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甲第三轮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7-1大胜里尔。赛后，维蒂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场上的表现证明了球队目前一切顺利，会努力踢好每一场比赛，自己会尽量少吃黄牌。
谈本场比赛
“我现在感觉很好，我认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谈加尔蒂埃
“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目前进展顺利，球队有能力做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努力在比赛中做到他在训练中对我们的要求。”
“他对队员的要求是要有奉献精神，要充满活力，每个人都要在比赛中百分之百地投入。然后是一些战术方面，但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笑)。我认为他对球队很满意，不仅对结果很满意，而且对我们的比赛方式也很满意。”
谈内马尔
“内马尔、梅西、姆巴佩，整个球队所有人缺一不可，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也是我们在场上一直在努力想要做到的。”
谈自己的黄牌
“有人告诉我，我的黄牌比维拉蒂还要多(笑)。很遗憾因为累计黄牌停赛，我无法出战与摩纳哥的比赛，我会尽量少吃黄牌，但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谈球队本赛季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踢好下一场比赛，稳扎稳打。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做到赛季不败，但目前我们需要保持冷静，认真踢好每一场比赛。”
谈本场比赛
“我现在感觉很好，我认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谈加尔蒂埃
“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目前进展顺利，球队有能力做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努力在比赛中做到他在训练中对我们的要求。”
“他对队员的要求是要有奉献精神，要充满活力，每个人都要在比赛中百分之百地投入。然后是一些战术方面，但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笑)。我认为他对球队很满意，不仅对结果很满意，而且对我们的比赛方式也很满意。”
谈内马尔
“内马尔、梅西、姆巴佩，整个球队所有人缺一不可，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也是我们在场上一直在努力想要做到的。”
谈自己的黄牌
“有人告诉我，我的黄牌比维拉蒂还要多(笑)。很遗憾因为累计黄牌停赛，我无法出战与摩纳哥的比赛，我会尽量少吃黄牌，但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谈球队本赛季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踢好下一场比赛，稳扎稳打。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做到赛季不败，但目前我们需要保持冷静，认真踢好每一场比赛。”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市县工作# 【打造品牌 开创新时代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 —《汉中文史丛书》出版背后的政协力量】《汉中文史丛书》
3月26日，由汉中市政协组织编写的《汉中文史丛书》首发式举行，填补了汉中文化发展史上文史资料集成出版的空白，为汉中两汉三国文化传播又添力作。同时，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出版的背后凝聚着编纂团队的汗水和辛劳。
汉中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自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汉中市政协为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文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适逢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政协文史资料不能缺位，要围绕汉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挖掘历史文化精髓，编写一套《汉中文史丛书》，全面展示新时代汉中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弘扬汉中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汉中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民宗文史委把编辑出版《汉中文史丛书》确定为2021年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表，迅速召集有关方面商议论证、调研座谈。同时，为编纂好《汉中文史丛书》，市政协聘请王蓬、梁中效等资深研究人员，多次研究，反复论证，从汉中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众多的领域中筛选出《汉中三堰史话》《回望西北联大》《张骞与丝绸之路》《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汉中历代廉吏》《汉中人文山川》《汉中文史采撷》《秦巴深处的记忆》《天汉纪事》十个选题，邀请了在各自领域学有专精的16位作者共同参与创作。
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的王蓬在担任《汉中文史丛书》特邀主编的同时，还创作了《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虽然创作出版古道著作已有多种，但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不敢马虎。”王蓬说。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无过多引用典籍古文，读起来流畅达意，与以往古道著作相比，增加了很多新材料、新发现。“创作中，除了在选题上力求编旧述新、尽量增写新篇外，对整部作品在框架、单元、篇章、乃至文字上都通盘考虑，仔细修润完善。”王蓬说，创作中既尊重历史典籍，又照顾读者阅读兴趣。
《汉中文史丛书》写作涉及题材广泛、时间跨度长、资料分布广，写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汉台区作协顾问李振峰是《汉中历代廉吏》的作者之一，近年潜心文史研究及地域文化传播，致力弘扬先贤精神。“编写《汉中历代廉吏》，我至少翻阅了两千万字的史料。”李振峰说，其中清嘉庆严如熤的《汉中府志》就认真系统看过三遍以上，同时为了印证史料，请教专家学者、朋友都是常事。
编写史料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李振峰的足迹遍布汉中各县区及宝鸡、四川等地。“创作的日子里，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为编好《天汉纪事》，仅结构就商讨了六七次。”李振峰说。
从去年4月下旬开始，陆续完成初稿撰写，成熟一册，即刻对篇目、文字、图片进行初审，初审后及时交付印务公司排版设计，7月底基本完成了十册书籍的排版设计并印制样书。同时，安排专人专程赴印务公司就丛书整体风格、内容构成、封面设计等进行沟通交流，按照书稿内容，梳理脉络。
“总共350万字的丛书，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半年多就完成了，这得益于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李振峰深有感触地说。
《汉中文史丛书》编纂工作，是汉中政协史上一次最具规模、最富层次的编纂活动，也是文史资料工作不断走向系列化、专题化、高端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不仅为进一步挖掘“汉风古韵”文化内涵提供了助力，也为多角度解读汉中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研究汉中历史发展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史料。
《汉中文史丛书》内容简介
《汉中三堰史话》：本书对荣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的创修扩建、整治维护、灌溉系统、灌溉效益等作了梳理和论析，并对汉中境内其他水利设施及奉祀水利先贤的纪念性遗存，以及近现代汉中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作了介绍。
《回望西北联大》：本书从西北联大艰辛抵达汉中，在此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培养大批人才，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为主要线索；以历史沿革、人物、事件为论述重点；以助益当地水利地质及多项文化事业建设为依据，对西北联大长达八年的活动情况，以及由该校分拆出多所院校等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张骞与丝绸之路》：本书从中华文明盛衰的角度解读张骞地位的变化；将“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与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起来，破解张骞成才成功的奥秘；以史学确定张骞文化地位，以文学观察张骞形象变迁，以神话传说溯源“张骞泛槎”。
《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汉江有着三千里黄金水道、数千年的航运历史。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珍贵的图片，系统全面地辑录了汉江航运与汉中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往事，补史之阙、继史之无，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存史价值。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本书通过对多条秦蜀古道的起始、方位、形制、变迁与所起作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褒斜道石门石刻诞生、传播、保护、凿迁等重要史实详尽钩沉梳理，展现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深厚久远、内涵宏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汉中历代廉吏》：本书收录了几十位廉洁勤政官员的事迹，介绍其人品和才学、政绩和情怀、官德和气节，弘扬其当官为民、清廉自守、勤于政事、鞠躬尽瘁的精神，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汉中人文山川》：本书由远古遗响、先贤留痕、古城老街、诗韵山水、画境家园5辑共58篇文章构成，介绍了汉中古老的人文遗迹、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汉中古城老街风貌、诗人笔下的壮丽山水和秦巴汉水等自然风光。
《汉中文史采撷》：本书主要采撷与汉中考古发现相关的、古代先贤在汉中留存的、民国时期在汉中发生过且有重大影响的、汉中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和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文史资料。
《秦巴深处的记忆》：本书从秦巴民居、婚丧嫁娶、秦巴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方面对秦巴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详细的论述。深刻解读了陕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历史沿革、特色亮点及保护现状，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秦巴地区民俗文化的整体风貌。
《天汉纪事》：书中精选县区文史资料，从各个方面寻觅、钩沉、补史、辨谬、纠误，展现本地旧貌，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使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历史、山川的壮美、前人的不易和往日的辉煌。
序
□ 严维佳
两年前，我从汉高祖刘邦定鼎之地——咸阳出发，经铜川来到刘邦汉业筑基之地——汉中。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又遇汉中市政协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是市五届政协即将届满之年。处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身处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回望历史长河的波澜壮阔，放眼未来的美好蓝图，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正当其时、适得其势、势在必行。
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发掘文史资料、弘扬人文精神，以史资政、以文化人、凝聚共识是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年来，市委批准设立了政协文史馆，增加市、县政协文史馆事业编制，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员，市政府拨出专门出版经费，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市政协文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新机遇当有新作为。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和努力，一套十本的《汉中文史丛书》应运而生。当我手捧这沉甸甸的书稿，并应邀为其作序时，我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对于一个到汉中市政协工作时间并不算长的人来说，要读懂汉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尚需时日，要概括出汉中历史的特点和文化精神，真是件难事。好在，有广大政协委员和市、县政协干部，以及像王蓬、梁中效、刘清河、贾连友、李锐、杨建民、苟保平、王亚萍、余成新、吴全民、李振峰、黄建中、李青石、王景元、石秀全、王继胜等我市文化名人、专家教授、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使这300多万字的书稿即将结集出版，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编，我在兴奋与感动之余，便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小汉中有大历史。汉中是中华山川地脉的聚焦点，是华夏历史文脉的兴奋点。巍峨的秦岭，脉起昆仑，尾衔大别，像苍龙一样横卧在神州大地的中央，北佑黄河，南护长江，合和南北，泽被天下；处在这“一山两河”中央的汉中，正是联系南北的纽带，沟通东西的走廊，是国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聚焦点。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联袂雍梁，北接关陇，南连巴蜀，像摇篮一样培育了古老壮美的文明，周秦汉唐，天府之国，背靠莽原，虎视东方，啸傲寰宇，引领世界；宋代之后，国都东移，乾坤扭转，西部衰落，东南崛起，天汉大地，稍逊风骚；但北宋建国，三泉直辖，元朝一统，汉中归陕，明清时期，开发秦巴，连云栈道，辐射西南，皆因汉中是南方的门户和战略屏障。无论前台，还是后方，汉中始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征程上一块凤翥龙翔的热土。书汉中，写汉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一砖一瓦皆为史，一山一水有灵性，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方“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
这里是汉水之源
《诗经》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地上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交相辉映，“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水源于秦巴山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宁强嶓冢山是闻名华夏的汉水源头，千溪之水汇成汉江，“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润泽天汉大地，惠及陕鄂百姓。汉水浩浩，泥沙沉积，富饶美丽的汉中盆地滋养了一代代汉中儿女在此生息繁衍、安居乐业。汉水滔滔，发达的水运系统带动了工商贸易往来，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粮、铁、药、茶、马、丝绸流通天下，汉江航运成为货物贸易的重要通道。汉水潺潺浇灌出了年代久远、灿若星河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龙岗篝火点燃了秦巴文明之光，湑水青铜铸就了三代褒国的辉煌。远古先民逐水而居、因水而作、顺水而行，他们开山凿石、修堤筑坝，引流排灌、疏通江河，利用简陋的工具创下了惊世之举，开凿的褒斜栈道连通秦蜀、沟通南北，是商贾经贸、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通道，栈道南谷口的“石门”系我国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隧道内保留了国宝级的摩崖石刻群，《石门》《石虎》《衮雪》等汉魏“十三品”享誉古今、蜚声中外，世人珍为“国之瑰宝”。
秦巴山地、汉江流域并非风调雨顺之地，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治水传奇亦蔚然史册。嶓冢山石牛洞旁留下了大禹治水成功，勒石记功的“禹书”。萧何、曹参筑堰引褒水建山河堰，成就汉业，造福一方。五门堰因势利导，灌溉稻畦千顷，滋养烟火万家。杨从义修浚旧时八堰成杨填堰，民赖其利，福祉城洋。“汉中三堰”皆因历史悠久，惠泽百代，至今沿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为汉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增添了一张世界名片。抗战烽火中创建的“汉中三惠”(褒惠渠、汉惠渠、湑惠渠)，不仅发展了汉中水利文化，更确保了鱼米之乡汉中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
汉水如同历史坐标轴，连缀起千百年来汉中人民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奋斗历程，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汉中人民全力守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绿色”这个天汉大地最美的底色，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草木植成，林绿荫深，碧波荡漾，森林覆盖率高达63.8%，绿色循环已成为汉中标签。汉江清流带着380多万汉中儿女的深情厚谊，经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源源不断地流向京津、华北，更流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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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由汉中市政协组织编写的《汉中文史丛书》首发式举行，填补了汉中文化发展史上文史资料集成出版的空白，为汉中两汉三国文化传播又添力作。同时，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出版的背后凝聚着编纂团队的汗水和辛劳。
汉中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自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汉中市政协为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文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适逢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政协文史资料不能缺位，要围绕汉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挖掘历史文化精髓，编写一套《汉中文史丛书》，全面展示新时代汉中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弘扬汉中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汉中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民宗文史委把编辑出版《汉中文史丛书》确定为2021年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表，迅速召集有关方面商议论证、调研座谈。同时，为编纂好《汉中文史丛书》，市政协聘请王蓬、梁中效等资深研究人员，多次研究，反复论证，从汉中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众多的领域中筛选出《汉中三堰史话》《回望西北联大》《张骞与丝绸之路》《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汉中历代廉吏》《汉中人文山川》《汉中文史采撷》《秦巴深处的记忆》《天汉纪事》十个选题，邀请了在各自领域学有专精的16位作者共同参与创作。
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的王蓬在担任《汉中文史丛书》特邀主编的同时，还创作了《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虽然创作出版古道著作已有多种，但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不敢马虎。”王蓬说。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无过多引用典籍古文，读起来流畅达意，与以往古道著作相比，增加了很多新材料、新发现。“创作中，除了在选题上力求编旧述新、尽量增写新篇外，对整部作品在框架、单元、篇章、乃至文字上都通盘考虑，仔细修润完善。”王蓬说，创作中既尊重历史典籍，又照顾读者阅读兴趣。
《汉中文史丛书》写作涉及题材广泛、时间跨度长、资料分布广，写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汉台区作协顾问李振峰是《汉中历代廉吏》的作者之一，近年潜心文史研究及地域文化传播，致力弘扬先贤精神。“编写《汉中历代廉吏》，我至少翻阅了两千万字的史料。”李振峰说，其中清嘉庆严如熤的《汉中府志》就认真系统看过三遍以上，同时为了印证史料，请教专家学者、朋友都是常事。
编写史料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李振峰的足迹遍布汉中各县区及宝鸡、四川等地。“创作的日子里，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为编好《天汉纪事》，仅结构就商讨了六七次。”李振峰说。
从去年4月下旬开始，陆续完成初稿撰写，成熟一册，即刻对篇目、文字、图片进行初审，初审后及时交付印务公司排版设计，7月底基本完成了十册书籍的排版设计并印制样书。同时，安排专人专程赴印务公司就丛书整体风格、内容构成、封面设计等进行沟通交流，按照书稿内容，梳理脉络。
“总共350万字的丛书，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半年多就完成了，这得益于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李振峰深有感触地说。
《汉中文史丛书》编纂工作，是汉中政协史上一次最具规模、最富层次的编纂活动，也是文史资料工作不断走向系列化、专题化、高端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不仅为进一步挖掘“汉风古韵”文化内涵提供了助力，也为多角度解读汉中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研究汉中历史发展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史料。
《汉中文史丛书》内容简介
《汉中三堰史话》：本书对荣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的创修扩建、整治维护、灌溉系统、灌溉效益等作了梳理和论析，并对汉中境内其他水利设施及奉祀水利先贤的纪念性遗存，以及近现代汉中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作了介绍。
《回望西北联大》：本书从西北联大艰辛抵达汉中，在此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培养大批人才，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为主要线索；以历史沿革、人物、事件为论述重点；以助益当地水利地质及多项文化事业建设为依据，对西北联大长达八年的活动情况，以及由该校分拆出多所院校等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张骞与丝绸之路》：本书从中华文明盛衰的角度解读张骞地位的变化；将“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与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起来，破解张骞成才成功的奥秘；以史学确定张骞文化地位，以文学观察张骞形象变迁，以神话传说溯源“张骞泛槎”。
《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汉江有着三千里黄金水道、数千年的航运历史。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珍贵的图片，系统全面地辑录了汉江航运与汉中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往事，补史之阙、继史之无，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存史价值。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本书通过对多条秦蜀古道的起始、方位、形制、变迁与所起作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褒斜道石门石刻诞生、传播、保护、凿迁等重要史实详尽钩沉梳理，展现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深厚久远、内涵宏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汉中历代廉吏》：本书收录了几十位廉洁勤政官员的事迹，介绍其人品和才学、政绩和情怀、官德和气节，弘扬其当官为民、清廉自守、勤于政事、鞠躬尽瘁的精神，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汉中人文山川》：本书由远古遗响、先贤留痕、古城老街、诗韵山水、画境家园5辑共58篇文章构成，介绍了汉中古老的人文遗迹、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汉中古城老街风貌、诗人笔下的壮丽山水和秦巴汉水等自然风光。
《汉中文史采撷》：本书主要采撷与汉中考古发现相关的、古代先贤在汉中留存的、民国时期在汉中发生过且有重大影响的、汉中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和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文史资料。
《秦巴深处的记忆》：本书从秦巴民居、婚丧嫁娶、秦巴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方面对秦巴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详细的论述。深刻解读了陕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历史沿革、特色亮点及保护现状，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秦巴地区民俗文化的整体风貌。
《天汉纪事》：书中精选县区文史资料，从各个方面寻觅、钩沉、补史、辨谬、纠误，展现本地旧貌，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使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历史、山川的壮美、前人的不易和往日的辉煌。
序
□ 严维佳
两年前，我从汉高祖刘邦定鼎之地——咸阳出发，经铜川来到刘邦汉业筑基之地——汉中。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又遇汉中市政协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是市五届政协即将届满之年。处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身处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回望历史长河的波澜壮阔，放眼未来的美好蓝图，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正当其时、适得其势、势在必行。
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发掘文史资料、弘扬人文精神，以史资政、以文化人、凝聚共识是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年来，市委批准设立了政协文史馆，增加市、县政协文史馆事业编制，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员，市政府拨出专门出版经费，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市政协文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新机遇当有新作为。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和努力，一套十本的《汉中文史丛书》应运而生。当我手捧这沉甸甸的书稿，并应邀为其作序时，我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对于一个到汉中市政协工作时间并不算长的人来说，要读懂汉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尚需时日，要概括出汉中历史的特点和文化精神，真是件难事。好在，有广大政协委员和市、县政协干部，以及像王蓬、梁中效、刘清河、贾连友、李锐、杨建民、苟保平、王亚萍、余成新、吴全民、李振峰、黄建中、李青石、王景元、石秀全、王继胜等我市文化名人、专家教授、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使这300多万字的书稿即将结集出版，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编，我在兴奋与感动之余，便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小汉中有大历史。汉中是中华山川地脉的聚焦点，是华夏历史文脉的兴奋点。巍峨的秦岭，脉起昆仑，尾衔大别，像苍龙一样横卧在神州大地的中央，北佑黄河，南护长江，合和南北，泽被天下；处在这“一山两河”中央的汉中，正是联系南北的纽带，沟通东西的走廊，是国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聚焦点。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联袂雍梁，北接关陇，南连巴蜀，像摇篮一样培育了古老壮美的文明，周秦汉唐，天府之国，背靠莽原，虎视东方，啸傲寰宇，引领世界；宋代之后，国都东移，乾坤扭转，西部衰落，东南崛起，天汉大地，稍逊风骚；但北宋建国，三泉直辖，元朝一统，汉中归陕，明清时期，开发秦巴，连云栈道，辐射西南，皆因汉中是南方的门户和战略屏障。无论前台，还是后方，汉中始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征程上一块凤翥龙翔的热土。书汉中，写汉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一砖一瓦皆为史，一山一水有灵性，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方“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
这里是汉水之源
《诗经》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地上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交相辉映，“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水源于秦巴山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宁强嶓冢山是闻名华夏的汉水源头，千溪之水汇成汉江，“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润泽天汉大地，惠及陕鄂百姓。汉水浩浩，泥沙沉积，富饶美丽的汉中盆地滋养了一代代汉中儿女在此生息繁衍、安居乐业。汉水滔滔，发达的水运系统带动了工商贸易往来，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粮、铁、药、茶、马、丝绸流通天下，汉江航运成为货物贸易的重要通道。汉水潺潺浇灌出了年代久远、灿若星河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龙岗篝火点燃了秦巴文明之光，湑水青铜铸就了三代褒国的辉煌。远古先民逐水而居、因水而作、顺水而行，他们开山凿石、修堤筑坝，引流排灌、疏通江河，利用简陋的工具创下了惊世之举，开凿的褒斜栈道连通秦蜀、沟通南北，是商贾经贸、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通道，栈道南谷口的“石门”系我国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隧道内保留了国宝级的摩崖石刻群，《石门》《石虎》《衮雪》等汉魏“十三品”享誉古今、蜚声中外，世人珍为“国之瑰宝”。
秦巴山地、汉江流域并非风调雨顺之地，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治水传奇亦蔚然史册。嶓冢山石牛洞旁留下了大禹治水成功，勒石记功的“禹书”。萧何、曹参筑堰引褒水建山河堰，成就汉业，造福一方。五门堰因势利导，灌溉稻畦千顷，滋养烟火万家。杨从义修浚旧时八堰成杨填堰，民赖其利，福祉城洋。“汉中三堰”皆因历史悠久，惠泽百代，至今沿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为汉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增添了一张世界名片。抗战烽火中创建的“汉中三惠”(褒惠渠、汉惠渠、湑惠渠)，不仅发展了汉中水利文化，更确保了鱼米之乡汉中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
汉水如同历史坐标轴，连缀起千百年来汉中人民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奋斗历程，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汉中人民全力守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绿色”这个天汉大地最美的底色，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草木植成，林绿荫深，碧波荡漾，森林覆盖率高达63.8%，绿色循环已成为汉中标签。汉江清流带着380多万汉中儿女的深情厚谊，经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源源不断地流向京津、华北，更流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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