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北宋汝官窑和汝民窑重要标志：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
世间有究竟多少北宋汝窑？有说65件，有说百余件，有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真实数量可达数千件，这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北宋上百年期间在汝州范围内几百座窑场生产的汝窑产品，但基本是民窑产品；狭义是指北宋晚期宋徽宗御旨在御定窑址清凉寺窑烧制的北宋汝官窑，前者当年产量堪称巨量，目前存世数量肯定不在少数，有数千件之多完全有可能；后者由于20年极短烧制时间和严苛的挑选标准，存世数量极其稀少，南宋就已“近尤难得”，你说千年后的今天存世还会有多少？说稀世珍宝一点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别作为稀世珍宝的北宋汝官窑和存世量不少的北宋汝民窑？作为官窑在胎质，釉质，款式，制作精致程度等许多方面与民窑肯定有区别，实在区别不了，就看气质和神韵，但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笼统模糊的，如何看待这些标准，往往见仁见智，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从而造成北宋汝窑鉴定被体制内专家所垄断，得出国家博物馆的都是汝官窑，民间的都是汝民窑或现代仿品的体制内约定俗成的鉴定结论。
其实，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北宋汝官窑的鉴定标准，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标明北宋汝官窑有一个独特的用料及制作工艺，即玛瑙末入釉。至于为什么要用玛瑙入釉？对釉色，釉质，开片等方面有何影响？或单纯就是为了标明汝官窑的珍贵，这些目前网上争论不休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因为这一独特工艺处理，给北宋汝官窑发了身体证，其与汝民窑的鉴别就一目了然，复杂疑难笼统含混的区别标准一下变得简单明了，汝民窑做的再好，再神似汝官窑，只要用这一标准衡量一下，立马见分晓，因为在北宋汝州上百个窑址，除唯一的清凉寺窑作为御贡汝官窑窑址外，其它窑址所生产的所有汝窑器，没有一件釉内添加玛瑙。汝窑研究权威赵青云说过：“汝窑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最大的不同，就是汝官窑以玛瑙入釉。釉中含玛瑙是汝窑最独特的一个特点。”
怎样鉴定汝窑釉内是否添加玛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张福康等学者，曾用科技手段对古文献中提到的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的记载进行了实验性的验证，其通过实体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进行反复观察后，发现汝官窑釉中，存在极少量的未熔晶体残骸，根据其光性判断， 可能是石英，也可能是玛瑙，其晶体尺寸很小，用30倍的放大镜很难看到。其原因是玛瑙在磨成粉后，熔点高达1700度，所以在汝窑烧制主要温度的1100-1150之间，玛瑙极有可能未完全熔融存在于在釉中。并跟据与同时代临汝窑和钧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分析比较，汝官窑釉的玛瑙用量很少，最多不会超过5％。现今宝丰清凉寺汝窑博物馆窑炉遗址,遗留着一块当年留存的玛瑙末石头，这也证实了北宋汝官窑玛瑙入釉这一特征。另外，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民间也有不少北宋汝窑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网上发文，一致确认北宋汝官窑釉层下有微小的蓝色或其他色的有色微粒，这种微粒就是南宋人提到的玛瑙末入釉的未完全熔融的玛瑙晶体，只要用100倍放大镜就可看到这样的玛瑙微粒。遗憾的是，许多体制内专家在鉴定北宋汝官窑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重量级鉴定标准。
我们不知道被认定为65件或100件的几大博物馆藏北宋汝官窑是否符合具备釉下玛瑙微粒的标准，在这里可以武断的下个结论：在这一标准衡量下，这些上百年来无人怀疑的馆藏北宋汝窑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不是来自北宋皇宫有序流传，绝大多数是来自明清期民间，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属于北宋汝官窑。反之，近四十年来出土且被民藏的数量不少的北宋汝窑中，一定含有珍贵的北宋汝官窑器。
这里介绍本人收藏的一件北宋汝窑器，北宋汝窑葵口洗。这是件釉面严重受蚀的汝窑器，受蚀程度几乎遍及整器釉面，从受蚀状况分析，严格的说，其受蚀原因可能并不是来自土壤酸碱腐蚀，因为釉面不见明显土侵土蚀斑痕，这件水仙盆釉面受蚀是来自于长达近千年的水气和空气的污染和风化，所以其受蚀几乎是涉及整器内外全部釉面，而且与土蚀相比是更深层更严重的，当然就整体污染风化程度而言，因摆放位置原因，不同部位也能见到程度的区别，并不是一律化的。具体表现为：1，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玻化，几乎已没有汝窑原有的亚光泽，2：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色，除少量残存釉色外，大部分釉面已看不到汝窑天青釉色，3：因风化釉面不少地方被蚀空，放大镜下可看到大大小小被蚀空的空洞，洞内可见细微污渍，4：大部分釉面因污染风化而变得糟糠化，糟糠化的颜色有的因污染少而纯清透明，有的因污染重而发灰发黑混沌不清，但放大镜下仍可看到虽然糟糠化但晶莹发亮的釉质。5：葵口洗口沿处因风化加上原来釉薄造成剥釉脱釉，露出灰白胎色；6：严重风化造成釉面裂隙，裂隙内参杂污渍，7：因釉面糟糠化，原来的釉面开片本色几乎被煙没，但受蚀较轻的釉面仍隐约看到北宋汝窑典型的冰裂开片纹。
我们知道，因为年代久远，北宋汝窑的所谓的传世品除明清皇宫有序流传外，在民间是非常稀有的，如果民间有北宋汝窑，那几乎百分百是地下出土器，百分百具有土侵土蚀的地下出土痕迹，鉴定北宋汝窑，应持与鉴定明清官窑相反观点，即明清官窑越葬越旧越可能是赝品，而北宋汝窑越亮越新越可能是仿品，即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绝大多数也是老旧相，绝无清乾隆瓷器那样的旧器如新感觉，从本件釉面严重风化受蚀看，这件汝窑葵口洗出自北宋应该是无疑的。关键是这件葵口洗是汝民窑还是汝官窑？因釉面严重受蚀，从釉质来作区分判断已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制作工艺来作出判断鉴定，从做工上看，外撇的葵瓣排列如此整齐对称，弧度弯转自如，线条流畅，形体规整；釉面厚薄平整均匀；三个芝麻支钉如此对称，细小一致，与釉面平整一体，仅凭如此细微的制作处理就可见工艺之精细；在放大镜下晶莹透亮的釉质可见其非一般的釉料挑选，这些都可以说明该葵口洗有很大可能性是北宋汝官窑。除外，我们还可以用鉴定北宋汝官窑的铁标准——是否具备釉下玛瑙微粒残骸来最后鉴定这件葵口洗。
在100倍放大镜下，我们清晰地看到此件葵口洗釉下有残存的玛瑙微粒，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分布稀疏，少量而不均匀，在一个镜头范围内,可能一个微粒也没有，可能有多个微粒，证实只有5%的低含量，但不排除有的北宋汝官窑局部釉面都看不到蓝色玛瑙微粒，或看到大量集聚的蓝色玛瑙微粒；2：基本是蓝色玛瑙，很有可能为达到汝窑天青釉效果，特意选择蓝色玛瑙入釉，偶见紫红色和黄色玛瑙微粒晶体；3：玛瑙微粒面积总的很细小，在放大镜下约1毫米左右，但仍大小不一，有的一眼能明显看到，有的隐约看到，但不排除有大微粒；4：蓝色玛瑙微粒有的浮于釉表面，有的沉于釉下，颜色有深有淡，这或于釉内位置不同有关，或与熔融程度有关；5：这些位于不同层次的蓝色玛瑙微粒之所以能被看到，与微粒周围带有晶莹玉质感半透明半玻璃状的钙长石有关，白长石越洁白晶莹，蓝色玛瑙微粒越清晰，反之，如果白长石如果被腐蚀变色，则影响蓝色玛瑙微粒观察。钙长石是钙铝硅酸盐矿物，白色透明状，是北宋汝官窑的主要釉料成份。
可以断定，任何达到以上存在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标准的北宋汝窑都是御定窑址专为皇家宫廷制作的北宋汝官窑，也许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神品由于地下环境的腐蚀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当年在陶瓷界至高无上的珍贵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当然，釉下玛瑙微粒残骸这一标准只能用来鉴定区别同样达到北宋汝窑标准的真正的北宋汝民窑，对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量北宋汝窑仿制品也许没用，因为也许这些汝窑仿制品已经掌握了这一工艺，在汝窑釉内添加了蓝色玛瑙粉末。
南宋学者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打开北宋汝官窑这扇神秘大门的钥匙，绝大多数号称北宋汝官窑的汝窑器经其检验都将现出原形。一句话，北宋汝官窑这顶皇冠不是谁想带就能带的，馆藏北宋汝窑不一定都是汝官窑，民藏北宋汝窑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拍卖场高价成交的北宋汝窑不一定是汝官窑，被拍卖场拒之门外的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这以实验依据为准，不以体制内权威专家主观意念为转移。
这里必须指出，民间存有的北宋汝官窑不是没有历史依据，除有来自宫廷流失的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南宋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那句话，即在经过御拣后，一部分残次品退回窑场，可以出卖，这就证实了民间汝官窑是存在的，从清凉寺窑发掘出土大量碎瓷片也可看到，当年北宋汝官窑的产品的确不在少数，款式也远远不止馆藏那几种。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北宋期间汝州许多民窑场汝窑器的制作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御定窑场制作的汝官窑，也许正是为了区别这些类似贡品汝窑的民汝窑，凸现御定窑场产品的高贵，所以才有在汝官窑釉中加入在当时珍贵的玛瑙的特别工艺处理，而这种加入只是像征性的低含量加入，对釉质釉色开片等原有北宋汝官窑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注：因照相分辨率不够，本文所引用蓝色玛瑙微粒照片为网上借用，照片内容与葵口洗镜下类似。
联系：徐先生19805129024，13961791692（加微）
世间有究竟多少北宋汝窑？有说65件，有说百余件，有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真实数量可达数千件，这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北宋上百年期间在汝州范围内几百座窑场生产的汝窑产品，但基本是民窑产品；狭义是指北宋晚期宋徽宗御旨在御定窑址清凉寺窑烧制的北宋汝官窑，前者当年产量堪称巨量，目前存世数量肯定不在少数，有数千件之多完全有可能；后者由于20年极短烧制时间和严苛的挑选标准，存世数量极其稀少，南宋就已“近尤难得”，你说千年后的今天存世还会有多少？说稀世珍宝一点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别作为稀世珍宝的北宋汝官窑和存世量不少的北宋汝民窑？作为官窑在胎质，釉质，款式，制作精致程度等许多方面与民窑肯定有区别，实在区别不了，就看气质和神韵，但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笼统模糊的，如何看待这些标准，往往见仁见智，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从而造成北宋汝窑鉴定被体制内专家所垄断，得出国家博物馆的都是汝官窑，民间的都是汝民窑或现代仿品的体制内约定俗成的鉴定结论。
其实，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北宋汝官窑的鉴定标准，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标明北宋汝官窑有一个独特的用料及制作工艺，即玛瑙末入釉。至于为什么要用玛瑙入釉？对釉色，釉质，开片等方面有何影响？或单纯就是为了标明汝官窑的珍贵，这些目前网上争论不休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因为这一独特工艺处理，给北宋汝官窑发了身体证，其与汝民窑的鉴别就一目了然，复杂疑难笼统含混的区别标准一下变得简单明了，汝民窑做的再好，再神似汝官窑，只要用这一标准衡量一下，立马见分晓，因为在北宋汝州上百个窑址，除唯一的清凉寺窑作为御贡汝官窑窑址外，其它窑址所生产的所有汝窑器，没有一件釉内添加玛瑙。汝窑研究权威赵青云说过：“汝窑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最大的不同，就是汝官窑以玛瑙入釉。釉中含玛瑙是汝窑最独特的一个特点。”
怎样鉴定汝窑釉内是否添加玛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张福康等学者，曾用科技手段对古文献中提到的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的记载进行了实验性的验证，其通过实体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进行反复观察后，发现汝官窑釉中，存在极少量的未熔晶体残骸，根据其光性判断， 可能是石英，也可能是玛瑙，其晶体尺寸很小，用30倍的放大镜很难看到。其原因是玛瑙在磨成粉后，熔点高达1700度，所以在汝窑烧制主要温度的1100-1150之间，玛瑙极有可能未完全熔融存在于在釉中。并跟据与同时代临汝窑和钧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分析比较，汝官窑釉的玛瑙用量很少，最多不会超过5％。现今宝丰清凉寺汝窑博物馆窑炉遗址,遗留着一块当年留存的玛瑙末石头，这也证实了北宋汝官窑玛瑙入釉这一特征。另外，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民间也有不少北宋汝窑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网上发文，一致确认北宋汝官窑釉层下有微小的蓝色或其他色的有色微粒，这种微粒就是南宋人提到的玛瑙末入釉的未完全熔融的玛瑙晶体，只要用100倍放大镜就可看到这样的玛瑙微粒。遗憾的是，许多体制内专家在鉴定北宋汝官窑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重量级鉴定标准。
我们不知道被认定为65件或100件的几大博物馆藏北宋汝官窑是否符合具备釉下玛瑙微粒的标准，在这里可以武断的下个结论：在这一标准衡量下，这些上百年来无人怀疑的馆藏北宋汝窑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不是来自北宋皇宫有序流传，绝大多数是来自明清期民间，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属于北宋汝官窑。反之，近四十年来出土且被民藏的数量不少的北宋汝窑中，一定含有珍贵的北宋汝官窑器。
这里介绍本人收藏的一件北宋汝窑器，北宋汝窑葵口洗。这是件釉面严重受蚀的汝窑器，受蚀程度几乎遍及整器釉面，从受蚀状况分析，严格的说，其受蚀原因可能并不是来自土壤酸碱腐蚀，因为釉面不见明显土侵土蚀斑痕，这件水仙盆釉面受蚀是来自于长达近千年的水气和空气的污染和风化，所以其受蚀几乎是涉及整器内外全部釉面，而且与土蚀相比是更深层更严重的，当然就整体污染风化程度而言，因摆放位置原因，不同部位也能见到程度的区别，并不是一律化的。具体表现为：1，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玻化，几乎已没有汝窑原有的亚光泽，2：釉面因污染风化严重脱色，除少量残存釉色外，大部分釉面已看不到汝窑天青釉色，3：因风化釉面不少地方被蚀空，放大镜下可看到大大小小被蚀空的空洞，洞内可见细微污渍，4：大部分釉面因污染风化而变得糟糠化，糟糠化的颜色有的因污染少而纯清透明，有的因污染重而发灰发黑混沌不清，但放大镜下仍可看到虽然糟糠化但晶莹发亮的釉质。5：葵口洗口沿处因风化加上原来釉薄造成剥釉脱釉，露出灰白胎色；6：严重风化造成釉面裂隙，裂隙内参杂污渍，7：因釉面糟糠化，原来的釉面开片本色几乎被煙没，但受蚀较轻的釉面仍隐约看到北宋汝窑典型的冰裂开片纹。
我们知道，因为年代久远，北宋汝窑的所谓的传世品除明清皇宫有序流传外，在民间是非常稀有的，如果民间有北宋汝窑，那几乎百分百是地下出土器，百分百具有土侵土蚀的地下出土痕迹，鉴定北宋汝窑，应持与鉴定明清官窑相反观点，即明清官窑越葬越旧越可能是赝品，而北宋汝窑越亮越新越可能是仿品，即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绝大多数也是老旧相，绝无清乾隆瓷器那样的旧器如新感觉，从本件釉面严重风化受蚀看，这件汝窑葵口洗出自北宋应该是无疑的。关键是这件葵口洗是汝民窑还是汝官窑？因釉面严重受蚀，从釉质来作区分判断已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制作工艺来作出判断鉴定，从做工上看，外撇的葵瓣排列如此整齐对称，弧度弯转自如，线条流畅，形体规整；釉面厚薄平整均匀；三个芝麻支钉如此对称，细小一致，与釉面平整一体，仅凭如此细微的制作处理就可见工艺之精细；在放大镜下晶莹透亮的釉质可见其非一般的釉料挑选，这些都可以说明该葵口洗有很大可能性是北宋汝官窑。除外，我们还可以用鉴定北宋汝官窑的铁标准——是否具备釉下玛瑙微粒残骸来最后鉴定这件葵口洗。
在100倍放大镜下，我们清晰地看到此件葵口洗釉下有残存的玛瑙微粒，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分布稀疏，少量而不均匀，在一个镜头范围内,可能一个微粒也没有，可能有多个微粒，证实只有5%的低含量，但不排除有的北宋汝官窑局部釉面都看不到蓝色玛瑙微粒，或看到大量集聚的蓝色玛瑙微粒；2：基本是蓝色玛瑙，很有可能为达到汝窑天青釉效果，特意选择蓝色玛瑙入釉，偶见紫红色和黄色玛瑙微粒晶体；3：玛瑙微粒面积总的很细小，在放大镜下约1毫米左右，但仍大小不一，有的一眼能明显看到，有的隐约看到，但不排除有大微粒；4：蓝色玛瑙微粒有的浮于釉表面，有的沉于釉下，颜色有深有淡，这或于釉内位置不同有关，或与熔融程度有关；5：这些位于不同层次的蓝色玛瑙微粒之所以能被看到，与微粒周围带有晶莹玉质感半透明半玻璃状的钙长石有关，白长石越洁白晶莹，蓝色玛瑙微粒越清晰，反之，如果白长石如果被腐蚀变色，则影响蓝色玛瑙微粒观察。钙长石是钙铝硅酸盐矿物，白色透明状，是北宋汝官窑的主要釉料成份。
可以断定，任何达到以上存在釉下蓝色玛瑙微粒残骸标准的北宋汝窑都是御定窑址专为皇家宫廷制作的北宋汝官窑，也许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神品由于地下环境的腐蚀已经面目全非，但它当年在陶瓷界至高无上的珍贵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当然，釉下玛瑙微粒残骸这一标准只能用来鉴定区别同样达到北宋汝窑标准的真正的北宋汝民窑，对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量北宋汝窑仿制品也许没用，因为也许这些汝窑仿制品已经掌握了这一工艺，在汝窑釉内添加了蓝色玛瑙粉末。
南宋学者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打开北宋汝官窑这扇神秘大门的钥匙，绝大多数号称北宋汝官窑的汝窑器经其检验都将现出原形。一句话，北宋汝官窑这顶皇冠不是谁想带就能带的，馆藏北宋汝窑不一定都是汝官窑，民藏北宋汝窑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拍卖场高价成交的北宋汝窑不一定是汝官窑，被拍卖场拒之门外的也不一定不是汝官窑，这以实验依据为准，不以体制内权威专家主观意念为转移。
这里必须指出，民间存有的北宋汝官窑不是没有历史依据，除有来自宫廷流失的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南宋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那句话，即在经过御拣后，一部分残次品退回窑场，可以出卖，这就证实了民间汝官窑是存在的，从清凉寺窑发掘出土大量碎瓷片也可看到，当年北宋汝官窑的产品的确不在少数，款式也远远不止馆藏那几种。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北宋期间汝州许多民窑场汝窑器的制作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御定窑场制作的汝官窑，也许正是为了区别这些类似贡品汝窑的民汝窑，凸现御定窑场产品的高贵，所以才有在汝官窑釉中加入在当时珍贵的玛瑙的特别工艺处理，而这种加入只是像征性的低含量加入，对釉质釉色开片等原有北宋汝官窑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注：因照相分辨率不够，本文所引用蓝色玛瑙微粒照片为网上借用，照片内容与葵口洗镜下类似。
联系：徐先生19805129024，13961791692（加微）
【#专家谈# 马广奇：建设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中华五千年历史悠久，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但现代“经济学”却是舶来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或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创新和跟上，是一个急不得又慢不得的历史性战略性话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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