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快四十了，再不嫁人，一辈子就毁了啊！”2003年，山东青岛胶州湾，一位大婶正苦口婆心地劝着苏中红。苏中红看看自己的两个弟弟，狠了狠心：“不嫁了！我走了，他俩怎么办？”一句话，一辈子。
1967年，苏中红出生于山东青岛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苏中红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普遍存在，苏中红的父母决定继续生育，直到生出一个男孩。
幸运的是，苏中金、苏中宝两个儿子相继降生，父母如愿以偿。但是不幸的是，苏中宝患有先天性哮喘，苏中金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和糖尿病。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接连两次狠狠地击打在这个刚刚获得希望的家庭上。苏中红的父母看看两个身患重病的儿子，再想想自己的三个女儿，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家本就不是什么富裕家庭，照顾五个孩子就已经非常勉强了，更何况两个小儿子还患病，这无疑加大了家庭的负担。
善良的苏家父母本着朴素的想法，既然孩子生下来了，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以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养大。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搭上了女儿的一生。
从此之后，一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吃的穿的用的，能缩就缩，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全部积攒起来，留给苏中宝、苏中金两兄弟买药治病。平日里，父母二人外出打工，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就落到了三个姐姐身上。
后来，两个姐姐逐渐长大，也去外面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剩下苏中红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弟弟们。
1983年，苏中红的父母因为意外先后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特意把苏中红和两个姐姐叫到床前，反复叮嘱道：“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弟弟！”
对于父母的遗言，苏中红姐妹三人满口答应下来，但是，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撑，姐弟五人像没了主心骨，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天天以泪洗面。
好在乡亲们看五个孩子实在可怜，满怀恻隐之心，纷纷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就这样，姐弟五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勉强撑了下来。
后来，苏中红的大姐和二姐到了适婚的年龄，经过媒人的介绍，两个姐姐先后结了婚，嫁到了别的村庄，回娘家的频率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因此，照顾弟弟这件事，就全压到了苏中红一人身上。
因为担心两个弟弟不定时地发病，苏中红不敢外出打工，她的所有收入就只有家中的三亩田地，好在两个姐姐时不时会寄一些钱来补贴一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了过来。
眼见着苏中红的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亲戚邻居都不忍心看苏中红这样一个人单着，便好心找了媒人给苏中红介绍亲事，年轻时的苏中红相貌十分漂亮，有了媒人的加持，上门提亲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苏中红对成家也很向往，但是每次听到男方的结婚要求，都是不能带着两个弟弟时，苏中红都拒绝了，长此以往，不仅亲事没成，苏中红的心，也一次次失望难过。
最后在照顾着弟弟和成家之间，苏中红狠了狠心，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不嫁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放弃我的弟弟们！”
之后每次有媒人上门，苏中红都只有这一个说词，久而久之，亲人们也明白了苏中红的心意，不再上门为她说媒。
只有三亩田地作为经济来源的苏中红，带着两个弟弟过得很是艰难。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因交不起水电费而被停水停电，苏中红翻遍家里，却凑不出十元电费。
但是面对这些，苏中红没有放弃，她始终坚持着，给两个弟弟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给弟弟喂药、带弟弟看病。
2016年，不幸再度降临，二弟苏中金患上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做透析，面对着透析的高额费用，苏中红着急上火，一夜白头。但不管多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弟弟们，没钱，她就到处借，听人说，弟弟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于是她到处奔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村支书的关照下，村里为苏中金申请了低保和医疗补助。
“透析的费用大部分报销，自己每个月只交一百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帮助，我弟弟可能早撑不住了。”苏中红很感激，每次说道这些，都眼含热泪。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苏中红一家的情况后，也时常登门拜访，为他们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
2018年，苏中红因积劳成疾，视网膜发生病变，双眼几乎失明，面对自己可能会看不见的情况，苏中红非常焦急。她担心如果自己看不见了，谁来给弟弟们洗衣做饭，谁能照顾弟弟们的病呢？
也是在这一年，苏中红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获得了青岛西海岸新区道德模范，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2020年底，苏中红在外甥的陪同下，进行了治疗，手术很成功，她又能如愿以偿地照顾弟弟们了。今年已经55岁的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陪弟弟几年。
苏中红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伺候弟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这样的姐姐天下少有。不知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可曾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1967年，苏中红出生于山东青岛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苏中红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普遍存在，苏中红的父母决定继续生育，直到生出一个男孩。
幸运的是，苏中金、苏中宝两个儿子相继降生，父母如愿以偿。但是不幸的是，苏中宝患有先天性哮喘，苏中金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和糖尿病。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接连两次狠狠地击打在这个刚刚获得希望的家庭上。苏中红的父母看看两个身患重病的儿子，再想想自己的三个女儿，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家本就不是什么富裕家庭，照顾五个孩子就已经非常勉强了，更何况两个小儿子还患病，这无疑加大了家庭的负担。
善良的苏家父母本着朴素的想法，既然孩子生下来了，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以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养大。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搭上了女儿的一生。
从此之后，一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吃的穿的用的，能缩就缩，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全部积攒起来，留给苏中宝、苏中金两兄弟买药治病。平日里，父母二人外出打工，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就落到了三个姐姐身上。
后来，两个姐姐逐渐长大，也去外面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剩下苏中红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弟弟们。
1983年，苏中红的父母因为意外先后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特意把苏中红和两个姐姐叫到床前，反复叮嘱道：“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弟弟！”
对于父母的遗言，苏中红姐妹三人满口答应下来，但是，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撑，姐弟五人像没了主心骨，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天天以泪洗面。
好在乡亲们看五个孩子实在可怜，满怀恻隐之心，纷纷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就这样，姐弟五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勉强撑了下来。
后来，苏中红的大姐和二姐到了适婚的年龄，经过媒人的介绍，两个姐姐先后结了婚，嫁到了别的村庄，回娘家的频率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因此，照顾弟弟这件事，就全压到了苏中红一人身上。
因为担心两个弟弟不定时地发病，苏中红不敢外出打工，她的所有收入就只有家中的三亩田地，好在两个姐姐时不时会寄一些钱来补贴一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了过来。
眼见着苏中红的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亲戚邻居都不忍心看苏中红这样一个人单着，便好心找了媒人给苏中红介绍亲事，年轻时的苏中红相貌十分漂亮，有了媒人的加持，上门提亲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苏中红对成家也很向往，但是每次听到男方的结婚要求，都是不能带着两个弟弟时，苏中红都拒绝了，长此以往，不仅亲事没成，苏中红的心，也一次次失望难过。
最后在照顾着弟弟和成家之间，苏中红狠了狠心，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不嫁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放弃我的弟弟们！”
之后每次有媒人上门，苏中红都只有这一个说词，久而久之，亲人们也明白了苏中红的心意，不再上门为她说媒。
只有三亩田地作为经济来源的苏中红，带着两个弟弟过得很是艰难。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因交不起水电费而被停水停电，苏中红翻遍家里，却凑不出十元电费。
但是面对这些，苏中红没有放弃，她始终坚持着，给两个弟弟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给弟弟喂药、带弟弟看病。
2016年，不幸再度降临，二弟苏中金患上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做透析，面对着透析的高额费用，苏中红着急上火，一夜白头。但不管多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弟弟们，没钱，她就到处借，听人说，弟弟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于是她到处奔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村支书的关照下，村里为苏中金申请了低保和医疗补助。
“透析的费用大部分报销，自己每个月只交一百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帮助，我弟弟可能早撑不住了。”苏中红很感激，每次说道这些，都眼含热泪。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苏中红一家的情况后，也时常登门拜访，为他们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
2018年，苏中红因积劳成疾，视网膜发生病变，双眼几乎失明，面对自己可能会看不见的情况，苏中红非常焦急。她担心如果自己看不见了，谁来给弟弟们洗衣做饭，谁能照顾弟弟们的病呢？
也是在这一年，苏中红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获得了青岛西海岸新区道德模范，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2020年底，苏中红在外甥的陪同下，进行了治疗，手术很成功，她又能如愿以偿地照顾弟弟们了。今年已经55岁的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陪弟弟几年。
苏中红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伺候弟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这样的姐姐天下少有。不知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可曾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你都快四十了，再不嫁人，一辈子就毁了啊！”2003年，山东青岛胶州湾，一位大婶正苦口婆心地劝着苏中红。苏中红看看自己的两个弟弟，狠了狠心：“不嫁了！我走了，他俩怎么办？”一句话，一辈子。
1967年，苏中红出生于山东青岛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苏中红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普遍存在，苏中红的父母决定继续生育，直到生出一个男孩。
幸运的是，苏中金、苏中宝两个儿子相继降生，父母如愿以偿。但是不幸的是，苏中宝患有先天性哮喘，苏中金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和糖尿病。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接连两次狠狠地击打在这个刚刚获得希望的家庭上。苏中红的父母看看两个身患重病的儿子，再想想自己的三个女儿，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家本就不是什么富裕家庭，照顾五个孩子就已经非常勉强了，更何况两个小儿子还患病，这无疑加大了家庭的负担。
善良的苏家父母本着朴素的想法，既然孩子生下来了，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以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养大。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搭上了女儿的一生。
从此之后，一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吃的穿的用的，能缩就缩，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全部积攒起来，留给苏中宝、苏中金两兄弟买药治病。平日里，父母二人外出打工，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就落到了三个姐姐身上。
后来，两个姐姐逐渐长大，也去外面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剩下苏中红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弟弟们。
1983年，苏中红的父母因为意外先后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特意把苏中红和两个姐姐叫到床前，反复叮嘱道：“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弟弟！”
对于父母的遗言，苏中红姐妹三人满口答应下来，但是，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撑，姐弟五人像没了主心骨，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天天以泪洗面。
好在乡亲们看五个孩子实在可怜，满怀恻隐之心，纷纷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就这样，姐弟五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勉强撑了下来。
后来，苏中红的大姐和二姐到了适婚的年龄，经过媒人的介绍，两个姐姐先后结了婚，嫁到了别的村庄，回娘家的频率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因此，照顾弟弟这件事，就全压到了苏中红一人身上。
因为担心两个弟弟不定时地发病，苏中红不敢外出打工，她的所有收入就只有家中的三亩田地，好在两个姐姐时不时会寄一些钱来补贴一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了过来。
眼见着苏中红的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亲戚邻居都不忍心看苏中红这样一个人单着，便好心找了媒人给苏中红介绍亲事，年轻时的苏中红相貌十分漂亮，有了媒人的加持，上门提亲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苏中红对成家也很向往，但是每次听到男方的结婚要求，都是不能带着两个弟弟时，苏中红都拒绝了，长此以往，不仅亲事没成，苏中红的心，也一次次失望难过。
最后在照顾着弟弟和成家之间，苏中红狠了狠心，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不嫁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放弃我的弟弟们！”
之后每次有媒人上门，苏中红都只有这一个说词，久而久之，亲人们也明白了苏中红的心意，不再上门为她说媒。
只有三亩田地作为经济来源的苏中红，带着两个弟弟过得很是艰难。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因交不起水电费而被停水停电，苏中红翻遍家里，却凑不出十元电费。
但是面对这些，苏中红没有放弃，她始终坚持着，给两个弟弟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给弟弟喂药、带弟弟看病。
2016年，不幸再度降临，二弟苏中金患上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做透析，面对着透析的高额费用，苏中红着急上火，一夜白头。但不管多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弟弟们，没钱，她就到处借，听人说，弟弟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于是她到处奔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村支书的关照下，村里为苏中金申请了低保和医疗补助。
“透析的费用大部分报销，自己每个月只交一百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帮助，我弟弟可能早撑不住了。”苏中红很感激，每次说道这些，都眼含热泪。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苏中红一家的情况后，也时常登门拜访，为他们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
2018年，苏中红因积劳成疾，视网膜发生病变，双眼几乎失明，面对自己可能会看不见的情况，苏中红非常焦急。她担心如果自己看不见了，谁来给弟弟们洗衣做饭，谁能照顾弟弟们的病呢？
也是在这一年，苏中红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获得了青岛西海岸新区道德模范，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2020年底，苏中红在外甥的陪同下，进行了治疗，手术很成功，她又能如愿以偿地照顾弟弟们了。今年已经55岁的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陪弟弟几年。
苏中红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伺候弟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这样的姐姐天下少有。不知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可曾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1967年，苏中红出生于山东青岛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苏中红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普遍存在，苏中红的父母决定继续生育，直到生出一个男孩。
幸运的是，苏中金、苏中宝两个儿子相继降生，父母如愿以偿。但是不幸的是，苏中宝患有先天性哮喘，苏中金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和糖尿病。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接连两次狠狠地击打在这个刚刚获得希望的家庭上。苏中红的父母看看两个身患重病的儿子，再想想自己的三个女儿，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家本就不是什么富裕家庭，照顾五个孩子就已经非常勉强了，更何况两个小儿子还患病，这无疑加大了家庭的负担。
善良的苏家父母本着朴素的想法，既然孩子生下来了，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以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养大。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搭上了女儿的一生。
从此之后，一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吃的穿的用的，能缩就缩，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全部积攒起来，留给苏中宝、苏中金两兄弟买药治病。平日里，父母二人外出打工，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就落到了三个姐姐身上。
后来，两个姐姐逐渐长大，也去外面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剩下苏中红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弟弟们。
1983年，苏中红的父母因为意外先后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特意把苏中红和两个姐姐叫到床前，反复叮嘱道：“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弟弟！”
对于父母的遗言，苏中红姐妹三人满口答应下来，但是，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撑，姐弟五人像没了主心骨，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天天以泪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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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中红的大姐和二姐到了适婚的年龄，经过媒人的介绍，两个姐姐先后结了婚，嫁到了别的村庄，回娘家的频率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因此，照顾弟弟这件事，就全压到了苏中红一人身上。
因为担心两个弟弟不定时地发病，苏中红不敢外出打工，她的所有收入就只有家中的三亩田地，好在两个姐姐时不时会寄一些钱来补贴一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了过来。
眼见着苏中红的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亲戚邻居都不忍心看苏中红这样一个人单着，便好心找了媒人给苏中红介绍亲事，年轻时的苏中红相貌十分漂亮，有了媒人的加持，上门提亲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苏中红对成家也很向往，但是每次听到男方的结婚要求，都是不能带着两个弟弟时，苏中红都拒绝了，长此以往，不仅亲事没成，苏中红的心，也一次次失望难过。
最后在照顾着弟弟和成家之间，苏中红狠了狠心，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不嫁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放弃我的弟弟们！”
之后每次有媒人上门，苏中红都只有这一个说词，久而久之，亲人们也明白了苏中红的心意，不再上门为她说媒。
只有三亩田地作为经济来源的苏中红，带着两个弟弟过得很是艰难。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因交不起水电费而被停水停电，苏中红翻遍家里，却凑不出十元电费。
但是面对这些，苏中红没有放弃，她始终坚持着，给两个弟弟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给弟弟喂药、带弟弟看病。
2016年，不幸再度降临，二弟苏中金患上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做透析，面对着透析的高额费用，苏中红着急上火，一夜白头。但不管多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弟弟们，没钱，她就到处借，听人说，弟弟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于是她到处奔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村支书的关照下，村里为苏中金申请了低保和医疗补助。
“透析的费用大部分报销，自己每个月只交一百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帮助，我弟弟可能早撑不住了。”苏中红很感激，每次说道这些，都眼含热泪。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苏中红一家的情况后，也时常登门拜访，为他们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
2018年，苏中红因积劳成疾，视网膜发生病变，双眼几乎失明，面对自己可能会看不见的情况，苏中红非常焦急。她担心如果自己看不见了，谁来给弟弟们洗衣做饭，谁能照顾弟弟们的病呢？
也是在这一年，苏中红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获得了青岛西海岸新区道德模范，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2020年底，苏中红在外甥的陪同下，进行了治疗，手术很成功，她又能如愿以偿地照顾弟弟们了。今年已经55岁的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陪弟弟几年。
苏中红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伺候弟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这样的姐姐天下少有。不知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可曾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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