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为王 奋勇谱新篇】“嗒嗒嗒”声此起彼伏，在东隆商丘服饰有限公司培训基地内，数百台电动缝纫机运转不停，一件件羽绒服被缝制完成。
作为国内家纺制品和服装行业综合实力排行前三的集团公司，上海东隆集团为何会将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落户宁陵县？
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主抓手，经济发展离开项目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项目为王，产业立县。近年来，宁陵县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加速度”。善作善成，久久为功。宁陵县围绕化工、生猪、酥梨和信息与设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持续以大项目带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以实干争先，奋勇前行，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主导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助推项目建设，谱写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
一期投资22亿元，建成日产100万只18650圆柱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年产值在30亿元以上；二期投资40亿元，将建成年产5GWH方型铝壳高倍率锂离子动力电池，覆盖动力电池全领域，年产值在50亿元以上。
将重大项目落子宁陵县的不只有上海东隆集团这样的家纺制品和服装行业巨头，还有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新锐。
位于宁陵县智慧产业园内的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3月，如今生产机器已经进入调试阶段，预计8月份开始生产。
而在该公司的目标规划中，今年10月份成功投产，2023年达产达效。
“在来宁陵投资之前，我们公司也考察过其他地方，对比之后决定将项目落户在宁陵。”去宁陵县考察的时候，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长江和团队是“秘密行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考察后，我们对宁陵县的厂房和环境非常满意。”
然后，马长江一行人直奔宁陵县委、县政府，表达了投资意向，“接洽、签约、落地、投产非常顺利。”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才能赢未来。自去年7月“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来，宁陵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扎实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始终坚定“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信心决心，坚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提升行政效能；建立了县级领导项目分包机制、“三个一批”项目核查机制等常态化推进机制，以大项目好项目带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滚动推进“三个一批”活动；做到“全承诺、零审批、拿地即开工”；在路、水、电、地、厂房、资金等生产要素配置上做实功，按照招商一批、签约一批、落地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投产一批，项目滚动梯次推进、统筹发展。
今年，宁陵县纳入省、市重点项目67个，总投资407.6亿元，计划投资208.3亿元；其中：省管重点项目5个，总投资128亿元，计划投资51亿元。
十年来，宁陵县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累计列入省市重点项目308个，总投资2190.1亿元，重点项目数量、总投资、年度计划投资年均增幅分别达95.7%、162.78%、137.58%。
主导产业形成集聚效应
一分钟时间，十几包50公斤重的化肥封口完毕后，被输送至传送带，机械手自动码包，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的整个生产过程井然有序，如同行云流水。
2021年，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产值40.16亿元，同比增长41.1%，固定资产投资800万元。
做强一个特大“龙头”，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自2012年引进总投资10亿元的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以来，如今宁陵县已经形成了以史丹利、嘉施利、拉多美、丰四方、三宁等为重点企业的20家农资化工产业集群。年设计产能近1000万吨，是全国县级最大的新型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
聚焦主导产业“链”足内功，使其发生裂变效应。近年来，宁陵县重点依托复合肥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复合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巩固复合肥产业优势，强化复合肥产业领先地位，做到延链、补链，完善服务体系，实现了复合肥生产由传统的简易掺混向滚筒和高塔造粒转变，产品由传统复合肥向微肥、功能肥、高端复合肥提升，在微肥、水溶肥、功能肥、液态肥、高端复合肥等新型肥料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年产值超百亿元。1—6月份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53.13亿元，同比增长10.3%，宁陵县已成为全国第二、中原最大优质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
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同时，宁陵县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在河南省福润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水饺、包子和手抓饼等食品的原材料进入智能化生产线，半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包装。
如今，已经在宁陵县落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福润食品、中象乳业暨王老吉饮品生产基地、世鸿饮品、牧原饲料、牧原肉食等10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1—6月份农产品加工产业营业收入达28.77亿元，同比增长6.6%。目前，牧原400万头生猪屠宰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宁陵县已经形成了牧原饲料生产、养殖、屠宰为一体的完整农副产品产业链。
聚焦复合肥主导产业、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同时，宁陵县“抢滩”新兴产业，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位于宁陵智慧产业园的河南金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其生产的柔性扁平数据线有数百种类型。
一根小小数据线有多少科技含量？
用河南金坤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栋的话说：“只要有液晶显示器的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到这种数据线，我们的客户有华为、惠普和戴尔等。”
近年来，宁陵县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的电子及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为全力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培育建设新兴电子信息产业，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宁陵智慧产业园筑巢引凤，目前已经落地了金坤科技、华坤电子、灿坤科技、华丽铭电子、摩尔锂电等骨干项目。1—6月份电子及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2.55亿元，同比增长5.37%。
营商环境助推项目建设
“我们集团之所以在宁陵投资，主要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好，宁陵县委、县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高，为企业服务得很周到。”东隆商丘服饰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解中瑞说。
去年11月，上海东隆集团董事长郭连学带队到宁陵县考察后，随即决定投资。今年2月，上海东隆集团与宁陵县委、县政府正式签约；4月，东隆商丘服装有限公司年产700万件羽绒服生产项目正式奠基，总投资10亿元，厂房面积达50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达5000人规模的现代化大型服装加工企业。目前，一期建设了2栋生产车间、2栋职工宿舍、1栋办公楼、1栋综合服务楼、1栋餐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10月投产。
如今，东隆商丘服装有限公司1万平方米的培训基地，是宁陵县委、县政府免费提供的，同时当地多方发动，帮助招工400余人。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近年来，宁陵县以营商环境建设助推项目建设，成效斐然。
从一片荒地到厂房林立、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的厂区，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只用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
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5.5亿元，建设高端休闲类零食生产线6条，建设高端自动化烘焙类生产线8条，年产值达3亿元，年创税收1000万元。
“回到老家，我对‘院墙内是企业的事情，院墙外是政府的事情’这句话感触更加深刻了。”早年在外地从事食品行业的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煜杰说，“在宁陵，县委、县政府重商、扶商、帮商，提振了我们企业的发展信心。”
营商环境是大事，营商责任要扛稳。近年来，宁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举全县之力，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县营商环境逐年优化，2021年度营商环境考评在全省县（市）中排名第68位（全市第3位），其中获得电力、市场监管和企业权益保护3项指标表现优秀，获得电力指标全省排名第2位。
在全力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中，宁陵县坚持简政放权，完善容缺机制，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全面构建“人人、事事、时时、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多渠道受理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确保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推行政务服务承诺全覆盖，明确办理时限，按照高效、便民原则，切实压缩办理时间、优化办理流程、精简申报材料。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宁陵县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结果导向理念，千方百计谋项目，只争朝夕抓项目，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项目落地，谱写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融媒体记者 翟华伟
作为国内家纺制品和服装行业综合实力排行前三的集团公司，上海东隆集团为何会将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落户宁陵县？
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主抓手，经济发展离开项目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项目为王，产业立县。近年来，宁陵县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加速度”。善作善成，久久为功。宁陵县围绕化工、生猪、酥梨和信息与设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持续以大项目带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以实干争先，奋勇前行，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主导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助推项目建设，谱写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
一期投资22亿元，建成日产100万只18650圆柱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年产值在30亿元以上；二期投资40亿元，将建成年产5GWH方型铝壳高倍率锂离子动力电池，覆盖动力电池全领域，年产值在50亿元以上。
将重大项目落子宁陵县的不只有上海东隆集团这样的家纺制品和服装行业巨头，还有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新锐。
位于宁陵县智慧产业园内的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3月，如今生产机器已经进入调试阶段，预计8月份开始生产。
而在该公司的目标规划中，今年10月份成功投产，2023年达产达效。
“在来宁陵投资之前，我们公司也考察过其他地方，对比之后决定将项目落户在宁陵。”去宁陵县考察的时候，河南摩尔锂电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长江和团队是“秘密行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考察后，我们对宁陵县的厂房和环境非常满意。”
然后，马长江一行人直奔宁陵县委、县政府，表达了投资意向，“接洽、签约、落地、投产非常顺利。”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才能赢未来。自去年7月“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来，宁陵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扎实开展“三个一批”活动，始终坚定“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信心决心，坚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提升行政效能；建立了县级领导项目分包机制、“三个一批”项目核查机制等常态化推进机制，以大项目好项目带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滚动推进“三个一批”活动；做到“全承诺、零审批、拿地即开工”；在路、水、电、地、厂房、资金等生产要素配置上做实功，按照招商一批、签约一批、落地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投产一批，项目滚动梯次推进、统筹发展。
今年，宁陵县纳入省、市重点项目67个，总投资407.6亿元，计划投资208.3亿元；其中：省管重点项目5个，总投资128亿元，计划投资51亿元。
十年来，宁陵县重点项目建设飞速发展，累计列入省市重点项目308个，总投资2190.1亿元，重点项目数量、总投资、年度计划投资年均增幅分别达95.7%、162.78%、137.58%。
主导产业形成集聚效应
一分钟时间，十几包50公斤重的化肥封口完毕后，被输送至传送带，机械手自动码包，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的整个生产过程井然有序，如同行云流水。
2021年，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产值40.16亿元，同比增长41.1%，固定资产投资800万元。
做强一个特大“龙头”，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自2012年引进总投资10亿元的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以来，如今宁陵县已经形成了以史丹利、嘉施利、拉多美、丰四方、三宁等为重点企业的20家农资化工产业集群。年设计产能近1000万吨，是全国县级最大的新型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
聚焦主导产业“链”足内功，使其发生裂变效应。近年来，宁陵县重点依托复合肥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复合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巩固复合肥产业优势，强化复合肥产业领先地位，做到延链、补链，完善服务体系，实现了复合肥生产由传统的简易掺混向滚筒和高塔造粒转变，产品由传统复合肥向微肥、功能肥、高端复合肥提升，在微肥、水溶肥、功能肥、液态肥、高端复合肥等新型肥料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年产值超百亿元。1—6月份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53.13亿元，同比增长10.3%，宁陵县已成为全国第二、中原最大优质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
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同时，宁陵县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在河南省福润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水饺、包子和手抓饼等食品的原材料进入智能化生产线，半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包装。
如今，已经在宁陵县落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福润食品、中象乳业暨王老吉饮品生产基地、世鸿饮品、牧原饲料、牧原肉食等10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1—6月份农产品加工产业营业收入达28.77亿元，同比增长6.6%。目前，牧原400万头生猪屠宰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宁陵县已经形成了牧原饲料生产、养殖、屠宰为一体的完整农副产品产业链。
聚焦复合肥主导产业、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同时，宁陵县“抢滩”新兴产业，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位于宁陵智慧产业园的河南金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其生产的柔性扁平数据线有数百种类型。
一根小小数据线有多少科技含量？
用河南金坤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栋的话说：“只要有液晶显示器的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到这种数据线，我们的客户有华为、惠普和戴尔等。”
近年来，宁陵县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的电子及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为全力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培育建设新兴电子信息产业，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宁陵智慧产业园筑巢引凤，目前已经落地了金坤科技、华坤电子、灿坤科技、华丽铭电子、摩尔锂电等骨干项目。1—6月份电子及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2.55亿元，同比增长5.37%。
营商环境助推项目建设
“我们集团之所以在宁陵投资，主要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好，宁陵县委、县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高，为企业服务得很周到。”东隆商丘服饰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解中瑞说。
去年11月，上海东隆集团董事长郭连学带队到宁陵县考察后，随即决定投资。今年2月，上海东隆集团与宁陵县委、县政府正式签约；4月，东隆商丘服装有限公司年产700万件羽绒服生产项目正式奠基，总投资10亿元，厂房面积达50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达5000人规模的现代化大型服装加工企业。目前，一期建设了2栋生产车间、2栋职工宿舍、1栋办公楼、1栋综合服务楼、1栋餐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10月投产。
如今，东隆商丘服装有限公司1万平方米的培训基地，是宁陵县委、县政府免费提供的，同时当地多方发动，帮助招工400余人。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近年来，宁陵县以营商环境建设助推项目建设，成效斐然。
从一片荒地到厂房林立、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的厂区，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只用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
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5.5亿元，建设高端休闲类零食生产线6条，建设高端自动化烘焙类生产线8条，年产值达3亿元，年创税收1000万元。
“回到老家，我对‘院墙内是企业的事情，院墙外是政府的事情’这句话感触更加深刻了。”早年在外地从事食品行业的河南寰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煜杰说，“在宁陵，县委、县政府重商、扶商、帮商，提振了我们企业的发展信心。”
营商环境是大事，营商责任要扛稳。近年来，宁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举全县之力，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县营商环境逐年优化，2021年度营商环境考评在全省县（市）中排名第68位（全市第3位），其中获得电力、市场监管和企业权益保护3项指标表现优秀，获得电力指标全省排名第2位。
在全力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中，宁陵县坚持简政放权，完善容缺机制，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全面构建“人人、事事、时时、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多渠道受理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确保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推行政务服务承诺全覆盖，明确办理时限，按照高效、便民原则，切实压缩办理时间、优化办理流程、精简申报材料。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宁陵县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结果导向理念，千方百计谋项目，只争朝夕抓项目，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项目落地，谱写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融媒体记者 翟华伟
超过港珠澳大桥！中国最长的跨海大通道来了
原创 凯风 国民经略
南有大湾区，东有杭州湾。
在粤港澳大湾区100公里黄金内湾，以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深中通道为代表的11条跨江跨海通道，正在将珠江两岸融为一体，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
在沪浙之滨的杭州湾，聚集了以上海、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正在通过跨海通道连成一体，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日前，《国家公路网规划》专题发布会上透露，沪甬、沪舟甬两大跨海通道已纳入此次国家规划，杭州湾地区环线将实现闭环。
与此同时，跨越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铁路计划今年内开工，该铁路经过南通、苏州、嘉兴和宁波。
未来，在杭州湾，将有四条跨海通道横跨其上，包括早已开通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即将开工的通苏嘉甬铁路，以及规划中的沪甬通道和沪舟甬通道。
杭州湾形成“O形”闭环，意味着什么？
01、谁是第一跨海大桥？
中国坐拥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多条海湾和海峡，在海湾之间建造跨海大桥，早已蔚然成风。
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非港珠澳大桥、杭州湾大桥和胶州湾大桥莫属。这是目前我国最长的三条跨海大桥，而在世界十大跨海大桥中，中国更是占了6席之多。
连通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总投资约1200亿元，这是中国也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
第二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全长42.23公里，其中主线26.7公里，将青岛与黄岛、红岛连成一体，青岛东西海岸消除了因胶州湾而形成的天然屏障，重塑城市格局。
第三长，也是长三角第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已于2008年正式通车，总投资达118亿元，连接浙江嘉兴与宁波，这是上海与宁波直通唯一的跨海通道。
不过，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纯公路桥，无法承载高铁运输功能。
加上客流量庞大，再考虑到上海到宁波需要多绕行数十公里等因素，新建公铁两用的跨海大桥的呼声不绝于耳。
所以，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外，又有两个千亿级、比肩港珠澳大桥的跨海大通道呼之欲出。
02、赶超港珠澳
杭州湾两大跨海通道，投资都是千亿级别，与港珠澳大桥相差无几。
沪甬跨海通道、沪舟甬跨海通道，一条直接连通上海与宁波，一条连通上海港、宁波-舟山港两大世界级港口。
沪甬跨海大通道，为公铁两用通道，意在绕开杭州湾大桥，通过公路、铁路直接连通上海与宁波。
届时上海到宁波通达时间可从原来的2个多小时缩减到1小时左右，宁波得以跻身上海大都市圈的“1小时经济圈”。
沪舟甬跨海大通道，从上海临港经大洋山、经舟山直达宁波北仑，不仅连接了两大万亿城市，而且贯穿了中国最大的两个港口。
与作为直连通道的沪甬跨海通道相比，沪舟甬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海新片区及大小洋山港一体化开发，助推沪舟甬港口一体化发展。
为何港珠澳、杭州湾都是跨海大桥，而沪甬、沪舟甬却用了跨海大通道的名字？
究其根本，虽然从上海到宁波的两条新通道主体也是跨海大桥，但在大桥之外，还有陆路连通，更有隧道部分，除了公路还有铁路，属于综合运输通道。
目前，沪甬、沪舟甬两大通道已纳入国家规划，未来几年有望陆续开工。
03、为何要建跨海通道？
上海与宁波之间，为何要建两条跨海大通道？
上海到宁波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但由于杭州湾阻隔，高铁只能绕道杭州、公路则要绕道杭州湾大桥，平白多了1个小时的路程。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长三角是万亿GDP城市最密集的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来往频繁，能否打造1小时都市圈、交通圈、经济圈可谓至关重要。
同时，宁波是上海大都市圈“8+1”俱乐部的成员。
作为浙江第二大市，宁波GDP总量位列全国第12名，超过郑州、长沙、济南、西安等一众省会，同时还是与深圳一样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享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
所以，宁波的综合实力不容小觑，而上海与宁波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助于强化上海大都市圈的进一步融合，也有助于两大经济重镇的共赢。
04、两大世界级港口
更关键的是，在杭州湾的寸土之地，云集了两大世界级港口。
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宁波-舟山港是世界第一大货运港口。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所在的海域，拥有天然深水航道，而且舟山群岛构成天然的避风屏障，本身具备建设大型港口的基础。
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航运中心，地处长江出海口，坐拥长江航道这一黄金水道，加上本身强大的制造业，以及对 “包邮区”的核心引领定位，在港口建设也处于支配者地位。
与上海坐拥长三角唯一核心城市的地位不同，宁波虽然制造业发达，但集装箱贸易的竞争力显然有所不及。
因此，宁波-舟山港多条腿走路，集散并举，既运输集装箱，也不乏矿石、煤炭、原油等大宗商品，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综合性港口。
既然业务存在交叉，经济腹地重叠，竞争就在所难免。
但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原则上，合作才是永远的主旋律，沪舟甬跨海大通道的推出正是其中的一环。
但合作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良性竞争。
上海港虽然腹地广阔、产业实力强劲、支配地位突出，但其所在的大小洋山港远离上海本土，加上水深限制，只能接纳第五代、第六代集装箱货船，所以适合发展高附加值的集装箱货运和专业物流服务。
相比而言，拥有深水良港的宁波-舟山港能接纳六代以上的集装箱货船，以及30万吨以上的散货船舶的接卸，因此更适合承接大宗散货项目的运输。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第一大港的上海港，其主要港区所在的大小洋山港，本身并不属于上海，而是从浙江租借而来。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定下了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但由于长江口航道不深、岸线不足、疏浚成本过高，因此将视角转向了杭州湾口自然条件一流的大小洋山岛。
洋山岛归属曾几度变迁，一开始属于江苏，后来划给上海，最后被浙江拿下。2002年，上海向浙江租借洋山岛用于港口建设，租期50年，其管辖权归上海，行政隶属于浙江。
有人问，50年后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反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弦更张。
05、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长三角是中国最大城市群，囊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涵盖41个地市。（参阅《41市聚齐！中国最大城市群GDP揭榜》）
单论规模，长三角以占全国3.7%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6.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4%的经济总量。
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总量高达27.6万亿，常住人口规模超过2.35亿人，坐拥8个万亿GDP城市，近半城市跻身全国百强榜。
与大湾区相比，长三角涉及三省一市，貌似更难整合，但实质上融合力度远超预期。
究其根本，长三角确立了上海作为唯一的核心城市，这是关键。
正如官方文件所定调的：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作为强中心，意味着江浙两大强省的经济强市也会主动向其靠拢，无论是2万亿级的苏州还是1.5万亿级的宁波，都在上海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
同时，长三角还规划了多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跨越了省界，形成了最壮观的跨省都市圈矩阵。
且不说上海大都市圈囊括了江浙各4个城市，就连南京都市圈也将安徽4个地市收归在内，杭州都市圈更是将手伸到了安徽的黄山、宣城以及江西部分地区。（参阅《官宣！全国第四个国家级都市圈来了》）
一体化发展，最直观的特征就是融合，而融合的背后，正是打破了强中心城市一味吸血的逻辑，通过辐射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的发展。
这正是长三角发展成为全国最富，也是相对均衡的区域的原因之一。
-END-
原创 凯风 国民经略
南有大湾区，东有杭州湾。
在粤港澳大湾区100公里黄金内湾，以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深中通道为代表的11条跨江跨海通道，正在将珠江两岸融为一体，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
在沪浙之滨的杭州湾，聚集了以上海、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正在通过跨海通道连成一体，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日前，《国家公路网规划》专题发布会上透露，沪甬、沪舟甬两大跨海通道已纳入此次国家规划，杭州湾地区环线将实现闭环。
与此同时，跨越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铁路计划今年内开工，该铁路经过南通、苏州、嘉兴和宁波。
未来，在杭州湾，将有四条跨海通道横跨其上，包括早已开通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即将开工的通苏嘉甬铁路，以及规划中的沪甬通道和沪舟甬通道。
杭州湾形成“O形”闭环，意味着什么？
01、谁是第一跨海大桥？
中国坐拥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多条海湾和海峡，在海湾之间建造跨海大桥，早已蔚然成风。
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非港珠澳大桥、杭州湾大桥和胶州湾大桥莫属。这是目前我国最长的三条跨海大桥，而在世界十大跨海大桥中，中国更是占了6席之多。
连通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总投资约1200亿元，这是中国也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
第二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全长42.23公里，其中主线26.7公里，将青岛与黄岛、红岛连成一体，青岛东西海岸消除了因胶州湾而形成的天然屏障，重塑城市格局。
第三长，也是长三角第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已于2008年正式通车，总投资达118亿元，连接浙江嘉兴与宁波，这是上海与宁波直通唯一的跨海通道。
不过，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纯公路桥，无法承载高铁运输功能。
加上客流量庞大，再考虑到上海到宁波需要多绕行数十公里等因素，新建公铁两用的跨海大桥的呼声不绝于耳。
所以，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外，又有两个千亿级、比肩港珠澳大桥的跨海大通道呼之欲出。
02、赶超港珠澳
杭州湾两大跨海通道，投资都是千亿级别，与港珠澳大桥相差无几。
沪甬跨海通道、沪舟甬跨海通道，一条直接连通上海与宁波，一条连通上海港、宁波-舟山港两大世界级港口。
沪甬跨海大通道，为公铁两用通道，意在绕开杭州湾大桥，通过公路、铁路直接连通上海与宁波。
届时上海到宁波通达时间可从原来的2个多小时缩减到1小时左右，宁波得以跻身上海大都市圈的“1小时经济圈”。
沪舟甬跨海大通道，从上海临港经大洋山、经舟山直达宁波北仑，不仅连接了两大万亿城市，而且贯穿了中国最大的两个港口。
与作为直连通道的沪甬跨海通道相比，沪舟甬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海新片区及大小洋山港一体化开发，助推沪舟甬港口一体化发展。
为何港珠澳、杭州湾都是跨海大桥，而沪甬、沪舟甬却用了跨海大通道的名字？
究其根本，虽然从上海到宁波的两条新通道主体也是跨海大桥，但在大桥之外，还有陆路连通，更有隧道部分，除了公路还有铁路，属于综合运输通道。
目前，沪甬、沪舟甬两大通道已纳入国家规划，未来几年有望陆续开工。
03、为何要建跨海通道？
上海与宁波之间，为何要建两条跨海大通道？
上海到宁波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但由于杭州湾阻隔，高铁只能绕道杭州、公路则要绕道杭州湾大桥，平白多了1个小时的路程。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长三角是万亿GDP城市最密集的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来往频繁，能否打造1小时都市圈、交通圈、经济圈可谓至关重要。
同时，宁波是上海大都市圈“8+1”俱乐部的成员。
作为浙江第二大市，宁波GDP总量位列全国第12名，超过郑州、长沙、济南、西安等一众省会，同时还是与深圳一样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享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
所以，宁波的综合实力不容小觑，而上海与宁波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助于强化上海大都市圈的进一步融合，也有助于两大经济重镇的共赢。
04、两大世界级港口
更关键的是，在杭州湾的寸土之地，云集了两大世界级港口。
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宁波-舟山港是世界第一大货运港口。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所在的海域，拥有天然深水航道，而且舟山群岛构成天然的避风屏障，本身具备建设大型港口的基础。
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航运中心，地处长江出海口，坐拥长江航道这一黄金水道，加上本身强大的制造业，以及对 “包邮区”的核心引领定位，在港口建设也处于支配者地位。
与上海坐拥长三角唯一核心城市的地位不同，宁波虽然制造业发达，但集装箱贸易的竞争力显然有所不及。
因此，宁波-舟山港多条腿走路，集散并举，既运输集装箱，也不乏矿石、煤炭、原油等大宗商品，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综合性港口。
既然业务存在交叉，经济腹地重叠，竞争就在所难免。
但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原则上，合作才是永远的主旋律，沪舟甬跨海大通道的推出正是其中的一环。
但合作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良性竞争。
上海港虽然腹地广阔、产业实力强劲、支配地位突出，但其所在的大小洋山港远离上海本土，加上水深限制，只能接纳第五代、第六代集装箱货船，所以适合发展高附加值的集装箱货运和专业物流服务。
相比而言，拥有深水良港的宁波-舟山港能接纳六代以上的集装箱货船，以及30万吨以上的散货船舶的接卸，因此更适合承接大宗散货项目的运输。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第一大港的上海港，其主要港区所在的大小洋山港，本身并不属于上海，而是从浙江租借而来。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定下了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但由于长江口航道不深、岸线不足、疏浚成本过高，因此将视角转向了杭州湾口自然条件一流的大小洋山岛。
洋山岛归属曾几度变迁，一开始属于江苏，后来划给上海，最后被浙江拿下。2002年，上海向浙江租借洋山岛用于港口建设，租期50年，其管辖权归上海，行政隶属于浙江。
有人问，50年后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反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弦更张。
05、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
长三角是中国最大城市群，囊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涵盖41个地市。（参阅《41市聚齐！中国最大城市群GDP揭榜》）
单论规模，长三角以占全国3.7%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6.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4%的经济总量。
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总量高达27.6万亿，常住人口规模超过2.35亿人，坐拥8个万亿GDP城市，近半城市跻身全国百强榜。
与大湾区相比，长三角涉及三省一市，貌似更难整合，但实质上融合力度远超预期。
究其根本，长三角确立了上海作为唯一的核心城市，这是关键。
正如官方文件所定调的：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作为强中心，意味着江浙两大强省的经济强市也会主动向其靠拢，无论是2万亿级的苏州还是1.5万亿级的宁波，都在上海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
同时，长三角还规划了多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跨越了省界，形成了最壮观的跨省都市圈矩阵。
且不说上海大都市圈囊括了江浙各4个城市，就连南京都市圈也将安徽4个地市收归在内，杭州都市圈更是将手伸到了安徽的黄山、宣城以及江西部分地区。（参阅《官宣！全国第四个国家级都市圈来了》）
一体化发展，最直观的特征就是融合，而融合的背后，正是打破了强中心城市一味吸血的逻辑，通过辐射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的发展。
这正是长三角发展成为全国最富，也是相对均衡的区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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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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