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职教视野下的高质量发展——访《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编委会执行副主任马树超】记者：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主持过多个与职业教育质量相关的报告编写工作，例如《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等，这次是《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有哪些异同？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法治日报头版头条文章：驰骋平安赛道 守护万家灯火！合肥公安以改革驱动创新提升警务新效能】
初秋的微风吹拂，夜幕垂下，沿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一路向西，透过路灯映射的车窗，大蜀山的轮廓逐渐浓重。
山脚下，灯火通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研究院内，忙碌的科研人员来不及欣赏窗外美景，屋外创新大道上奔驰的警车正赶赴下一个任务；褪去暑热的半边街，氤氲的烟火气中人逐渐多了起来，转角处闪着警灯的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半边街综合警务站静静守护……万家灯火里红蓝交相辉映，是一个城市平安的符号。
在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在平安的赛道上驰骋，合肥公安用行动说话，全面拥抱新机制，以优化“一平台、建强五大中心、夯实五大区块”为抓手，不断深化基层基础工作，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制度机制保障，履职尽责守护这座城。
优化一个平台
实现警务数据“深加工”
炫酷的加装尾翼、拉风的四排气、刺耳的声浪阀门……夜深人静，窗外传来刺耳的汽车轰鸣声，“改装车”一路风驰电掣，惊醒梦中人。
拉紧危险又扰民的“炸街车”手刹，势在必行。
“各单位注意，在滨湖辖区有一疑似改装车正在道路上行驶。”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滨湖大队经过研判分析，很快锁定这辆疑似“改装车”所在位置，并及时将这一线索推送至巡逻民警。
很快，民警赶赴现场，对这辆排气管、车型号、轮毂、刹车等已进行改装的车辆实行暂扣处理，并通知车辆所属人来警方接受处罚，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从获取线索，到发现踪迹，至现场查扣，不到两小时。
聚焦群众反映的问题，唯有主动破局，而这背后要归功于合肥公安不断推深做实的大数据建设应用平台。
围绕“数字警务、智慧公安”，从去年7月起，合肥公安靶向发力，利用全面建成的大数据建设应用平台，自下而上汇集信息数据、自上而下开放系统平台，把人员、信息、技术等资源有机有效整合，加快警种业务系统与公安大数据平台融合，深化移动警务建设应用，以执法办案业务为主线，构建大数据支撑下的统一架构、统一标准、统一采集、统一数据、业务协同的警务综合应用体系，推动业务流、信息流、数据流、管理流“四流合一”，不断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具备发现问题慧眼，找到解决问题办法。
“以我们连续开展4次‘销声行动’为例，交警部门将前期研判的嫌疑车辆信息与大数据深度融合，以数据作‘参谋’部署执法行动，提升打击精准度。”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科民警李超介绍说。
建强五大中心
打造警务效能“放大器”
“赵女士，请开下门，我们是肥东县公安局民警。”
7月2日15时30分许，一场争分夺秒的寻人止诈“计时赛”正在上演。
敲了许久，门终于开了，望着脸上已挂满汗珠的反诈中心值班民警曹晓冬和物业工作人员，眼前的女子一脸茫然。
来不及解释，曹晓冬主动出示了证件后，开口说道：“你是赵某某，刚下单了吗？我是肥东公安局的，你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放下手机，停止操作。”
听闻此话后，女子顿了下，拿着手机的手垂了下来，说了句：“刚才下了几单，返利已经收到了。群里说只有下血本，才能高返利，我还在犹豫，就听见敲门声了……”
“还好，还好，赶上了……”听到此话，曹晓冬抹了把汗，这才把事情缘由说开了。
原来当天，肥东县公安局反诈劝阻值班人员，通过反诈预警平台，发现辖区居民赵某某可能正在遭遇刷单类电信网络诈骗。由于赵某某电话一直未能接通，曹晓冬和物业联系，得知她在家后，立即开展上门劝阻，成功避免不可预见的损失。
反电诈就是与犯罪“你追我赶”的科技较量。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手法，预防和打击必须走到犯罪前面，才能最快应对。
合肥公安全力打造集“犯罪研究、侦查指挥”实战化作战研究为一体的侦查研究中心，将侦查指挥由作战型向研究型拓展。依托于侦查研究中心建设，精准识别诈骗信息并提示潜在受害人“反诈”技术的本地预警劝阻平台已成功建立，该平台基于新型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技术特点，注重“前段拦截”，力争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前成功劝阻，真正实现“防为先、防为上”目标。今年以来，合肥已经处置预警线索42.82万起，阻断封停涉案电话2.5万个。
除了全力打造应急处置中心和侦查研究中心，合肥公安还积极构建要素管控中心、事故预防中心、执法与民意中心等“五大中心”，着力打造治安防控、打击犯罪、交通安全、队伍建设、警务保障的高效闭环。合肥公安聚焦主责主业、聚焦民生民意、聚焦强基固本、聚焦公平正义，聚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中心意识，积极探索以“情报、指挥、勤务、舆情、督导”为支撑的一体化实战化警务机制改革，建优建强情报指挥中心并升级打造为全市“应急处置中心”，开创警务变革新战法，构建现代警务新路径，助推现代警务加速发展。
夯实五大区块
构建为民服务“大格局”
“牛大，又转来了！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咱经侦大队侦破的经典案例编成题，放进了晋升申报的现场考核中，不仅有了普法效果，还能预防遏制职业犯罪。”6月30日，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共建的警务平台办公室内，还没等经侦大队大队长牛世超坐稳，审计与监察部总监詹绍晖介绍起公司普法“新动作”。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治化营商环境好比阳光雨露。合肥公安聚焦“放管服”改革，坚持多设“路标”、不设“路障”，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既做“守门人”，更当“护航者”，为经济发展提供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以高新公安为例，除了面对面服务企业，送上“法雨春风”，还积极在服务中总结并推广办案中遇到的新型涉企违法案例，为企业送上“防微杜渐”的“药方”，强起“预防之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群众生活怎么样，邻里矛盾解决咋样，都能在这方天地里看到端倪。
作为城市最前沿的平安堡垒，116家派出所与63个警务站一起一点一滴垒起平安基石。而“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在这里有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范本。
合肥市公安局逍遥津派出所是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最近，为了更好服务辖区居民，派出所有了新创新，推行“一室两队”（综合指挥室、案件办理队、社区警务队）改革。
为守护辖区平安，综合指挥室里做精“小合成”，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支撑；案件办理队和社区警务队一“打”一“防”，犹如派出所的两只拳头，将有限的警力充实到更基层、更一线，努力实现就地就近接处警、就地就近调纠纷、就地就近服务好。
有事咱找辖区民警，遇到棘手的事情，还能去“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去年8月以来，合肥公安聚焦困扰群众的难点痛点，从“小切口”入手解决“大问题”，创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122个，解决各类“疑难杂症”597件，获得群众普遍赞誉。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合肥公安创新“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新模式，构建大队建、大治安、大侦查、大交通、大支撑五大区块的“大服务格局”，通过整合警力资源，释放队伍活力、凝聚队伍合力，着力打造治安防控、打击犯罪、交通安全、队伍建设、保障支撑高效闭环，为公安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合肥公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民意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向科技要警力，在精细管理上下绣花功夫，优化工作机制，切实转作风、办实事，竭力为人民群众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以广大民警、辅警的汗水和智慧，换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和满意。”合肥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卫宝说。（来源：法治日报）
初秋的微风吹拂，夜幕垂下，沿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一路向西，透过路灯映射的车窗，大蜀山的轮廓逐渐浓重。
山脚下，灯火通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研究院内，忙碌的科研人员来不及欣赏窗外美景，屋外创新大道上奔驰的警车正赶赴下一个任务；褪去暑热的半边街，氤氲的烟火气中人逐渐多了起来，转角处闪着警灯的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半边街综合警务站静静守护……万家灯火里红蓝交相辉映，是一个城市平安的符号。
在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在平安的赛道上驰骋，合肥公安用行动说话，全面拥抱新机制，以优化“一平台、建强五大中心、夯实五大区块”为抓手，不断深化基层基础工作，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制度机制保障，履职尽责守护这座城。
优化一个平台
实现警务数据“深加工”
炫酷的加装尾翼、拉风的四排气、刺耳的声浪阀门……夜深人静，窗外传来刺耳的汽车轰鸣声，“改装车”一路风驰电掣，惊醒梦中人。
拉紧危险又扰民的“炸街车”手刹，势在必行。
“各单位注意，在滨湖辖区有一疑似改装车正在道路上行驶。”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滨湖大队经过研判分析，很快锁定这辆疑似“改装车”所在位置，并及时将这一线索推送至巡逻民警。
很快，民警赶赴现场，对这辆排气管、车型号、轮毂、刹车等已进行改装的车辆实行暂扣处理，并通知车辆所属人来警方接受处罚，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从获取线索，到发现踪迹，至现场查扣，不到两小时。
聚焦群众反映的问题，唯有主动破局，而这背后要归功于合肥公安不断推深做实的大数据建设应用平台。
围绕“数字警务、智慧公安”，从去年7月起，合肥公安靶向发力，利用全面建成的大数据建设应用平台，自下而上汇集信息数据、自上而下开放系统平台，把人员、信息、技术等资源有机有效整合，加快警种业务系统与公安大数据平台融合，深化移动警务建设应用，以执法办案业务为主线，构建大数据支撑下的统一架构、统一标准、统一采集、统一数据、业务协同的警务综合应用体系，推动业务流、信息流、数据流、管理流“四流合一”，不断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具备发现问题慧眼，找到解决问题办法。
“以我们连续开展4次‘销声行动’为例，交警部门将前期研判的嫌疑车辆信息与大数据深度融合，以数据作‘参谋’部署执法行动，提升打击精准度。”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科民警李超介绍说。
建强五大中心
打造警务效能“放大器”
“赵女士，请开下门，我们是肥东县公安局民警。”
7月2日15时30分许，一场争分夺秒的寻人止诈“计时赛”正在上演。
敲了许久，门终于开了，望着脸上已挂满汗珠的反诈中心值班民警曹晓冬和物业工作人员，眼前的女子一脸茫然。
来不及解释，曹晓冬主动出示了证件后，开口说道：“你是赵某某，刚下单了吗？我是肥东公安局的，你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放下手机，停止操作。”
听闻此话后，女子顿了下，拿着手机的手垂了下来，说了句：“刚才下了几单，返利已经收到了。群里说只有下血本，才能高返利，我还在犹豫，就听见敲门声了……”
“还好，还好，赶上了……”听到此话，曹晓冬抹了把汗，这才把事情缘由说开了。
原来当天，肥东县公安局反诈劝阻值班人员，通过反诈预警平台，发现辖区居民赵某某可能正在遭遇刷单类电信网络诈骗。由于赵某某电话一直未能接通，曹晓冬和物业联系，得知她在家后，立即开展上门劝阻，成功避免不可预见的损失。
反电诈就是与犯罪“你追我赶”的科技较量。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手法，预防和打击必须走到犯罪前面，才能最快应对。
合肥公安全力打造集“犯罪研究、侦查指挥”实战化作战研究为一体的侦查研究中心，将侦查指挥由作战型向研究型拓展。依托于侦查研究中心建设，精准识别诈骗信息并提示潜在受害人“反诈”技术的本地预警劝阻平台已成功建立，该平台基于新型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技术特点，注重“前段拦截”，力争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前成功劝阻，真正实现“防为先、防为上”目标。今年以来，合肥已经处置预警线索42.82万起，阻断封停涉案电话2.5万个。
除了全力打造应急处置中心和侦查研究中心，合肥公安还积极构建要素管控中心、事故预防中心、执法与民意中心等“五大中心”，着力打造治安防控、打击犯罪、交通安全、队伍建设、警务保障的高效闭环。合肥公安聚焦主责主业、聚焦民生民意、聚焦强基固本、聚焦公平正义，聚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中心意识，积极探索以“情报、指挥、勤务、舆情、督导”为支撑的一体化实战化警务机制改革，建优建强情报指挥中心并升级打造为全市“应急处置中心”，开创警务变革新战法，构建现代警务新路径，助推现代警务加速发展。
夯实五大区块
构建为民服务“大格局”
“牛大，又转来了！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咱经侦大队侦破的经典案例编成题，放进了晋升申报的现场考核中，不仅有了普法效果，还能预防遏制职业犯罪。”6月30日，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共建的警务平台办公室内，还没等经侦大队大队长牛世超坐稳，审计与监察部总监詹绍晖介绍起公司普法“新动作”。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治化营商环境好比阳光雨露。合肥公安聚焦“放管服”改革，坚持多设“路标”、不设“路障”，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既做“守门人”，更当“护航者”，为经济发展提供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以高新公安为例，除了面对面服务企业，送上“法雨春风”，还积极在服务中总结并推广办案中遇到的新型涉企违法案例，为企业送上“防微杜渐”的“药方”，强起“预防之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群众生活怎么样，邻里矛盾解决咋样，都能在这方天地里看到端倪。
作为城市最前沿的平安堡垒，116家派出所与63个警务站一起一点一滴垒起平安基石。而“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在这里有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范本。
合肥市公安局逍遥津派出所是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最近，为了更好服务辖区居民，派出所有了新创新，推行“一室两队”（综合指挥室、案件办理队、社区警务队）改革。
为守护辖区平安，综合指挥室里做精“小合成”，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支撑；案件办理队和社区警务队一“打”一“防”，犹如派出所的两只拳头，将有限的警力充实到更基层、更一线，努力实现就地就近接处警、就地就近调纠纷、就地就近服务好。
有事咱找辖区民警，遇到棘手的事情，还能去“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去年8月以来，合肥公安聚焦困扰群众的难点痛点，从“小切口”入手解决“大问题”，创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122个，解决各类“疑难杂症”597件，获得群众普遍赞誉。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合肥公安创新“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新模式，构建大队建、大治安、大侦查、大交通、大支撑五大区块的“大服务格局”，通过整合警力资源，释放队伍活力、凝聚队伍合力，着力打造治安防控、打击犯罪、交通安全、队伍建设、保障支撑高效闭环，为公安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合肥公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民意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向科技要警力，在精细管理上下绣花功夫，优化工作机制，切实转作风、办实事，竭力为人民群众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以广大民警、辅警的汗水和智慧，换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和满意。”合肥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卫宝说。（来源：法治日报）
防火卷帘想长期使用不损坏要做到哪些？
防火卷帘门的出现，可以有效的隔断火灾，烟雾的扩散，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如何延长门的使用寿命还不够熟悉。翼达防火卷帘门厂家告诉您，如果想延长防火卷帘门的使用并不困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是，提高定制质量：防火卷帘门主要是由厂家定制的，但不同厂家在生产条件、水平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定制质量的差异。为了提高卷帘门的质量，我们应寻找实力较强的防火卷帘门厂家，选择一些好的定制材料。
二是安装调试到位：防火卷帘门定制完成后，由技术人员来提供安装服务。在安装过程中，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尤其是关键部位。安装完毕后，应及时调试，检查卷帘门运行是否正常。
三是，维护要及时：因为消防装置长时间没有使用。客户应定期检查设备的技术性能，同时也要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以确保有火灾发生才能正常运行。
生产厂家的试验表明，为了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须按照操作规程使用产品，避免因非法操作而损坏设备。这是延长防火卷帘使用寿命的关键。
防火卷帘门的出现，可以有效的隔断火灾，烟雾的扩散，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如何延长门的使用寿命还不够熟悉。翼达防火卷帘门厂家告诉您，如果想延长防火卷帘门的使用并不困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是，提高定制质量：防火卷帘门主要是由厂家定制的，但不同厂家在生产条件、水平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定制质量的差异。为了提高卷帘门的质量，我们应寻找实力较强的防火卷帘门厂家，选择一些好的定制材料。
二是安装调试到位：防火卷帘门定制完成后，由技术人员来提供安装服务。在安装过程中，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尤其是关键部位。安装完毕后，应及时调试，检查卷帘门运行是否正常。
三是，维护要及时：因为消防装置长时间没有使用。客户应定期检查设备的技术性能，同时也要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以确保有火灾发生才能正常运行。
生产厂家的试验表明，为了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须按照操作规程使用产品，避免因非法操作而损坏设备。这是延长防火卷帘使用寿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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