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城崛起的新趋势，华丽转身能否逆风翻盘
传统汽配城面对现存的经营项目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粗放等瓶颈要如何应对呢？一批不适应市场变化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汽配城面临腾退和转行，而少数未雨绸缪，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的汽配城则一边经历着改革阵痛，一边尝试着开辟新天地。
作者｜甘净
图片｜网络
提起汽配城很多人都非常感慨，它是许多人梦开始的地方，是很多人职业生涯的起航。很多汽配人进入汽车后市场这个行业就是从跑汽配城开始的，对于汽配城有着很深的情感。
汽配城的兴起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虽然最近几年行业对汽配城的声音各种各样，有唱衰的有唱好的，但是不管是哪种，汽配城作为中国汽配经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它的功绩都是毋庸置疑的。
初识汽配城
日进斗金不是梦
汽配城之所以被称为城，是因为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商铺组成的。但最开始，汽配城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规模，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商户和这么广的经营范围。甚至一个县城或许只有一两家汽配店或者维修店。
因为那时候的汽车保有量没有现在这么多，车型比较少，用户也固定，主要是以公车为主。因此需要的配件可预测，SKU种类非常少。而且那个时候修车的等待时长要比现在多很多，车子在修理厂放置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儿。
那个时候信息不对称，只要有货源，胆子大，敢折腾倒货，就能赚钱，入行门槛非常低。用一个行业前辈的话说：“那时候主要的门槛是你能找到货，你知道哪里能找到货，并将货安全的运回去就可以，赚钱的机会一大把。”
比如“山东某个配件业大佬带16万坐飞机从山东飞广州进货，货在山东落地后，16万直接变60万。”这种赚钱的方式，由于门槛低、上手简单很容易被复制，所以那一代的汽配人只要做了就没有赔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汽车配件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复制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汽配供应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配件集散地，慢慢由单个商户逐渐演变成众多商家的汽配城。
集散地的形成与市场发展的瓶颈
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广州，因为靠近香港，很多配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运进来，有着非常明显的位置优势。而北京和上海作为两大经济发达区，汽车保有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故而也形成了集散中心。
在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对出行的需求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汽配城也开始遍地开花。据数据统计，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汽配城不下1,000家，这其中包括发达城市和发展中城市、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大型汽配城和小型汽配城。
而这些汽配城存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可以提供库存、配件种类的互相支援，降低大家的库存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优势明显，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汽配城和五金建材、农贸市场一样，就是商贸综合体。城内的各类小型服务店铺专业度低、技术不过关且服务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客户消费不透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因素，都对用户以及整体汽配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影响。
店铺的分类也不够明确，缺乏专业性，各配件厅将配件与装饰、音响都杂混在一起，没有就某一类配件专门划分一个区域。同时有限、单一的渠道资源也限制了市场和经营者的发展。
面对现存的经营项目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粗放等瓶颈，传统汽配城要如何应对呢？
一批不适应市场变化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汽配城面临腾退和转行，而少数未雨绸缪，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的汽配城则一边经历着改革阵痛，一边尝试着开辟新天地。
华丽转身丰富运营线
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有的汽配城华丽转身，蜕变成其他行业的市场，不再做汽车后市场行业，比如南京仙林汽配城二期改为奥特莱斯、上海新东方汽配城规划部分门面来招商五金建材等。
有的汽配城改变传统单一的汽配模式，增加了大量维修保养和改装美容等区域，即现在经常讲的修配融合一体发展，来丰富汽配城运营的内容线，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比如北京五方天雅汽配城，2005年创立，2014年转型，将市场定位为“北京五方天雅互联网＋汽车产品市场”，除了原有的汽配店以外，还增加了整车新能源和互联网线上店落地；汽车维修保养、美容、装饰、改装服务门店；汽车精品和户外产品；汽车互联网企业办公基地。像瓜子二手车、人人车、京东京车会、新康众等企业在这里都能看见。
除了汽配城本身经营区域的主题改变以外，很多汽配商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走访中有汽配商表示，“我身边很多有能力的汽配商，精力都不放在店铺生意上了，开始做批发生意了，只有小部分还在做传统的零售生意。”
而走访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发现，由于很多汽配城外迁，规模扩大，使用面积增多，很多汽配商和汽配城的模式已经不单只有店面模式，还加入了仓储的模式，这样对汽配城因外迁，引起的人流量小、客户流失严重造成盈利下降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弥补。
修配融合、批发经营、仓储等多元化经营发展的新型业态的经营模式让汽配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且这种新模式能将各利益攸关方整合到汽配城这一个平台上，可以体现汽配城的最佳综合效益和最佳运营效率。
总之，任何模式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当前新型业态的经营模式可以说转型是成功的，汽配城在历经多方面的发展于变迁后，依然是汽车后市场采购的主体渠道，没有被完全替代掉。在汽配城未来终极模式出现以前，这种模式将成为新的生存模式，助力汽配城长期发展下去。
END
传统汽配城面对现存的经营项目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粗放等瓶颈要如何应对呢？一批不适应市场变化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汽配城面临腾退和转行，而少数未雨绸缪，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的汽配城则一边经历着改革阵痛，一边尝试着开辟新天地。
作者｜甘净
图片｜网络
提起汽配城很多人都非常感慨，它是许多人梦开始的地方，是很多人职业生涯的起航。很多汽配人进入汽车后市场这个行业就是从跑汽配城开始的，对于汽配城有着很深的情感。
汽配城的兴起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虽然最近几年行业对汽配城的声音各种各样，有唱衰的有唱好的，但是不管是哪种，汽配城作为中国汽配经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它的功绩都是毋庸置疑的。
初识汽配城
日进斗金不是梦
汽配城之所以被称为城，是因为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商铺组成的。但最开始，汽配城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规模，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商户和这么广的经营范围。甚至一个县城或许只有一两家汽配店或者维修店。
因为那时候的汽车保有量没有现在这么多，车型比较少，用户也固定，主要是以公车为主。因此需要的配件可预测，SKU种类非常少。而且那个时候修车的等待时长要比现在多很多，车子在修理厂放置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儿。
那个时候信息不对称，只要有货源，胆子大，敢折腾倒货，就能赚钱，入行门槛非常低。用一个行业前辈的话说：“那时候主要的门槛是你能找到货，你知道哪里能找到货，并将货安全的运回去就可以，赚钱的机会一大把。”
比如“山东某个配件业大佬带16万坐飞机从山东飞广州进货，货在山东落地后，16万直接变60万。”这种赚钱的方式，由于门槛低、上手简单很容易被复制，所以那一代的汽配人只要做了就没有赔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汽车配件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复制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汽配供应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配件集散地，慢慢由单个商户逐渐演变成众多商家的汽配城。
集散地的形成与市场发展的瓶颈
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广州，因为靠近香港，很多配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运进来，有着非常明显的位置优势。而北京和上海作为两大经济发达区，汽车保有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故而也形成了集散中心。
在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对出行的需求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汽配城也开始遍地开花。据数据统计，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汽配城不下1,000家，这其中包括发达城市和发展中城市、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大型汽配城和小型汽配城。
而这些汽配城存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可以提供库存、配件种类的互相支援，降低大家的库存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优势明显，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汽配城和五金建材、农贸市场一样，就是商贸综合体。城内的各类小型服务店铺专业度低、技术不过关且服务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客户消费不透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因素，都对用户以及整体汽配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影响。
店铺的分类也不够明确，缺乏专业性，各配件厅将配件与装饰、音响都杂混在一起，没有就某一类配件专门划分一个区域。同时有限、单一的渠道资源也限制了市场和经营者的发展。
面对现存的经营项目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粗放等瓶颈，传统汽配城要如何应对呢？
一批不适应市场变化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汽配城面临腾退和转行，而少数未雨绸缪，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的汽配城则一边经历着改革阵痛，一边尝试着开辟新天地。
华丽转身丰富运营线
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有的汽配城华丽转身，蜕变成其他行业的市场，不再做汽车后市场行业，比如南京仙林汽配城二期改为奥特莱斯、上海新东方汽配城规划部分门面来招商五金建材等。
有的汽配城改变传统单一的汽配模式，增加了大量维修保养和改装美容等区域，即现在经常讲的修配融合一体发展，来丰富汽配城运营的内容线，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比如北京五方天雅汽配城，2005年创立，2014年转型，将市场定位为“北京五方天雅互联网＋汽车产品市场”，除了原有的汽配店以外，还增加了整车新能源和互联网线上店落地；汽车维修保养、美容、装饰、改装服务门店；汽车精品和户外产品；汽车互联网企业办公基地。像瓜子二手车、人人车、京东京车会、新康众等企业在这里都能看见。
除了汽配城本身经营区域的主题改变以外，很多汽配商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走访中有汽配商表示，“我身边很多有能力的汽配商，精力都不放在店铺生意上了，开始做批发生意了，只有小部分还在做传统的零售生意。”
而走访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发现，由于很多汽配城外迁，规模扩大，使用面积增多，很多汽配商和汽配城的模式已经不单只有店面模式，还加入了仓储的模式，这样对汽配城因外迁，引起的人流量小、客户流失严重造成盈利下降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弥补。
修配融合、批发经营、仓储等多元化经营发展的新型业态的经营模式让汽配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且这种新模式能将各利益攸关方整合到汽配城这一个平台上，可以体现汽配城的最佳综合效益和最佳运营效率。
总之，任何模式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当前新型业态的经营模式可以说转型是成功的，汽配城在历经多方面的发展于变迁后，依然是汽车后市场采购的主体渠道，没有被完全替代掉。在汽配城未来终极模式出现以前，这种模式将成为新的生存模式，助力汽配城长期发展下去。
END
长野县松本市400多年的城下町―中町街、位于东西向的善光寺街道（北国街道西街道）沿途，过去主要有造酒业、和服等批发商繁华兴盛。
但是在江户末期，明治时期南深志一带因大火而烧毁了多处主要设施。为了预防火灾再三侵袭，商人建造了「土蔵」，黑与白简洁的设计至今中町仍有多处保留下来，弥漫着古松本气息。现在中町街上聚集了许多民艺、工艺店等，形成了松本独特的街景。
中町距离松本站及松本城都非常近，参观完松本城后，可以到中町逛逛哦！
此外，从中町到永旺梦乐城松本店也是非常近的哦！
下次的长野松本之旅就一起来打卡吧[打call]！
地址:长野県松本市中央4丁目9番51号
交通：从松本站乘巴士约8分钟车程
#永旺##日本永旺梦乐城#
但是在江户末期，明治时期南深志一带因大火而烧毁了多处主要设施。为了预防火灾再三侵袭，商人建造了「土蔵」，黑与白简洁的设计至今中町仍有多处保留下来，弥漫着古松本气息。现在中町街上聚集了许多民艺、工艺店等，形成了松本独特的街景。
中町距离松本站及松本城都非常近，参观完松本城后，可以到中町逛逛哦！
此外，从中町到永旺梦乐城松本店也是非常近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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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松本站乘巴士约8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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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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