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禁闭》的剧中人物加尔森有句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这曾经是人们在批评萨特哲学思想时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不过，对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不都是批评性的。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揭秘上汽高端品牌打法：智己汽车首轮融资超百亿，阿里入局，首款车明年1月发布
11 月 26 日，传闻许久的上汽高端品牌 L 项目终于亮相，并正式定名为「智己汽车」，目标是要打造数据驱动的跨界智能电动新物种。
这一高端品牌目前已获得来自上汽集团、上海浦东新区和阿里巴巴三方的首轮投资，首轮融资超百亿元级别。
据汽车之心了解，这一项目已经在内部运作了18、19个月。到明年1月，智己汽车首款车型将在上海、伦敦、北美CES全球同步发布。
智己汽车将具备百米加速4秒内、超算中枢智能座舱、永不自燃的安全电池、无线充电等一系列亮点。
当前，智己汽车项目组共有 200 多人，超过 50% 的人员来自上汽集团内部，包括来自整车厂、零部件供应商以及集团总部等背景的成员。
内部预计，在今年底团队将达到 300 人级别的规模，到明年年底团队还将扩张数倍。
作为上汽重点发力的高端智能电动品牌，智己汽车有几大看点：
1. 上汽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旗下拥有 15 个整车品牌。不说供应链和品控，上汽在前瞻技术、电池、软件、高精度地图等方向上的布局积累将加速新车面世。从明年1月发布新车的时间点看，智己的速度确实非常快。
2. 打造数据驱动的用户企业。智己团队内部认为，软件定义汽车的核心是数据驱动。在新项目上，用户数据将是驱动产品定义和迭代的核心引擎。
3. 新品牌独立运作，阿里和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入局。阿里将在 AI、互联网生态、用户运营和新零售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引入资方，不仅是为了资金和战略资源，更重要的是建立市场化的评判标准。智己的核心管理层、初创团队将持有期权。
当前汽车新势力中，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都达到了市值高峰，传统车企中的新势力正在陆续出道——东风有岚图、北汽有 ARCFOX、长安有与华为及宁德时代合作的 CHN 平台。
上汽携手上海浦东新区以及阿里巴巴入局高端智能电动车的打法，尤其值得关注。
L 项目：串起珍珠的链子
根据此前的消息，L 项目（也就是现在的智己汽车）由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亲自挂帅，总裁王晓秋任总指挥。
上汽内部认为，在数字化的智能时代，用户与企业的关系将会重构。
L 项目要做一家数据驱动的用户企业。
上汽从 2014 年提出了「新四化」概念，此后在技术、商业和产业合作上做了非常多的布局。这些布局是一颗颗的珍珠，按内部的说法，L 项目正是「串起珍珠的链子」。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上，上汽有哪些资源：
在内部，上汽集团有前瞻技术研究部、人工智能实验室、软件子公司零束、全资的氢燃料技术公司捷氢、出行服务享道等多个业务体系。
在电池领域，上汽与宁德时代成立了上汽时代和时代上汽两家合资公司。L 项目将采用零自燃标准，经过最严苛的侧碰针刺标准也不燃烧的安全电池。
在智能化技术上，2015 年上汽与阿里巴巴合资成立斑马网络， 2018 年上汽和 TTTech 也成立了合资公司。
这些公司与上汽前瞻、零束软件一起，都将可能为L项目提供围绕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的技术。
高精地图上，上汽还持有中海庭 51% 股权，今年上汽还宣布与 Mobileye 合作落地 REM。
在供应链上，上汽集团拥有 15 个整车品牌，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L 项目的供应链管理及制造将委托上汽代工。
跨界智能电动新物种，首款车长啥样？
明年1月，智己汽车的首款车型将在上海、伦敦、北美 CES 全球同步发布。
智己汽车未来将具备4秒内百米加速、超算中枢智能座舱、L0 级永不自燃的安全电池、无线充电等一系列产品亮点。
不难看出，在高性能的三电系统以及智能化技术将成为智己新车发力的关键点。
按照内部的说法，智己「无论从硬件、架构、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软件架构等方面，都聚焦未来客户体验，真正实现汽车智能化的全新突破。」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采用的电池包可以通过最严苛的侧碰针刺试验，「永不自燃」。
在自动驾驶方向上，上汽在 2014 年内部成立了前瞻技术研究部，投入自动驾驶技术储备。
前面提到的数据驱动，也将是智己新车上自动驾驶系统的一大亮点。
智能座舱方面，上汽早在 2016 年与阿里巴巴联合推出了斑马智行系统，并推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据了解，上汽希望在 L 项目的智能座舱中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集成阿里巴巴等顶级互联网公司的优势技术和产品。
优势与挑战
目前，智己汽车的项目团队共有 200 多人，超过一半的成员来自上汽集团内部，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 300 人规模，明年年底将会扩张数倍。
除了与阿里合作，智己将从消费电子、互联网、软件公司、人工智能等领域领域引进跨界人才。
源于上汽体系造车，智己还将建立全新的组织形式，官方称其是未来公司形态。
具体一点来讲，就是以用户价值为中心的企业。
「聚焦为用户创造价值」，知易行难。
过去，传统车企的销售和服务模式以线下的 4S 店为主，这意味着销售、服务、反馈的链条都将更长。
而上汽 L 项目想要实现以用户价值为中心，这意味着内部需要在整个研发、销售、客户服务甚至制造体系上进行全面的创新，这其中的难度极大，同时，一旦成功，也门槛极高。
这也是今天市场如此看好以蔚来等为代表的新造车公司的原因。
将用户价值作为高端品牌的核心，将为上汽攻占高端品牌带来强力的支撑。
在上汽的研发、供应链、制造能力的基础上，智己汽车将重点发力品牌、产品研发和数字化三个方向。
关键的挑战还在于软件研发。
打造一个数据驱动的运营平台，将会贯穿智己的新车研发过程。
内部认为：将用户资产、数字权益，实现为一个运作平台，让用户贡献的数据产生价值，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大家常常谈到的「数字化」。
智己认为，数字化或者说用户数据，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产品、服务设计的某些方面，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驱动力。
这个与今天特斯拉在自动驾驶上所做的颇为相似，当前 Autopilot 正通过用户上路之后不断的数据采集和功能迭代，逐步实现更高阶的自动驾驶。
智己希望数据驱动的过程能够贯穿新车的方方面面，这比特斯拉更进一步。
品牌突围
当汽车产业进入新四化变革期，品牌上探已经成为业内必然的趋势。
其背后的逻辑是：
新四化变革中，传动发动机正在被电机取代，燃油正在被动力电池所替代。
传统的机械操控，正在被解放人类司机的自动驾驶所替代。
传统的单调车内空间，正在被应用更丰富的智能座舱所替代。
能否树立一个全新的高端品牌，关乎到车企在新四化变革中的成败。
对上汽集团而言，品牌上探是先进技术积累的一次大爆发。
上汽前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将因为高端品牌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这为内部的团队打造更优秀产品创造了机会。
对供应商而言，全新的高端品牌，将推动供应链体系的变革，更多优质的软硬件技术供应商会上车，尤其是新兴立足中国的软件供应商。
群雄杀伐的智能电动汽车萌芽时代，中国最大的车企上汽刚刚落子。
原创 张竹 汽车之心
11 月 26 日，传闻许久的上汽高端品牌 L 项目终于亮相，并正式定名为「智己汽车」，目标是要打造数据驱动的跨界智能电动新物种。
这一高端品牌目前已获得来自上汽集团、上海浦东新区和阿里巴巴三方的首轮投资，首轮融资超百亿元级别。
据汽车之心了解，这一项目已经在内部运作了18、19个月。到明年1月，智己汽车首款车型将在上海、伦敦、北美CES全球同步发布。
智己汽车将具备百米加速4秒内、超算中枢智能座舱、永不自燃的安全电池、无线充电等一系列亮点。
当前，智己汽车项目组共有 200 多人，超过 50% 的人员来自上汽集团内部，包括来自整车厂、零部件供应商以及集团总部等背景的成员。
内部预计，在今年底团队将达到 300 人级别的规模，到明年年底团队还将扩张数倍。
作为上汽重点发力的高端智能电动品牌，智己汽车有几大看点：
1. 上汽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旗下拥有 15 个整车品牌。不说供应链和品控，上汽在前瞻技术、电池、软件、高精度地图等方向上的布局积累将加速新车面世。从明年1月发布新车的时间点看，智己的速度确实非常快。
2. 打造数据驱动的用户企业。智己团队内部认为，软件定义汽车的核心是数据驱动。在新项目上，用户数据将是驱动产品定义和迭代的核心引擎。
3. 新品牌独立运作，阿里和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入局。阿里将在 AI、互联网生态、用户运营和新零售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引入资方，不仅是为了资金和战略资源，更重要的是建立市场化的评判标准。智己的核心管理层、初创团队将持有期权。
当前汽车新势力中，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都达到了市值高峰，传统车企中的新势力正在陆续出道——东风有岚图、北汽有 ARCFOX、长安有与华为及宁德时代合作的 CHN 平台。
上汽携手上海浦东新区以及阿里巴巴入局高端智能电动车的打法，尤其值得关注。
L 项目：串起珍珠的链子
根据此前的消息，L 项目（也就是现在的智己汽车）由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亲自挂帅，总裁王晓秋任总指挥。
上汽内部认为，在数字化的智能时代，用户与企业的关系将会重构。
L 项目要做一家数据驱动的用户企业。
上汽从 2014 年提出了「新四化」概念，此后在技术、商业和产业合作上做了非常多的布局。这些布局是一颗颗的珍珠，按内部的说法，L 项目正是「串起珍珠的链子」。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上，上汽有哪些资源：
在内部，上汽集团有前瞻技术研究部、人工智能实验室、软件子公司零束、全资的氢燃料技术公司捷氢、出行服务享道等多个业务体系。
在电池领域，上汽与宁德时代成立了上汽时代和时代上汽两家合资公司。L 项目将采用零自燃标准，经过最严苛的侧碰针刺标准也不燃烧的安全电池。
在智能化技术上，2015 年上汽与阿里巴巴合资成立斑马网络， 2018 年上汽和 TTTech 也成立了合资公司。
这些公司与上汽前瞻、零束软件一起，都将可能为L项目提供围绕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的技术。
高精地图上，上汽还持有中海庭 51% 股权，今年上汽还宣布与 Mobileye 合作落地 REM。
在供应链上，上汽集团拥有 15 个整车品牌，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L 项目的供应链管理及制造将委托上汽代工。
跨界智能电动新物种，首款车长啥样？
明年1月，智己汽车的首款车型将在上海、伦敦、北美 CES 全球同步发布。
智己汽车未来将具备4秒内百米加速、超算中枢智能座舱、L0 级永不自燃的安全电池、无线充电等一系列产品亮点。
不难看出，在高性能的三电系统以及智能化技术将成为智己新车发力的关键点。
按照内部的说法，智己「无论从硬件、架构、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软件架构等方面，都聚焦未来客户体验，真正实现汽车智能化的全新突破。」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采用的电池包可以通过最严苛的侧碰针刺试验，「永不自燃」。
在自动驾驶方向上，上汽在 2014 年内部成立了前瞻技术研究部，投入自动驾驶技术储备。
前面提到的数据驱动，也将是智己新车上自动驾驶系统的一大亮点。
智能座舱方面，上汽早在 2016 年与阿里巴巴联合推出了斑马智行系统，并推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据了解，上汽希望在 L 项目的智能座舱中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集成阿里巴巴等顶级互联网公司的优势技术和产品。
优势与挑战
目前，智己汽车的项目团队共有 200 多人，超过一半的成员来自上汽集团内部，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 300 人规模，明年年底将会扩张数倍。
除了与阿里合作，智己将从消费电子、互联网、软件公司、人工智能等领域领域引进跨界人才。
源于上汽体系造车，智己还将建立全新的组织形式，官方称其是未来公司形态。
具体一点来讲，就是以用户价值为中心的企业。
「聚焦为用户创造价值」，知易行难。
过去，传统车企的销售和服务模式以线下的 4S 店为主，这意味着销售、服务、反馈的链条都将更长。
而上汽 L 项目想要实现以用户价值为中心，这意味着内部需要在整个研发、销售、客户服务甚至制造体系上进行全面的创新，这其中的难度极大，同时，一旦成功，也门槛极高。
这也是今天市场如此看好以蔚来等为代表的新造车公司的原因。
将用户价值作为高端品牌的核心，将为上汽攻占高端品牌带来强力的支撑。
在上汽的研发、供应链、制造能力的基础上，智己汽车将重点发力品牌、产品研发和数字化三个方向。
关键的挑战还在于软件研发。
打造一个数据驱动的运营平台，将会贯穿智己的新车研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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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大家常常谈到的「数字化」。
智己认为，数字化或者说用户数据，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产品、服务设计的某些方面，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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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己希望数据驱动的过程能够贯穿新车的方方面面，这比特斯拉更进一步。
品牌突围
当汽车产业进入新四化变革期，品牌上探已经成为业内必然的趋势。
其背后的逻辑是：
新四化变革中，传动发动机正在被电机取代，燃油正在被动力电池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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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树立一个全新的高端品牌，关乎到车企在新四化变革中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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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前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将因为高端品牌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这为内部的团队打造更优秀产品创造了机会。
对供应商而言，全新的高端品牌，将推动供应链体系的变革，更多优质的软硬件技术供应商会上车，尤其是新兴立足中国的软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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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张竹 汽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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