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状态已经很棒了，可是在某天某个时刻回忆起，心还是很痛很痛...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结局，我真希望我永远活在自责中，越来越害怕，不知道自己委屈求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爱情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可能我曾有拥有过，不过都是后知后觉...我也变了，变得现实了，我没办法再去相信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我很害怕甚至坚信那些东西在我的未来不会有。羡慕这个词，已经说腻了，希望将来，我结婚的时候，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而是真正遇见了爱情。
永远向前，永远心怀期待。
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的泪，隐藏的痛。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生活不可能事事顺心，感情不可能没有矛盾，缘分不可能永远伴随，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熬不过去的难，总有一天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人生有很多烦恼，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对待，积极面对，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是人生的小插曲。 https://t.cn/Ryhojbb
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的泪，隐藏的痛。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生活不可能事事顺心，感情不可能没有矛盾，缘分不可能永远伴随，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熬不过去的难，总有一天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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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决定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而未来是那样的不确定。
生活中的决定总是很难做。有人把“做决定”比作“赌博”，但就连赌博也有个写得明明白白的风险概率；生活中的决定也不像心理学经典实验范式中那样简单，起码选当下的十块钱还是一年后的一百块，两个选项都是有确切的时间和数字的。
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我们虽然在做当下的事情，但无时无刻不在对行为的未来结果进行评估。然而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出决定时，却又很难预知事件的走向、各种后果的发生概率的。当我们在想选什么专业、是深造还是就业、做什么工作时，这是一种模糊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ambiguity）[1]情境，我们没法穷举所有的可能结果，也算不出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到底该走哪条啊，我好焦虑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这句话说得好听，但在没法“都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小孩子那样烦躁焦虑哭唧唧。
面对模糊情境时，我们渴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人人都有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2]。有的人面对模糊的情境时会特别焦虑，急到团团转；有的人就平和一些，并没有那么着急，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认知闭合需求高有利也有弊，如果焦虑促使我们去搜集和掌握更多信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在DDL前快速做出判断和决定，那我们还得谢谢这焦虑；但如果焦虑让我们只想着赶紧下定论，那我们也可能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被焦虑逼着做出一个并不够理智的决定，事后想起来就会后悔不已。
“做”或“不做”，都会后悔
当提到“决定”时，“后悔”一定是经常与它相伴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认为，我们总会把当前的情况跟某一标准进行比较，这一标准既可以是先前确定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式的[3]。这种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4]，用一口气能读完的说法解释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这是“后悔”情绪的思维基础。
我们遗憾时机白白流失，想“要是毕业前我跟她表白了就好了，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了”，这种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被称为加法式(additive)反事实思维。
我们也会纠结多说无益，想“我要是没跟她表白那现在我们还是朋友”，这种在头脑中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建构的想法被称为减法式（subtractive）反事实思维。
到底是做得多了更后悔，还是没做更后悔呢？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后悔强度可能不同，围绕这一话题，心理学家们进行过多年的讨论。
最初，心理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糟糕的后果，如果这一后果是因为做了某件事导致的，那短时间内后悔程度会比由于没有做某件事引起的后悔程度高；也就是说，减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更强，这一效应被称为“做效应”[5][6]。
但长时间来看，加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似乎更强，也就是说更后悔没有做某件事，因为后悔做了的刺痛会相对较快地消失，而后悔没做的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7]。
这时候最初提出“做效应”的研究者又不同意了！最后他们通过论文互怼（不是）得到一个两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悔的发生需要糟糕后果的显现，而不采取行动的糟糕后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长时间之后测量的话，没做某事的后悔会显得更强[8]。
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选得还不错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的生活总是悲喜交加的，如果我们认定“决定正确”，那我们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甚至，即便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决定不够明智、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生活“变差”了，我们也能通过“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来让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向别人证明自己没做错决定。
我们会把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像垃圾一样扔掉，会自动过滤掉或屏蔽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接收到的信息, 会根据实际情况有偏差地提取信息或重构记忆。比如，在我们做出决定和选择后，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决定不好，我们会固执地举出“我很好”的例子，并反驳那些“你看起来不太好”的信息[9]。
这种“自我欺骗”同样有利有弊，它让我们自洽而快乐，但也可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在危险边缘试探。
在做出决定后，“我后悔了”和“我现在很好”这两种想法并不冲突，可能会交替出现；但我想，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在后悔还是在自我欺骗”的。我们会偶尔抱怨，会不时反思，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专注当下。
到底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回答。在我本科毕业那一年，我的班主任跟我们说过许多遍：“无论你们决定选什么，都会后悔的。”
也许，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好的决定，但我们永远可以把当下的事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而未来是那样的不确定。
生活中的决定总是很难做。有人把“做决定”比作“赌博”，但就连赌博也有个写得明明白白的风险概率；生活中的决定也不像心理学经典实验范式中那样简单，起码选当下的十块钱还是一年后的一百块，两个选项都是有确切的时间和数字的。
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我们虽然在做当下的事情，但无时无刻不在对行为的未来结果进行评估。然而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出决定时，却又很难预知事件的走向、各种后果的发生概率的。当我们在想选什么专业、是深造还是就业、做什么工作时，这是一种模糊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ambiguity）[1]情境，我们没法穷举所有的可能结果，也算不出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到底该走哪条啊，我好焦虑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这句话说得好听，但在没法“都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小孩子那样烦躁焦虑哭唧唧。
面对模糊情境时，我们渴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人人都有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2]。有的人面对模糊的情境时会特别焦虑，急到团团转；有的人就平和一些，并没有那么着急，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认知闭合需求高有利也有弊，如果焦虑促使我们去搜集和掌握更多信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在DDL前快速做出判断和决定，那我们还得谢谢这焦虑；但如果焦虑让我们只想着赶紧下定论，那我们也可能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被焦虑逼着做出一个并不够理智的决定，事后想起来就会后悔不已。
“做”或“不做”，都会后悔
当提到“决定”时，“后悔”一定是经常与它相伴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认为，我们总会把当前的情况跟某一标准进行比较，这一标准既可以是先前确定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式的[3]。这种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4]，用一口气能读完的说法解释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这是“后悔”情绪的思维基础。
我们遗憾时机白白流失，想“要是毕业前我跟她表白了就好了，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了”，这种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被称为加法式(additive)反事实思维。
我们也会纠结多说无益，想“我要是没跟她表白那现在我们还是朋友”，这种在头脑中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建构的想法被称为减法式（subtractive）反事实思维。
到底是做得多了更后悔，还是没做更后悔呢？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后悔强度可能不同，围绕这一话题，心理学家们进行过多年的讨论。
最初，心理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糟糕的后果，如果这一后果是因为做了某件事导致的，那短时间内后悔程度会比由于没有做某件事引起的后悔程度高；也就是说，减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更强，这一效应被称为“做效应”[5][6]。
但长时间来看，加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似乎更强，也就是说更后悔没有做某件事，因为后悔做了的刺痛会相对较快地消失，而后悔没做的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7]。
这时候最初提出“做效应”的研究者又不同意了！最后他们通过论文互怼（不是）得到一个两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悔的发生需要糟糕后果的显现，而不采取行动的糟糕后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长时间之后测量的话，没做某事的后悔会显得更强[8]。
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选得还不错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的生活总是悲喜交加的，如果我们认定“决定正确”，那我们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甚至，即便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决定不够明智、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生活“变差”了，我们也能通过“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来让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向别人证明自己没做错决定。
我们会把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像垃圾一样扔掉，会自动过滤掉或屏蔽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接收到的信息, 会根据实际情况有偏差地提取信息或重构记忆。比如，在我们做出决定和选择后，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决定不好，我们会固执地举出“我很好”的例子，并反驳那些“你看起来不太好”的信息[9]。
这种“自我欺骗”同样有利有弊，它让我们自洽而快乐，但也可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在危险边缘试探。
在做出决定后，“我后悔了”和“我现在很好”这两种想法并不冲突，可能会交替出现；但我想，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在后悔还是在自我欺骗”的。我们会偶尔抱怨，会不时反思，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专注当下。
到底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回答。在我本科毕业那一年，我的班主任跟我们说过许多遍：“无论你们决定选什么，都会后悔的。”
也许，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好的决定，但我们永远可以把当下的事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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