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方式看报纸#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种。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环保工作动态#【市生态环境局调研黄陂区环境综合整治设施】为落实“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对口帮扶实践活动，7月12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朝辉带队前往黄陂区虎豹村、许桥村调研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设施，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在虎豹村，调研组首先查看了污水处理站使用情况，以及在建公共厕所的工作进度，并了解了在建广场的情况。调研组提出，此次调研旨在摸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设施建设方面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将会有的放矢帮助解决实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乡村在环境整治方面取得实效。
在许桥村，污水处理站的使用已经深入各家各户，全村住户的生活污水经过收集，一系列的生化处理后变为汩汩清流后循环使用。除此之外，许桥村将对村内的篮球场进行改造升级，以更优美的环境丰富村民娱乐生活，形成干净、整洁、绿化、美化的怡人乡村。
调研组表示，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了解乡村群众密切关注的实际问题，带着群众所盼所想，为群众办实事，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环保力量，彰显环保担当，展现环保作为。https://t.cn/A6ajmyGk
在虎豹村，调研组首先查看了污水处理站使用情况，以及在建公共厕所的工作进度，并了解了在建广场的情况。调研组提出，此次调研旨在摸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设施建设方面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将会有的放矢帮助解决实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乡村在环境整治方面取得实效。
在许桥村，污水处理站的使用已经深入各家各户，全村住户的生活污水经过收集，一系列的生化处理后变为汩汩清流后循环使用。除此之外，许桥村将对村内的篮球场进行改造升级，以更优美的环境丰富村民娱乐生活，形成干净、整洁、绿化、美化的怡人乡村。
调研组表示，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了解乡村群众密切关注的实际问题，带着群众所盼所想，为群众办实事，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环保力量，彰显环保担当，展现环保作为。https://t.cn/A6ajmyGk
【#旧衣回收是公益还是生意# ？#回收的旧衣去哪了# ？】前几天，天津市和平区居民王女士从家里收拾出一大包旧衣服，有十几斤重，拎到楼下投进了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很多旧衣服实际上也不怎么旧，扔掉了可惜，还可能污染环境，如果能处理后再利用，送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好事。”王女士说，她近3年来至少向小区的旧衣回收箱投放了上百斤旧衣。
而看着旧衣回收箱上“捐赠”“慈善”等字样，她一直有个疑问：这些旧衣真能得到妥善处理，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吗？
各地设旧衣回收箱
有人仿冒慈善组织
据公开报道，2014年前后，各式各样的旧衣回收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居民小区里。2019年，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废纺织综合利用联盟专委会曾统计，在山东一共有2.3万多个废旧衣物回收箱，废纺专委会成员企业每年能回收废旧衣物30万吨。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两地大大小小30多个小区，并采访江苏、安徽、浙江等多地居民了解到，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小区都能见到旧衣回收箱，有的小区一处就并排摆放了4个旧衣回收箱。这些旧衣回收箱，除了少部分是旧衣回收App的线下回收点，大多数箱体上印着“××慈善协会”“捐赠”“××回收项目”“民政部备案号”等字样。
那么，不少印有“××慈善协会”“捐赠”字样的旧衣回收箱都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吗？
记者咨询天津市民政局得知，摆放在小区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设立，属于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同时应当在箱体的显著位置印上组织名称、募捐资格的证书、联系方式等，同时还要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中国平台）进行公示；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对旧衣物回收处理，这是以商业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有偿回收旧衣物的形式，但投放的箱体不是募捐箱，也不在公开募捐范围内。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慈善行为很好辨认，箱体上有“环保”“再生利用”等字样的是商业行为，箱体上有“慈善”“爱心”“公益”等字样的则属于慈善行为。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以慈善名义开展的旧衣回收项目只有两个。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箱体上涉及的慈善项目名称至少有5种，仅有之前工作人员提到的旧衣回收项目按照有关规定标明了投放单位、监督单位的名称和电话，其他回收箱上的信息仅有项目名称和联系方式，有些连回收去向也未标明。
记者尝试拨通这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话，9个电话中有2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人接听，唯一一个打通的，对方表示自己不清楚什么旧衣回收，只负责安装这些箱子，有需要可以联系。
其中一些回收箱印有“衣衣不舍”公益环保项目。记者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发现，该项目的发起组织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募捐进展情况上写着“该项目没有在任何平台及线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经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与项目合作方沟通后，停止合作该项目”。
天津市蓟州区的孟超从事旧物回收工作5年，包括旧衣回收。他告诉记者，收集来的旧衣物主要有两类流向，符合捐赠要求的旧衣将捐赠，不符合捐赠的将用于环保再生再造等。“实际上真正用作慈善，捐到贫困山区的旧衣可能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把混合到一起的各种衣物称为‘统货’，一吨大概能卖1000元，如果经过分类或者深加工，价格又会翻几倍，比如好的牛仔面料的衣服，一吨可以卖4000元，羽绒的、羊绒的衣服可能一吨几万元。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有些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些以慈善为名的回收箱，想做无本生意。”
孟超向记者透露，这几年经常有人拉着从小区回收来的旧衣物去他那卖，“基本上一个月去各个小区转一回，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拉走就行了，一回大概能拉一吨左右。有的小区内有好几个旧衣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旧衣回收箱”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有许多宣传可以专业定制公益爱心捐赠旧衣回收箱的网店。其中一位客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既有通用箱体，也可以根据每个省市的情况或者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随后，客服发来一张印有“福建省××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样片，上面还有民政部门的备案号。在慈善中国平台，记者查询到确实有该旧衣回收公益项目，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个人或企业能否直接使用印有该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时，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店铺信息显示，该店旧衣回收箱月销量为100多个。
除了仿冒慈善组织设立旧衣回收箱，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小区的旧衣回收箱，因为长期无人使用和管理，已经生锈变形，成了垃圾箱。还有的回收箱因为箱体损坏，箱门半开，里面露出来大堆衣物。
回收旧衣去向不明
奖励兑换存在猫腻
除了线下旧衣回收箱，线上各种旧衣回收小程序、App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了数十个可上门回收旧衣的机构，其中“白鲸鱼旧衣服回收”最近使用人数超200万，“快门回收旧衣服回收”“铛铛一下旧衣服回收”等最近使用人数超100万。
与一些以慈善为名的线下回收不同，线上旧衣回收多是有偿的，许多都是免费上门回收，不收取快递费，回收后还会给予用户一定的“奖励”。
以“飞蚂蚁旧衣回收”为例，在衣物回收后，会发放环保证书、奖励蚂蚁森林能量和从以下活动奖励中选择一项：每回收1公斤衣物奖励0.5元现金红包，可提现；每回收1单旧衣帮你捐赠100克动物口粮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每回收1公斤衣物可获得50颗环保豆，环保豆能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App会员等。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线上旧衣回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前不久，记者在某回收平台下单了一份旧衣回收订单，约定下午5点取货，可一直到下午6点半都没有人联系，咨询客服后得知，快递并不是平台自身的，而是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的。记者联系快递员后被告知，他不清楚系统为什么会把这个订单派给他，想上门回收旧衣要等他先把手头的件派完才行。后来上门回收的时间一改再改，直到第3天才顺利将这箱旧衣物寄出。
记者总共打包了11件春夏衣物和一双鞋子，在寄出之前特地称了下重量，显示为3.8公斤。快递员取走旧衣时并未称重，但寄出后订单页面却显示回收重量为10公斤，快递费用为42元（回收平台承担）。随后，记者向平台客服反映了此事，客服称会有专门负责结算运费的人进行处理。
在回收追踪页面，记者只能看到寄出的旧衣从快递站点到达回收平台仓库的过程，再往后旧衣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旧衣回收，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尤其线下旧衣回收更是如此，许多人在将旧衣放到回收箱后便“两眼一抹黑”，去哪了、被谁拿走了根本不清楚。
除了回收环节，线上回收后的奖励兑换环节也有猫腻。
今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的尹先生通过线上旧衣回收平台寄送了5公斤闲置衣物，兑换了一张20元的礼品券，并用礼品券换了一瓶1公斤的洗衣液，但时至今日平台一直以苏州有疫情为由不发货，而其他快递早已正常发货。在查看了评价信息后尹先生发现，还有很多用户遇到了和他相似的问题。
今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的肖女士在某旧衣回收App上完成了一笔旧衣回收订单，订单奖励页面显示，她能够得到52元现金红包。肖女士选择提现后，钱迟迟未能到账。其间，肖女士尝试联系过在线客服，也拨打过人工客服电话，均未果。
定期公开募捐情况
完善流程加强监管
今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强调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慈善组织如发现冒用本组织名义的，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现实中，为何冒用慈善名义、消费他人爱心的旧衣回收行为长期存在？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这是利益所致。“一些企业或个人明明从事旧衣回收的营利行为，却将自己包装为从事旧衣捐赠的慈善行为，甚至不惜假借民政部门的名义，利用居民的爱心骗取捐赠衣物。”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孟强说，这种仿冒行为应当由被仿冒的民政部门进行干预或者将线索转交有关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当予以监管，如果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严惩。
此外，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但记者在慈善中国平台查询后发现，一些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行为存在公布不及时、不清晰等情况，有的项目5年前发起至今仍显示“慈善组织就该募捐方案尚无进展情况描述”。
相比而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募捐进展情况则记录清晰——“2021年12月15日，中国绿发会‘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向湖北沙洋县农村福利院捐赠军大衣100件、蚕丝被100套，价值26000多元。”这样日期清楚、衣物明晰的记录，从2020年6月至今有十几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将旧衣进行捐赠，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旧衣的回收利用流程，别让自己的善意成了别人的生意，同时也希望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回收的旧衣详细去向相关App和网站能够及时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民政部和天津市民政局得知：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行动一直都在进行，如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将进行调查、处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困山区对于旧衣物的回收需求越来越少，很多民政部备案的慈善项目业已到期，未来的旧衣回收工作可能将更多的由相关企业来进行，由此淘汰的旧衣回收箱也将逐渐清理。
“无论是慈善旧衣捐赠，还是旧衣回收，都涉及垃圾回收、消毒清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问题，在旧衣回收中，出售旧衣时还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从事相关行为的主体，应当遵纪守法，合法合规经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爱心捐赠事业作出贡献。”孟强说。（法制日报）
“很多旧衣服实际上也不怎么旧，扔掉了可惜，还可能污染环境，如果能处理后再利用，送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好事。”王女士说，她近3年来至少向小区的旧衣回收箱投放了上百斤旧衣。
而看着旧衣回收箱上“捐赠”“慈善”等字样，她一直有个疑问：这些旧衣真能得到妥善处理，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吗？
各地设旧衣回收箱
有人仿冒慈善组织
据公开报道，2014年前后，各式各样的旧衣回收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居民小区里。2019年，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废纺织综合利用联盟专委会曾统计，在山东一共有2.3万多个废旧衣物回收箱，废纺专委会成员企业每年能回收废旧衣物30万吨。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两地大大小小30多个小区，并采访江苏、安徽、浙江等多地居民了解到，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小区都能见到旧衣回收箱，有的小区一处就并排摆放了4个旧衣回收箱。这些旧衣回收箱，除了少部分是旧衣回收App的线下回收点，大多数箱体上印着“××慈善协会”“捐赠”“××回收项目”“民政部备案号”等字样。
那么，不少印有“××慈善协会”“捐赠”字样的旧衣回收箱都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吗？
记者咨询天津市民政局得知，摆放在小区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设立，属于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同时应当在箱体的显著位置印上组织名称、募捐资格的证书、联系方式等，同时还要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中国平台）进行公示；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对旧衣物回收处理，这是以商业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有偿回收旧衣物的形式，但投放的箱体不是募捐箱，也不在公开募捐范围内。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慈善行为很好辨认，箱体上有“环保”“再生利用”等字样的是商业行为，箱体上有“慈善”“爱心”“公益”等字样的则属于慈善行为。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以慈善名义开展的旧衣回收项目只有两个。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箱体上涉及的慈善项目名称至少有5种，仅有之前工作人员提到的旧衣回收项目按照有关规定标明了投放单位、监督单位的名称和电话，其他回收箱上的信息仅有项目名称和联系方式，有些连回收去向也未标明。
记者尝试拨通这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话，9个电话中有2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人接听，唯一一个打通的，对方表示自己不清楚什么旧衣回收，只负责安装这些箱子，有需要可以联系。
其中一些回收箱印有“衣衣不舍”公益环保项目。记者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发现，该项目的发起组织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募捐进展情况上写着“该项目没有在任何平台及线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经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与项目合作方沟通后，停止合作该项目”。
天津市蓟州区的孟超从事旧物回收工作5年，包括旧衣回收。他告诉记者，收集来的旧衣物主要有两类流向，符合捐赠要求的旧衣将捐赠，不符合捐赠的将用于环保再生再造等。“实际上真正用作慈善，捐到贫困山区的旧衣可能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把混合到一起的各种衣物称为‘统货’，一吨大概能卖1000元，如果经过分类或者深加工，价格又会翻几倍，比如好的牛仔面料的衣服，一吨可以卖4000元，羽绒的、羊绒的衣服可能一吨几万元。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有些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些以慈善为名的回收箱，想做无本生意。”
孟超向记者透露，这几年经常有人拉着从小区回收来的旧衣物去他那卖，“基本上一个月去各个小区转一回，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拉走就行了，一回大概能拉一吨左右。有的小区内有好几个旧衣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旧衣回收箱”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有许多宣传可以专业定制公益爱心捐赠旧衣回收箱的网店。其中一位客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既有通用箱体，也可以根据每个省市的情况或者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随后，客服发来一张印有“福建省××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样片，上面还有民政部门的备案号。在慈善中国平台，记者查询到确实有该旧衣回收公益项目，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个人或企业能否直接使用印有该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时，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店铺信息显示，该店旧衣回收箱月销量为100多个。
除了仿冒慈善组织设立旧衣回收箱，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小区的旧衣回收箱，因为长期无人使用和管理，已经生锈变形，成了垃圾箱。还有的回收箱因为箱体损坏，箱门半开，里面露出来大堆衣物。
回收旧衣去向不明
奖励兑换存在猫腻
除了线下旧衣回收箱，线上各种旧衣回收小程序、App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了数十个可上门回收旧衣的机构，其中“白鲸鱼旧衣服回收”最近使用人数超200万，“快门回收旧衣服回收”“铛铛一下旧衣服回收”等最近使用人数超100万。
与一些以慈善为名的线下回收不同，线上旧衣回收多是有偿的，许多都是免费上门回收，不收取快递费，回收后还会给予用户一定的“奖励”。
以“飞蚂蚁旧衣回收”为例，在衣物回收后，会发放环保证书、奖励蚂蚁森林能量和从以下活动奖励中选择一项：每回收1公斤衣物奖励0.5元现金红包，可提现；每回收1单旧衣帮你捐赠100克动物口粮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每回收1公斤衣物可获得50颗环保豆，环保豆能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App会员等。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线上旧衣回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前不久，记者在某回收平台下单了一份旧衣回收订单，约定下午5点取货，可一直到下午6点半都没有人联系，咨询客服后得知，快递并不是平台自身的，而是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的。记者联系快递员后被告知，他不清楚系统为什么会把这个订单派给他，想上门回收旧衣要等他先把手头的件派完才行。后来上门回收的时间一改再改，直到第3天才顺利将这箱旧衣物寄出。
记者总共打包了11件春夏衣物和一双鞋子，在寄出之前特地称了下重量，显示为3.8公斤。快递员取走旧衣时并未称重，但寄出后订单页面却显示回收重量为10公斤，快递费用为42元（回收平台承担）。随后，记者向平台客服反映了此事，客服称会有专门负责结算运费的人进行处理。
在回收追踪页面，记者只能看到寄出的旧衣从快递站点到达回收平台仓库的过程，再往后旧衣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旧衣回收，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尤其线下旧衣回收更是如此，许多人在将旧衣放到回收箱后便“两眼一抹黑”，去哪了、被谁拿走了根本不清楚。
除了回收环节，线上回收后的奖励兑换环节也有猫腻。
今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的尹先生通过线上旧衣回收平台寄送了5公斤闲置衣物，兑换了一张20元的礼品券，并用礼品券换了一瓶1公斤的洗衣液，但时至今日平台一直以苏州有疫情为由不发货，而其他快递早已正常发货。在查看了评价信息后尹先生发现，还有很多用户遇到了和他相似的问题。
今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的肖女士在某旧衣回收App上完成了一笔旧衣回收订单，订单奖励页面显示，她能够得到52元现金红包。肖女士选择提现后，钱迟迟未能到账。其间，肖女士尝试联系过在线客服，也拨打过人工客服电话，均未果。
定期公开募捐情况
完善流程加强监管
今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强调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慈善组织如发现冒用本组织名义的，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现实中，为何冒用慈善名义、消费他人爱心的旧衣回收行为长期存在？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这是利益所致。“一些企业或个人明明从事旧衣回收的营利行为，却将自己包装为从事旧衣捐赠的慈善行为，甚至不惜假借民政部门的名义，利用居民的爱心骗取捐赠衣物。”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孟强说，这种仿冒行为应当由被仿冒的民政部门进行干预或者将线索转交有关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当予以监管，如果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严惩。
此外，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但记者在慈善中国平台查询后发现，一些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行为存在公布不及时、不清晰等情况，有的项目5年前发起至今仍显示“慈善组织就该募捐方案尚无进展情况描述”。
相比而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募捐进展情况则记录清晰——“2021年12月15日，中国绿发会‘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向湖北沙洋县农村福利院捐赠军大衣100件、蚕丝被100套，价值26000多元。”这样日期清楚、衣物明晰的记录，从2020年6月至今有十几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将旧衣进行捐赠，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旧衣的回收利用流程，别让自己的善意成了别人的生意，同时也希望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回收的旧衣详细去向相关App和网站能够及时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民政部和天津市民政局得知：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行动一直都在进行，如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将进行调查、处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困山区对于旧衣物的回收需求越来越少，很多民政部备案的慈善项目业已到期，未来的旧衣回收工作可能将更多的由相关企业来进行，由此淘汰的旧衣回收箱也将逐渐清理。
“无论是慈善旧衣捐赠，还是旧衣回收，都涉及垃圾回收、消毒清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问题，在旧衣回收中，出售旧衣时还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从事相关行为的主体，应当遵纪守法，合法合规经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爱心捐赠事业作出贡献。”孟强说。（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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