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说于情于理，为何要把情排在前面？
因为中国人认为，天理不外乎人情。
喜欢听袁慧琴的四郎探母选段
杨家将满门忠烈，抗辽报国，但是沙滩会大败后，杨四郎被擒却隐姓埋名，降了辽国，并娶了辽国公主，佘太君挂帅出征与辽开战，杨延辉与妻子辽国铁镜公主倾诉实情，求妻子盗取令箭得以过关探母。
于国而言，杨延辉不忠，于家而言，杨延辉不孝。于铁镜公主而言，十五年夫妻，却不知夫君是敌国大将。是为不诚，念亲恩，连夜过关探母，怕妻子爱连累，又只能回辽。
但是仔细想来却月觉得都情有可原。大郎二郎三郎，当时身死，全了忠孝之名，五郎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四郎为求生，降了敌国当了附马。于理而言，舍身报国当为正途，贪生怕死是否邪路。可是论及个人，生死情仇，实难分的清辩得明，找到一条合情合理的路。

所以情理二字，大部分时是冲突对立的。合情不合理，合理难容情。
所以人生在世，在自己的三观范围内，尽量做到自己所认为的合乎情，顺于理。但求心之所安，即为天理。

#新京报评论#【强奸犯学生留校察看：浙大是否“宽严失据”】犯强奸罪只是留校察看，考试作弊被开除学籍，确实容易给人“宽严失据”之感。
都说“人心有杆秤”，这杆秤未必有法律上“比例原则”那么精准，但其底层逻辑就是公众对底线的共通性认知。高校对涉罪后获缓刑学生的处理，的确有“从轻”和“就重”的自主裁量空间，但“该轻则轻，该重则重”之间该有更强的分寸感，以确保处理对准了“不偏不倚”的法律道德指针。
这不是说，校级处分要看舆论脸色行事，舆论可以绑架法纪层面的独立裁断，只是希望，法、情、理在同个维度上相向而行——法律不外乎人情，校纪处理固然不应以公众认同为最重要的追求，可理应跟合情合理的要求“同频共振”。这也要求，学校纪律处理也要保持裁量尺度的统一性，避免处分跟处分不是“一把尺子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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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回应努某某被留校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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