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棉花[污]弹棉花[污]真的超软～
之前把床下面的褥子抱到楼顶晒了晒，可是感觉还是一点都不软和…
今天索性把它抱到人家做被子这里重新弹弹弹…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是越重越软和
正常褥子7-10斤就可以了，我原本的褥子竟然是16斤的…（太重了它本身就该压得很厉害了）
导致我现在有了一个9斤的新褥子，一个7斤重的新棉花被……
到家就开始反思，我是脑子瓦特了还是干嘛，去年我妈就已经我打了8斤的厚被子，我又弄一个……
我要这么多这么厚的被子干嘛呢…[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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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原本想发一个“又是厌世的一天”，还没编辑好就碰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奶奶要从封闭围墙旁的废墟堆上过，在问我能不能过，有两条路一条需要爬墙，一条稍微远一点，我说老奶奶您从远一点儿的地方过吧，没有那么危险，想着老奶奶一个人挺可怜的怕出事儿，遂赶紧放下手机搀扶着老奶奶从远处的路过围墙，老奶奶一路感谢，连说着好几个阿弥陀佛，可能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吧，老奶奶还用方言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把老奶奶送过去后还问我是不是农大的学生，还说以后有机会去家里坐坐。感觉一件小事让自己内心稍微有些安慰了，至少还是能够帮助到别人，想到今天早上因为一路玩儿手机，没注意到一位老爷爷拉着有点笨重的装满东西的小车上一个很抖的坡，在另一位好心的大妈停下自己的自行车过来帮忙推上去后才反应过来，当时内心就很自责，觉得自己为啥要玩儿手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件小事，当时心想老爷爷和大妈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吧，这件小事加重了自己内心的负担，晚上帮助老奶奶也算是对早上这件事的一种心理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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