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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输
墨子及弟子〔先秦〕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心善则美，心纯则真。人之靓丽，并非容颜而是内心，心存善念，非靓也美，非富也贵；人之真诚，并非话语而是纯洁，心灵纯洁，不语也真，不诉也纯。善恶一念间，莫以小善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公输
墨子及弟子〔先秦〕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心善则美，心纯则真。人之靓丽，并非容颜而是内心，心存善念，非靓也美，非富也贵；人之真诚，并非话语而是纯洁，心灵纯洁，不语也真，不诉也纯。善恶一念间，莫以小善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原佛》观察|恭敬能生高贵福 —— 2021年的新春祝福
编者按语：
2015年春节，南华寺悦空法师给华严书局同仁发来六句新春祝福，内容是：恭敬能生高贵福，布施必有财富福，良言善语吉人福，和气笑容时时福，诚心助人天赐福。众善奉行五福临门！
今借这个祝福，分六个方面做延伸讨论，并以讨论发言，是为华严同仁2021年的祝福。
恭敬能生高贵福
——2021年的祝福 （一）
高贵福：从世间法论，就是官大、财富多，有大势力；从出世间法论，就是成圣成贤乃至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是最高之高贵福，是究竟之高贵福。
世间高贵福属于有漏福，有享用尽的时候。出世间高贵福属于无漏福，享用不尽。所以我们要修无漏福。修了有漏福要回向无漏——回向众生，回向极乐世界。在这方面，印祖在《文钞》中有诸多开示，最后再同大家一起讨论。
注释：有漏与无漏，“有漏”为“无漏”的对称。漏是流失、漏泄的意思，为烦恼之异名。众生由于烦恼所产生的过失、苦果，使人在迷妄的世界中生死轮回，难以脱离生死苦海，故称为有漏；若达到断灭烦恼的境界，则称为无漏。
烦恼能令人落入于三恶道，而离烦恼垢染之清净法为无漏，如涅槃、菩提，与一切能断除三界烦恼之法，均属无漏。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高贵福呢？——恭敬！恭敬就能生高贵福。
恭敬：汉语解释为对人谦恭有礼貌，一般解释为对长辈、师长、宾客谦恭有礼貌。
恭敬能生高贵福。这里就是从世俗角度讲的。古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谦卑低下恭敬他人不够深切，就不能得到其真传。求道的人不能至诚恭敬，就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印祖说：不是说一定非要深下于人，人家才能尽心教导。而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起恭敬心，纵人家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也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顶上不存滴水，故不能受滋润也。人谦虚恭敬的美德就像一块海绵，能够吸收四面八方的能量、营养，结缘十方善缘。而傲慢心就如同高山之顶，滴水不存。所以，人生在世，不论你生在哪里，是什么身份，做什么工作，是穷是富，都一定要学会恭敬。恭敬能生高贵福。
恭敬与低调是一对表兄弟。一般真正低调的人，都会有恭敬心。而真正懂得了恭敬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低调的人。（这里指的是真正懂得了低调与恭敬的人，而不是假装的）。
为什么？因为恭敬从理上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宇宙之大浩瀚无穷。一个人他穷其一生的积累又能知道多少呢？所以这个宇宙的真相，只有诸佛菩萨能够悉知悉见。而我们所修净土念佛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十地菩萨，法身大士，都不知道。所以，不论是亲兄弟也好，还是表兄弟也好，只要从理上去认识恭敬与低调，他才是一个真正学会了恭敬与低调的人。他日后发展均不可思议。用印祖的话说，就是“谦卑自牧【自我修养】，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
▲ 印光祖师德相
从佛家角度讲，除对上述所提及外，对所有众生都恭敬。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诸佛包括了所有众生。因为所有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我们天天诵十大愿王——礼敬诸佛——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的？
在《妙法莲华经》里，有位常不轻菩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无量阿僧祇劫以前，有一位佛叫威音王如来，其寿命和正法住世时间都非常久远。在像法时期，很多比丘变得十分傲慢。这时有一位菩萨比丘，谦虚恭敬，每逢见到出家、在家修行人，不管其行为如何，都恭敬礼拜，并向他们说：“我非常尊敬你们，不敢有所轻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行菩萨道，将来都要成佛。”这位菩萨比丘不但读诵经典，而且身体力行礼拜恭敬，甚至远远地看到四众，都要走过去施礼赞叹。四众中有的心地不洁净，对此不屑一顾，而且还说三道四，甚至出口侮辱。这位比丘也不生在意，仍然一如既往，长年累月地如此修行。有时嗔怒的众人还用木棒打他，用瓦石投他，他在躲避时仍然高声说：“我不敢轻视你们，你们将来都要成佛。”这比丘就是常不轻菩萨。最后他得以成佛。他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妙法莲华经》之“常不轻菩萨品”
印祖有一篇论文：《持经利益随心论》,他在论文中告知世人：“佛道原本就是唯一的真如，利益却随着众生之心而有胜劣的差异。”也就是说：佛所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是究竟圆满的真理。而众生从中所获得的利益，却是随着每个人至诚恭敬心的高低不同，而有胜劣的差异。【真如，佛教术语。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真实与如常合起来，就叫做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真相如此，故名真如。真如无我，无我一切皆真如。真如是法界之本来面目，恒常不变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楞严经》所谓的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乃是随众生的至诚恭敬心的胜劣而有大小、深浅的不同。（《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二·持经利益随心论）同时，他在与弟子的近千札书信中，也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亦屡屡告诫提醒：“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并反复叮咛：“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印祖为什么谆谆以此意告之我等。因为印祖深知自己业障深重，于是出家为僧。为的就是企望消除罪业，以报佛恩，所以他在修学过程中不断寻求古德修持懿范【懿yì美好道德风范】，由此他知道了诚与恭敬，实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
▲印光祖师墨宝
由此可见，一个人如能学会并践行“恭敬”二字，成贤成圣都有余，何况一点世间的高贵福呢。
附录：
持经利益随心论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俱蒙胜益，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楞严所谓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论如来本心，契经全力，实属乎此。但以众生志愿狭劣，与夫致诚未极，不能直契。故随彼行心，满彼所愿。倘宿根深厚之士，则顿明自性，彻证唯心，破烦惑而直趣菩提，圆福慧而速成觉道。获契经之全益，畅如来之本怀矣。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大根则拂云以蔽日，小根则长寸而增分。道本唯一真如，益随心而胜劣。然善根苟种，佛果终成。纵不能即获巨益，亦必以因兹度脱。闻涂毒鼓【一】，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二】。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谓欤。
——（《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二·持经利益随心论）
【注释】
【一】闻涂毒鼓，远近皆丧：涂毒鼓是古代战争中一种涂有毒料的鼓（武器），使人闻其声即死之鼓。禅宗以此比喻师家令学人丧心或灭尽贪、瞋、痴之一言一句之机言。《景德传灯録》卷十六全豁禅师条：“吾教意犹如涂毒鼓，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北本涅盘经》卷九、《佛光大辞典》。
【二】食少金刚，决定不消：见《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六：“佛子！譬如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金刚比喻不坏的意思。譬如一句阿弥陀佛圣号的音声一入耳根，便在阿赖耶识中成为一颗种子，永不消失。
▲华严书局出品《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注释本》
点击以上图片即可了解书籍具体介绍及购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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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路导师：印光祖师自述《文钞》
⊙ 印光法师与《印光法师文钞》
▲华严书局出品部分书籍简介（点击图片查看）
转发流布 功德无量
来源：华严古籍文献
编者按语：
2015年春节，南华寺悦空法师给华严书局同仁发来六句新春祝福，内容是：恭敬能生高贵福，布施必有财富福，良言善语吉人福，和气笑容时时福，诚心助人天赐福。众善奉行五福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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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能生高贵福
——2021年的祝福 （一）
高贵福：从世间法论，就是官大、财富多，有大势力；从出世间法论，就是成圣成贤乃至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是最高之高贵福，是究竟之高贵福。
世间高贵福属于有漏福，有享用尽的时候。出世间高贵福属于无漏福，享用不尽。所以我们要修无漏福。修了有漏福要回向无漏——回向众生，回向极乐世界。在这方面，印祖在《文钞》中有诸多开示，最后再同大家一起讨论。
注释：有漏与无漏，“有漏”为“无漏”的对称。漏是流失、漏泄的意思，为烦恼之异名。众生由于烦恼所产生的过失、苦果，使人在迷妄的世界中生死轮回，难以脱离生死苦海，故称为有漏；若达到断灭烦恼的境界，则称为无漏。
烦恼能令人落入于三恶道，而离烦恼垢染之清净法为无漏，如涅槃、菩提，与一切能断除三界烦恼之法，均属无漏。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高贵福呢？——恭敬！恭敬就能生高贵福。
恭敬：汉语解释为对人谦恭有礼貌，一般解释为对长辈、师长、宾客谦恭有礼貌。
恭敬能生高贵福。这里就是从世俗角度讲的。古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谦卑低下恭敬他人不够深切，就不能得到其真传。求道的人不能至诚恭敬，就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印祖说：不是说一定非要深下于人，人家才能尽心教导。而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起恭敬心，纵人家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也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顶上不存滴水，故不能受滋润也。人谦虚恭敬的美德就像一块海绵，能够吸收四面八方的能量、营养，结缘十方善缘。而傲慢心就如同高山之顶，滴水不存。所以，人生在世，不论你生在哪里，是什么身份，做什么工作，是穷是富，都一定要学会恭敬。恭敬能生高贵福。
恭敬与低调是一对表兄弟。一般真正低调的人，都会有恭敬心。而真正懂得了恭敬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低调的人。（这里指的是真正懂得了低调与恭敬的人，而不是假装的）。
为什么？因为恭敬从理上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宇宙之大浩瀚无穷。一个人他穷其一生的积累又能知道多少呢？所以这个宇宙的真相，只有诸佛菩萨能够悉知悉见。而我们所修净土念佛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十地菩萨，法身大士，都不知道。所以，不论是亲兄弟也好，还是表兄弟也好，只要从理上去认识恭敬与低调，他才是一个真正学会了恭敬与低调的人。他日后发展均不可思议。用印祖的话说，就是“谦卑自牧【自我修养】，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
▲ 印光祖师德相
从佛家角度讲，除对上述所提及外，对所有众生都恭敬。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诸佛包括了所有众生。因为所有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我们天天诵十大愿王——礼敬诸佛——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的？
在《妙法莲华经》里，有位常不轻菩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无量阿僧祇劫以前，有一位佛叫威音王如来，其寿命和正法住世时间都非常久远。在像法时期，很多比丘变得十分傲慢。这时有一位菩萨比丘，谦虚恭敬，每逢见到出家、在家修行人，不管其行为如何，都恭敬礼拜，并向他们说：“我非常尊敬你们，不敢有所轻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行菩萨道，将来都要成佛。”这位菩萨比丘不但读诵经典，而且身体力行礼拜恭敬，甚至远远地看到四众，都要走过去施礼赞叹。四众中有的心地不洁净，对此不屑一顾，而且还说三道四，甚至出口侮辱。这位比丘也不生在意，仍然一如既往，长年累月地如此修行。有时嗔怒的众人还用木棒打他，用瓦石投他，他在躲避时仍然高声说：“我不敢轻视你们，你们将来都要成佛。”这比丘就是常不轻菩萨。最后他得以成佛。他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妙法莲华经》之“常不轻菩萨品”
印祖有一篇论文：《持经利益随心论》,他在论文中告知世人：“佛道原本就是唯一的真如，利益却随着众生之心而有胜劣的差异。”也就是说：佛所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是究竟圆满的真理。而众生从中所获得的利益，却是随着每个人至诚恭敬心的高低不同，而有胜劣的差异。【真如，佛教术语。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真实与如常合起来，就叫做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真相如此，故名真如。真如无我，无我一切皆真如。真如是法界之本来面目，恒常不变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楞严经》所谓的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乃是随众生的至诚恭敬心的胜劣而有大小、深浅的不同。（《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二·持经利益随心论）同时，他在与弟子的近千札书信中，也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亦屡屡告诫提醒：“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并反复叮咛：“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印祖为什么谆谆以此意告之我等。因为印祖深知自己业障深重，于是出家为僧。为的就是企望消除罪业，以报佛恩，所以他在修学过程中不断寻求古德修持懿范【懿yì美好道德风范】，由此他知道了诚与恭敬，实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
▲印光祖师墨宝
由此可见，一个人如能学会并践行“恭敬”二字，成贤成圣都有余，何况一点世间的高贵福呢。
附录：
持经利益随心论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俱蒙胜益，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楞严所谓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论如来本心，契经全力，实属乎此。但以众生志愿狭劣，与夫致诚未极，不能直契。故随彼行心，满彼所愿。倘宿根深厚之士，则顿明自性，彻证唯心，破烦惑而直趣菩提，圆福慧而速成觉道。获契经之全益，畅如来之本怀矣。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大根则拂云以蔽日，小根则长寸而增分。道本唯一真如，益随心而胜劣。然善根苟种，佛果终成。纵不能即获巨益，亦必以因兹度脱。闻涂毒鼓【一】，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二】。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谓欤。
——（《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二·持经利益随心论）
【注释】
【一】闻涂毒鼓，远近皆丧：涂毒鼓是古代战争中一种涂有毒料的鼓（武器），使人闻其声即死之鼓。禅宗以此比喻师家令学人丧心或灭尽贪、瞋、痴之一言一句之机言。《景德传灯録》卷十六全豁禅师条：“吾教意犹如涂毒鼓，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北本涅盘经》卷九、《佛光大辞典》。
【二】食少金刚，决定不消：见《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六：“佛子！譬如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金刚比喻不坏的意思。譬如一句阿弥陀佛圣号的音声一入耳根，便在阿赖耶识中成为一颗种子，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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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严古籍文献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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