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从本色出演到成为本尊（2）
本色出演/成为本尊
Impersonating Myself / Becoming Myself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摄影和影像展
中国和以色列，
分处亚洲大陆相反方向的两端，
两个国家都在努力促进全球的文化合作。
上周，《本色出演/成为本尊》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正式开幕，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爱德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展览由以色列策展人苏珊·布罗施·莱维特（Shoshan Brosh-Levitt）和中国策展人张芳联合策展，呈现了由中以两国22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逾45件（组）摄影及影像作品。
参展艺术家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Plate 34” (Dr. Diamond, Circa 1855), Asylum (The Dress) 1855-2017 《“相片34号”（钻石博士，Circa 1855），难民营（裙子）1855-2017》, 2016
米哈·海姆写道：“2012年，我读到《疯狂的面孔：Hugh W. Diamond和精神摄影的起源（1976年）》这本书，偶遇了《相片34号》，这对我是一次关键的时刻。这张照片促使我开展了一个项目，这是基于一个激进的想法，具体是通过拍摄数几十人的照片——难民、活动家、艺术家和其他人来建立一个社群，日期从1855年到2017年不等。其中一些是真人照片，而另外的都是旧照片中场景重现的照片（包括相片34号）。《相片34号》中盯着我看的年轻女子——这张照片是大约1855年由伦敦斯普林菲尔德医院（原萨里郡疯人院）的高级职员及英国精神病学家Diamond博士（1809-1886）拍摄的——在我看来，就像我青春期的自己。我甚至认出了我本人的双手。为了重新审视19世纪50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缝上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用来作为进入到我想象的精神病院的主要策略。我开始拍摄多张肖像（照片和视频），主要是女性，包括我和我的女儿“。
艺厘米：在《相片 34 号》中，您为了重新审视 19 世纪 50 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给自己缝上了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当您进入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想象中时，您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此环境中历史女性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米哈·海姆：所以，相片34号就是我。
“相片34号”当然不可能是我自己，因为照片中的女人已经死了很久，但是！每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都毫不怀疑照片里的是我。
有些人会说这很荒谬，不合逻辑，但它是否是下意识的，又或是无端感发呢？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疯了吗”？但什么是疯狂？精神病院，就是我试图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中发展新学科的空间。
在19世纪遇到我自己——这场和《相片34号》的重要相遇启发我着手这个项目：重访19世纪的精神病院来重新思考这个过去的妇女社群，以及全世界如今未被看到、被压制的妇女和和难民的社群；我可以通过想象空间和时间召开社群会议，并创建一个由数十名妇女、当代难民、活动组织者、艺术家、作家、家庭成员、朋友、批评家、治疗师、社会学家组成的新社群；我们如何利用同情和身份作为一种激进的纽带来支持妇女和其它社群。
2012年，在收录戴蒙德博士摄影作品的相集《疯狂的脸》一书中，我和其中一张照片有过重要的相遇。照片上是伦敦萨里县精神病院的一位无名女性病人，名为《相片34号》。这一刻我与《相片34号》产生了联系，一个早已死去的无名妇女让我进入了一场跨域时间的冒险。这激发我去深究、去审视摄影的力量，通过不同拍摄手法去攫取过往的创伤迹象，让已逝之物跨越时空，在如今呈现（镜头主要对准女性）；又通过不同的视觉材料让我连接过去与现在，越发熟知那段陌生的历史。
我第一个想法是裁制出《相片34号》和书里许多其他病人穿着的独特格子连衣裙（病号服），邀请朋友们穿上并拍下他们的肖像。
连衣裙制成之后，我开始拍摄150多名模特的照片和视频，采用和戴蒙德博士在精神病院工作室里一样的深灰色画室背景。我拍摄了一些阶段性的肖像和视频，重新确定格子连衣裙作为连接历史，探入精神病院的主要渠道（19世纪的警卫可不会轻易让我们探索精神病院），并将其视作团结的象征。我还采用了其他的拍摄手法，让这些肖像富于多样性。有些模特俯视或者远离摄像机，另一些人很直接地凝视镜头。有些我会通过睡觉和做梦来呈现，有些人带宠物和毛绒动物，或持照片掩面。模特们将脸藏在图片后，这些图片有萨里县拍摄的不同病人的照片，以及著名艺术家或活动人士的肖像和自画像等。
例如在其中一幅肖像画中，我的一位助手拿着一张面具，面罩上是相片34号，她会成功地欺骗卫兵，进入精神病院吗？我本人也以许多不同方式入镜，潜入历史，当然这些我最好保密。
本色出演/成为本尊
Impersonating Myself / Becoming Myself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摄影和影像展
中国和以色列，
分处亚洲大陆相反方向的两端，
两个国家都在努力促进全球的文化合作。
上周，《本色出演/成为本尊》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正式开幕，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爱德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展览由以色列策展人苏珊·布罗施·莱维特（Shoshan Brosh-Levitt）和中国策展人张芳联合策展，呈现了由中以两国22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逾45件（组）摄影及影像作品。
参展艺术家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Plate 34” (Dr. Diamond, Circa 1855), Asylum (The Dress) 1855-2017 《“相片34号”（钻石博士，Circa 1855），难民营（裙子）1855-2017》, 2016
米哈·海姆写道：“2012年，我读到《疯狂的面孔：Hugh W. Diamond和精神摄影的起源（1976年）》这本书，偶遇了《相片34号》，这对我是一次关键的时刻。这张照片促使我开展了一个项目，这是基于一个激进的想法，具体是通过拍摄数几十人的照片——难民、活动家、艺术家和其他人来建立一个社群，日期从1855年到2017年不等。其中一些是真人照片，而另外的都是旧照片中场景重现的照片（包括相片34号）。《相片34号》中盯着我看的年轻女子——这张照片是大约1855年由伦敦斯普林菲尔德医院（原萨里郡疯人院）的高级职员及英国精神病学家Diamond博士（1809-1886）拍摄的——在我看来，就像我青春期的自己。我甚至认出了我本人的双手。为了重新审视19世纪50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缝上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用来作为进入到我想象的精神病院的主要策略。我开始拍摄多张肖像（照片和视频），主要是女性，包括我和我的女儿“。
艺厘米：在《相片 34 号》中，您为了重新审视 19 世纪 50 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给自己缝上了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当您进入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想象中时，您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此环境中历史女性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米哈·海姆：所以，相片34号就是我。
“相片34号”当然不可能是我自己，因为照片中的女人已经死了很久，但是！每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都毫不怀疑照片里的是我。
有些人会说这很荒谬，不合逻辑，但它是否是下意识的，又或是无端感发呢？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疯了吗”？但什么是疯狂？精神病院，就是我试图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中发展新学科的空间。
在19世纪遇到我自己——这场和《相片34号》的重要相遇启发我着手这个项目：重访19世纪的精神病院来重新思考这个过去的妇女社群，以及全世界如今未被看到、被压制的妇女和和难民的社群；我可以通过想象空间和时间召开社群会议，并创建一个由数十名妇女、当代难民、活动组织者、艺术家、作家、家庭成员、朋友、批评家、治疗师、社会学家组成的新社群；我们如何利用同情和身份作为一种激进的纽带来支持妇女和其它社群。
2012年，在收录戴蒙德博士摄影作品的相集《疯狂的脸》一书中，我和其中一张照片有过重要的相遇。照片上是伦敦萨里县精神病院的一位无名女性病人，名为《相片34号》。这一刻我与《相片34号》产生了联系，一个早已死去的无名妇女让我进入了一场跨域时间的冒险。这激发我去深究、去审视摄影的力量，通过不同拍摄手法去攫取过往的创伤迹象，让已逝之物跨越时空，在如今呈现（镜头主要对准女性）；又通过不同的视觉材料让我连接过去与现在，越发熟知那段陌生的历史。
我第一个想法是裁制出《相片34号》和书里许多其他病人穿着的独特格子连衣裙（病号服），邀请朋友们穿上并拍下他们的肖像。
连衣裙制成之后，我开始拍摄150多名模特的照片和视频，采用和戴蒙德博士在精神病院工作室里一样的深灰色画室背景。我拍摄了一些阶段性的肖像和视频，重新确定格子连衣裙作为连接历史，探入精神病院的主要渠道（19世纪的警卫可不会轻易让我们探索精神病院），并将其视作团结的象征。我还采用了其他的拍摄手法，让这些肖像富于多样性。有些模特俯视或者远离摄像机，另一些人很直接地凝视镜头。有些我会通过睡觉和做梦来呈现，有些人带宠物和毛绒动物，或持照片掩面。模特们将脸藏在图片后，这些图片有萨里县拍摄的不同病人的照片，以及著名艺术家或活动人士的肖像和自画像等。
例如在其中一幅肖像画中，我的一位助手拿着一张面具，面罩上是相片34号，她会成功地欺骗卫兵，进入精神病院吗？我本人也以许多不同方式入镜，潜入历史，当然这些我最好保密。
【那一天，延安成为欢乐的海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邀您走进油画《延安火炬》……】为更好体现画作恢弘气势，《美术经典中的党史》采用新场景、新技术，带您走进经典画作，感受视觉神奇。1959年，画家蔡亮根据延安军民欢庆的场面创作了油画作品《延安火炬》。戳链接，了解更多关于作品《延安火炬》的艺术特点。（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https://t.cn/A6c8qZJ9
【当一个孩童杀死另一个孩童：大连女童被害案罪与罚】10月20日，淇淇的一周年忌日，贺美玲再一次身着黑衣来到案发地祭奠女儿，那天本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萦绕在贺美玲心头的阴霾没有驱散。女儿遇害后，贺美玲的人生失去了色彩。她常常身穿黑衣、捧着白花跪在凶案发生的地方，一边祭奠，一边痛哭。一年前的10月20日，10岁的淇淇（化名）被父亲王久章在距家5米外的绿化带找到，遗体上覆盖着编织袋和砖头。凶手是一位13岁的男童。行凶时他距离14岁还差三个月，未达到法定刑责年龄，被处三年收容教养。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9月初，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贺美玲第一次进到了蔡鸣家中——窗户碎了，家具破破烂烂，屋内乱得无法下脚，四处黑漆漆一片。一进来，女儿被杀的场景便浮现在贺美玲的眼前。就在这里，凶手杀害淇淇后还安然做着作业。她从别人那听说这件事后，痛苦不已。
在淇淇一周年忌日的那天，贺美玲的儿子没有到现场，她说后悔让儿子一同去认领淇淇的遗体，因为淇淇一丝不挂，身上的刀口和伤痕清晰可见。
当天回家后，儿子便躲在屋里哭，不说话也不吃饭，一周后才去上课。彼时他正上初三，考上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妹妹的离去打击了他。老师说，他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但学不进去。
贺美玲无意间听到儿子对同学说，自己有点厌恶大连这个地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妹妹的事。有一次儿子在摆弄手机，贺美玲说了两句，儿子有些落寞地说，他感到孤单，自己缺少关心。一听这话，贺美玲抱着儿子一同哭了起来。
今年国庆，儿子从学校回来，贺美玲带着他去外面散散心。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儿子经常会带着淇淇来这坐碰碰车，两人一台车，玩得不亦乐乎。如今贺美玲让儿子去玩，儿子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默默看了一会。“说没意思”，贺美玲知道他是想妹妹了，但他没有说出口，贺美玲也不说。
王久章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42岁的他如今一头白发、身形瘦削，亲戚们都觉得他一下子老了五六岁。以前只要有空，王久章就爱带着淇淇开车去海边，他爱钓鱼，女儿陪着他钓。鱼没上钩时，王久章就给女儿拍照。如今手机成了王久章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里面保存着他和女儿珍贵的回忆。
一周年那天，他负责烧纸，把瘫倒的妻子扶起。等回来后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件，他一个人搬了张板凳坐在一旁，发起了呆。
10月13日，贺美玲放在屋里的手机陆陆续续响动起来，她连忙进屋查看，得到了这一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律师田参军觉得，淇淇的案子或许会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也告诉贺美玲，即使草案成为法律，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也没有溯及力。
现在，贺美玲还在等待蔡鸣家人的道歉和赔偿，等到案件有了进展，他们打算将淇淇的遗体火化。不久前，贺美玲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原本淇淇的小床就挨着自己的床，亲戚都劝她拆掉。拆掉小床后，屋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原本热闹温馨的小家如今有些死气沉沉，只剩下两只鹦鹉在阳台叽叽喳喳。
这是邻居送给淇淇的，淇淇对它们疼爱有加。淇淇走后，哥哥开始悉心喂养，还时不时关照母亲，把鸟笼子从阳台外拿回来，别把鸟冻坏了。
屋里的墙上贴着淇淇的奖状，她的童年照、旅游照随处可见，夫妻俩想女儿了就可以看到。在手机里，贺美玲保存着一张淇淇在上学时写的信，上面写道，“妈妈爸爸，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详情>>https://t.cn/A6beF943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9月初，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贺美玲第一次进到了蔡鸣家中——窗户碎了，家具破破烂烂，屋内乱得无法下脚，四处黑漆漆一片。一进来，女儿被杀的场景便浮现在贺美玲的眼前。就在这里，凶手杀害淇淇后还安然做着作业。她从别人那听说这件事后，痛苦不已。
在淇淇一周年忌日的那天，贺美玲的儿子没有到现场，她说后悔让儿子一同去认领淇淇的遗体，因为淇淇一丝不挂，身上的刀口和伤痕清晰可见。
当天回家后，儿子便躲在屋里哭，不说话也不吃饭，一周后才去上课。彼时他正上初三，考上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妹妹的离去打击了他。老师说，他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但学不进去。
贺美玲无意间听到儿子对同学说，自己有点厌恶大连这个地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妹妹的事。有一次儿子在摆弄手机，贺美玲说了两句，儿子有些落寞地说，他感到孤单，自己缺少关心。一听这话，贺美玲抱着儿子一同哭了起来。
今年国庆，儿子从学校回来，贺美玲带着他去外面散散心。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儿子经常会带着淇淇来这坐碰碰车，两人一台车，玩得不亦乐乎。如今贺美玲让儿子去玩，儿子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默默看了一会。“说没意思”，贺美玲知道他是想妹妹了，但他没有说出口，贺美玲也不说。
王久章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42岁的他如今一头白发、身形瘦削，亲戚们都觉得他一下子老了五六岁。以前只要有空，王久章就爱带着淇淇开车去海边，他爱钓鱼，女儿陪着他钓。鱼没上钩时，王久章就给女儿拍照。如今手机成了王久章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里面保存着他和女儿珍贵的回忆。
一周年那天，他负责烧纸，把瘫倒的妻子扶起。等回来后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件，他一个人搬了张板凳坐在一旁，发起了呆。
10月13日，贺美玲放在屋里的手机陆陆续续响动起来，她连忙进屋查看，得到了这一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律师田参军觉得，淇淇的案子或许会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也告诉贺美玲，即使草案成为法律，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也没有溯及力。
现在，贺美玲还在等待蔡鸣家人的道歉和赔偿，等到案件有了进展，他们打算将淇淇的遗体火化。不久前，贺美玲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原本淇淇的小床就挨着自己的床，亲戚都劝她拆掉。拆掉小床后，屋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原本热闹温馨的小家如今有些死气沉沉，只剩下两只鹦鹉在阳台叽叽喳喳。
这是邻居送给淇淇的，淇淇对它们疼爱有加。淇淇走后，哥哥开始悉心喂养，还时不时关照母亲，把鸟笼子从阳台外拿回来，别把鸟冻坏了。
屋里的墙上贴着淇淇的奖状，她的童年照、旅游照随处可见，夫妻俩想女儿了就可以看到。在手机里，贺美玲保存着一张淇淇在上学时写的信，上面写道，“妈妈爸爸，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详情>>https://t.cn/A6beF943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