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1月27日电(孙国根 陈静)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民众关注。人们对“多样化”的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优势、不足有很多“疑问”。记者27日采访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组专家、境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后方支持团队专家、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一.有关核酸检测
记者：核酸检测发现本轮西安、河南禹州疫情均超10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洪洲：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发现在过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的两年时间里，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病毒自身的进化，新型冠状病毒已变得“很聪明”，其特征在不断发生重要改变，比如无症状感染者的隐匿性感染越来越多、病毒的传播性也越来越强，同时在筛查过程中一些确诊前多次检测阴性病例也时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筛查的频率和规模上有所调整，目的是更快、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扩散。因此，根据国家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是确诊患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
卢洪洲指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
记者：在重点人群中，比如上海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是在14+7的最后一次检测才确诊，郑州也有一病例7天做7次核酸后才确诊的案例，为什么会有连续的假阴结果？
卢洪洲：准确地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假阴性结果。因为天然免疫是人体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当人体的免疫系统感知到外界病原体入侵时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抑制病毒或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复制，只有在突破这道防线后才能建立感染，病毒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被检测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现在随着疫苗普及，多数人群在天然免疫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体液免疫来对抗病毒的感染，因此病毒建立感染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这就直接影响了感染者的确诊时间。
记者：在非重点人群中，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出差频率较高的低风险人群，几乎天天都在做核酸，并且精准到48小时内的有效期，医疗机构门诊、住院也提高了检测频率和要求。核酸检测为什么越做越频繁？
卢洪洲：中国现行的防疫政策有效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的流行和传播。但是由于国外疫情的广泛存在，人员和进口商品为媒介的输入性风险是持续存在的。最近北京、珠海以及深圳疫情的流调数据都显示确诊病例可能经由境外物品感染病毒，且多数病例是在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被发现的。此外，核酸检测是一种“进行时”检测，只能代表采样时的健康状况。当体内病毒浓度不够或是采样手法不规范时，都有可能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因此，现行的核酸检测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配合我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记者：在多轮疫情中，整个核酸检测体系虽频率越来越高，但检出率和灵敏度在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卢洪洲：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发展，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越来越高，目前很多厂家的试剂盒灵敏度相对于初期都有显着提升。所谓的漏检和假阴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试剂盒的灵敏度造成，而主要原因还是个体之间的排毒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采样质量问题。我们医院的团队在疫情的早期系统对比过不同呼吸道样本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在采集样本用于核酸检测时，优先采集痰液，其次为鼻拭子。单纯使用咽拭子样本用于病毒筛查有可能出现假阴性。随着疫情的持续，民众的主动防控意识在不断提升，除了常规的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主动接种疫苗以外，大家也对一些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高危行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会及时主动的参加核酸筛查和上报。这对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应对疫情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15日，国家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要求推广20混1的核酸检测，从单检、到5混1、10混1再到20混1，为什么会越混越多，这样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
卢洪洲：混检是显着提高核酸筛查效率和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目前混检的采样方式是将多个受检者的样本采集到同一个采样管中，然后提取核酸进行下一步的荧光定量PCR检测。因此，从技术角度讲这样不会降低核酸筛查的灵敏性。随着目前筛查规模和频率的增加，混检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提高筛查效率和控制筛查成本。20混1更加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我们混检采样管的更新和核酸检测人员在核酸提取前的样本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有关抗原检测
记者：目前，欧美、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均开始了以抗原检测为核心的防控策略，这些策略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原理？这些国家有哪些必备的支持条件？这样的策略有哪些风险？中国不启动抗原检测是出于哪些考量？
卢洪洲：相对于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势，使普通民众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居家检测。目前，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仍在大规模流行，受限于人力、物力成本等因素，核酸检测能力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此外，国外对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管控措施以居家隔离为主，因此抗原检测成为他们的主要检测手段。尽管一些新技术在抗原检测试剂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灵敏度，但是仍然是显着低于核酸检测方法的，通常只能检出强阳性样本，有一定的假阴性率。在此情况下，必然存在漏检的情况。目前，中国核酸检测能力强，能够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策略的需要，因此目前还是以核酸检测结果为准。
记者：在整体流行率较低的中国，抗原检测的结果是否可信或具有可参考意义？考虑到抗原检测的便捷性，假设绿码人群以抗原自测阴性结果为由，就医、出行、进入公共场所，是否具有可行性？
卢洪洲：可靠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其阳性结果肯定是可信的，好的试剂特异性为99%。但按照我国目前的防控指南，核酸检测仍是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抗原检测为阳性时，仍需核酸检测确认；同时，受限于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问题，必然会漏掉一部分病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防疫政策下，还不适于以抗原自测结果作为就医、出行和进入公共场所的依据。
记者：对于轻症为主、家庭续发率高的奥密克戎来说，抗原策略是否具有优势？抗原检测本身能够为我们现在核酸为主的筛检体系提供哪些补充？在中国补充抗原自测是否有必要？
卢洪洲：基于抗原检测的优势，使用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发现一些感染者，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核酸采样过程中可能的暴露风险。由于国外很多地区核酸检测能力的限制，以及确诊患者的管控策略，抗原检测能为他们的疫情防控提供很好的补充。但是，基于目前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目前还没有必要在我国广泛推广抗原自测。如果民众自觉有暴露和感染风险，应该及时到相关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当然，未来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变化，抗原自测很有希望作为核酸检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完)
图为卢洪洲表示，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 卢洪洲教授供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1月27日电(孙国根 陈静)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民众关注。人们对“多样化”的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优势、不足有很多“疑问”。记者27日采访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组专家、境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后方支持团队专家、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
一.有关核酸检测
记者：核酸检测发现本轮西安、河南禹州疫情均超10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洪洲：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发现在过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的两年时间里，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病毒自身的进化，新型冠状病毒已变得“很聪明”，其特征在不断发生重要改变，比如无症状感染者的隐匿性感染越来越多、病毒的传播性也越来越强，同时在筛查过程中一些确诊前多次检测阴性病例也时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筛查的频率和规模上有所调整，目的是更快、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扩散。因此，根据国家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是确诊患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
卢洪洲指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
记者：在重点人群中，比如上海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是在14+7的最后一次检测才确诊，郑州也有一病例7天做7次核酸后才确诊的案例，为什么会有连续的假阴结果？
卢洪洲：准确地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假阴性结果。因为天然免疫是人体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当人体的免疫系统感知到外界病原体入侵时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抑制病毒或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复制，只有在突破这道防线后才能建立感染，病毒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被检测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之间的排毒规律存在差异。现在随着疫苗普及，多数人群在天然免疫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体液免疫来对抗病毒的感染，因此病毒建立感染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这就直接影响了感染者的确诊时间。
记者：在非重点人群中，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出差频率较高的低风险人群，几乎天天都在做核酸，并且精准到48小时内的有效期，医疗机构门诊、住院也提高了检测频率和要求。核酸检测为什么越做越频繁？
卢洪洲：中国现行的防疫政策有效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的流行和传播。但是由于国外疫情的广泛存在，人员和进口商品为媒介的输入性风险是持续存在的。最近北京、珠海以及深圳疫情的流调数据都显示确诊病例可能经由境外物品感染病毒，且多数病例是在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被发现的。此外，核酸检测是一种“进行时”检测，只能代表采样时的健康状况。当体内病毒浓度不够或是采样手法不规范时，都有可能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因此，现行的核酸检测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配合我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记者：在多轮疫情中，整个核酸检测体系虽频率越来越高，但检出率和灵敏度在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卢洪洲：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发展，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越来越高，目前很多厂家的试剂盒灵敏度相对于初期都有显着提升。所谓的漏检和假阴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试剂盒的灵敏度造成，而主要原因还是个体之间的排毒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采样质量问题。我们医院的团队在疫情的早期系统对比过不同呼吸道样本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在采集样本用于核酸检测时，优先采集痰液，其次为鼻拭子。单纯使用咽拭子样本用于病毒筛查有可能出现假阴性。随着疫情的持续，民众的主动防控意识在不断提升，除了常规的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主动接种疫苗以外，大家也对一些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高危行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会及时主动的参加核酸筛查和上报。这对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应对疫情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15日，国家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要求推广20混1的核酸检测，从单检、到5混1、10混1再到20混1，为什么会越混越多，这样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
卢洪洲：混检是显着提高核酸筛查效率和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目前混检的采样方式是将多个受检者的样本采集到同一个采样管中，然后提取核酸进行下一步的荧光定量PCR检测。因此，从技术角度讲这样不会降低核酸筛查的灵敏性。随着目前筛查规模和频率的增加，混检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提高筛查效率和控制筛查成本。20混1更加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我们混检采样管的更新和核酸检测人员在核酸提取前的样本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有关抗原检测
记者：目前，欧美、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均开始了以抗原检测为核心的防控策略，这些策略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原理？这些国家有哪些必备的支持条件？这样的策略有哪些风险？中国不启动抗原检测是出于哪些考量？
卢洪洲：相对于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势，使普通民众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居家检测。目前，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仍在大规模流行，受限于人力、物力成本等因素，核酸检测能力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此外，国外对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管控措施以居家隔离为主，因此抗原检测成为他们的主要检测手段。尽管一些新技术在抗原检测试剂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灵敏度，但是仍然是显着低于核酸检测方法的，通常只能检出强阳性样本，有一定的假阴性率。在此情况下，必然存在漏检的情况。目前，中国核酸检测能力强，能够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策略的需要，因此目前还是以核酸检测结果为准。
记者：在整体流行率较低的中国，抗原检测的结果是否可信或具有可参考意义？考虑到抗原检测的便捷性，假设绿码人群以抗原自测阴性结果为由，就医、出行、进入公共场所，是否具有可行性？
卢洪洲：可靠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其阳性结果肯定是可信的，好的试剂特异性为99%。但按照我国目前的防控指南，核酸检测仍是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抗原检测为阳性时，仍需核酸检测确认；同时，受限于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灵敏度问题，必然会漏掉一部分病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防疫政策下，还不适于以抗原自测结果作为就医、出行和进入公共场所的依据。
记者：对于轻症为主、家庭续发率高的奥密克戎来说，抗原策略是否具有优势？抗原检测本身能够为我们现在核酸为主的筛检体系提供哪些补充？在中国补充抗原自测是否有必要？
卢洪洲：基于抗原检测的优势，使用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发现一些感染者，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核酸采样过程中可能的暴露风险。由于国外很多地区核酸检测能力的限制，以及确诊患者的管控策略，抗原检测能为他们的疫情防控提供很好的补充。但是，基于目前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目前还没有必要在我国广泛推广抗原自测。如果民众自觉有暴露和感染风险，应该及时到相关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当然，未来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变化，抗原自测很有希望作为核酸检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完)
图为卢洪洲表示，出现疫情后，对密切人群、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是早期发现感染患者的重要手段。 卢洪洲教授供图
#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成长股投资的5个问题】
在价值投资的诸多方法中，成长股投资是重要的一部分。成长股投资中最著名的投资大师，估计要数菲利普·费雪（Philip A. Fisher）。
在国内市场，也有一些优秀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成长股获得长期回报。但是，投资成长股也容易遇到一些问题，让不审慎的投资者蒙受亏损，现在就分析一下成长股投资中容易遇到的5个主要问题。
问题1：估值过高
成长股投资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估值容易过高。一般来说，成长股估值往往比增长更慢、行业更成熟的股票（这里称为价值股）要贵。而过高的估值，一定会削弱投资者未来的盈利能力。
成长股估值长期性偏高，可能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第一，相对于价值股来说，成长股的想象空间更大，由于市场无法准确估计成长股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因此在乐观情绪的推动下，经常会给出过高的估值；第二，成长股的故事往往比价值股更加激动人心，更容易引来市场关注，从而给出更高的估值。
在高速增长的预期之下，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成长股泡沫。在这些泡沫中，超高的估值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2000年美股科技股泡沫中，纳斯达克指数的PE（市盈率）估值曾经远远超过100倍。而在2015年的创业板泡沫中，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创业板指（399006）的PE估值最高也曾达到137倍。创业板指在2015年6月5日达到最高点4037点以后，在6年半后的2022年1月6日仍然只有3127点，在泡沫中追逐成长股的投资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过，估值过高的问题可能是成长股投资中最好解决的，因为投资者只要保持冷静，不要一时冲动付出太高的价格就可以。相比于估值过高的问题，如何准确判断成长股具备商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问题，就更有挑战性。
问题2：错把热门股当作成长股
对于一些初级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常常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错把市场上最热门的一些股票，当作成长股投资。
一般来说，资本市场上总有一些热门的股票。这些股票最大的共性，不是业绩都快速增长，而是股票价格都在上涨。因此，人们生硬地编出一些理由，来解释这些股票的上涨。那么，怎样的理由才能解释股价的快速上涨呢？当然是一个成长的好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
我以前在证券公司当分析师的时候，经常要和投资者讨论某些股票为什么上涨。有时候我分析了半天也找不到理由，只好对投资者说，大概正好市场热点轮到了，这个公司实在找不出什么支持股价上涨的原因。
但是，每当我这样说时，经常会被投资者质问，“你的工作怎么做的，为什么上涨都搞不清？”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两位聪明的投资者，对我真实而无聊的答案给出正面的评价。
记得在2015年，曾经有一家机场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连翻了好几倍。但是，机场这种重资产、高壁垒、高成熟度的公司，除非是在刚开始发展的经济体，否则很难变成一个成长股。不过，既然有成长的股价，那么市场一定会找到成长的故事，哪怕编一个也行。
在这家机场公司股价飞涨之下，当时流行的一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机场对旅客提供免费WiFi接入服务，因此这家机场在提供WiFi服务的同时，会得到大量用户数据，从而变成有科技属性的成长股。很明显，这个故事是编出来解释股价飞涨的，这家机场公司股票在后来也徘徊了许多年不再增长。
而在2021年电池股泡沫中，事情则稍有不同。在当时碳中和的大背景下，2021年电池行业公司确实业绩快速增长。但是，在股价暴涨下，市场却开始给这种增长加上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比如，有些分析认为，电池将来会在电网级储能中占据主要的份额。
但是，投资者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电池这种化学储能方式，完全无法承担电网级储能的主要任务，最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电网级储能，主要还是依靠抽水蓄能之类载量巨大的储能方法。这种在2021年电池股泡沫中给成长股加戏的现象，本质上也是给热门股硬找超级成长逻辑。
问题3：行业缺乏壁垒
对于那些真正的成长股，而非股价暴涨的热门股来说，它们面临的第1个商业问题，是行业缺乏壁垒。
行业缺乏壁垒，其实并不是说成长股容易缺乏壁垒，而是在商业社会中，大多数的行业都不容易建立壁垒。比如说，一家汽车公司并不能阻止消费者购买另一家汽车公司的汽车，而一家影院公司也无法阻止消费者下次去另一家影院。通信运营商这样原本拥有垄断客户能力的公司，政府也出台了携号转网政策来打破它们的壁垒。
对于非成长型公司来说，缺乏壁垒的问题往往普遍存在。但是，由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预期通常不高，因此也不会太失落。
但是对于成长股来说，对成长的强烈预期，往往在公司成长的早期，会掩盖可能缺乏商业壁垒的行业内在逻辑。当强烈的预期遇到没有商业壁垒的现实，成长股的股价表现常常会一落千丈。
不过，如果投资者能够找到一个既有成长性、又有商业壁垒的成长股时，那么简直可以说中了头彩。比如说，对于有强烈网络效应的腾讯公司、亚马逊公司，巨大的成长性和商业壁垒，让这些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获取了几百几千倍的惊人回报。
问题4：竞争过于剧烈
成长股的第2个问题，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往往比传统型价值股更加激烈。
对于一个没有太高增长速度的传统型行业，由于它往往缺乏让人激动的商业故事，不会产生太多传奇，因此也就不太容易有新的资本试图进入这些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壁垒来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但是新的资本就是想不起这些行业来，或者即使想起来也觉得不够心跳。要知道，只要是人就会从众，而即使是金融行业的资本掌管者也难以免俗。
但是，对于一些新出现的行业，或者高速增长的行业，它们的商业故事充斥媒体，影响着无数手握资本的人。于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室、社区团购、线上买菜、互联网约车、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等行业，资本蜂拥而至，产生了惨烈的竞争。
对于成长型公司来说，这种竞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过度的竞争会降低当前的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对于任何行业来说，资本退出都比进入要难得多。当大量资本涌入一个行业以后，这个行业的长期回报率就会被拉低。即使后来大家发现赚不到钱，想把资产卖掉、全身而退，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想想看是买10万辆共享单车容易，还是卖10万辆共享单车容易。
那么，对于新进入的资本来说，既然退出不了，不如留在行业里竞争，或者说留在行业里“卷”，哪怕接受一个更低的利润率也要撑下去。如此，成长股的成长性带来的优势，就容易被激烈的竞争抵消掉一部分。
问题5：成功来自规划还是运气
成长股研究中第3个常见问题，在于需要判断成长股的业绩增长，到底是来自运气，还是来自聪明的商业规划。
与墨守成规、多年如一日的价值型公司不同，对于成长型公司来说，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判断行业未来的发展。处理器的未来是多线程还是单线程？太阳能板的未来是多晶硅还是单晶硅？电池的未来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如此种种，都需要公司提前预判。
正所谓“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判断永远不出错，而许多正确的判断，也往往带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问题在于，当一个成长股的管理者，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阶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而抓住了几年的行业成长周期时，我们如何能知道这种判断究竟来自聪明、科学的商业规划，还是恰好来自运气？光听企业管理者自己怎么说肯定不行，因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的商业规划正确来自运气好。而如果不依靠听企业自己怎么说，我们又如何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一家成长型公司在上一个商业决定中做出英明的决策，也很难保证它不在下一个决策中做出错误的决策。由于成长股的成长性往往需要依赖企业在动荡的商业环境中，不断做出正确的决策（想想曾经错失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诺基亚公司、丢掉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的亚马逊公司、误判了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的新东方公司），因此成长股的投资也就变得难上加难。
尽管成长股投资会遇到以上所说的5个主要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长股投资仍然是价值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取得了过去几千几万年都没有取得的非凡的经济成就，这种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超级的社会经济成长，以及无数在其中受益的成长型公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对于聪明的成长股投资者来说，只要能尽量解决以上5个问题，那么，受以上5个问题困扰较少的成长股，就能给投资者带来不错的回报。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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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投资的诸多方法中，成长股投资是重要的一部分。成长股投资中最著名的投资大师，估计要数菲利普·费雪（Philip A. Fisher）。
在国内市场，也有一些优秀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成长股获得长期回报。但是，投资成长股也容易遇到一些问题，让不审慎的投资者蒙受亏损，现在就分析一下成长股投资中容易遇到的5个主要问题。
问题1：估值过高
成长股投资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估值容易过高。一般来说，成长股估值往往比增长更慢、行业更成熟的股票（这里称为价值股）要贵。而过高的估值，一定会削弱投资者未来的盈利能力。
成长股估值长期性偏高，可能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第一，相对于价值股来说，成长股的想象空间更大，由于市场无法准确估计成长股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因此在乐观情绪的推动下，经常会给出过高的估值；第二，成长股的故事往往比价值股更加激动人心，更容易引来市场关注，从而给出更高的估值。
在高速增长的预期之下，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成长股泡沫。在这些泡沫中，超高的估值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2000年美股科技股泡沫中，纳斯达克指数的PE（市盈率）估值曾经远远超过100倍。而在2015年的创业板泡沫中，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创业板指（399006）的PE估值最高也曾达到137倍。创业板指在2015年6月5日达到最高点4037点以后，在6年半后的2022年1月6日仍然只有3127点，在泡沫中追逐成长股的投资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过，估值过高的问题可能是成长股投资中最好解决的，因为投资者只要保持冷静，不要一时冲动付出太高的价格就可以。相比于估值过高的问题，如何准确判断成长股具备商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问题，就更有挑战性。
问题2：错把热门股当作成长股
对于一些初级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常常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错把市场上最热门的一些股票，当作成长股投资。
一般来说，资本市场上总有一些热门的股票。这些股票最大的共性，不是业绩都快速增长，而是股票价格都在上涨。因此，人们生硬地编出一些理由，来解释这些股票的上涨。那么，怎样的理由才能解释股价的快速上涨呢？当然是一个成长的好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
我以前在证券公司当分析师的时候，经常要和投资者讨论某些股票为什么上涨。有时候我分析了半天也找不到理由，只好对投资者说，大概正好市场热点轮到了，这个公司实在找不出什么支持股价上涨的原因。
但是，每当我这样说时，经常会被投资者质问，“你的工作怎么做的，为什么上涨都搞不清？”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两位聪明的投资者，对我真实而无聊的答案给出正面的评价。
记得在2015年，曾经有一家机场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连翻了好几倍。但是，机场这种重资产、高壁垒、高成熟度的公司，除非是在刚开始发展的经济体，否则很难变成一个成长股。不过，既然有成长的股价，那么市场一定会找到成长的故事，哪怕编一个也行。
在这家机场公司股价飞涨之下，当时流行的一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机场对旅客提供免费WiFi接入服务，因此这家机场在提供WiFi服务的同时，会得到大量用户数据，从而变成有科技属性的成长股。很明显，这个故事是编出来解释股价飞涨的，这家机场公司股票在后来也徘徊了许多年不再增长。
而在2021年电池股泡沫中，事情则稍有不同。在当时碳中和的大背景下，2021年电池行业公司确实业绩快速增长。但是，在股价暴涨下，市场却开始给这种增长加上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比如，有些分析认为，电池将来会在电网级储能中占据主要的份额。
但是，投资者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电池这种化学储能方式，完全无法承担电网级储能的主要任务，最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电网级储能，主要还是依靠抽水蓄能之类载量巨大的储能方法。这种在2021年电池股泡沫中给成长股加戏的现象，本质上也是给热门股硬找超级成长逻辑。
问题3：行业缺乏壁垒
对于那些真正的成长股，而非股价暴涨的热门股来说，它们面临的第1个商业问题，是行业缺乏壁垒。
行业缺乏壁垒，其实并不是说成长股容易缺乏壁垒，而是在商业社会中，大多数的行业都不容易建立壁垒。比如说，一家汽车公司并不能阻止消费者购买另一家汽车公司的汽车，而一家影院公司也无法阻止消费者下次去另一家影院。通信运营商这样原本拥有垄断客户能力的公司，政府也出台了携号转网政策来打破它们的壁垒。
对于非成长型公司来说，缺乏壁垒的问题往往普遍存在。但是，由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预期通常不高，因此也不会太失落。
但是对于成长股来说，对成长的强烈预期，往往在公司成长的早期，会掩盖可能缺乏商业壁垒的行业内在逻辑。当强烈的预期遇到没有商业壁垒的现实，成长股的股价表现常常会一落千丈。
不过，如果投资者能够找到一个既有成长性、又有商业壁垒的成长股时，那么简直可以说中了头彩。比如说，对于有强烈网络效应的腾讯公司、亚马逊公司，巨大的成长性和商业壁垒，让这些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获取了几百几千倍的惊人回报。
问题4：竞争过于剧烈
成长股的第2个问题，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往往比传统型价值股更加激烈。
对于一个没有太高增长速度的传统型行业，由于它往往缺乏让人激动的商业故事，不会产生太多传奇，因此也就不太容易有新的资本试图进入这些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壁垒来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但是新的资本就是想不起这些行业来，或者即使想起来也觉得不够心跳。要知道，只要是人就会从众，而即使是金融行业的资本掌管者也难以免俗。
但是，对于一些新出现的行业，或者高速增长的行业，它们的商业故事充斥媒体，影响着无数手握资本的人。于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室、社区团购、线上买菜、互联网约车、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等行业，资本蜂拥而至，产生了惨烈的竞争。
对于成长型公司来说，这种竞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过度的竞争会降低当前的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对于任何行业来说，资本退出都比进入要难得多。当大量资本涌入一个行业以后，这个行业的长期回报率就会被拉低。即使后来大家发现赚不到钱，想把资产卖掉、全身而退，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想想看是买10万辆共享单车容易，还是卖10万辆共享单车容易。
那么，对于新进入的资本来说，既然退出不了，不如留在行业里竞争，或者说留在行业里“卷”，哪怕接受一个更低的利润率也要撑下去。如此，成长股的成长性带来的优势，就容易被激烈的竞争抵消掉一部分。
问题5：成功来自规划还是运气
成长股研究中第3个常见问题，在于需要判断成长股的业绩增长，到底是来自运气，还是来自聪明的商业规划。
与墨守成规、多年如一日的价值型公司不同，对于成长型公司来说，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判断行业未来的发展。处理器的未来是多线程还是单线程？太阳能板的未来是多晶硅还是单晶硅？电池的未来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如此种种，都需要公司提前预判。
正所谓“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判断永远不出错，而许多正确的判断，也往往带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问题在于，当一个成长股的管理者，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阶段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而抓住了几年的行业成长周期时，我们如何能知道这种判断究竟来自聪明、科学的商业规划，还是恰好来自运气？光听企业管理者自己怎么说肯定不行，因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的商业规划正确来自运气好。而如果不依靠听企业自己怎么说，我们又如何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一家成长型公司在上一个商业决定中做出英明的决策，也很难保证它不在下一个决策中做出错误的决策。由于成长股的成长性往往需要依赖企业在动荡的商业环境中，不断做出正确的决策（想想曾经错失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诺基亚公司、丢掉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的亚马逊公司、误判了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的新东方公司），因此成长股的投资也就变得难上加难。
尽管成长股投资会遇到以上所说的5个主要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长股投资仍然是价值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取得了过去几千几万年都没有取得的非凡的经济成就，这种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超级的社会经济成长，以及无数在其中受益的成长型公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对于聪明的成长股投资者来说，只要能尽量解决以上5个问题，那么，受以上5个问题困扰较少的成长股，就能给投资者带来不错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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