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超话]# 【央视新闻点赞历城教育大爱温暖！济南历城这所学校装一部电梯只为一个孩子】婷婷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鲍山学校的一名学生，五岁时因身患脊髓灰质炎，身体落下了残疾，右上身和左下身无法行动，需要长期做康复训练，但婷婷和其他孩子一样，坚持去学校上学。这个学期，婷婷已升入三年级，要到学校二楼上课，怎么上楼成了最大的难题。为了帮助婷婷，历城区鲍山学校联合爱心企业，专门为她安装了一部电梯。开学第一天，新电梯成了婷婷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儿童成长中，3-6岁进入幼儿园，6岁以上接受义务教育，早已成为默认的教育模式，但0-3岁婴幼儿照护似乎是一个鲜少被讨论的话题。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聚焦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系列报道之八——贵州省黔西南州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纪实】
“新市民计划”，黔西南搬迁群众的定心丸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33.85万人，占全省搬迁任务的18%，规模为全国第二，是贵州全省搬迁人口最多的市州。
从故土难离不愿搬，到脸上有笑兜里有钱。黔西南州政府部门着力在建立系统的、管用的、长效的政策机制上发力，以“新市民计划”为基础，构建后续扶持政策支撑体系。
“我们乐于见到搬迁群众在政策帮助下，在新环境中获得融入感和幸福感，从‘新市民’变成真正的市民。”黔西南州生态移民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谢鑫说。
融入城镇环境的新主人
“改头换面，教好孩子。”刘辉远在搬出大山时许下心愿。
2018年6月，刘辉远一家8口从“开门见山”的晴隆县长流乡杨寨村下大云组搬迁到车水马龙的兴义市马岭街道思源社区。在社区入户推荐下，刘辉远和妻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对于他最关注的教育问题，兴义市政府有关部门筹谋已久。兴义市为搬迁群众子女专门修建了百春幼儿园分园、兴义市第四中学万峰校区，不仅教育基础设施完善，教师队伍齐全，且就读学校距社区仅2.5公里。
“今年中考，我家女娃娃考了660分，考上了省重点兴义八中。搬出大山是对的，孩子上学的路宽了，未来的路也宽了。”刘辉远喜不自胜地说。
这份打动刘辉远的踏实生活，离不开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带领有关部门精心谋划的后续扶持系列政策：2017年12月，制定并启动实施《黔西南州新市民计划（试行）》；2018年4月，研究出台了新市民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教育发展、就业创业、卫生健康、资源权益、政策措施、兜底保障、社会治理、政策宣传、智慧金州服务、社区党建等13项推进措施，构建了新市民计划“1+13”政策体系；2019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作出建立“五个体系”的决策部署后，黔西南州对标对表进一步细化完善新市民计划“1+13”系列政策，构建了多项重点保障制度；2020年3月，国家三部委批准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黔西南州将新市民计划内容规范为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制定了包括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教育全面配套、基本医疗卫生全面配套、基本社会服务有效衔接落实、就业创业服务、基本公共文化配套、社区治理、监测预警等在内的36项地方标准，并于2021年9月26日在全国首个以标准化试点发布市（州）级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据记者了解，截至2022年3月，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数据监测与预警管理大数据平台建成，“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整个标准的执行、预警信息研判、反馈处理和销号实现闭环管理。
“‘新市民计划’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保障搬迁群众生活安心，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谢鑫表示，黔西南州通过“新市民计划”各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完善了安置区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区管理服务等公共服务配套，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保障，搬迁群众的发展信心、发展能力、发展保障均得到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带动城镇经济的生力军
从屯脚镇铜鼓村边远少数民族村寨搬迁到兴仁市薏品田园街道安和社区已有5个年头，王以刚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支持下，积极发展食用菌、薏仁米种植和稻田养鱼产业，年收入达到20余万元，并带动社区群众增收致富，家庭人均收入达3万多元。
保险兜底，是王以刚下定决心创业的底气。记者了解到，“新市民计划”创新推出了新市民就业险。
据谢鑫介绍，2019年至2021年，黔西南州县两级财政平均每年出资425万元，按30元/人标准购买就业险，对新市民劳动力就业后短期失业的，可享有每人每天50元的失业补助，最高可补助90天；从今年起，投保结余资金超过投保资金总额的20%，超出部分将用作下一年保费。截至今年6月底，就业险累计赔付4000余人870多万元。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让搬迁群众融入新环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稳定就业。”兴义市马岭街道龙盛社区第一书记宋汧介绍，首先通过入户走访摸清搬迁群众的诉求和自身特长，随后在周边为他们找到人岗相符的工作，确保每一个暂时待业的群众都有三次及以上的就业推荐。通过这种保姆式的服务，使搬迁群众能够尽快融入新的环境。
“目前，我们的搬迁群众已基本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中，全面实现一户一人以上劳动力就业，甚至一户多人就业。”宋汧说。
“我们还创新实施新市民安居险，2018年至2021年，州县两级财政每年平均出资371万元，为搬迁脱贫人口购买安居险，在意外死亡、意外伤残、意外医疗、疾病死亡、家庭财产自然灾害及盗抢损失、大病保险补助等方面为新市民提供安居保障。截至2022年6月底，建立该险种以来累计赔付1052人750.98万元。”谢鑫说。
享受安居乐业的新市民
“搬迁前，天黑了又亮，日子天天一个样；搬迁后，心里甜有盼头，日子一天好过一天。”来自晴隆县三宝街道安置区新塘社区的新市民田进芬笑着说道。
孩子打着手电走泥巴路上学、轮到集市日才能买齐东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田进芬喜欢小洋楼般的新家和城市的生活。闲不住的她不仅担任了新塘社区乌嘎街的街长，还坚持在家做民族服装和蜡染。“从泥巴路、漏风墙、土坯房到硬化路、石灰墙、小洋房，生活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外出务工、居家就业，也可以去旁边的产业园区上班，有选择的感觉真好。”
2.5公里的教育圈，让刘辉远不再忧虑子女的未来；全方位的政策兜底，让王以刚有了创业的勇气；选择生活的权利，让田进芬有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这正是我们黔西南州决定实施新市民计划时所期待的画面。”谢鑫告诉记者。
“从不愿搬，到住得安，再到得乐趣。通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到后续扶持的全部过程，我亲身见证乡亲们三个阶段的变化，深刻感受了易地扶贫搬迁对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后续扶持政策对他们来说是一剂必不可少的‘定心丸’。”晴隆县三宝街道新塘社区第一书记欧阳先敏回顾易地扶贫搬迁初期，他在“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的“五皮”精神鼓舞下，挨家挨户走访，了解群众需求，推动搬迁的经历。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搬迁群众新发展、新融入成果，突出高质量就业、产业发展、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提升，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和措施，确保组织机构有力、政策保障到位、资金供给有效、风险底线守牢、动态监测到位，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高质量促进搬迁群众高质量发展。”谢鑫介绍下一步后续扶持工作重点：
一是完善监测预警织牢保障网。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3+1”保障等纳入重点监测，完善监测预警、快速反应、问题整改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坚决防范规模性返贫、返迁、致贫等的发生。
二是强化产业就业联动促增收。加大安置地优势产业培育，做优做强就业帮扶车间，促进就近就地就业，提升就业质量。扎实抓好劳动力有组织输出就业、自主创业、就业援助、就业培训等工作，巩固提高“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率，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收入。
三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和谐。建立健全管理服务机构和人员配备，完善信息收集和反馈、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安全和社会风险防范等机制，构建稳定和谐安置区。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刘政）
“新市民计划”，黔西南搬迁群众的定心丸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33.85万人，占全省搬迁任务的18%，规模为全国第二，是贵州全省搬迁人口最多的市州。
从故土难离不愿搬，到脸上有笑兜里有钱。黔西南州政府部门着力在建立系统的、管用的、长效的政策机制上发力，以“新市民计划”为基础，构建后续扶持政策支撑体系。
“我们乐于见到搬迁群众在政策帮助下，在新环境中获得融入感和幸福感，从‘新市民’变成真正的市民。”黔西南州生态移民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谢鑫说。
融入城镇环境的新主人
“改头换面，教好孩子。”刘辉远在搬出大山时许下心愿。
2018年6月，刘辉远一家8口从“开门见山”的晴隆县长流乡杨寨村下大云组搬迁到车水马龙的兴义市马岭街道思源社区。在社区入户推荐下，刘辉远和妻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对于他最关注的教育问题，兴义市政府有关部门筹谋已久。兴义市为搬迁群众子女专门修建了百春幼儿园分园、兴义市第四中学万峰校区，不仅教育基础设施完善，教师队伍齐全，且就读学校距社区仅2.5公里。
“今年中考，我家女娃娃考了660分，考上了省重点兴义八中。搬出大山是对的，孩子上学的路宽了，未来的路也宽了。”刘辉远喜不自胜地说。
这份打动刘辉远的踏实生活，离不开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带领有关部门精心谋划的后续扶持系列政策：2017年12月，制定并启动实施《黔西南州新市民计划（试行）》；2018年4月，研究出台了新市民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教育发展、就业创业、卫生健康、资源权益、政策措施、兜底保障、社会治理、政策宣传、智慧金州服务、社区党建等13项推进措施，构建了新市民计划“1+13”政策体系；2019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作出建立“五个体系”的决策部署后，黔西南州对标对表进一步细化完善新市民计划“1+13”系列政策，构建了多项重点保障制度；2020年3月，国家三部委批准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黔西南州将新市民计划内容规范为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制定了包括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教育全面配套、基本医疗卫生全面配套、基本社会服务有效衔接落实、就业创业服务、基本公共文化配套、社区治理、监测预警等在内的36项地方标准，并于2021年9月26日在全国首个以标准化试点发布市（州）级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据记者了解，截至2022年3月，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数据监测与预警管理大数据平台建成，“新市民计划”基本公共服务整个标准的执行、预警信息研判、反馈处理和销号实现闭环管理。
“‘新市民计划’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保障搬迁群众生活安心，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谢鑫表示，黔西南州通过“新市民计划”各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完善了安置区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区管理服务等公共服务配套，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保障，搬迁群众的发展信心、发展能力、发展保障均得到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带动城镇经济的生力军
从屯脚镇铜鼓村边远少数民族村寨搬迁到兴仁市薏品田园街道安和社区已有5个年头，王以刚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支持下，积极发展食用菌、薏仁米种植和稻田养鱼产业，年收入达到20余万元，并带动社区群众增收致富，家庭人均收入达3万多元。
保险兜底，是王以刚下定决心创业的底气。记者了解到，“新市民计划”创新推出了新市民就业险。
据谢鑫介绍，2019年至2021年，黔西南州县两级财政平均每年出资425万元，按30元/人标准购买就业险，对新市民劳动力就业后短期失业的，可享有每人每天50元的失业补助，最高可补助90天；从今年起，投保结余资金超过投保资金总额的20%，超出部分将用作下一年保费。截至今年6月底，就业险累计赔付4000余人870多万元。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让搬迁群众融入新环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稳定就业。”兴义市马岭街道龙盛社区第一书记宋汧介绍，首先通过入户走访摸清搬迁群众的诉求和自身特长，随后在周边为他们找到人岗相符的工作，确保每一个暂时待业的群众都有三次及以上的就业推荐。通过这种保姆式的服务，使搬迁群众能够尽快融入新的环境。
“目前，我们的搬迁群众已基本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中，全面实现一户一人以上劳动力就业，甚至一户多人就业。”宋汧说。
“我们还创新实施新市民安居险，2018年至2021年，州县两级财政每年平均出资371万元，为搬迁脱贫人口购买安居险，在意外死亡、意外伤残、意外医疗、疾病死亡、家庭财产自然灾害及盗抢损失、大病保险补助等方面为新市民提供安居保障。截至2022年6月底，建立该险种以来累计赔付1052人750.98万元。”谢鑫说。
享受安居乐业的新市民
“搬迁前，天黑了又亮，日子天天一个样；搬迁后，心里甜有盼头，日子一天好过一天。”来自晴隆县三宝街道安置区新塘社区的新市民田进芬笑着说道。
孩子打着手电走泥巴路上学、轮到集市日才能买齐东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田进芬喜欢小洋楼般的新家和城市的生活。闲不住的她不仅担任了新塘社区乌嘎街的街长，还坚持在家做民族服装和蜡染。“从泥巴路、漏风墙、土坯房到硬化路、石灰墙、小洋房，生活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外出务工、居家就业，也可以去旁边的产业园区上班，有选择的感觉真好。”
2.5公里的教育圈，让刘辉远不再忧虑子女的未来；全方位的政策兜底，让王以刚有了创业的勇气；选择生活的权利，让田进芬有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这正是我们黔西南州决定实施新市民计划时所期待的画面。”谢鑫告诉记者。
“从不愿搬，到住得安，再到得乐趣。通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到后续扶持的全部过程，我亲身见证乡亲们三个阶段的变化，深刻感受了易地扶贫搬迁对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后续扶持政策对他们来说是一剂必不可少的‘定心丸’。”晴隆县三宝街道新塘社区第一书记欧阳先敏回顾易地扶贫搬迁初期，他在“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的“五皮”精神鼓舞下，挨家挨户走访，了解群众需求，推动搬迁的经历。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搬迁群众新发展、新融入成果，突出高质量就业、产业发展、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提升，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和措施，确保组织机构有力、政策保障到位、资金供给有效、风险底线守牢、动态监测到位，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高质量促进搬迁群众高质量发展。”谢鑫介绍下一步后续扶持工作重点：
一是完善监测预警织牢保障网。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3+1”保障等纳入重点监测，完善监测预警、快速反应、问题整改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坚决防范规模性返贫、返迁、致贫等的发生。
二是强化产业就业联动促增收。加大安置地优势产业培育，做优做强就业帮扶车间，促进就近就地就业，提升就业质量。扎实抓好劳动力有组织输出就业、自主创业、就业援助、就业培训等工作，巩固提高“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率，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收入。
三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和谐。建立健全管理服务机构和人员配备，完善信息收集和反馈、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安全和社会风险防范等机制，构建稳定和谐安置区。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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