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 | 从中国古代第一神鸟，如何变成了人人讨厌的丧鸟】#看鉴历史#
在汉语中我们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彩凤随鸦”、“乌合之众”等以乌鸦为名的贬义词；但是在日本乌鸦却是神圣的，是神的使者，比如《古事记》中记载了八咫乌受天照大神派遣，引领神武天皇开启大和国的故事。
然而你不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南宋之前乌鸦在中国一直都是神鸟，祥鸟的象征，其中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和“乌鸦反哺”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对乌鸦从神鸟到恶鸟的这一历史过程的转变，进行简单的探讨。
乌鸦形象在我国文化中的体现最早是巫师用来作为占卜的方式之一，也就是“鸟占”。例如《左传》中记载了庄公二十八年的时候楚国攻打郑国，众诸侯前来解救。
郑国斥候禀报说在楚国大帐上看到了乌鸦，于是郑国就停止了出逃，因为巫师断定其余诸侯能够解救郑国。
这点实际上和满族对乌鸦的崇拜也息息相关，因为乌鸦和军事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可谓枚不胜举，而当年努尔哈赤打天下的时候，就频频传出乌鸦为后金大军指路的故事，因此乌鸦在满族中被视为祥鸟。
有时候乌鸦和巫师的形象也会是合二为一，例如著名的战国时期清华简中，就有一则叫做《赤鸠之集汤之屋》的小故事，里面讲述了被成汤下诅咒的伊尹被一群能开口说话，会算命行医的乌巫解救的故事，它们甚至还医好了夏后的病。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早的乌鸦形象，不过这个时候的乌鸦并无关好坏，无贬无褒，只是单纯作为一个文化形象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乌鸦开始有了其凶吉的象征意义。
最早的应该是《墨子·非攻下》中“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这就是著名的“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在《吕氏春秋》、《尚书》、《史记》中皆有此记载，也可以说“赤乌”是乌鸦作为祥鸟的第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是王朝更迭和兴盛。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说“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腥臊并御”，这里说乌鸦有腥臊味只是它的客观属性。
很多人说乌鸦在先秦时期有凶吉两种象征，实际上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可以说汉代以前乌鸦就是祥鸟。而到了汉代以后，乌鸦祥鸟的寓意开始达到顶峰，甚至延伸除了神鸟，孝鸟的形象。
首先是《山海经》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足乌”形象，作为太阳崇拜最出名的意象，三足乌一直以来都是最著名的神鸟之一。实际上三足乌的形象我们还可以跟先秦时期报喜周兴的赤鸟联系在一起，因为太阳光为赤色。
而太阳崇拜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崇拜之一（各种文化中都是），于是便有了赤鸟作为吉祥鸟的形象。而到了汉代成书的《山海经》里面又把这一形象更具体化，或者说单独出来，于是有了大名鼎鼎的神鸟“三足乌“，乌鸦正式位列仙班。
我们知道汉代是首先提出“以孝治天下”，以“孝”来巩固阶层统治的王朝，不仅当官要“举孝廉”，就是帝王的谥号也纷纷标以“孝”字。在这种情况下乌鸦被冠以“孝鸟”之名，《说文解字》直接就说“乌，孝鸟也”。
《春秋原命苞》更是说：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照孝也。
这个解释实际上已经把乌鸦从祥鸟到神鸟再到孝鸟的因由都解释了一遍，甚至《本草纲目·禽·慈鸟》中还有“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的记载。
然而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此科学家都没观察到乌鸦有反哺行为，可见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其中把乌鸦形象真正推向高潮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神乌赋》（作者不详），在该文中，乌鸦被塑造为一个正直仁义、敢作敢为，拥有完美情操和品德的人（鸟），并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它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
此处不仅令乌鸦有了“仁义之鸟”的美名，更令当时的帝王奉乌鸦为神鸟，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然而华夏民族的一场灾难，却彻底改变了乌鸦在中国的地位，那就是“二王北狩，靖康之耻”。
在南宋范浚的《杂兴诗》中有两句话“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身为南方人的理学大家朱熹甚至直接说“乌，黑色，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宋朝之前，我们从未在任何记载中听到说南方人讨厌乌鸦的，在唐代的时候还有诸多南人咏鸦，褒奖乌鸦的诗词，例如作为典型南方人的杜甫就有“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之句。
那是什么原因在短短时间里导致了南方人在短短时间把神鸟说成是恶鸟，丧鸟呢？目前能够归结的只能是宋代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北方长期受到辽金等外族的入侵和威胁，然后宋廷却只知各地赔偿，纳币称臣。
为此大量北人迁到南方，特别是宋室南移之后，南方逐渐成中原文明的中心。再加上宋朝理学反对荒诞浮夸之风，而作为理学鼻祖的周敦颐和集大成者的朱熹都是南方人，则对起源于太阳崇拜的“神鸟乌鸦”更为厌恶。
说白了对一直站在神鸟顶端的乌鸦进行批判，有助于传播当时理学的观念。更直白一点就是“枪打出头鸟”。这是在文人阶层中的因素，早在唐代白居易的《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中有“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迎。
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之句，说明唐代以后乌鸦还代表着“思乡”属性。但是南宋之后，迁徙到南方的北方人再见乌鸦，叫他们怎么思乡？怎么思故人？故人皆不在，乡土已成灰，于是逐渐把这些喜庆转变为哀怨。
正所谓“爱屋及乌”，恨屋当然也及乌。靖康之耻后，中原王朝的话语权逐渐掌握到了南人手中，乌鸦从一只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的华夏第一神鸟变为人人皆恶之的丧鸟，也是令人唏嘘的不行。
虽然“乌啼兆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们的印象。但是回溯中国的历史长河，乌鸦并不总具有负面的意涵，从原始先民“阳乌载日”的神鸟，到秦汉之际的“孝鸟”，再到宋朝之后的“恶俗之鸟”，反应了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长的好看真的非常重要。
在汉语中我们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彩凤随鸦”、“乌合之众”等以乌鸦为名的贬义词；但是在日本乌鸦却是神圣的，是神的使者，比如《古事记》中记载了八咫乌受天照大神派遣，引领神武天皇开启大和国的故事。
然而你不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南宋之前乌鸦在中国一直都是神鸟，祥鸟的象征，其中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和“乌鸦反哺”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对乌鸦从神鸟到恶鸟的这一历史过程的转变，进行简单的探讨。
乌鸦形象在我国文化中的体现最早是巫师用来作为占卜的方式之一，也就是“鸟占”。例如《左传》中记载了庄公二十八年的时候楚国攻打郑国，众诸侯前来解救。
郑国斥候禀报说在楚国大帐上看到了乌鸦，于是郑国就停止了出逃，因为巫师断定其余诸侯能够解救郑国。
这点实际上和满族对乌鸦的崇拜也息息相关，因为乌鸦和军事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可谓枚不胜举，而当年努尔哈赤打天下的时候，就频频传出乌鸦为后金大军指路的故事，因此乌鸦在满族中被视为祥鸟。
有时候乌鸦和巫师的形象也会是合二为一，例如著名的战国时期清华简中，就有一则叫做《赤鸠之集汤之屋》的小故事，里面讲述了被成汤下诅咒的伊尹被一群能开口说话，会算命行医的乌巫解救的故事，它们甚至还医好了夏后的病。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早的乌鸦形象，不过这个时候的乌鸦并无关好坏，无贬无褒，只是单纯作为一个文化形象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乌鸦开始有了其凶吉的象征意义。
最早的应该是《墨子·非攻下》中“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这就是著名的“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在《吕氏春秋》、《尚书》、《史记》中皆有此记载，也可以说“赤乌”是乌鸦作为祥鸟的第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是王朝更迭和兴盛。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说“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腥臊并御”，这里说乌鸦有腥臊味只是它的客观属性。
很多人说乌鸦在先秦时期有凶吉两种象征，实际上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可以说汉代以前乌鸦就是祥鸟。而到了汉代以后，乌鸦祥鸟的寓意开始达到顶峰，甚至延伸除了神鸟，孝鸟的形象。
首先是《山海经》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足乌”形象，作为太阳崇拜最出名的意象，三足乌一直以来都是最著名的神鸟之一。实际上三足乌的形象我们还可以跟先秦时期报喜周兴的赤鸟联系在一起，因为太阳光为赤色。
而太阳崇拜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崇拜之一（各种文化中都是），于是便有了赤鸟作为吉祥鸟的形象。而到了汉代成书的《山海经》里面又把这一形象更具体化，或者说单独出来，于是有了大名鼎鼎的神鸟“三足乌“，乌鸦正式位列仙班。
我们知道汉代是首先提出“以孝治天下”，以“孝”来巩固阶层统治的王朝，不仅当官要“举孝廉”，就是帝王的谥号也纷纷标以“孝”字。在这种情况下乌鸦被冠以“孝鸟”之名，《说文解字》直接就说“乌，孝鸟也”。
《春秋原命苞》更是说：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照孝也。
这个解释实际上已经把乌鸦从祥鸟到神鸟再到孝鸟的因由都解释了一遍，甚至《本草纲目·禽·慈鸟》中还有“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的记载。
然而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此科学家都没观察到乌鸦有反哺行为，可见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其中把乌鸦形象真正推向高潮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神乌赋》（作者不详），在该文中，乌鸦被塑造为一个正直仁义、敢作敢为，拥有完美情操和品德的人（鸟），并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它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
此处不仅令乌鸦有了“仁义之鸟”的美名，更令当时的帝王奉乌鸦为神鸟，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然而华夏民族的一场灾难，却彻底改变了乌鸦在中国的地位，那就是“二王北狩，靖康之耻”。
在南宋范浚的《杂兴诗》中有两句话“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身为南方人的理学大家朱熹甚至直接说“乌，黑色，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宋朝之前，我们从未在任何记载中听到说南方人讨厌乌鸦的，在唐代的时候还有诸多南人咏鸦，褒奖乌鸦的诗词，例如作为典型南方人的杜甫就有“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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