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毕业薪酬最高的3所大学，没有清华北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位居榜首！】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等优势专业为学科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学校培养的学生一直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扎实、外语娴熟、思维活跃、实践能力强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一般毕业生的收入在1万5左右。
2.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是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北外开设本科专业121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评级为A+，位居全国榜首。一般毕业生的收入在1万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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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委托执法是否合法#【“外包城管”抢甘蔗事件启动问责，“委托执法”合法吗？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12月6日，一段关于“江苏南通三星镇市容管理人员当街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多位身着“静通市容”制服的人把一名推自行车卖甘蔗的老人围住，将其一捆甘蔗全部抢走，留老人在街上哭泣。事发属地三星镇镇长接受媒体采访称，视频中着制服人员属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市容管理公司。
12月7日，南通市海门区公布“处理意见”称，关于该区三星镇市容公司人员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事件，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12月7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
“委托执法”行为到底合不合法？
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视频反映的“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王树良解释，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如果卖甘蔗的商贩在道路中央卖甘蔗，影响了交通安全，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行将障碍物移除。”王树良说，鉴于行政强制措施对公民合法权益具有较强的威慑特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资格有严格限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提到，“外包”是通俗说法，规范称谓是委托执法。在我国，不同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不过，《行政处罚法》 为委托执法留了一个“口子”。
李曙明解释，《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21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第21条对受委托的组织条件做了严格限定，包括 “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等。
王树良还提到，由于行政强制措施容易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外包公司“执法者”多是临时工
专家称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概率更大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之前，其他地方也曾有过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引发舆情的事件。
据此前媒体报道，今年3月，浙江桐乡一名自称“市容巡查队大队长”的男子，要求一家沿街的药店将其玻璃墙上贴的医保定点标识、防疫要求等“垃圾广告”全部清理干净，“如果反抗，则格杀勿论”，他还强调自己可以“先斩后奏”。该视频引发争议后，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此事系第三方外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其停职调查。
“鉴于城市管理服务工作量大、行政人员不足的现状，将部分服务外包有利于节省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但并非所有的城市管理服务类型都能外包。”王树良说，特别是涉及到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行为，一般不能外包。城市管理服务外包时，应当确认该项服务外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李曙明注意到，早在2007年，城管外包模式在深圳起步，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交由民间企业承担，被视为城市管理多元化、市场化的有益探索。之后，这种模式被不少城市借鉴推广。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一些恶性事件中涉事主体的外包背景，更为这种模式招来不少“骂名”。
李曙明介绍，从现实看，这种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受委托公司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执法跑偏。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执法，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意味着公职不保，违法的成本较大；而外包公司的“执法者”多是临时工，没“身份”，收入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执法机关执法相比，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尽管有些法律为委托执法开了‘口子’，但应尽可能地减少外包；如果因人员不足等问题不得不外包，要选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同时，政府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切不可‘一包了事’。”李曙明说。
法律未明确为可采购的均不得采购
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监督责任
政府购买服务，国家有无规范？在具体操作中该注意些啥？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财政部在其部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上述《办法》规定，其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办法》提到，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办法》在第十条专门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项目进行了罗列：（一）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二）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三）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四）融资行为；（五）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
王树良认为，以“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开展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认该服务类型是否能够外包，尤其是涉及到行政执法时，一般不允许外包；其次，采购服务时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服务的类型及涉及的金额，必要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再次，应当保障采购的服务质量过关。机关单位应当建立采购服务考核制度，确保采购的服务符合要求。
另外，将服务外包后，外包方是以该机关单位的名义对外提供服务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该单位是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李曙明提到，政府让渡公权力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可能对公民权利带来重大风险。所以，如果政府采购的内容涉及公权力，必须慎之又慎。采购要有法可依，法律未明确规定为可以采购的内容均不得采购；采购要依法而行，只能向符合法律规定资质的组织采购；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自身监督责任，一旦被采购方服务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直至终止合同。https://t.cn/A6xlGh7g
12月7日，南通市海门区公布“处理意见”称，关于该区三星镇市容公司人员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事件，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12月7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
“委托执法”行为到底合不合法？
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视频反映的“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王树良解释，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如果卖甘蔗的商贩在道路中央卖甘蔗，影响了交通安全，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行将障碍物移除。”王树良说，鉴于行政强制措施对公民合法权益具有较强的威慑特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资格有严格限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提到，“外包”是通俗说法，规范称谓是委托执法。在我国，不同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不过，《行政处罚法》 为委托执法留了一个“口子”。
李曙明解释，《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21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第21条对受委托的组织条件做了严格限定，包括 “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等。
王树良还提到，由于行政强制措施容易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外包公司“执法者”多是临时工
专家称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概率更大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之前，其他地方也曾有过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引发舆情的事件。
据此前媒体报道，今年3月，浙江桐乡一名自称“市容巡查队大队长”的男子，要求一家沿街的药店将其玻璃墙上贴的医保定点标识、防疫要求等“垃圾广告”全部清理干净，“如果反抗，则格杀勿论”，他还强调自己可以“先斩后奏”。该视频引发争议后，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此事系第三方外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其停职调查。
“鉴于城市管理服务工作量大、行政人员不足的现状，将部分服务外包有利于节省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但并非所有的城市管理服务类型都能外包。”王树良说，特别是涉及到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行为，一般不能外包。城市管理服务外包时，应当确认该项服务外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李曙明注意到，早在2007年，城管外包模式在深圳起步，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交由民间企业承担，被视为城市管理多元化、市场化的有益探索。之后，这种模式被不少城市借鉴推广。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一些恶性事件中涉事主体的外包背景，更为这种模式招来不少“骂名”。
李曙明介绍，从现实看，这种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受委托公司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执法跑偏。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执法，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意味着公职不保，违法的成本较大；而外包公司的“执法者”多是临时工，没“身份”，收入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执法机关执法相比，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尽管有些法律为委托执法开了‘口子’，但应尽可能地减少外包；如果因人员不足等问题不得不外包，要选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同时，政府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切不可‘一包了事’。”李曙明说。
法律未明确为可采购的均不得采购
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监督责任
政府购买服务，国家有无规范？在具体操作中该注意些啥？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财政部在其部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上述《办法》规定，其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办法》提到，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办法》在第十条专门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项目进行了罗列：（一）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二）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三）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四）融资行为；（五）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
王树良认为，以“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开展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认该服务类型是否能够外包，尤其是涉及到行政执法时，一般不允许外包；其次，采购服务时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服务的类型及涉及的金额，必要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再次，应当保障采购的服务质量过关。机关单位应当建立采购服务考核制度，确保采购的服务符合要求。
另外，将服务外包后，外包方是以该机关单位的名义对外提供服务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该单位是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李曙明提到，政府让渡公权力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可能对公民权利带来重大风险。所以，如果政府采购的内容涉及公权力，必须慎之又慎。采购要有法可依，法律未明确规定为可以采购的内容均不得采购；采购要依法而行，只能向符合法律规定资质的组织采购；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自身监督责任，一旦被采购方服务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直至终止合同。https://t.cn/A6xlGh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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