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泄露用户信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6月，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一批)》，在16款未完成整改的App名单中不乏e代驾、当当等知名应用，且相当一部分涉及将用户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根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接到的投诉情况看，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权限申请、个性化服务以及账号注销等方面，都有大量用户投诉。随着大众对个人信息价值认识觉醒，不少用户开始反感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应用推送，毕竟在“默契”背后隐藏的或许是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侵犯。
最大风险产生在数据流通、共享环节
“公民的位置、信用、交易等信息被源源不断收集、存储在网络空间，信息泄露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何规范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遏制个人信息滥用及衍生的诈骗等，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的通力合作。”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这样说。
近年来，小程序、快应用等蓬勃发展。这些即时应用不需安装、即点即用，还具备了传统App完整的应用体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信息安全部主任宁华说，一些企业内部管理不够完善，防护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容易泄露。比如，企业人员管理技术不完善，缺乏对管理、开发人员的安全防护培训等。
另外，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难感知、难取证现象依然存在。宁华认为，个人信息经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使用。比如，用户在搜索过程中输入信息、在谈话中聊天聊内容，都在以用户可感知形式呈现在了一些App的个性化推荐中。
百度集团法务部负责人李妍洁也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模型训练不能离开数据，而往往最大风险产生于数据的流通和共享之中。“如何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实现数据流通、共享，成为了一大挑战”。
定向推送背后是“懂你”还是“害你”
日前，央视新闻报道手机App“偷窥”乱象，有App十几分钟内访问照片和文件两万多次，涉及移动教学软件“优学院”、办公软件“TIM”等多款产品。
“未经用户同意，部分App存在频繁调用API接口（操作系统留给应用程序的调用接口）获取用户信息现象。我们测试发现，部分应用在后台运行情况下，按每5分钟、30分钟或1小时的间隔调用API，这种行为并不存在于合理的应用场景中，也没有出具必要的情况说明。”宁华说。
工信部20号令第11条规定，不得收集其提供服务所必需以外的信息，不能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其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工信部337号文中也规定，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如果是非服务所必须或合理应用场景，不应该存在超范围、超频次读取通讯录、位置信息、身份证、人脸等行为。
针对人们常说的“App窃听用户隐私”行为，宁华认为，从产业发展趋势看，基于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芯片技术迅速发展，语音识别正趋于本地化、免唤醒、低功耗，部分App正在利用上述技术“窃听”隐私并做定向推送。
“我们也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出现的新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包括集成第三方服务时责任界定、完善权限申请目的告知能力、优化调用行为记录等。”宁华认为，可以采用以合作协议、合同等方式界定双方责任，在权限管控方面优化终端权限授予机制，推动权限开放最小化；同时，完善应用权限申请使用机制，尽量移出不必要的第三方依赖权限，涉及日历、通信录、通话记录、短信、电话、位置等敏感信息，推动权限申请目的告知一体化。
近年来，泰尔终端实验室正在加强设备唯一识别码防护，制定移动终端设备、蓝牙MAC地址、特定Cookie设备的识别码标准，以及推动构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签名认证机制，通过电子签名技术实现应用防篡改。
破解责任界定不清，监管尚须“道高一丈”
目前，个人隐私问题的主体责任不清晰、举证困难等，正在成为整治中面临的常见现象。另外，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很多恶意应用也在通过打擦边球方式，在命名、图标样式方面与热门应用类似，一些小众分发平台监测审核力度参差不齐，导致了平台出现恶意应用比例相对较高。
“开发者、监测机构、分发平台、终端系统等，缺乏完整的数据信任链条，目前系统在安装、使用应用时很难进行鉴别，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更缺乏相应能力识别恶意应用，只能依赖分发平台和终端安装时的相应提示。”宁华说。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部分第三方SDK（应用软件开发工具集合）同时被多家应用集成使用，其在收集使用方面与软件应用一样都具备同样能力。宁华坦言，在集成SDK方面，应用通常缺乏有效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发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时，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原因，也存在责任不清或相互推委现象。
在业界看来，移动应用开发者在集成或接入第三方服务时，应该明确双方在公开处理个人信息规则，明示处理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以及在争取用户同意等方面，不应该因责任界定不清，导致监管乏力。
九龙治水之下可适当引入“问责制”
今年以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前段时间，国家四部委再次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后续加强立法、制定监管政策、保障跨境数据流动等，都将成为行业常态。
“目前‘九龙治水’格局下，不同部门都有相应执法权，但却是分散的执法体系。”中国互联网协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汉华说，工信、市场监管、公安、网信、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部门都负有相应责任，但当前管理格局导致某些情况下执法责任边界不明确，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
在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顾伟看来，需要在法律层面引入相应问责制。比如，明确要求企业需要履行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实现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履职”。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管理机构也都纷纷加强信息滥用以及泄露事件的处罚力度。“最新调研显示，GDPR实施两年以来数据保护部门共实施231次罚款，罚金都是‘天文数字’。在这样的监管力度下，相信会有更多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行动开展。”李妍洁说。周汉华也认为，目前最好的结果是能够设立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从而解决政企不分、政监不分的传统管理弊端。
根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接到的投诉情况看，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权限申请、个性化服务以及账号注销等方面，都有大量用户投诉。随着大众对个人信息价值认识觉醒，不少用户开始反感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应用推送，毕竟在“默契”背后隐藏的或许是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侵犯。
最大风险产生在数据流通、共享环节
“公民的位置、信用、交易等信息被源源不断收集、存储在网络空间，信息泄露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何规范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遏制个人信息滥用及衍生的诈骗等，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的通力合作。”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这样说。
近年来，小程序、快应用等蓬勃发展。这些即时应用不需安装、即点即用，还具备了传统App完整的应用体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信息安全部主任宁华说，一些企业内部管理不够完善，防护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容易泄露。比如，企业人员管理技术不完善，缺乏对管理、开发人员的安全防护培训等。
另外，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难感知、难取证现象依然存在。宁华认为，个人信息经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使用。比如，用户在搜索过程中输入信息、在谈话中聊天聊内容，都在以用户可感知形式呈现在了一些App的个性化推荐中。
百度集团法务部负责人李妍洁也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模型训练不能离开数据，而往往最大风险产生于数据的流通和共享之中。“如何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实现数据流通、共享，成为了一大挑战”。
定向推送背后是“懂你”还是“害你”
日前，央视新闻报道手机App“偷窥”乱象，有App十几分钟内访问照片和文件两万多次，涉及移动教学软件“优学院”、办公软件“TIM”等多款产品。
“未经用户同意，部分App存在频繁调用API接口（操作系统留给应用程序的调用接口）获取用户信息现象。我们测试发现，部分应用在后台运行情况下，按每5分钟、30分钟或1小时的间隔调用API，这种行为并不存在于合理的应用场景中，也没有出具必要的情况说明。”宁华说。
工信部20号令第11条规定，不得收集其提供服务所必需以外的信息，不能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其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工信部337号文中也规定，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如果是非服务所必须或合理应用场景，不应该存在超范围、超频次读取通讯录、位置信息、身份证、人脸等行为。
针对人们常说的“App窃听用户隐私”行为，宁华认为，从产业发展趋势看，基于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芯片技术迅速发展，语音识别正趋于本地化、免唤醒、低功耗，部分App正在利用上述技术“窃听”隐私并做定向推送。
“我们也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出现的新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包括集成第三方服务时责任界定、完善权限申请目的告知能力、优化调用行为记录等。”宁华认为，可以采用以合作协议、合同等方式界定双方责任，在权限管控方面优化终端权限授予机制，推动权限开放最小化；同时，完善应用权限申请使用机制，尽量移出不必要的第三方依赖权限，涉及日历、通信录、通话记录、短信、电话、位置等敏感信息，推动权限申请目的告知一体化。
近年来，泰尔终端实验室正在加强设备唯一识别码防护，制定移动终端设备、蓝牙MAC地址、特定Cookie设备的识别码标准，以及推动构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签名认证机制，通过电子签名技术实现应用防篡改。
破解责任界定不清，监管尚须“道高一丈”
目前，个人隐私问题的主体责任不清晰、举证困难等，正在成为整治中面临的常见现象。另外，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很多恶意应用也在通过打擦边球方式，在命名、图标样式方面与热门应用类似，一些小众分发平台监测审核力度参差不齐，导致了平台出现恶意应用比例相对较高。
“开发者、监测机构、分发平台、终端系统等，缺乏完整的数据信任链条，目前系统在安装、使用应用时很难进行鉴别，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更缺乏相应能力识别恶意应用，只能依赖分发平台和终端安装时的相应提示。”宁华说。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部分第三方SDK（应用软件开发工具集合）同时被多家应用集成使用，其在收集使用方面与软件应用一样都具备同样能力。宁华坦言，在集成SDK方面，应用通常缺乏有效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发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时，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原因，也存在责任不清或相互推委现象。
在业界看来，移动应用开发者在集成或接入第三方服务时，应该明确双方在公开处理个人信息规则，明示处理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以及在争取用户同意等方面，不应该因责任界定不清，导致监管乏力。
九龙治水之下可适当引入“问责制”
今年以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前段时间，国家四部委再次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后续加强立法、制定监管政策、保障跨境数据流动等，都将成为行业常态。
“目前‘九龙治水’格局下，不同部门都有相应执法权，但却是分散的执法体系。”中国互联网协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汉华说，工信、市场监管、公安、网信、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部门都负有相应责任，但当前管理格局导致某些情况下执法责任边界不明确，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
在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顾伟看来，需要在法律层面引入相应问责制。比如，明确要求企业需要履行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实现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履职”。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管理机构也都纷纷加强信息滥用以及泄露事件的处罚力度。“最新调研显示，GDPR实施两年以来数据保护部门共实施231次罚款，罚金都是‘天文数字’。在这样的监管力度下，相信会有更多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行动开展。”李妍洁说。周汉华也认为，目前最好的结果是能够设立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从而解决政企不分、政监不分的传统管理弊端。
【邯郸曲周“党支部+合作社”破解农村发展瓶颈】——曲周县东刘庄村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曲周县东刘庄村按照“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实施整村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忆往昔，分散经营制约发展
东刘庄村全村160户612人，有耕地1020亩，党员24名，支村两委干部5人。该村一无自然资源，二无集体积累，三无优势产业，资源禀赋较差，产业结构单一，是一个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典型传统农业种植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东刘庄与中国多数农村遇到相同的困扰。
东刘庄村的耕地，承包到户时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块，田埂、边垄、田间路又占了不少耕地，不仅造成耕种面积缩小，而且束缚生产力发展。由于地块零散，农户之间作物种植不统一，大型农机作业难以施展，给农业机械化、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带来很大困难。分户经营，各管各家事，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管护不好、作用发挥不好，生产工具重复购置严重，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户之间的文化素质不同，技术接受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一些新技术、新品种很难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广应用。由于生产缺乏组织性，农户只是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分散的土地经营把农民紧紧吸附在土地上，在家种地挣不了大钱，外出打工舍不得土地，闲时打工、农忙种地成了农民的常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集体资产分产到家，承包到户，特别是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级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集体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上无能为力，长期以来农民感觉不到党支部、村集体的服务和帮助。
分散经营给农村治理带来难题。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解决不了；农忙时节抢水、抢电等很多纠纷解决不了；新增人口虽有农民身份却无地可耕，“无地农户”问题解决不了。这三大问题成了乡村振兴的“绊脚石”。
解困扰，蹚出一条致富路
面对困惑，2011年秋，东刘庄村党支部改革图变，牵头成立了东刘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整村土地流转，搬开农业发展“绊脚石”。广泛宣传，获取民意基础。党支部深入农户宣传政策，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最终该村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了东刘庄村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获取群众信任。两项举措，打消群众顾虑。村集体自筹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土地保底收入的风险金，打消群众“租金给不了怎么办”的忧虑。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仍按土地承包权全部发放给农户，农民原有承包地全部用灰桩定界，地虽合，地界存，打消了农民“土地权属归谁”的忧虑。灵活入股，照顾全民利益。土地入股由农户自主选择：有土地的村民按照1厘地1股，每股10元的标准，实行保底不分红和入股可分红两种方式流转给合作社（目前每亩流转金1000元，农户之间流转不超过700元）。无地村民每人按100股(相当于1亩地)领取分红，保证无地农民利益。由此，全村108户群众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农民当股民，群众成社员”实现整村土地流转。建章立制，透明规范经营。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明确土地流转的方式、地块、期限、收益、权利义务等。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和各项制度，设立了社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组建了监督机构，实现了民主管理、透明操作和规范运营。
多种合作模式，集体经济收入高。整村土地流转，村集体创新性地将田间路、水利设施等作为集体资产入股，再加上各种管理费及多种合作模式，村集体年收入达45万元。优惠政策，引进科研院校参与。以我市棉麦双丰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参与，由东刘庄合作社自主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所有，按照每亩棉花400斤，每斤3元计算，小麦850斤，每斤1.28元计算，250亩，年收入55万元，扣除流转金和农业投资，集体收益10万元左右。合作种植，建设科技示范基地。省玉米产业体系示范基地由科研单位提供种子、农药、肥料，东刘庄合作社按照玉米产业体系要求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按照每亩玉米1500斤，每斤1.1元计算，小麦1000斤，每斤1.28元计算，150亩地年收入40万元左右，扣除流转金和属于合作社的农业投资，集体收益8万元左右。出租土地，吸引知名企业合作。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设施蔬菜基地和七彩环美欧式苗圃基地即采用此种模式。东刘庄合作社前三年保底每亩1200元。三年后参与分红，每亩保底1200元基础上，每三年参与一次分红，每个大棚分红1000元，每亩苗圃分红800元。目前，620亩集体每亩可保底收入136元，加上基础设施使用费，年收入10万元。
解放农村劳力，家庭收入渠道宽。土地整村流转后，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农户增收拓宽了渠道。村支书给村民算了三笔“致富账”。一是“土地收入账”。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股经营，与群众自行流转每亩500元、自己耕种每亩收入800—1000元的收益相比，既节约劳动力，又增加收益。二是“务工收入账”。由镇村两级主导，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协会、创业帮扶协会，指导组织社员外出务工、自主创业、参加合作社的有偿劳动。据估算，可实现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三是“无地农民受益账”。合作社从盈利中拿出部分收益资金，用于人头股，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保障了无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调动了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三笔账算下来，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935元，比该县农民平均收入多了一倍。
改善人居环境，农民生活城市化。东刘庄村整体土地流转后，集体有了收入，合作社每年拿出结余的60%用于村庄基础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人居环境更靓丽。街巷全部硬化，配备了垃圾箱、清运车，安装了路灯、绿化了街道，聘用三名保洁员，实现卫生维护常态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庭庭院更美丽。该村全部实现了厕所水冲式、厨房电气化，庭院建起了小花园、小菜园。文化生活更丰富。村里建设了村史馆、图书馆、农耕体验园，休闲娱乐村民有了好去处。
看今朝，流转模式效果好
东刘庄村“党支部+合作社”模式中，党支部发挥了政治、组织优势，合作社发挥了市场、技术优势。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流转整村土地，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可借鉴能复制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全村土地整村流转之后，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惠农资金打捆使用，大型农机具、农业新技术、种植新品种推广应用，农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依托中科院科技优势，冬小麦、春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农业产出效益逐步提升。
土地实现流转后，大量农民从田间解放出来，部分村民自己创业，多数外出和就近务工，逐步形成多元增收格局。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80%收入用于农户分红，20%留作公益金，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发展村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共赢发展。
合作社将农民的主要精力凝聚到发家致富上，减少矛盾纠纷；通过评选三好社员、优先配置用工名额等措施强化对农民的管理，促进农村工作的开展；增设人头股，使无地农民没有土地却享受土地收益，为一些棘手社会问题解决作了有益尝试。
合作社与基层党组织互为支撑，相互依托。成立合作社以来，该村支村两委领导班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为民意识显著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守法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参与新农村各项建设更为积极主动，大大加快了农村民主建设进程。
来源：曲周宣传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曲周县东刘庄村按照“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实施整村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忆往昔，分散经营制约发展
东刘庄村全村160户612人，有耕地1020亩，党员24名，支村两委干部5人。该村一无自然资源，二无集体积累，三无优势产业，资源禀赋较差，产业结构单一，是一个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典型传统农业种植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东刘庄与中国多数农村遇到相同的困扰。
东刘庄村的耕地，承包到户时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块，田埂、边垄、田间路又占了不少耕地，不仅造成耕种面积缩小，而且束缚生产力发展。由于地块零散，农户之间作物种植不统一，大型农机作业难以施展，给农业机械化、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带来很大困难。分户经营，各管各家事，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管护不好、作用发挥不好，生产工具重复购置严重，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户之间的文化素质不同，技术接受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一些新技术、新品种很难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广应用。由于生产缺乏组织性，农户只是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分散的土地经营把农民紧紧吸附在土地上，在家种地挣不了大钱，外出打工舍不得土地，闲时打工、农忙种地成了农民的常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集体资产分产到家，承包到户，特别是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级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集体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上无能为力，长期以来农民感觉不到党支部、村集体的服务和帮助。
分散经营给农村治理带来难题。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解决不了；农忙时节抢水、抢电等很多纠纷解决不了；新增人口虽有农民身份却无地可耕，“无地农户”问题解决不了。这三大问题成了乡村振兴的“绊脚石”。
解困扰，蹚出一条致富路
面对困惑，2011年秋，东刘庄村党支部改革图变，牵头成立了东刘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整村土地流转，搬开农业发展“绊脚石”。广泛宣传，获取民意基础。党支部深入农户宣传政策，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最终该村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了东刘庄村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获取群众信任。两项举措，打消群众顾虑。村集体自筹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土地保底收入的风险金，打消群众“租金给不了怎么办”的忧虑。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仍按土地承包权全部发放给农户，农民原有承包地全部用灰桩定界，地虽合，地界存，打消了农民“土地权属归谁”的忧虑。灵活入股，照顾全民利益。土地入股由农户自主选择：有土地的村民按照1厘地1股，每股10元的标准，实行保底不分红和入股可分红两种方式流转给合作社（目前每亩流转金1000元，农户之间流转不超过700元）。无地村民每人按100股(相当于1亩地)领取分红，保证无地农民利益。由此，全村108户群众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农民当股民，群众成社员”实现整村土地流转。建章立制，透明规范经营。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明确土地流转的方式、地块、期限、收益、权利义务等。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和各项制度，设立了社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组建了监督机构，实现了民主管理、透明操作和规范运营。
多种合作模式，集体经济收入高。整村土地流转，村集体创新性地将田间路、水利设施等作为集体资产入股，再加上各种管理费及多种合作模式，村集体年收入达45万元。优惠政策，引进科研院校参与。以我市棉麦双丰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参与，由东刘庄合作社自主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所有，按照每亩棉花400斤，每斤3元计算，小麦850斤，每斤1.28元计算，250亩，年收入55万元，扣除流转金和农业投资，集体收益10万元左右。合作种植，建设科技示范基地。省玉米产业体系示范基地由科研单位提供种子、农药、肥料，东刘庄合作社按照玉米产业体系要求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按照每亩玉米1500斤，每斤1.1元计算，小麦1000斤，每斤1.28元计算，150亩地年收入40万元左右，扣除流转金和属于合作社的农业投资，集体收益8万元左右。出租土地，吸引知名企业合作。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设施蔬菜基地和七彩环美欧式苗圃基地即采用此种模式。东刘庄合作社前三年保底每亩1200元。三年后参与分红，每亩保底1200元基础上，每三年参与一次分红，每个大棚分红1000元，每亩苗圃分红800元。目前，620亩集体每亩可保底收入136元，加上基础设施使用费，年收入10万元。
解放农村劳力，家庭收入渠道宽。土地整村流转后，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农户增收拓宽了渠道。村支书给村民算了三笔“致富账”。一是“土地收入账”。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股经营，与群众自行流转每亩500元、自己耕种每亩收入800—1000元的收益相比，既节约劳动力，又增加收益。二是“务工收入账”。由镇村两级主导，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协会、创业帮扶协会，指导组织社员外出务工、自主创业、参加合作社的有偿劳动。据估算，可实现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三是“无地农民受益账”。合作社从盈利中拿出部分收益资金，用于人头股，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保障了无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调动了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三笔账算下来，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935元，比该县农民平均收入多了一倍。
改善人居环境，农民生活城市化。东刘庄村整体土地流转后，集体有了收入，合作社每年拿出结余的60%用于村庄基础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人居环境更靓丽。街巷全部硬化，配备了垃圾箱、清运车，安装了路灯、绿化了街道，聘用三名保洁员，实现卫生维护常态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庭庭院更美丽。该村全部实现了厕所水冲式、厨房电气化，庭院建起了小花园、小菜园。文化生活更丰富。村里建设了村史馆、图书馆、农耕体验园，休闲娱乐村民有了好去处。
看今朝，流转模式效果好
东刘庄村“党支部+合作社”模式中，党支部发挥了政治、组织优势，合作社发挥了市场、技术优势。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流转整村土地，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可借鉴能复制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全村土地整村流转之后，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惠农资金打捆使用，大型农机具、农业新技术、种植新品种推广应用，农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依托中科院科技优势，冬小麦、春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农业产出效益逐步提升。
土地实现流转后，大量农民从田间解放出来，部分村民自己创业，多数外出和就近务工，逐步形成多元增收格局。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80%收入用于农户分红，20%留作公益金，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发展村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共赢发展。
合作社将农民的主要精力凝聚到发家致富上，减少矛盾纠纷；通过评选三好社员、优先配置用工名额等措施强化对农民的管理，促进农村工作的开展；增设人头股，使无地农民没有土地却享受土地收益，为一些棘手社会问题解决作了有益尝试。
合作社与基层党组织互为支撑，相互依托。成立合作社以来，该村支村两委领导班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为民意识显著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守法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参与新农村各项建设更为积极主动，大大加快了农村民主建设进程。
来源：曲周宣传
#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年丰收节河南主会场，为啥在开封？】#开封#
2020年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南省的主会场设在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村。
近年来，开封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围绕“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农村改革”等重点任务，守正创新、奋勇争先，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打开新局面。开封乡村振兴“1+6”示范带建设荣获2019年度全国“三农”创新榜大奖，高标准农田建设获得省政府激励表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功经验得到“全国农村人居环境”公众号推广。
近日，记者探访这座豫东平原的农业生产大市，对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近距离观摩，看看一个以文化闻名的八朝古都，缘何能担农业农村工作大任，并成功争取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承办权？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农牧生产取得新突破
严格落实“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要求，全市农牧生产形势向好。
农牧生产再夺丰收。2019年全市粮食总产307.3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2020上半年全市畜牧业平稳发展，生猪产能恢复持续向好，为全市应对新冠疫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屡获表彰。全市超额完成2018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3万亩；高标准完成2019年度18万亩建设任务，并受到省政府1500万元激励表彰；7月30日，开封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被省农业农村厅全省印发推广。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更有保障。今年以来，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继续保持往年的高水平。全市农产品定量检测总合格率为99.0%，畜产品抽检总合格率达100%。全市已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121个，累计承担制修定各级农业标准和技术规程115项，先后创建无公害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181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18个。、
持续推进“百千工程”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新提升
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位置，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改善农民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的幸福美丽乡村。
建立了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结合“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和“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全市普遍开展村庄垃圾“清零”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坑塘沟渠、河边桥头、道路两侧等地方堆弃的垃圾及杂物。同时深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常态化管理和维护，确保保洁机制长效运行。各县区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运作，村庄保洁人员配备均超过0.3%，村庄生活垃圾治理率达到100%。
有序开展“厕所革命”。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好源头关，将责任细化到改厕的产品采购、施工、监管、验收等各个环节。累计完成卫生厕所改造52万余户，创新开发了人居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对户厕改造进行信息化管理，一户一档。
农村生态环境更加优化。2019年以来采取强化宣传、高效管控、督导巡查、严格奖惩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大秸秆清运力度，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管理制度，依托蓝天卫士监控平台，配合2070个应急小分队，24小时不间断管控，禁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始终保持省蓝天卫士监测“零火点”。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1%以上。超额完成省下土壤污染治理年度攻坚任务。化肥使用增幅连续四年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3%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25%。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产业扶贫取得新成效
开展“十链百园千基地”建设。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全市打造10个以上以小麦、花生、大蒜、蜜瓜、菊花、红薯、食用菌、生猪、牛、羊、鸡、鸭等为主导的全产业链，100个扶贫产业园和1000个扶贫产业基地，力争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升带贫能力。到2020年底，全市在原有产业叠加度基础上再增加1个产业叠加度，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产业收入再增加3000元。
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带贫功能。去年以来，全市依托3个省级、3个市级和20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带动贫困户7800户。
发挥种养业带贫优势。通过项目倾斜和资金支持，发展优质小麦、大蒜、花生、果蔬、草畜等生产基地60万亩；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两瓜一菜”种植模式，发展带贫设施农业2.44万亩，大棚9112座，带动贫困户7000户。
加强龙头企业带贫作用。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方式，推动龙头企业与贫困村、贫困户等相关经营主体紧密链接，形成利益共同体。截至目前，已培育63个带贫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13000户。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贫作用。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重点向贫困村和带贫作用大的合作社倾斜。截至目前，具有带动贫困户的经营主体675个，覆盖贫困户17000户。
探索“价格保险+产业扶贫”新模式。2019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蒜价格保险试点，本次试点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保费市、县财政各承担50%。全市共承保大蒜价格保险6.58万亩，覆盖贫困户20980户。
强化农技服务“造血”功能。按照“市级分县包乡、县乡包村联户”的原则，挑选40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农业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队，共开展科技扶贫12万人次，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20多项，通过新型农民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培训贫困农民2000人。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农业产业化达到新高度
农业品牌建设卓有成效。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总数达254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认定163个，绿色食品标志许可85个，新增通许小麦、尉氏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总数达6个；我市27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数量位居全省第一；目前我市获得了5个省级区域品牌、4个省级企业品牌、22个省级产品品牌、6个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
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截至目前，全市现有1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3家省级农业产业化企业（含兰考），143家市级农业产业化企业（含兰考）。我市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合格7家；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5家，总数达到7家。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全市通过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4531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30家，共创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5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5家，评定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68家。全市共有经工商注册的家庭农场2950家。
稳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兰考“湖羊-蜜瓜”、杞县“大蒜”、祥符区“花生”）；培育市级产业园3个（通许县“菊花”、尉氏县“食用菌”、尉氏县“优质小麦”）；培育县级产业园20个。
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市累计流转土地174.7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1.05%。（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屈晓妍）https://t.cn/A64uMirl
2020年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南省的主会场设在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村。
近年来，开封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围绕“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农村改革”等重点任务，守正创新、奋勇争先，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打开新局面。开封乡村振兴“1+6”示范带建设荣获2019年度全国“三农”创新榜大奖，高标准农田建设获得省政府激励表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功经验得到“全国农村人居环境”公众号推广。
近日，记者探访这座豫东平原的农业生产大市，对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近距离观摩，看看一个以文化闻名的八朝古都，缘何能担农业农村工作大任，并成功争取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承办权？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农牧生产取得新突破
严格落实“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要求，全市农牧生产形势向好。
农牧生产再夺丰收。2019年全市粮食总产307.3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2020上半年全市畜牧业平稳发展，生猪产能恢复持续向好，为全市应对新冠疫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屡获表彰。全市超额完成2018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3万亩；高标准完成2019年度18万亩建设任务，并受到省政府1500万元激励表彰；7月30日，开封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被省农业农村厅全省印发推广。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更有保障。今年以来，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继续保持往年的高水平。全市农产品定量检测总合格率为99.0%，畜产品抽检总合格率达100%。全市已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121个，累计承担制修定各级农业标准和技术规程115项，先后创建无公害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181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18个。、
持续推进“百千工程”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新提升
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位置，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改善农民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的幸福美丽乡村。
建立了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结合“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和“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全市普遍开展村庄垃圾“清零”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坑塘沟渠、河边桥头、道路两侧等地方堆弃的垃圾及杂物。同时深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常态化管理和维护，确保保洁机制长效运行。各县区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运作，村庄保洁人员配备均超过0.3%，村庄生活垃圾治理率达到100%。
有序开展“厕所革命”。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好源头关，将责任细化到改厕的产品采购、施工、监管、验收等各个环节。累计完成卫生厕所改造52万余户，创新开发了人居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对户厕改造进行信息化管理，一户一档。
农村生态环境更加优化。2019年以来采取强化宣传、高效管控、督导巡查、严格奖惩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大秸秆清运力度，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管理制度，依托蓝天卫士监控平台，配合2070个应急小分队，24小时不间断管控，禁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始终保持省蓝天卫士监测“零火点”。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1%以上。超额完成省下土壤污染治理年度攻坚任务。化肥使用增幅连续四年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3%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25%。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产业扶贫取得新成效
开展“十链百园千基地”建设。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全市打造10个以上以小麦、花生、大蒜、蜜瓜、菊花、红薯、食用菌、生猪、牛、羊、鸡、鸭等为主导的全产业链，100个扶贫产业园和1000个扶贫产业基地，力争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升带贫能力。到2020年底，全市在原有产业叠加度基础上再增加1个产业叠加度，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产业收入再增加3000元。
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带贫功能。去年以来，全市依托3个省级、3个市级和20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带动贫困户7800户。
发挥种养业带贫优势。通过项目倾斜和资金支持，发展优质小麦、大蒜、花生、果蔬、草畜等生产基地60万亩；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两瓜一菜”种植模式，发展带贫设施农业2.44万亩，大棚9112座，带动贫困户7000户。
加强龙头企业带贫作用。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方式，推动龙头企业与贫困村、贫困户等相关经营主体紧密链接，形成利益共同体。截至目前，已培育63个带贫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13000户。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贫作用。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重点向贫困村和带贫作用大的合作社倾斜。截至目前，具有带动贫困户的经营主体675个，覆盖贫困户17000户。
探索“价格保险+产业扶贫”新模式。2019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蒜价格保险试点，本次试点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保费市、县财政各承担50%。全市共承保大蒜价格保险6.58万亩，覆盖贫困户20980户。
强化农技服务“造血”功能。按照“市级分县包乡、县乡包村联户”的原则，挑选40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农业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队，共开展科技扶贫12万人次，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20多项，通过新型农民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培训贫困农民2000人。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农业产业化达到新高度
农业品牌建设卓有成效。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总数达254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认定163个，绿色食品标志许可85个，新增通许小麦、尉氏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总数达6个；我市27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数量位居全省第一；目前我市获得了5个省级区域品牌、4个省级企业品牌、22个省级产品品牌、6个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
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截至目前，全市现有1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3家省级农业产业化企业（含兰考），143家市级农业产业化企业（含兰考）。我市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合格7家；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5家，总数达到7家。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全市通过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4531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30家，共创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5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5家，评定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68家。全市共有经工商注册的家庭农场2950家。
稳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兰考“湖羊-蜜瓜”、杞县“大蒜”、祥符区“花生”）；培育市级产业园3个（通许县“菊花”、尉氏县“食用菌”、尉氏县“优质小麦”）；培育县级产业园20个。
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市累计流转土地174.7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1.05%。（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屈晓妍）https://t.cn/A64uMirl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