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在《校议》一书中也并非完全认同北监本《尚书注疏》的观念，他在第一一二条中谈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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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注疏校议》，杜泽逊撰　　

杜老师在本书的《自序》中，起首即称：

二0 一二年三月，澤遜率門生着手《十三經注疏彙校》，以《尚書注疏》為起首，歷二載初畢，又一載審訂成稿，交中華書局付排，問世有日矣。

他的这项大工程，我曾两次目睹现场。我在杜老师的校经处看到他的两届学生，每届都有几十人之多，在那里挑灯夜战，他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核对古书，一大屋子人静悄悄的没有声响，这种场面让我感慨良多。杜老师主抓的《十三经注疏汇校》以本书最先成稿，因此这部《尚书注疏校议》乃是他带领弟子们校勘这部经书时，所发现的问题所在，其以举例的方式纠正了许多人们对某部典籍的偏见，并点明一些历史典籍有着哪些妙处所在。

比如本书的第一条为“《经典释文》保存旧本异文之可贵”，杜老师举例称：

《金縢下》：“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逆”，孔傳解“新”為“改過自新”，“逆”為“遣使者迎之”。頗為牽強。《經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曾運乾《正讀》，顧頡剛、劉起釪《譯論》都采“親迎”說。《詩經·東山序》鄭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也。”其論最近實。此則《釋文》存馬本異文之功也。

杜老师在第十二条指出了“敦煌本之可贵”，并点出了敦煌本三处可贵之处，其第一处为：

《堯典》監本卷二第二十六頁十六行經：“帝曰：往欽哉。”孔傳：“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據眾”，各本同。《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一二八頁云中國圖藏敦煌寫本作“眾舉”，“眾舉言可試”，謂眾皆言可試，則渙然冰釋也。敦煌伯希和本三0一五號殘卷及傳世各本均訛作“據眾”。此校甚佳。夫校書首求古本，次究小學。

对于《尚书注疏》的汇校，杜老师在本书的《自序》中列出了此次汇校所用的19种版本，第一种为唐石经本，其实为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等等。这些版本中，并不包括其他的零星之本，敦煌本即当属此类。其所列的19种版本中，最晚者为清嘉庆年间阮元所刻南昌本，然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在1900年，故19种版本的刊刻者除了第一种外，其他人都不可能见过敦煌本，故而杜老师在文中也谈到了后出文献对于校勘的贡献：

阮氏以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陽閩刻本、監本、毛本為主，余獲校宋刊單疏本、八行本、蒙古平水本、魏縣尉宅本、永樂本各舊本，因得見阮所未見，知阮所未知，每以為喜。至於敦煌殘卷、漢魏石經，前人校勘已多，未即重校，學者自當合觀之，方可窺古書之舊。

杜老师带领弟子们汇校十三经，所用底本为明万历年间所刻北监本。对于此本的妙处，杜老师在本文中称：

《十三經注疏》成于南宋建陽書坊，至元十行本仍為建陽坊刻。其文字規範程度之低，每況愈下。至李元陽、江以達重刊十行本，有所改良，至萬曆北京國子監本，始根本改觀，由坊本轉變為官版。

而后，他在本书中举出了多个事例，比如“北监本避讳之严”，文中列举了北京国子监所刻《尚书注疏》中的各种避讳字，因为这些字大多缺末笔，电脑无法输入，故不在此摘引。杜老师在本书中还专有一条谈及“北监本校雠之可称道者”，其在本条中总结道：

萬歷北監本之謹嚴，於文字規範、避諱不苟可見其氣象，而於文字校讎，改正舊本之訛誤，亦不乏佳例。前人論北監本《十三經》、《二十一史》多加貶斥。如顧炎武《日知錄》云“秦火未亡，亡於監刻”。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云北監《十三經》、《二十一史》“只據南監本重刻，不過整齊了行款，沒有據其它善本校勘，故論其內容，反不如南雍本遠甚”。黃永年《古籍版本學》云“其中有的的確未經很好校勘，如北監本的《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之類。”是皆未能多加校勘，陳陳相因，非中肯之論也。

杜老师在本条内举出了22个事例，以证其所言不虚。然而在学术界，北监本一向没有好名声，杜老师主抓这项庞大的十三经汇校工程时，却单单选用了北监本，如此之特立独行，当然需要扎实的功底做支撑。他为何有这样独特的选择，我会在他所主编的《尚书注疏汇校》源起中摘录他的观点。而他在《校议》一书中也并非完全认同北监本《尚书注疏》的观念，他在第一一二条中谈论的话题就是“北监本误改”，即此可知，北监本亦有问题在，比如杜老师指出了“北监本据《汉书》删字之不可取”、“北监本误改疏文起讫语”、“北监本校雠之失”以及“北监本擅改释文”等，这些都说明了北监本同样存在大量的问题。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仍然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对此请参照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