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长江边# 【长江“十年禁渔”武汉实施半年成效显著】“为全局计、为子孙谋”，长江“十年禁渔”既是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尹勤兵）
…探访…
■ 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渔具市场
电捕鱼机绝迹一线一钩受欢迎
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今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告：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长江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新河口以下至新洲区举水河口江段，汉江蔡甸区谢八家以下至汉阳区南岸咀江段，实施“十年常年禁渔”，解禁时间另行通知。
禁渔期间，严格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渔水域开展捕捞作业。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管理。
禁令实施后，武汉市公安局结合武汉水域特点，第一时间制定发布了《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水上公安专业分局为主，组建长江禁渔工作专班。同时，由市、区公安机关“一把手”牵头，建立安保“河长制”，对流经15个公安分局的两江六河（长江、汉江、举水河、倒水河、滠水河、府河、通顺河、金水河）进行分段管理，形成合力。警方对违禁案件一律溯源追查、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对“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零容忍”；紧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以及非法猎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快处现行案件，串并在侦案件，深挖系列案件，确保打击到位。
截至12月25日，武汉警方共计查获非法捕捞犯罪案件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交渔政行政处罚案件30余起，收缴渔获物1500余公斤，“电打鱼”、地笼等非法渔具80余副，查扣涉案船舶20余艘。
■ “十年禁渔”首案 心存侥幸的他成了首犯
7月3日10时许，水上分局舵落口所和东西湖区渔政部门联合执法时，在大蔡家湾附近汉江水域，现行抓获正在使用地笼进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蔡某。
警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渔获物为一只野生甲鱼及几条江鱼。
据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此案件为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禁渔期内的首案。
■ 缴获最多案 拦河“起篓子”被一锅端
在武汉市新洲区与黄冈市团风县交界处的沙河辛冲河段，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架设拦河大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迷魂阵”等禁用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
8月19日凌晨，新洲公安分局50多名警力秘密埋伏在此，待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来起网时将其一举擒获。当场抓获非法捕捞团伙成员10名，扣押运输车辆5辆、船只1艘、渔网200余米，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
非法捕鱼点人迹罕至。为破获此案，民警5次实地踏勘，摸清周边地形，掌握该团伙活动规律和骨干成员组成后，从清晨一直蹲守至天亮，现场将10名嫌犯全部抓获，查获非法渔获1000余公斤，其数量为今年之最。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王某先为首，成员固定，分工明确，下网、收网、搬运、售卖均有专人负责，他们在沙河流域使用明令禁止使用的渔具，以毁灭性的方式捕捞，对沙河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该团伙10名成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首例公益诉讼案 偷鱼者赔钱还鱼又获刑
非法捕捞，不仅要受到法律惩处，还要进行经济赔偿。
11月30日上午10时，长江武汉渔政码头，12位执法人员代3名违禁在长江捕鱼的被告人，将73.76公斤成鱼、13.83万尾鱼苗放还长江。此前11月17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处首批违禁渔鱼案，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外，还要求其按捕捞量的4倍放还鱼。
此次活动，是水上分局会同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的首例“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打击犯罪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3名被告人涉及两宗案件。一起是其中1名被告人3月份在长江电捕鱼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抓住，查获渔获物5.65公斤。一起是5月份另外2名被告人两次夜入长江，电捕鱼20.64公斤，后被渔政巡查人员截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应邀就两案造成的长江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评估，在电捕鱼中，不仅被电击中的鱼只有25%被捞起，还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自然补充。因此，弥补水域鱼类损失至少要4倍补偿。
这次放还的鱼中。有青、草、鳊、鲫、花鲢、白鲢、黄颡7种，全部是长江原鱼种，放归长江，相当于回故乡。
■ 首例截获案 水中一根绳头牵出3名下网人
查办“十年禁渔”案，武汉警方抓动态管控，通过对重点捕捞水域的巡控，查获了一批案件。
7月22日，水上公安分局抓获非法捕捞嫌疑人3名，收缴地笼6副约76米，渔获物21.4公斤。
7月21日下午，白浒山派出所副所长郭红韶带队在阳逻长江大桥下游巡逻时发现，在江边树林里看到一截绑在树上的绳头，牵出江中有用于暗藏的捕捞地笼。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民警判定，凌晨“4时至6时”是收地笼黄金时间。22日凌晨4时，2名民警、1名辅警在江边埋伏蹲守。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影出现在岸边并迅速下水。民警等其收网准备上岸时，一举将3人抓获，现场收缴渔获物21.4公斤，并查扣作案用地笼6副、长约76米，玻璃钢船1艘，充气汽车内胎1个。
据突击审讯，3名嫌疑人李某国、胡某祥、胡某福，均为武汉本地人，一直打零工，见江水上涨，特意去买来地笼准备捞鱼虾贩卖，还没卖一次就被抓了。
■ 首例超声波捕鱼案 招牌菜引出偷鱼“一条龙”
5月12日晚，水上公安分局联合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二大队在长江水域（汉南邓南段）抓获两名涉嫌非法捕捞的嫌疑人，当场缴获特种捕鱼设备一套及野生鱼类数十斤，依法扣押快艇一艘。
数月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长江汉南邓南段水域，有人组织非法捕鱼，警方联合长江渔政成立行动小组走访发现，江边一家餐馆生意火爆。据了解，该店老板姓邓，经营餐馆十多年，主要提供各类江鲜，其菜品中有长江特有的“石扁头”鱼。
嫌疑人行动非常谨慎，自家开有餐馆，捕销一条龙，且离长江近，很难获取证据，民警多次布控，终于在一天晚11时，将两名带狗捕鱼的嫌疑人抓获，当场还查获一台超声波探鱼机。
据悉，有别于传统电打鱼，这种设备利用超声波专门针对底层优质水产品鱼类进行捕捞，此类案件在湖北省内尚属首例。
…出击…
■ 水上警方联合执法整顿渔具市场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在江面，根子在岸上”。为此，警方紧盯渔具制销和售卖渔获等环节，推动“水岸联治”、标本兼治。会同渔政、市场等部门深入重点部位，严厉查处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
通过近半个月的线索摸排，执法人员最终确认位于慈惠街五环路的武汉铁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存在大量的销售、维修非法捕捞渔具行为。
9月3日上午8时，7名执法人员迅速进入该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现该公司仓库存有大量非法捕捞设备、网具、逆变器，还专门设置了维修禁渔设备的房间，并有大量湖北省内外的各类电鱼装备在等待修理。在先期控制取证后，水上公安分局、东西湖公安分局、市渔政部门在东西湖区开展联合执法，当日共计查获各型号电网捞660个、各品牌电鱼逆变器131个、拖网高频机23台、电极杆20根、电子鱼竿1套等一批禁用渔具，一举端掉我市最大的一个销售禁用渔具的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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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孙珺 潘璐）从2020年7月1日起，武汉市启动了长江汉江武汉段十年全面禁渔。渔民上岸转产安置，严格执法打击非法捕捞，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严查禁用渔具，同时斩断市场链条。半年过去了，渔具市场上还有非法禁用渔具吗？长江日报记者近日探访了前进四路电子市场和硚口荣东社区的渔具店。
在前进四路的一家售卖电子器材的店里，记者问老板是否有超声波电鱼工具，老板说：“现在哪里敢卖那些东西呢。前阵子市场上有一家卖电鱼工具的店被查了。”另一家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前进四路是卖电子产品的，所以之前卖电鱼工具的店有侥幸心理，觉得查不到这边来，或者查得不严，把东西藏在阁楼里就能“躲过”。“现在连网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了，也不会再有人生产这些东西。那些喜欢钓鱼的，也不会碰这些杀伤力太大的东西。”
武汉市禁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份武汉市成功打掉了规模最大的一处销售禁用渔具窝点，同时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制造销售禁用渔具行为专项行动效果显著，下一步将持续宣传禁渔的各项措施，让市场上电动捕鱼器和超声波电鱼装置保持“绝迹”状态。
26日，记者走访硚口区荣东社区的十几家渔具店。周末不少“钓友”在店里选购钓具。银丰渔具老板告诉记者，“十年禁渔”关于垂钓的规定，“钓友”们都是第一时间关注并了解了，并且很快转变了钓鱼思路。“单线多钩、路亚鱼钩不玩了，钓鱼目的就是休闲，并不在于大量捕鱼。”
“以前钓鱼主流人群在40岁以上，现在基本上是二三十岁小伙子。”华盛商行老板向记者描述当下的市场。青年钓友的加入，也催生了钓具市场向着休闲、科技方向发展，鞋包帽服一应俱全，遮阳也不能落下，气垫床等都丰富起来。“人们钓鱼为了放缓生活节奏、释放压力和保持身体健康，这是趋势。”
十年禁渔并不阻止休闲垂钓，但必须严守一人一竿一线一钩，武汉市禁渔办多次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这些垂钓人群聚集的地方向“钓友”宣传相关规定，同时严查市场上一线多钩的非法钓具，并且于10月底集中拆解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器具，让文明垂钓持续深入人心。（长江日报）#看长江就是在看中国#
【一个县医院药剂科员工竟受贿1200余万元】杭州市桐庐县卫生健康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以受贿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去年以来，杭州市桐庐县医疗系统接连多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除5人因受贿被判刑外，4人受到降级、撤职等政务处分，11人受到警示约谈、责令检查等问责处理。
从卫健局到各大医院再到乡镇卫生院，依托药品采购的生财之路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起牵涉甚广的系统性窝串案又为何能够隐藏多年？
翻看这起医疗腐败窝串案的案卷，可以发现涉案人员中药剂科工作人员占据较大比重。
“药品采购等岗位出现小人物大贪腐，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拥有自由裁量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纪委书记宋醒解释，“医院引进新药需要遵循‘临床科室按需申请——药事管理委员会论证决定——药剂科按计划采购’流程，而实际操作中，部分医院因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药剂科在新药引进中有较大话语权，容易成为药商围猎对象。”
据涉案的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任潘彩亚交代，药品销售代表通常按药品种类计算回扣金额，以用于治疗高血压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分散片为例，仅此一种药品，潘彩亚就从药商处收受回扣36万余元。
为帮助药品销售人员完成销售额，有的药房还会过量采购药品。在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买卖：“一个季度他完成不了任务，就需要压一部分货进来，我帮他，他有好处，我也有好处。”
此类交易不仅容易造成药品引进脱离诊疗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的准确用药，而且成为多开药的背后推手，影响了医院公信力。
作为公职人员从事药品销售、收受药品回扣涉嫌违纪违法，王晓俊等人并非不清楚。据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回忆，最初王晓俊找他谈合作时，他心存顾虑，一口回绝，但看到其他人收受回扣却从未受到处罚，他逐渐用“说明这个钱是可以赚的”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药品采购员与药商的交易原本只在个人之间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演变成窝案，王晓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晓俊如何以一己之力渗透全县多个医院？这里就要提到他敛财的一个重要工具：“统方”数据。医疗行业内将医院处方用药数据称为统方，即一段时间内每种药品开出的具体数量。
“统方数据本身并不值钱，它只有跟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桐庐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夏烈城介绍，在药商那里，统方被叫作“临床维护费”，为了计算给医生回扣的金额，药商需要获得每种药的开方数量，而药剂科、信息科，就是离这些数据最近的地方。
发现这一商机后，王晓俊找到相熟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蒲某某负责提供数据，王晓俊按照每种药每月2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款，所得好处两人均分。
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王晓俊，仅仅一家医院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在桐庐县中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县内主要医院，王晓俊开始寻找和选择“合伙人”。
通过妻子的同学关系，王晓俊找到了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据后者供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统方的只有4、5个药品，慢慢地，药品数量多了起来，到2018年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万多元。每个月底，王晓俊会开车到雷郑辉家小区门口，把现金交到他手里。
为了打通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生意渠道，王晓俊与药商潘某某合作，由潘某某联系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恰逢王丽娟购房购车，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所以同意帮忙统计医院统方数据以获取报酬。
对乡镇规模较小的卫生院，王晓俊也没有放过。通过桐庐县卫健局信息科干部李某某，卫生院、诊所的统方数据也被他收入囊中。由于开药数量较少，王晓俊将抽成打折，以每种药每月1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取好处费。
此时的王晓俊已经无心顾及主业，他四处寻找门路，希望调换到清闲岗位，以“专心赚钱”。2018年初，王晓俊走进了县卫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的办公室，递上了1万元购物卡。不久之后，他觉得蔡忠明似乎对自己印象不够深刻，于是通过朋友邀请蔡忠明一起吃饭，又送上5万元的购物卡，蔡忠明悉数收入囊中。
县卫健局一把手不仅不抵制不正之风，还带头收受礼金礼卡，医院药剂科信息科暗中售卖统方数据，医生采购员吃销售回扣成为潜规则……从上到下，桐庐县卫健系统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破坏。
2019年3月开始，桐庐县纪委监委先后对卫健系统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听到风声的王晓俊马上着手销毁证据，同潘某某等药商订立攻守同盟，并将载有统方数据的U盘、硬盘扔入富春江。
听说县纪委监委已对与自己相熟的一名药商采取措施，王晓俊心中预感不妙，仓皇出逃，辗转萧山、富阳多地，换乘4辆轿车，并随身携带25部手机和一个装满了现金的行李箱。
“本以为药商和自己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指认自己，却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根据多名药商的供述，桐庐县纪委监委掌握了王晓俊、潘彩亚等医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利的问题线索。
关键人物王晓俊被留置后，卫健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经查，直至案发，王晓俊通过药品回扣、统方好处费、礼金礼卡织就的生意网覆盖了桐庐县10余家公立医院、卫生院，涵盖药品种类达数百种，涉案金额总计1200余万元。
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尝。在忏悔录中，雷郑辉写道“最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家人们以后的生活场景，儿子的同学指着儿子骂‘罪犯的儿子’；父母走在路上，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儿子去坐牢了’。想到这些，泪流满面。”在留置点，翻看着妻子专门叠成心形的家信，王晓俊数度哽咽：“不懂法律，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现在是罪有应得。”
剖析整个窝串案，说在嘴上、挂在墙上的重要岗位轮换制度不落实，为靠山吃山式腐败开了绿灯。水流沙滩不到头的廉政教育，导致涉案人员纪法意识严重缺失，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我县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追缴赃款最多的案件。”桐庐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方静根分析，案件暴露了一些管理乱象：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管理松散，岗位廉政教育缺失。二是人事制度执行不到位。王晓俊在医院工作20余年，几乎从未轮岗、换岗。三是重点岗位监管不力。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形同虚设。
痛定思痛后，桐庐县卫健系统大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开展红包、回扣专项整治，截至目前，450余名医务人员共退缴回扣745万余元。为筑牢廉政防线，各医院建立了医药代表接待制度。
“以前偷偷摸摸找主任、找领导，心里盘算着到饭点了要不要吃个饭、拉拉关系啥的，现在得按规定去介绍产品，所以必须在产品上多下功夫，不然面对专家的提问，我都回答不了。”一名医疗器械商感慨道。
目前，桐庐县清廉医院建设核心指标数据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前三季度桐庐县4家县级医院药占比同比下降4.31%，2019年全县耗材支出下降了19.29个百分点，门急诊均次费用下降5.01个百分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去年以来，杭州市桐庐县医疗系统接连多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除5人因受贿被判刑外，4人受到降级、撤职等政务处分，11人受到警示约谈、责令检查等问责处理。
从卫健局到各大医院再到乡镇卫生院，依托药品采购的生财之路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起牵涉甚广的系统性窝串案又为何能够隐藏多年？
翻看这起医疗腐败窝串案的案卷，可以发现涉案人员中药剂科工作人员占据较大比重。
“药品采购等岗位出现小人物大贪腐，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拥有自由裁量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纪委书记宋醒解释，“医院引进新药需要遵循‘临床科室按需申请——药事管理委员会论证决定——药剂科按计划采购’流程，而实际操作中，部分医院因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药剂科在新药引进中有较大话语权，容易成为药商围猎对象。”
据涉案的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任潘彩亚交代，药品销售代表通常按药品种类计算回扣金额，以用于治疗高血压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分散片为例，仅此一种药品，潘彩亚就从药商处收受回扣36万余元。
为帮助药品销售人员完成销售额，有的药房还会过量采购药品。在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买卖：“一个季度他完成不了任务，就需要压一部分货进来，我帮他，他有好处，我也有好处。”
此类交易不仅容易造成药品引进脱离诊疗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的准确用药，而且成为多开药的背后推手，影响了医院公信力。
作为公职人员从事药品销售、收受药品回扣涉嫌违纪违法，王晓俊等人并非不清楚。据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回忆，最初王晓俊找他谈合作时，他心存顾虑，一口回绝，但看到其他人收受回扣却从未受到处罚，他逐渐用“说明这个钱是可以赚的”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药品采购员与药商的交易原本只在个人之间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演变成窝案，王晓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晓俊如何以一己之力渗透全县多个医院？这里就要提到他敛财的一个重要工具：“统方”数据。医疗行业内将医院处方用药数据称为统方，即一段时间内每种药品开出的具体数量。
“统方数据本身并不值钱，它只有跟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桐庐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夏烈城介绍，在药商那里，统方被叫作“临床维护费”，为了计算给医生回扣的金额，药商需要获得每种药的开方数量，而药剂科、信息科，就是离这些数据最近的地方。
发现这一商机后，王晓俊找到相熟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蒲某某负责提供数据，王晓俊按照每种药每月2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款，所得好处两人均分。
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王晓俊，仅仅一家医院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在桐庐县中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县内主要医院，王晓俊开始寻找和选择“合伙人”。
通过妻子的同学关系，王晓俊找到了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据后者供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统方的只有4、5个药品，慢慢地，药品数量多了起来，到2018年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万多元。每个月底，王晓俊会开车到雷郑辉家小区门口，把现金交到他手里。
为了打通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生意渠道，王晓俊与药商潘某某合作，由潘某某联系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恰逢王丽娟购房购车，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所以同意帮忙统计医院统方数据以获取报酬。
对乡镇规模较小的卫生院，王晓俊也没有放过。通过桐庐县卫健局信息科干部李某某，卫生院、诊所的统方数据也被他收入囊中。由于开药数量较少，王晓俊将抽成打折，以每种药每月1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取好处费。
此时的王晓俊已经无心顾及主业，他四处寻找门路，希望调换到清闲岗位，以“专心赚钱”。2018年初，王晓俊走进了县卫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的办公室，递上了1万元购物卡。不久之后，他觉得蔡忠明似乎对自己印象不够深刻，于是通过朋友邀请蔡忠明一起吃饭，又送上5万元的购物卡，蔡忠明悉数收入囊中。
县卫健局一把手不仅不抵制不正之风，还带头收受礼金礼卡，医院药剂科信息科暗中售卖统方数据，医生采购员吃销售回扣成为潜规则……从上到下，桐庐县卫健系统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破坏。
2019年3月开始，桐庐县纪委监委先后对卫健系统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听到风声的王晓俊马上着手销毁证据，同潘某某等药商订立攻守同盟，并将载有统方数据的U盘、硬盘扔入富春江。
听说县纪委监委已对与自己相熟的一名药商采取措施，王晓俊心中预感不妙，仓皇出逃，辗转萧山、富阳多地，换乘4辆轿车，并随身携带25部手机和一个装满了现金的行李箱。
“本以为药商和自己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指认自己，却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根据多名药商的供述，桐庐县纪委监委掌握了王晓俊、潘彩亚等医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利的问题线索。
关键人物王晓俊被留置后，卫健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经查，直至案发，王晓俊通过药品回扣、统方好处费、礼金礼卡织就的生意网覆盖了桐庐县10余家公立医院、卫生院，涵盖药品种类达数百种，涉案金额总计1200余万元。
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尝。在忏悔录中，雷郑辉写道“最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家人们以后的生活场景，儿子的同学指着儿子骂‘罪犯的儿子’；父母走在路上，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儿子去坐牢了’。想到这些，泪流满面。”在留置点，翻看着妻子专门叠成心形的家信，王晓俊数度哽咽：“不懂法律，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现在是罪有应得。”
剖析整个窝串案，说在嘴上、挂在墙上的重要岗位轮换制度不落实，为靠山吃山式腐败开了绿灯。水流沙滩不到头的廉政教育，导致涉案人员纪法意识严重缺失，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我县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追缴赃款最多的案件。”桐庐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方静根分析，案件暴露了一些管理乱象：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管理松散，岗位廉政教育缺失。二是人事制度执行不到位。王晓俊在医院工作20余年，几乎从未轮岗、换岗。三是重点岗位监管不力。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形同虚设。
痛定思痛后，桐庐县卫健系统大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开展红包、回扣专项整治，截至目前，450余名医务人员共退缴回扣745万余元。为筑牢廉政防线，各医院建立了医药代表接待制度。
“以前偷偷摸摸找主任、找领导，心里盘算着到饭点了要不要吃个饭、拉拉关系啥的，现在得按规定去介绍产品，所以必须在产品上多下功夫，不然面对专家的提问，我都回答不了。”一名医疗器械商感慨道。
目前，桐庐县清廉医院建设核心指标数据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前三季度桐庐县4家县级医院药占比同比下降4.31%，2019年全县耗材支出下降了19.29个百分点，门急诊均次费用下降5.01个百分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一个县医院药剂科员工竟受贿1200余万元】杭州市桐庐县卫生健康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以受贿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去年以来，杭州市桐庐县医疗系统接连多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除5人因受贿被判刑外，4人受到降级、撤职等政务处分，11人受到警示约谈、责令检查等问责处理。
从卫健局到各大医院再到乡镇卫生院，依托药品采购的生财之路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起牵涉甚广的系统性窝串案又为何能够隐藏多年？
翻看这起医疗腐败窝串案的案卷，可以发现涉案人员中药剂科工作人员占据较大比重。
“药品采购等岗位出现小人物大贪腐，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拥有自由裁量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纪委书记宋醒解释，“医院引进新药需要遵循‘临床科室按需申请——药事管理委员会论证决定——药剂科按计划采购’流程，而实际操作中，部分医院因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药剂科在新药引进中有较大话语权，容易成为药商围猎对象。”
据涉案的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任潘彩亚交代，药品销售代表通常按药品种类计算回扣金额，以用于治疗高血压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分散片为例，仅此一种药品，潘彩亚就从药商处收受回扣36万余元。
为帮助药品销售人员完成销售额，有的药房还会过量采购药品。在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买卖：“一个季度他完成不了任务，就需要压一部分货进来，我帮他，他有好处，我也有好处。”
此类交易不仅容易造成药品引进脱离诊疗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的准确用药，而且成为多开药的背后推手，影响了医院公信力。
作为公职人员从事药品销售、收受药品回扣涉嫌违纪违法，王晓俊等人并非不清楚。据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回忆，最初王晓俊找他谈合作时，他心存顾虑，一口回绝，但看到其他人收受回扣却从未受到处罚，他逐渐用“说明这个钱是可以赚的”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药品采购员与药商的交易原本只在个人之间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演变成窝案，王晓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晓俊如何以一己之力渗透全县多个医院？这里就要提到他敛财的一个重要工具：“统方”数据。医疗行业内将医院处方用药数据称为统方，即一段时间内每种药品开出的具体数量。
“统方数据本身并不值钱，它只有跟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桐庐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夏烈城介绍，在药商那里，统方被叫作“临床维护费”，为了计算给医生回扣的金额，药商需要获得每种药的开方数量，而药剂科、信息科，就是离这些数据最近的地方。
发现这一商机后，王晓俊找到相熟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蒲某某负责提供数据，王晓俊按照每种药每月2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款，所得好处两人均分。
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王晓俊，仅仅一家医院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在桐庐县中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县内主要医院，王晓俊开始寻找和选择“合伙人”。
通过妻子的同学关系，王晓俊找到了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据后者供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统方的只有4、5个药品，慢慢地，药品数量多了起来，到2018年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万多元。每个月底，王晓俊会开车到雷郑辉家小区门口，把现金交到他手里。
为了打通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生意渠道，王晓俊与药商潘某某合作，由潘某某联系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恰逢王丽娟购房购车，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所以同意帮忙统计医院统方数据以获取报酬。
对乡镇规模较小的卫生院，王晓俊也没有放过。通过桐庐县卫健局信息科干部李某某，卫生院、诊所的统方数据也被他收入囊中。由于开药数量较少，王晓俊将抽成打折，以每种药每月1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取好处费。
此时的王晓俊已经无心顾及主业，他四处寻找门路，希望调换到清闲岗位，以“专心赚钱”。2018年初，王晓俊走进了县卫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的办公室，递上了1万元购物卡。不久之后，他觉得蔡忠明似乎对自己印象不够深刻，于是通过朋友邀请蔡忠明一起吃饭，又送上5万元的购物卡，蔡忠明悉数收入囊中。
县卫健局一把手不仅不抵制不正之风，还带头收受礼金礼卡，医院药剂科信息科暗中售卖统方数据，医生采购员吃销售回扣成为潜规则……从上到下，桐庐县卫健系统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破坏。
2019年3月开始，桐庐县纪委监委先后对卫健系统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听到风声的王晓俊马上着手销毁证据，同潘某某等药商订立攻守同盟，并将载有统方数据的U盘、硬盘扔入富春江。
听说县纪委监委已对与自己相熟的一名药商采取措施，王晓俊心中预感不妙，仓皇出逃，辗转萧山、富阳多地，换乘4辆轿车，并随身携带25部手机和一个装满了现金的行李箱。
“本以为药商和自己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指认自己，却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根据多名药商的供述，桐庐县纪委监委掌握了王晓俊、潘彩亚等医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利的问题线索。
关键人物王晓俊被留置后，卫健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经查，直至案发，王晓俊通过药品回扣、统方好处费、礼金礼卡织就的生意网覆盖了桐庐县10余家公立医院、卫生院，涵盖药品种类达数百种，涉案金额总计1200余万元。
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尝。在忏悔录中，雷郑辉写道“最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家人们以后的生活场景，儿子的同学指着儿子骂‘罪犯的儿子’；父母走在路上，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儿子去坐牢了’。想到这些，泪流满面。”在留置点，翻看着妻子专门叠成心形的家信，王晓俊数度哽咽：“不懂法律，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现在是罪有应得。”
剖析整个窝串案，说在嘴上、挂在墙上的重要岗位轮换制度不落实，为靠山吃山式腐败开了绿灯。水流沙滩不到头的廉政教育，导致涉案人员纪法意识严重缺失，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我县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追缴赃款最多的案件。”桐庐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方静根分析，案件暴露了一些管理乱象：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管理松散，岗位廉政教育缺失。二是人事制度执行不到位。王晓俊在医院工作20余年，几乎从未轮岗、换岗。三是重点岗位监管不力。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形同虚设。
痛定思痛后，桐庐县卫健系统大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开展红包、回扣专项整治，截至目前，450余名医务人员共退缴回扣745万余元。为筑牢廉政防线，各医院建立了医药代表接待制度。
“以前偷偷摸摸找主任、找领导，心里盘算着到饭点了要不要吃个饭、拉拉关系啥的，现在得按规定去介绍产品，所以必须在产品上多下功夫，不然面对专家的提问，我都回答不了。”一名医疗器械商感慨道。
目前，桐庐县清廉医院建设核心指标数据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前三季度桐庐县4家县级医院药占比同比下降4.31%，2019年全县耗材支出下降了19.29个百分点，门急诊均次费用下降5.01个百分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去年以来，杭州市桐庐县医疗系统接连多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除5人因受贿被判刑外，4人受到降级、撤职等政务处分，11人受到警示约谈、责令检查等问责处理。
从卫健局到各大医院再到乡镇卫生院，依托药品采购的生财之路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起牵涉甚广的系统性窝串案又为何能够隐藏多年？
翻看这起医疗腐败窝串案的案卷，可以发现涉案人员中药剂科工作人员占据较大比重。
“药品采购等岗位出现小人物大贪腐，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拥有自由裁量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纪委书记宋醒解释，“医院引进新药需要遵循‘临床科室按需申请——药事管理委员会论证决定——药剂科按计划采购’流程，而实际操作中，部分医院因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药剂科在新药引进中有较大话语权，容易成为药商围猎对象。”
据涉案的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任潘彩亚交代，药品销售代表通常按药品种类计算回扣金额，以用于治疗高血压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分散片为例，仅此一种药品，潘彩亚就从药商处收受回扣36万余元。
为帮助药品销售人员完成销售额，有的药房还会过量采购药品。在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买卖：“一个季度他完成不了任务，就需要压一部分货进来，我帮他，他有好处，我也有好处。”
此类交易不仅容易造成药品引进脱离诊疗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的准确用药，而且成为多开药的背后推手，影响了医院公信力。
作为公职人员从事药品销售、收受药品回扣涉嫌违纪违法，王晓俊等人并非不清楚。据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回忆，最初王晓俊找他谈合作时，他心存顾虑，一口回绝，但看到其他人收受回扣却从未受到处罚，他逐渐用“说明这个钱是可以赚的”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药品采购员与药商的交易原本只在个人之间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演变成窝案，王晓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晓俊如何以一己之力渗透全县多个医院？这里就要提到他敛财的一个重要工具：“统方”数据。医疗行业内将医院处方用药数据称为统方，即一段时间内每种药品开出的具体数量。
“统方数据本身并不值钱，它只有跟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桐庐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夏烈城介绍，在药商那里，统方被叫作“临床维护费”，为了计算给医生回扣的金额，药商需要获得每种药的开方数量，而药剂科、信息科，就是离这些数据最近的地方。
发现这一商机后，王晓俊找到相熟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蒲某某负责提供数据，王晓俊按照每种药每月2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款，所得好处两人均分。
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王晓俊，仅仅一家医院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在桐庐县中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县内主要医院，王晓俊开始寻找和选择“合伙人”。
通过妻子的同学关系，王晓俊找到了桐庐县中医院信息维修组原组长雷郑辉，据后者供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统方的只有4、5个药品，慢慢地，药品数量多了起来，到2018年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万多元。每个月底，王晓俊会开车到雷郑辉家小区门口，把现金交到他手里。
为了打通桐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生意渠道，王晓俊与药商潘某某合作，由潘某某联系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原药剂科主管药师王丽娟，恰逢王丽娟购房购车，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所以同意帮忙统计医院统方数据以获取报酬。
对乡镇规模较小的卫生院，王晓俊也没有放过。通过桐庐县卫健局信息科干部李某某，卫生院、诊所的统方数据也被他收入囊中。由于开药数量较少，王晓俊将抽成打折，以每种药每月100元的价格向药商收取好处费。
此时的王晓俊已经无心顾及主业，他四处寻找门路，希望调换到清闲岗位，以“专心赚钱”。2018年初，王晓俊走进了县卫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忠明的办公室，递上了1万元购物卡。不久之后，他觉得蔡忠明似乎对自己印象不够深刻，于是通过朋友邀请蔡忠明一起吃饭，又送上5万元的购物卡，蔡忠明悉数收入囊中。
县卫健局一把手不仅不抵制不正之风，还带头收受礼金礼卡，医院药剂科信息科暗中售卖统方数据，医生采购员吃销售回扣成为潜规则……从上到下，桐庐县卫健系统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破坏。
2019年3月开始，桐庐县纪委监委先后对卫健系统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听到风声的王晓俊马上着手销毁证据，同潘某某等药商订立攻守同盟，并将载有统方数据的U盘、硬盘扔入富春江。
听说县纪委监委已对与自己相熟的一名药商采取措施，王晓俊心中预感不妙，仓皇出逃，辗转萧山、富阳多地，换乘4辆轿车，并随身携带25部手机和一个装满了现金的行李箱。
“本以为药商和自己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指认自己，却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根据多名药商的供述，桐庐县纪委监委掌握了王晓俊、潘彩亚等医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利的问题线索。
关键人物王晓俊被留置后，卫健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经查，直至案发，王晓俊通过药品回扣、统方好处费、礼金礼卡织就的生意网覆盖了桐庐县10余家公立医院、卫生院，涵盖药品种类达数百种，涉案金额总计1200余万元。
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尝。在忏悔录中，雷郑辉写道“最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家人们以后的生活场景，儿子的同学指着儿子骂‘罪犯的儿子’；父母走在路上，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儿子去坐牢了’。想到这些，泪流满面。”在留置点，翻看着妻子专门叠成心形的家信，王晓俊数度哽咽：“不懂法律，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现在是罪有应得。”
剖析整个窝串案，说在嘴上、挂在墙上的重要岗位轮换制度不落实，为靠山吃山式腐败开了绿灯。水流沙滩不到头的廉政教育，导致涉案人员纪法意识严重缺失，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我县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追缴赃款最多的案件。”桐庐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方静根分析，案件暴露了一些管理乱象：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管理松散，岗位廉政教育缺失。二是人事制度执行不到位。王晓俊在医院工作20余年，几乎从未轮岗、换岗。三是重点岗位监管不力。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形同虚设。
痛定思痛后，桐庐县卫健系统大力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开展红包、回扣专项整治，截至目前，450余名医务人员共退缴回扣745万余元。为筑牢廉政防线，各医院建立了医药代表接待制度。
“以前偷偷摸摸找主任、找领导，心里盘算着到饭点了要不要吃个饭、拉拉关系啥的，现在得按规定去介绍产品，所以必须在产品上多下功夫，不然面对专家的提问，我都回答不了。”一名医疗器械商感慨道。
目前，桐庐县清廉医院建设核心指标数据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前三季度桐庐县4家县级医院药占比同比下降4.31%，2019年全县耗材支出下降了19.29个百分点，门急诊均次费用下降5.01个百分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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