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红楼梦》中的六爻卦
从 《红楼梦》中有关算卦段落的描写：
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挣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谵语绵绵。贾珍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缠经入了足阳明胃经，所以谵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即可身安。
尤氏服了两剂，并不稍减，更加发起狂来。贾珍着急，便叫贾蓉来：“打听外头有好医生，再请几位来瞧瞧。”
贾蓉回道：“前儿这个大夫是最兴时的了，只怕我母亲的病不是药治得好的。”
贾珍道：“胡说，不吃药，难道由他去罢？”
贾蓉道：“不是说不治，为的是前日母亲往西府去，回来是穿着园子里走过来的。一到了家就身上发烧，别是撞客着了罢。外头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灵，不如请他来占算占算。看有信儿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请别的好大夫来。”
贾珍听了，即刻叫人请来；坐在书房内喝了茶，便说：“府上叫我，不知占什
么事？”贾蓉道：“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净水洗手，设下香案，让我起出一课来看就是了。”
一时，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怀里掏出卦筒来，走到上头，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手内摇着卦筒，口里念道：“伏以太极两仪，氤氲交感，图书出而变化不穷，神圣作而诚求必应。兹有信官贾某，为因母病，虔请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鉴临在上，诚感则灵，有凶报凶，有吉报吉。先请内象三爻。”说着，将筒内的钱倒在盘内，说：“有灵的，头一爻就是‘交’。”拿起来又摇了一摇，倒出来，说是“单”。第三爻又是“交”。检起钱来，嘴里说是：“内爻已示，更请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来，是“单拆单”。
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铜钱，便坐下问道：“请坐，请坐，让我来细细的看看。这个卦乃是‘未济’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世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变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劫过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说完了，便撅着胡子坐着。
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听他讲的卦理明白，又说生怕父亲也不
好，便说道：“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毛半仙道：“据这卦上，世爻午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断得清楚，揲蓍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才断的准。”
以上是红楼梦中六爻占卦的描写，通过文中描述亥子水休囚，可判断是寅卯月，文中说再隔两日子丑空可推断是辛亥日，推其卦为：
寅月辛亥日（寅卯空)
《未 济》《大 有》
兄巳、应 巳、 蛇
孙未： 未： 勾
财酉、 酉、 雀
官亥兄午□离 辰、 龙
孙辰、 寅、 玄
父寅□ 子、 虎
占母病，初爻父母爻为母亲，母亲发动化官鬼临白虎，初爻为脚，寅木为脚，初爻发动化鬼，出门撞鬼之象，另外日令亥水合父母寅木，日令为外，也是出门撞鬼之象，断戌日好，卦中寅午发动虚拱一个戌字，到戌日构成寅午戌三个局，三个午火冲去官鬼子水，病即去矣。
此卦虽然为文学作品中卦例，但此卦所断甚切中易理，文中更起活时大六壬课参断，六壬课亦为中肯之断。可见清代六爻六壬术之盛行，可叹作者定是深通易理之人，抑或此卦曾为作者真实人生经历而写在书中。
从 《红楼梦》中有关算卦段落的描写：
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挣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谵语绵绵。贾珍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缠经入了足阳明胃经，所以谵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即可身安。
尤氏服了两剂，并不稍减，更加发起狂来。贾珍着急，便叫贾蓉来：“打听外头有好医生，再请几位来瞧瞧。”
贾蓉回道：“前儿这个大夫是最兴时的了，只怕我母亲的病不是药治得好的。”
贾珍道：“胡说，不吃药，难道由他去罢？”
贾蓉道：“不是说不治，为的是前日母亲往西府去，回来是穿着园子里走过来的。一到了家就身上发烧，别是撞客着了罢。外头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灵，不如请他来占算占算。看有信儿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请别的好大夫来。”
贾珍听了，即刻叫人请来；坐在书房内喝了茶，便说：“府上叫我，不知占什
么事？”贾蓉道：“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净水洗手，设下香案，让我起出一课来看就是了。”
一时，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怀里掏出卦筒来，走到上头，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手内摇着卦筒，口里念道：“伏以太极两仪，氤氲交感，图书出而变化不穷，神圣作而诚求必应。兹有信官贾某，为因母病，虔请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鉴临在上，诚感则灵，有凶报凶，有吉报吉。先请内象三爻。”说着，将筒内的钱倒在盘内，说：“有灵的，头一爻就是‘交’。”拿起来又摇了一摇，倒出来，说是“单”。第三爻又是“交”。检起钱来，嘴里说是：“内爻已示，更请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来，是“单拆单”。
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铜钱，便坐下问道：“请坐，请坐，让我来细细的看看。这个卦乃是‘未济’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世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变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劫过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说完了，便撅着胡子坐着。
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听他讲的卦理明白，又说生怕父亲也不
好，便说道：“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毛半仙道：“据这卦上，世爻午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断得清楚，揲蓍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才断的准。”
以上是红楼梦中六爻占卦的描写，通过文中描述亥子水休囚，可判断是寅卯月，文中说再隔两日子丑空可推断是辛亥日，推其卦为：
寅月辛亥日（寅卯空)
《未 济》《大 有》
兄巳、应 巳、 蛇
孙未： 未： 勾
财酉、 酉、 雀
官亥兄午□离 辰、 龙
孙辰、 寅、 玄
父寅□ 子、 虎
占母病，初爻父母爻为母亲，母亲发动化官鬼临白虎，初爻为脚，寅木为脚，初爻发动化鬼，出门撞鬼之象，另外日令亥水合父母寅木，日令为外，也是出门撞鬼之象，断戌日好，卦中寅午发动虚拱一个戌字，到戌日构成寅午戌三个局，三个午火冲去官鬼子水，病即去矣。
此卦虽然为文学作品中卦例，但此卦所断甚切中易理，文中更起活时大六壬课参断，六壬课亦为中肯之断。可见清代六爻六壬术之盛行，可叹作者定是深通易理之人，抑或此卦曾为作者真实人生经历而写在书中。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练字的第261天
听刘润讲优秀的人都有“事比我大”的心态，遇到事情内心的自我要小。
碰到挫折就想“我没错，我是对的，我考虑周全了，我有经验，这个我懂”，这种思维非常阻碍一个人成长。
一个忘我，一个内心中事比我大的人，才能真正成长进步。
真的有用，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投稿被拒，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对方说我原创内容太少了。
但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写的，自己画了思维导图，然后是自己总结提炼的，也加了个人的经历。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根据书里的内容写的，我也不太理解，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不就是书里的吗？就看有没有内化成自己的嘛。
我们学过的知识，看到的每一篇干货文章，哪一项不是参考书上的内容，哪一种思想不是借鉴古人的智慧，难道都是抄袭？
所有写书的、写文章的作者参考了别的书，都不能叫原创？
所谓输出，就是把学到的转化为自己的话，然后加上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于是我还跟他解释了半天……
一本书十几万字，我也不可能全抄上呀，没有思考也不能整理出几百字的思维导图呀。
没有想法也不能再从导图中提炼出自己浓缩2千字的收获呀，在我看来是一本书从厚到薄，再到厚的过程，直接抄的话，我也没必要写作了。
当然情急之下自然没有立刻想出这么多说辞。
可能是这段时间看书和冥想的原因，我一下子觉察到自己的状态是紧绷的。
觉得自己一遭到不同意见，就会立刻变得机警，下意识的去反驳，意识到解释的时候已经算是反驳了，既然别人已经判定我原创内容太少无法过稿，也没必要再争辩。
然后就说“好的”，于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就没有再继续讨论了。
然后又过了2个小时，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是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我是直接抄书中的理念的，或者是不符合他的投稿要求。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嗯，写干货文章和读书笔记，也许也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不能直接说我从哪一本书里提炼了什么经验，可以委婉的说我从几本书里总结了哪些经验，就是我在写下次写作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或者下次写作的时候投稿一个专门针对书评或者读书笔记的公众号，或者找自己觉得能真正给到你中肯建议的人去评价。
放下自我，真的很难，客观的去看待事情，比自己的感受更为重要。
如果加上主观情绪的话，我可能就会一直抱怨或者是愤愤不平，这个就是需要事比我大的心态。
听刘润讲优秀的人都有“事比我大”的心态，遇到事情内心的自我要小。
碰到挫折就想“我没错，我是对的，我考虑周全了，我有经验，这个我懂”，这种思维非常阻碍一个人成长。
一个忘我，一个内心中事比我大的人，才能真正成长进步。
真的有用，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投稿被拒，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对方说我原创内容太少了。
但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写的，自己画了思维导图，然后是自己总结提炼的，也加了个人的经历。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根据书里的内容写的，我也不太理解，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不就是书里的吗？就看有没有内化成自己的嘛。
我们学过的知识，看到的每一篇干货文章，哪一项不是参考书上的内容，哪一种思想不是借鉴古人的智慧，难道都是抄袭？
所有写书的、写文章的作者参考了别的书，都不能叫原创？
所谓输出，就是把学到的转化为自己的话，然后加上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于是我还跟他解释了半天……
一本书十几万字，我也不可能全抄上呀，没有思考也不能整理出几百字的思维导图呀。
没有想法也不能再从导图中提炼出自己浓缩2千字的收获呀，在我看来是一本书从厚到薄，再到厚的过程，直接抄的话，我也没必要写作了。
当然情急之下自然没有立刻想出这么多说辞。
可能是这段时间看书和冥想的原因，我一下子觉察到自己的状态是紧绷的。
觉得自己一遭到不同意见，就会立刻变得机警，下意识的去反驳，意识到解释的时候已经算是反驳了，既然别人已经判定我原创内容太少无法过稿，也没必要再争辩。
然后就说“好的”，于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就没有再继续讨论了。
然后又过了2个小时，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是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我是直接抄书中的理念的，或者是不符合他的投稿要求。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嗯，写干货文章和读书笔记，也许也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不能直接说我从哪一本书里提炼了什么经验，可以委婉的说我从几本书里总结了哪些经验，就是我在写下次写作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或者下次写作的时候投稿一个专门针对书评或者读书笔记的公众号，或者找自己觉得能真正给到你中肯建议的人去评价。
放下自我，真的很难，客观的去看待事情，比自己的感受更为重要。
如果加上主观情绪的话，我可能就会一直抱怨或者是愤愤不平，这个就是需要事比我大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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