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盛镇岩上村：打造独树一帜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鹤盛镇岩上村是我县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样板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村民早早做起了民宿的生意，目前已成为全县床位数最多的民宿集聚村。今年，该村以创建全市首批“未来乡村”试点为抓手，谋划建设以“诗画山水慢享岩上”为主题的村域型未来乡村，全力打造独树一帜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共同富裕看浙里# https://t.cn/A6V3ta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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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烤鸭遇上“李鬼”，检察官查筛600余万条聊天记录发现……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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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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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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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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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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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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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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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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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我家住在长江边# 【长江“十年禁渔”武汉实施半年成效显著】“为全局计、为子孙谋”，长江“十年禁渔”既是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尹勤兵）
…探访…
■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渔具市场
电捕鱼机绝迹一线一钩受欢迎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尹勤兵）
…探访…
■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渔具市场
电捕鱼机绝迹一线一钩受欢迎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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