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沙龙｜第253期：“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成功举办】8月16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召开第253期蓝海沙龙——“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宋茂恩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效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法室副主任金善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郜庆等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三晋法援基层行# 【晋中市法律援助铆足劲提升群众幸福感】“面对困难，一双援手就能解燃眉之急；面对不公，一项建议就能拨开云雾见青天。”为了能够让法治之光照亮每个人，在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每名司法工作者心中，始终秉持着这一信念，为民诉苦、为民解困，用法律撑起生活晴空，安抚每一颗疲累的心。
8月8日8时，“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一行随着办事群众一起进入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郭律师，太感谢你了！李某欠我的36000元钱到账了。”“刘阿姨你先坐一会，马某马上就到，来了就签调解协议，您放心……”
早上刚上班，这里的值班律师、司法工作人员就忙个不停。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志雄介绍道：“随着晋中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发展，矛盾纠纷也有了新变化。而我们作为群众家门口的法律服务中心，也像亲历者一样，感受到了群众对法律公平正义的渴望。”
近些年，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继续以群众方便为工作导向，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最高标准，按照晋中市司法局安排部署，围绕“依法有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建设，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特殊群体’品牌活动和免费法律咨询、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等重点工作，拓展思路，强化服务，树立了良好形象，取得了良好成绩，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辛劳换笑颜，让农民工兄弟减轻负累
2021年7月28日上午，一面写有“法律卫士、品德高尚、敬业正直、为民解忧”的锦旗被送到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看到这面锦旗，马志雄和司法工作人员感慨良多。
马志雄介绍：“一年半之前，李某由于其所在单位太原钢城某有限公司与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予给付其加班工资等问题申请法律援助。”了解情况后，中心立即为李某开通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很快为其办理了指派手续。在承办律师据理力争、一丝不苟的悉心帮助下，本案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历时一年半之久，为李某争取到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加班工资共计51260元。
近年来，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认真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活动，针对农民工欠薪热点问题，发挥职能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助力农民工。在这项工作开展中，开辟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是让种种帮扶措施集中办好事的“牵头羊”。
在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设立了“农民工优先”服务牌，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制度，对当天农民工申请欠薪、工伤案件推行“马上办、不过夜”，即时指派现场值班律师，让农民工少跑腿。如遇重大案件，中心指派擅长农民工案件的律师办理，实现了定人定案，全程护航农民工权益。
面对新时期务工环境产生的新问题，该中心还扩大了农民工法律援助范围。马志雄介绍：“我们将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列入重点援助对象，对涉及农民工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基本民生权利事项列入法律援助范围。”考虑到一些索要工资、受到工伤伤害的困难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中心简化受理审查程序，免予审查他们的经济困难状况，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疑难案件，中心施行了“讨论把关报告制”，对群体性、突发性、涉法涉诉上访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进行集体讨论，用法律把关，并提出处置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处置意见及时向主管司法局或有关部门报告。
据统计，2020年，公共法律服务大厅成立以来，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12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1200余万元，现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1500余人次。
点到点面对面，深植法律条款在心间
要让群众感受法律的公正公平，就必然要提高法律在群众心中的知晓率，在工作生活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8月3日，晋中市司法局联合榆次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法律援助法宣传活动。
为了使这部“暖民心、惠民生”的法律家喻户晓，晋中市司法局在晋中市司法行政系统进行了专门部署。
“三晋法律援助基层行”专题采访宣传活动、法律援助法“五进”宣传等活动相继亮相。
通过市县两级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宣传，将法律援助法的宣传活动推向高潮，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深对法律援助法的认识与了解，主动地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扩大法律援助法在全社会的影响，推动全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哪些群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要如何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在晋中市司法局联手晋中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凤鸣讲坛“美好生活、从法援开始”专题法律援助法解读中，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法律援助律师韩茹，从法律援助的形式、范围、程序、保障和监督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内容，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读。
面对群众对法律援助这一政策的欢迎，韩茹很欣慰：“让法律援助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通过法律援助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及有效的法律救济，切实发挥法律援助服务保障民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是我们每一名法律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每一个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的意义。”
暖心换民心，做群众的法律“避风港”
“法律援助，收不收费？比请律师贵吗？”在一次访谈栏目中，“免费还是收费”的问题，被网友们提及多次。“公民获得法律援助完全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下，公民的法律服务费用将由政府来埋单。”面对网友们的问询，受访的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志雄一次次回答着网友们的提问。
据了解，除了免费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全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已成为了人民群众身边的“避风港”。
截至今年5月，晋中市建成了1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30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和2070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并与部、省级12348电话热线平台、服务网络平台互联互通，提前半年完成了法治社会十四五规划中“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任务。
以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例，律师、援助、公证、调解、鉴定等7个窗口覆盖了群众解决生活纷扰所需的全部法律服务类型，成立至今已经接待群众来访6069人次，来电8900人次，指派办理法律援助1584件，全国西部法律援助志愿者培训班也曾在这里现场教学。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近年来，晋中市以方便群众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目标，推出了简化程序、扩大范围、调解优先、上门服务、异地协作等十项便民服务措施，开展了“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仅今年已经解答人民群众法律咨询15825件，受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1030件。
针对妇女儿童和老年群体，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和北尧、玉湖社区开展结对共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法宣传咨询活动，有针对性地为困难群众提供上门法律服务。2019年，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被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
晋中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宏表示，今后，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将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提升工程”，建立健全援助人才库动态调整机制，引导更多的律师、公证员、鉴定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性法律服务，不断扩大援助覆盖群体，提升援助服务质效，真正以应援尽援的法律援助工作为晋中市加快建设全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保民生、赋新能。
8月8日8时，“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一行随着办事群众一起进入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郭律师，太感谢你了！李某欠我的36000元钱到账了。”“刘阿姨你先坐一会，马某马上就到，来了就签调解协议，您放心……”
早上刚上班，这里的值班律师、司法工作人员就忙个不停。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志雄介绍道：“随着晋中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发展，矛盾纠纷也有了新变化。而我们作为群众家门口的法律服务中心，也像亲历者一样，感受到了群众对法律公平正义的渴望。”
近些年，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继续以群众方便为工作导向，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最高标准，按照晋中市司法局安排部署，围绕“依法有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建设，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特殊群体’品牌活动和免费法律咨询、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等重点工作，拓展思路，强化服务，树立了良好形象，取得了良好成绩，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辛劳换笑颜，让农民工兄弟减轻负累
2021年7月28日上午，一面写有“法律卫士、品德高尚、敬业正直、为民解忧”的锦旗被送到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看到这面锦旗，马志雄和司法工作人员感慨良多。
马志雄介绍：“一年半之前，李某由于其所在单位太原钢城某有限公司与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予给付其加班工资等问题申请法律援助。”了解情况后，中心立即为李某开通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很快为其办理了指派手续。在承办律师据理力争、一丝不苟的悉心帮助下，本案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历时一年半之久，为李某争取到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加班工资共计51260元。
近年来，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认真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活动，针对农民工欠薪热点问题，发挥职能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助力农民工。在这项工作开展中，开辟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是让种种帮扶措施集中办好事的“牵头羊”。
在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设立了“农民工优先”服务牌，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制度，对当天农民工申请欠薪、工伤案件推行“马上办、不过夜”，即时指派现场值班律师，让农民工少跑腿。如遇重大案件，中心指派擅长农民工案件的律师办理，实现了定人定案，全程护航农民工权益。
面对新时期务工环境产生的新问题，该中心还扩大了农民工法律援助范围。马志雄介绍：“我们将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列入重点援助对象，对涉及农民工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基本民生权利事项列入法律援助范围。”考虑到一些索要工资、受到工伤伤害的困难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中心简化受理审查程序，免予审查他们的经济困难状况，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疑难案件，中心施行了“讨论把关报告制”，对群体性、突发性、涉法涉诉上访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进行集体讨论，用法律把关，并提出处置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处置意见及时向主管司法局或有关部门报告。
据统计，2020年，公共法律服务大厅成立以来，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12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1200余万元，现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1500余人次。
点到点面对面，深植法律条款在心间
要让群众感受法律的公正公平，就必然要提高法律在群众心中的知晓率，在工作生活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8月3日，晋中市司法局联合榆次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法律援助法宣传活动。
为了使这部“暖民心、惠民生”的法律家喻户晓，晋中市司法局在晋中市司法行政系统进行了专门部署。
“三晋法律援助基层行”专题采访宣传活动、法律援助法“五进”宣传等活动相继亮相。
通过市县两级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宣传，将法律援助法的宣传活动推向高潮，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深对法律援助法的认识与了解，主动地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扩大法律援助法在全社会的影响，推动全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哪些群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要如何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在晋中市司法局联手晋中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凤鸣讲坛“美好生活、从法援开始”专题法律援助法解读中，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法律援助律师韩茹，从法律援助的形式、范围、程序、保障和监督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内容，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读。
面对群众对法律援助这一政策的欢迎，韩茹很欣慰：“让法律援助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通过法律援助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及有效的法律救济，切实发挥法律援助服务保障民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是我们每一名法律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每一个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的意义。”
暖心换民心，做群众的法律“避风港”
“法律援助，收不收费？比请律师贵吗？”在一次访谈栏目中，“免费还是收费”的问题，被网友们提及多次。“公民获得法律援助完全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下，公民的法律服务费用将由政府来埋单。”面对网友们的问询，受访的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志雄一次次回答着网友们的提问。
据了解，除了免费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全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已成为了人民群众身边的“避风港”。
截至今年5月，晋中市建成了1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30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和2070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并与部、省级12348电话热线平台、服务网络平台互联互通，提前半年完成了法治社会十四五规划中“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任务。
以晋中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例，律师、援助、公证、调解、鉴定等7个窗口覆盖了群众解决生活纷扰所需的全部法律服务类型，成立至今已经接待群众来访6069人次，来电8900人次，指派办理法律援助1584件，全国西部法律援助志愿者培训班也曾在这里现场教学。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近年来，晋中市以方便群众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目标，推出了简化程序、扩大范围、调解优先、上门服务、异地协作等十项便民服务措施，开展了“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仅今年已经解答人民群众法律咨询15825件，受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1030件。
针对妇女儿童和老年群体，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和北尧、玉湖社区开展结对共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法宣传咨询活动，有针对性地为困难群众提供上门法律服务。2019年，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被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
晋中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宏表示，今后，晋中市司法行政部门将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提升工程”，建立健全援助人才库动态调整机制，引导更多的律师、公证员、鉴定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性法律服务，不断扩大援助覆盖群体，提升援助服务质效，真正以应援尽援的法律援助工作为晋中市加快建设全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保民生、赋新能。
#职向未来#【职业本科招生：考生不再纠结于“职业” 看重易就业】2022年，公办职业本科高校招生进入第三年。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类新型高校，目前职业本科高校现有32所，其中10所是公办职业本科高校。
就在今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5月1日起正式施行，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7月迈出校门顺利毕业——这些利好无疑将被载入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历程中。
去年10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则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随着今年职业本科高校招生在各省逐渐收尾，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10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处处长，试图探寻这类新型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完成情况以及社会和公众对它们的认可程度，也试图为未来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模版。
“职业本科专业还真没弱的”
虽然，今年并非第一次招生，但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起刚刚结束的2022年招生工作，多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办主任依然表示不敢掉以轻心。而这些招生工作人员的压力正是来自于职业本科招生人数的大规模增加。
在目前全国的10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中，河北省占据三席：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据悉，河北省3所职业本科高校每所招收统招生规模均从去年的350人增加到2000人以上。
而随着招生人数的扩大，供考生选择的本科专业也更丰富。
2022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招生的本科专业就从去年的5个增加到17个。为此，经常会有考生家长向孟延军询问该校哪个职业本科专业强，而这位招生就业处处长的标准答案是：我们的职业本科专业还真没弱的！
孟延军告诉记者，这绝不是“套话”。所有的职业本科专业都是先经校内遴选，然后再经教育厅和教育部逐级专家评审，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优中选优”。
记者注意到，在各公办职业本科高校推出的本科招生专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入选过“双高计划”的高水平专业群。
作为招生工作处处长的马轶君，推介起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专业如数家珍：2021年，学校新增设了一个职业本科层次的气象类专业：智慧气象技术，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开设的气象类职业本科专业；2022年，学校又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开设储能材料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专业开始招生……
今年6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903名2020级专升本学生迎来毕业季，这批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顺利毕业。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练飞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已经连续3年招收职业本科学生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2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招生。
通过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普通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的职教高考、面向高职毕业生的普通专转本和五年一贯制专转本考试，三类生源、四条渠道，今年该校共招收本科生将达到5147名，占全年招生总计划的83.5%。
不同于江苏省近百所高职高专，作为目前全省唯一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拟在“十四五”期间建成40个左右的职业本科专业，进一步提升本科招生比例。
随着2022年职业本科招生在各省逐渐收尾，工作人员也对今年招生工作进行了初步分析。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首次走出河北在全国21个省招收职业本科生，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魏勇观察，职业本科在各地的录取分数基本都在民办本科高校和独立学院之上。
这一情况，与孟延军的统计相吻合。“目前这个位次很稳定，基本代表了职业本科高校在考生家长心目中的层次。”如要再进一步提升职业本科高校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孟延军认为，还需加以时日，“至少需要两三届毕业生吧”。
“考生和家长已不再纠结于‘职业’了”
2021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升职业本科高校后首次招生，在包括河北省在内的6个省招生。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段兴华记得，当时咨询该校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取得的学士学位证书会否注明“职业本科”？毕业后能否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毕业生用人单位中除了民营企业外，国有企业多不多？
对这些问题，段兴华和同事一一耐心作答：职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无论毕业证书还是学位证书和普通本科院校都是一样的；可以考研究生，也可以考公务员……
在耐心解答的同时，段兴华对考生家长的心理也很理解。作为出现不久的职业本科高校，考生家长不免担心：虽然同样是统招本科，但“职业”二字会不会影响毕业生的求职就业乃至将来的发展？
提起招收首届职业本科生时的情况，段兴华的这段经历，练飞也曾经历过。
2022年升本之后的第三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次走出江苏，在19个省（区）招收职业本科生。
练飞坦言，对于考生和家长的热情之前是估计不足的。各省招生的时间安排不同，但在各省招生计划公布后填报志愿前的一段时间，咨询电话就会出现“爆增”状态。为了接受考生家长咨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开通了十几部热线电话，工作人员8个小时不间断接听，“即便这样也依然不能满足所有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
咨询电话虽然众多，但考生家长们的关切则相对聚焦于“专业如何选择”“毕业后的就业去向”等方面。
对此，练飞分析指出：“考生和家长已不再纠结于职业本科的‘职业’二字，而是更多考虑所学与未来就业发展的关系。”对于这一变化，练飞认为原因有两方面。
就在今年，该校培养了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学校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整体就业落实率、就业质量和企业满意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批职业本科毕业生频频出现在大型国企、外资企业、高新企业的录用名单中，不少职业本科毕业生手握数份企业的录用通知书，有的还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练飞笑着表示：所谓眼见为实嘛！
另一方面，今年5月1日正式实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练飞告诉记者：“之前考生家长的种种疑问都是我们沟通解释，如今有了法律保障，大家自然更放心了。”
今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也将招生范围扩大到了22个省。
有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注意到：“辽宁省在公布本科招生计划时，在职业本科高校后又加注了‘（职业教育本科）’。”此举，不免让一些职业本科高校担心会对招生情况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今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首次在辽宁省招生，但招录情况却相当理想。7月31日，段兴华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们已经录取的10多个省（市、区）中，辽宁是分数线高出省控线分差最大的。”
初步分析原因，段兴华认为，不可否认，作为“老牌”石油职业院校，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升本前的毕业生广布于东三省各油田和石化单位，在当地颇有知名度。但他同时强调，这也说明，通过各方努力，考生家长正在切切实实接受认可职业本科教育。
“容易就业”吸引考生关注职业本科
2021年新生入学后，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学生报考学校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500多名学生中就包括该校招收的第一批职业本科生。
调查结果显示，针对“在选择学校时你比较关注哪些方面”“你为什么报考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你为什么选择现在所学专业”等问题，在列出的10个左右的备选答案中，与就业相关的选项都冲在前三。而在“你怎么看待石油、化工相关工作”一题中，“行业发展还不错，容易就业”更是位列学生选择的榜首。
不可否认，目前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正影响着高考考生对职业本报高校的志愿选择。
“出口畅才能入口旺。” 作为招生处处长的马轶君就表示，去年12月，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与兰州大学等4所高校，就共同被甘肃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工作示范性高校”。
职业本科高校的就业形势又如何呢？刚刚送出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最先感知了市场的冷暖。
“通常高职毕业生的招聘会下午2点开始下午4点就结束了。”练飞注意到，他们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的招聘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应聘学生和用人单位才陆续离场。相对于高职毕业生对薪酬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域的关注，这批本科生则问得更细、了解得更多，“他们也更在意在公司后续的发展”。
虽然，这批毕业生中不乏到大型国企工作的，但练飞依然认为，大型国企对职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但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这些本科生以“动手能力强”“用得住”受到用人单位欢迎。
曾有企业工作人员反映，一些名校毕业生期待值相对较高，通常首选考公、考编、考研，即便到了中小企业，往往也“待不住”，使得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而这批职业本科生对研发或者现场工程师岗位是很珍惜的。”练飞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用工问题。
在访企拓岗活动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领导带队，深入企业宣讲，特别是向大型国有企业宣传推介职业本科生。
中兴通讯用人部门负责人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招聘时，惊讶地发现学生通过学校教学环节做了大量的企业真实项目，软件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普遍会独立设计开发软件，当场录用了6名毕业生从事系统开发等技术岗位。
练飞告诉记者，用人企业普遍认为，这批“带有职业教育基因”的本科毕业生特点突出：工作踏实肯干、技术能力强、实践操作上手快、技术理论基础扎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就在今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5月1日起正式施行，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7月迈出校门顺利毕业——这些利好无疑将被载入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历程中。
去年10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则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随着今年职业本科高校招生在各省逐渐收尾，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10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处处长，试图探寻这类新型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完成情况以及社会和公众对它们的认可程度，也试图为未来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模版。
“职业本科专业还真没弱的”
虽然，今年并非第一次招生，但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起刚刚结束的2022年招生工作，多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办主任依然表示不敢掉以轻心。而这些招生工作人员的压力正是来自于职业本科招生人数的大规模增加。
在目前全国的10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中，河北省占据三席：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据悉，河北省3所职业本科高校每所招收统招生规模均从去年的350人增加到2000人以上。
而随着招生人数的扩大，供考生选择的本科专业也更丰富。
2022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招生的本科专业就从去年的5个增加到17个。为此，经常会有考生家长向孟延军询问该校哪个职业本科专业强，而这位招生就业处处长的标准答案是：我们的职业本科专业还真没弱的！
孟延军告诉记者，这绝不是“套话”。所有的职业本科专业都是先经校内遴选，然后再经教育厅和教育部逐级专家评审，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优中选优”。
记者注意到，在各公办职业本科高校推出的本科招生专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入选过“双高计划”的高水平专业群。
作为招生工作处处长的马轶君，推介起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专业如数家珍：2021年，学校新增设了一个职业本科层次的气象类专业：智慧气象技术，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开设的气象类职业本科专业；2022年，学校又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开设储能材料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专业开始招生……
今年6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903名2020级专升本学生迎来毕业季，这批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顺利毕业。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练飞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已经连续3年招收职业本科学生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2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招生。
通过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普通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的职教高考、面向高职毕业生的普通专转本和五年一贯制专转本考试，三类生源、四条渠道，今年该校共招收本科生将达到5147名，占全年招生总计划的83.5%。
不同于江苏省近百所高职高专，作为目前全省唯一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高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拟在“十四五”期间建成40个左右的职业本科专业，进一步提升本科招生比例。
随着2022年职业本科招生在各省逐渐收尾，工作人员也对今年招生工作进行了初步分析。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首次走出河北在全国21个省招收职业本科生，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魏勇观察，职业本科在各地的录取分数基本都在民办本科高校和独立学院之上。
这一情况，与孟延军的统计相吻合。“目前这个位次很稳定，基本代表了职业本科高校在考生家长心目中的层次。”如要再进一步提升职业本科高校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孟延军认为，还需加以时日，“至少需要两三届毕业生吧”。
“考生和家长已不再纠结于‘职业’了”
2021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升职业本科高校后首次招生，在包括河北省在内的6个省招生。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段兴华记得，当时咨询该校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取得的学士学位证书会否注明“职业本科”？毕业后能否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毕业生用人单位中除了民营企业外，国有企业多不多？
对这些问题，段兴华和同事一一耐心作答：职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无论毕业证书还是学位证书和普通本科院校都是一样的；可以考研究生，也可以考公务员……
在耐心解答的同时，段兴华对考生家长的心理也很理解。作为出现不久的职业本科高校，考生家长不免担心：虽然同样是统招本科，但“职业”二字会不会影响毕业生的求职就业乃至将来的发展？
提起招收首届职业本科生时的情况，段兴华的这段经历，练飞也曾经历过。
2022年升本之后的第三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次走出江苏，在19个省（区）招收职业本科生。
练飞坦言，对于考生和家长的热情之前是估计不足的。各省招生的时间安排不同，但在各省招生计划公布后填报志愿前的一段时间，咨询电话就会出现“爆增”状态。为了接受考生家长咨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开通了十几部热线电话，工作人员8个小时不间断接听，“即便这样也依然不能满足所有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
咨询电话虽然众多，但考生家长们的关切则相对聚焦于“专业如何选择”“毕业后的就业去向”等方面。
对此，练飞分析指出：“考生和家长已不再纠结于职业本科的‘职业’二字，而是更多考虑所学与未来就业发展的关系。”对于这一变化，练飞认为原因有两方面。
就在今年，该校培养了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学校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整体就业落实率、就业质量和企业满意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批职业本科毕业生频频出现在大型国企、外资企业、高新企业的录用名单中，不少职业本科毕业生手握数份企业的录用通知书，有的还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练飞笑着表示：所谓眼见为实嘛！
另一方面，今年5月1日正式实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练飞告诉记者：“之前考生家长的种种疑问都是我们沟通解释，如今有了法律保障，大家自然更放心了。”
今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也将招生范围扩大到了22个省。
有职业本科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注意到：“辽宁省在公布本科招生计划时，在职业本科高校后又加注了‘（职业教育本科）’。”此举，不免让一些职业本科高校担心会对招生情况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今年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首次在辽宁省招生，但招录情况却相当理想。7月31日，段兴华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们已经录取的10多个省（市、区）中，辽宁是分数线高出省控线分差最大的。”
初步分析原因，段兴华认为，不可否认，作为“老牌”石油职业院校，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升本前的毕业生广布于东三省各油田和石化单位，在当地颇有知名度。但他同时强调，这也说明，通过各方努力，考生家长正在切切实实接受认可职业本科教育。
“容易就业”吸引考生关注职业本科
2021年新生入学后，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学生报考学校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500多名学生中就包括该校招收的第一批职业本科生。
调查结果显示，针对“在选择学校时你比较关注哪些方面”“你为什么报考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你为什么选择现在所学专业”等问题，在列出的10个左右的备选答案中，与就业相关的选项都冲在前三。而在“你怎么看待石油、化工相关工作”一题中，“行业发展还不错，容易就业”更是位列学生选择的榜首。
不可否认，目前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正影响着高考考生对职业本报高校的志愿选择。
“出口畅才能入口旺。” 作为招生处处长的马轶君就表示，去年12月，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与兰州大学等4所高校，就共同被甘肃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工作示范性高校”。
职业本科高校的就业形势又如何呢？刚刚送出全国首届职教本科毕业生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最先感知了市场的冷暖。
“通常高职毕业生的招聘会下午2点开始下午4点就结束了。”练飞注意到，他们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的招聘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应聘学生和用人单位才陆续离场。相对于高职毕业生对薪酬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域的关注，这批本科生则问得更细、了解得更多，“他们也更在意在公司后续的发展”。
虽然，这批毕业生中不乏到大型国企工作的，但练飞依然认为，大型国企对职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但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这些本科生以“动手能力强”“用得住”受到用人单位欢迎。
曾有企业工作人员反映，一些名校毕业生期待值相对较高，通常首选考公、考编、考研，即便到了中小企业，往往也“待不住”，使得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而这批职业本科生对研发或者现场工程师岗位是很珍惜的。”练飞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用工问题。
在访企拓岗活动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领导带队，深入企业宣讲，特别是向大型国有企业宣传推介职业本科生。
中兴通讯用人部门负责人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招聘时，惊讶地发现学生通过学校教学环节做了大量的企业真实项目，软件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普遍会独立设计开发软件，当场录用了6名毕业生从事系统开发等技术岗位。
练飞告诉记者，用人企业普遍认为，这批“带有职业教育基因”的本科毕业生特点突出：工作踏实肯干、技术能力强、实践操作上手快、技术理论基础扎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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