的自由不可能与‘人的现实’的存在分开。人并不是先存在以随后取得自由，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并无分别。”
在此，萨特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提出的论据还是来自他对意识结构的分析，即“意识是虚无”，虚无又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成为意识的内在结构，而被萨特归结作为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人，自然也就是自由了。“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精神现象，我所有的存在方式都同等地表明自由，因为它们都是我自己的虚无方式。” 这样，人的自由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属性，相反，人的本质倒必须依赖于人的自由，亦即人的存在而确定。
萨特坚持不仅意志，而且情感也是自由的，这是为了充实他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论点。他认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 趋势（如某些唯理论者），把自由与意志行动视为一体，而在激情的领域内则引入决定论，即认为人的感情是不由自主的，而意志则可自主，可以支配感情，这样人就同时是自由的和被决定的。而萨特认为人不可能这样，人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不自由，自由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自由，自由等于人的全部存在。
另外，萨特在《笛卡尔的自由》一文中还批判地分析了另一种自由：即思想的自主和判断的自由。萨特认为：“在行动领域内，在社会政治活动领域内或艺术创造的领域内验证你的自由是一回事，而在理解和发现的行为中验证它是另一回事。” 笛卡尔主要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的基本经验不是创造的自由，而是自主的思想，即发现存在的本质之间联系的思想，他迷醉于数学，认为思想的独自行进过程是自由的，但须依据规则，而不能发明规则。萨特提出了笛卡尔的功劳——比如对自由和力量、成功作了区分；领悟到自由的否定方面；肯定有创造性的自由等等。但是，萨特认为笛卡尔把创造性的自由只是归之于上帝是错误的。笛卡尔把上帝看成是所有存在和所有肯定性的根源，同时又没有把否定理解为建设性的，因而，“笛卡尔的自由与基督教的自由在此会合了，那是个错误的自由。笛卡尔派和基督教的人只是对恶自由，对善却不自由；对错误自由，对真理却不自由。” 也就是说，人只能拒绝恶，而不能发明善，只能拒绝谬误，而不能发明真理，只具有一种非创造性的自由。然而，萨特认为：“如果人不发明他自己的善，如果他不建立自己的科学，他只是名义上自由的。”
可见，是神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创造性的自由还是非创造性的自由？萨特的回答显然是后者。是人，而不是上帝，享有创造性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在此我们看到：所谓“创造性的自由”并不是在客观规律范围内的创造性自由，而是超越必然，为所欲为，自己创造规律和价值的自由，萨特和笛卡尔都认为有这种自由，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把它归之于上帝，另一个则把它归之于个人。
下面我们再看萨特从正面对“自由”概念的阐述。
萨特认为自由等于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则可还原为行动，或者说“做”（faire，英译为doing），萨特说他在这一点上同意行为主义，即“人的现实并不是先存在随后行动，而是对他来说，存在就是行动，停止行动也就停止存在了。” 人，就是他行动的总体。“除了在实际的爱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爱以外，没有其它的爱；除了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天才以外，没有其它的天才。”
然后，萨特说他感到奇怪：哲学家们总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上解说不休，却不去弄清行动概念所包含的结构，他认为自由就包含在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体现着自由，自由是行动的首先条件。
首先，决定行动的只是行动本身。行动者都是有意图的，这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他行动的条件，这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的东西，他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行动者意欲的是他尚不是的东西，而不是他已经是的东西。没有任何事实状态能推动行动，相反，是由于缺少，由于对事实状态的虚无和否定，由于一个要超越已达到的结果的意图，才有行动。这样，“事实上一旦我们把这种否定世界和它自身的力量归之于意识，一旦虚无构成确定一个目的的主要成分，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行动的独立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这行动者的自由。” “决定行动的目的和动机的就是行动，行动就是自由的表现。”
然而，行动就意味着选择，或者说：“对于人的现实来说，存在就是选择自己，它不接受从外面和内部来的任何东西。”我要永远地选择自己，否则就要变成纯粹的自在而非自为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这选择即具体，又本体，“自为的选择总是在一个不可比的独特的具体境遇中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本体论意义也是真的。”选择与有意识是同一的，一个人要选择必须是有意识的，一个人要有意识必须选择。（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本文由慧田哲学编发）。所以，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了不选择。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关联到这一根本、本体的对自己的选择，是它创造一切原因和动机，这个从生到死一直吓唬我们的绝对的改变，是不可预见和不可理解的。
“我们是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的（不是指选择创造了自在，而是指给予它意义），通过否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内在否定，我们使这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出现。”选择就意味着介入世界，并给世界以意义。事物的价值，它们所扮演的手段角色，都勾画出我的形象，即我的选择。所有的东西都向我报告我的选择，即我的存在。揭示世界的就是我们对目的的有意选择。这世界就根据那选择的目的而被揭示为这样一个或那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种或那样一种秩序中）。
而自由呢？萨特认为：自由归根结底是依靠选择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由的基本行动就是选择。“由于自由不是给定的事实也不是性质，它只能依靠自我选择而存在。……我们只能把自己领悟为正在进行的选择，而自由正在于这个事实：这选择是无条件的。” 自由并不意味着成功，而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主。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就是对自己的不断选择，不断更新，不断创造。实际上萨特对自由与选择并不怎么区分，总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自由的谋划是根本的谋划，因为它就是我的存在，而“野心”，“爱情”或“自卑情结”都不能视为根本的谋划，或者根本的动机。人通过不断地选择实行这种谋划，而选择是无根据的、无基础的，呈现为荒谬，实际上它就是荒谬。结果是选择给了被选择的东西以根据，而自身却无根据，因此有了自由的荒谬。
综上所述，在萨特那里，自由首先不是沉思冥想，退隐心灵的自由（例如斯多葛派的自由），自由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总是意味着积极介入世界；其次，自由不是指那种按照规律、遵循必然的行动，或者遵循某种原则规范的道德践履中的自由。自由就是选择和创造的自由，这种选择是无根据可依，无规律可循，无标准可从的。选择的荒谬性正好符合自由的绝对性。于是，这样一个人出现了：在他那儿，天上什么也没有——因为上帝死了；地上什么也没有——因为没有他人他物可以依赖，我必须独自选择；前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召唤他的理想；后面什么也没有——不依靠过去的经验。萨特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在选择的瞬间，这一瞬间被本体化了，我们永远也拿不准这个人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萨特的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甚至可说是宿命的“自由”。
（节选自 何怀宏 《生命与自由》）
以往的哲学家大都把自由与意志联系在一起，一谈到自由即指意志自由。萨特却认为，不仅人的意志，而且人的情感乃至人的整个存在都是自由的，自由就等于人的存在。
他说：“自由不是一种被孤立地加以注意和描述的人的心灵能力。我们在此试图确定的就是，人的存在就他决定了虚无的显现而言，这存在就作为自由显现给我们。这样，自由作为虚无的无化的必要条件就不是人类本质的一种属性了。我们已经进一步注意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联系不能比之于世界的事物与本质的联系。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是它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是搁在他的自由上面的，我们所说的自由不可能与‘人的现实’的存在分开。人并不是先存在以随后取得自由，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并无分别。”
在此，萨特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提出的论据还是来自他对意识结构的分析，即“意识是虚无”，虚无又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成为意识的内在结构，而被萨特归结作为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人，自然也就是自由了。“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精神现象，我所有的存在方式都同等地表明自由，因为它们都是我自己的虚无方式。” 这样，人的自由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属性，相反，人的本质倒必须依赖于人的自由，亦即人的存在而确定。
萨特坚持不仅意志，而且情感也是自由的，这是为了充实他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论点。他认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 趋势（如某些唯理论者），把自由与意志行动视为一体，而在激情的领域内则引入决定论，即认为人的感情是不由自主的，而意志则可自主，可以支配感情，这样人就同时是自由的和被决定的。而萨特认为人不可能这样，人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不自由，自由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自由，自由等于人的全部存在。
另外，萨特在《笛卡尔的自由》一文中还批判地分析了另一种自由：即思想的自主和判断的自由。萨特认为：“在行动领域内，在社会政治活动领域内或艺术创造的领域内验证你的自由是一回事，而在理解和发现的行为中验证它是另一回事。” 笛卡尔主要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的基本经验不是创造的自由，而是自主的思想，即发现存在的本质之间联系的思想，他迷醉于数学，认为思想的独自行进过程是自由的，但须依据规则，而不能发明规则。萨特提出了笛卡尔的功劳——比如对自由和力量、成功作了区分；领悟到自由的否定方面；肯定有创造性的自由等等。但是，萨特认为笛卡尔把创造性的自由只是归之于上帝是错误的。笛卡尔把上帝看成是所有存在和所有肯定性的根源，同时又没有把否定理解为建设性的，因而，“笛卡尔的自由与基督教的自由在此会合了，那是个错误的自由。笛卡尔派和基督教的人只是对恶自由，对善却不自由；对错误自由，对真理却不自由。” 也就是说，人只能拒绝恶，而不能发明善，只能拒绝谬误，而不能发明真理，只具有一种非创造性的自由。然而，萨特认为：“如果人不发明他自己的善，如果他不建立自己的科学，他只是名义上自由的。”
可见，是神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创造性的自由还是非创造性的自由？萨特的回答显然是后者。是人，而不是上帝，享有创造性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在此我们看到：所谓“创造性的自由”并不是在客观规律范围内的创造性自由，而是超越必然，为所欲为，自己创造规律和价值的自由，萨特和笛卡尔都认为有这种自由，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把它归之于上帝，另一个则把它归之于个人。
下面我们再看萨特从正面对“自由”概念的阐述。
萨特认为自由等于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则可还原为行动，或者说“做”（faire，英译为doing），萨特说他在这一点上同意行为主义，即“人的现实并不是先存在随后行动，而是对他来说，存在就是行动，停止行动也就停止存在了。” 人，就是他行动的总体。“除了在实际的爱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爱以外，没有其它的爱；除了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天才以外，没有其它的天才。”
然后，萨特说他感到奇怪：哲学家们总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上解说不休，却不去弄清行动概念所包含的结构，他认为自由就包含在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体现着自由，自由是行动的首先条件。
首先，决定行动的只是行动本身。行动者都是有意图的，这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他行动的条件，这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的东西，他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行动者意欲的是他尚不是的东西，而不是他已经是的东西。没有任何事实状态能推动行动，相反，是由于缺少，由于对事实状态的虚无和否定，由于一个要超越已达到的结果的意图，才有行动。这样，“事实上一旦我们把这种否定世界和它自身的力量归之于意识，一旦虚无构成确定一个目的的主要成分，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行动的独立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这行动者的自由。” “决定行动的目的和动机的就是行动，行动就是自由的表现。”
然而，行动就意味着选择，或者说：“对于人的现实来说，存在就是选择自己，它不接受从外面和内部来的任何东西。”我要永远地选择自己，否则就要变成纯粹的自在而非自为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这选择即具体，又本体，“自为的选择总是在一个不可比的独特的具体境遇中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本体论意义也是真的。”选择与有意识是同一的，一个人要选择必须是有意识的，一个人要有意识必须选择。（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本文由慧田哲学编发）。所以，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了不选择。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关联到这一根本、本体的对自己的选择，是它创造一切原因和动机，这个从生到死一直吓唬我们的绝对的改变，是不可预见和不可理解的。
“我们是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的（不是指选择创造了自在，而是指给予它意义），通过否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内在否定，我们使这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出现。”选择就意味着介入世界，并给世界以意义。事物的价值，它们所扮演的手段角色，都勾画出我的形象，即我的选择。所有的东西都向我报告我的选择，即我的存在。揭示世界的就是我们对目的的有意选择。这世界就根据那选择的目的而被揭示为这样一个或那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种或那样一种秩序中）。
而自由呢？萨特认为：自由归根结底是依靠选择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由的基本行动就是选择。“由于自由不是给定的事实也不是性质，它只能依靠自我选择而存在。……我们只能把自己领悟为正在进行的选择，而自由正在于这个事实：这选择是无条件的。” 自由并不意味着成功，而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主。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就是对自己的不断选择，不断更新，不断创造。实际上萨特对自由与选择并不怎么区分，总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自由的谋划是根本的谋划，因为它就是我的存在，而“野心”，“爱情”或“自卑情结”都不能视为根本的谋划，或者根本的动机。人通过不断地选择实行这种谋划，而选择是无根据的、无基础的，呈现为荒谬，实际上它就是荒谬。结果是选择给了被选择的东西以根据，而自身却无根据，因此有了自由的荒谬。
综上所述，在萨特那里，自由首先不是沉思冥想，退隐心灵的自由（例如斯多葛派的自由），自由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总是意味着积极介入世界；其次，自由不是指那种按照规律、遵循必然的行动，或者遵循某种原则规范的道德践履中的自由。自由就是选择和创造的自由，这种选择是无根据可依，无规律可循，无标准可从的。选择的荒谬性正好符合自由的绝对性。于是，这样一个人出现了：在他那儿，天上什么也没有——因为上帝死了；地上什么也没有——因为没有他人他物可以依赖，我必须独自选择；前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召唤他的理想；后面什么也没有——不依靠过去的经验。萨特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在选择的瞬间，这一瞬间被本体化了，我们永远也拿不准这个人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萨特的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甚至可说是宿命的“自由”。
（节选自 何怀宏 《生命与自由》）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 什么叫妈宝男 #
妈宝男永远都长不大，长不大不是年龄上的成长，而是心理上的依赖。妈宝男大部分都有恋母情结。内心永远离不开母亲的怀抱，依赖母亲帮助完成一些事。影响一生的恋爱，婚姻家庭。任何女人都不能交心，只能是表面的交往。事事都要找母亲商量，拿主意。他喜欢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暂时的，因为他爱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感到很羞愧，都会觉得对不母亲。
妈宝男永远都长不大，长不大不是年龄上的成长，而是心理上的依赖。妈宝男大部分都有恋母情结。内心永远离不开母亲的怀抱，依赖母亲帮助完成一些事。影响一生的恋爱，婚姻家庭。任何女人都不能交心，只能是表面的交往。事事都要找母亲商量，拿主意。他喜欢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暂时的，因为他爱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感到很羞愧，都会觉得对不母亲。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