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道一：想尽办法令弟子开悟
车轧度学人
马祖随时都在鼓舞学生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一次五台隐峰推着车子，马祖正好伸着脚坐在路中，隐峰请求马祖把脚缩回去，马祖却说：“我只伸不缩。”
隐峰也说：“我只进不退。”
两人相持不下，于是隐峰不顾一切，仍然推车向前，结果碾伤了马祖的脚。马祖回到法堂后，便拿着一把斧头说：“刚才是谁碾伤了我的脚，快站出来。”
隐峰便走到马祖前面，伸出了脖子。马祖只好放下了斧头。
赶鸭子式令接引
有时马祖喜欢故意引学生像赶野鸭子似的到处去追逐探索。某次，有一个和尚问：
“离四句，绝百非，请你直指祖师西来意。”
马祖回答：
“我今天疲倦，不能为你解说，你去问智藏吧！”
这个和尚便去问西堂智藏，西堂反问：
“你为什么不问老师呢？”
这个和尚回答：
“老师叫我来问你的。”
西堂便说：
“我今天头痛，不能为你解说。你去问怀海吧！”
这个和尚又去问百丈怀海，百丈回答：
“我到这里，也不会。”
于是这个和尚便回去向马祖报告经过，马祖便说：
“藏头白，海头黑。”
这里所谓白和黑，是指的白帽和黑帽，这本是一个典故，据说有两个强盗，一个戴白帽，一个戴黑帽，戴黑帽的强盗最后用诡计又抢走了戴白帽强盗所抢来的东西。这是说戴黑帽的比戴白帽的更为无情，更为彻底。同样，百丈比西堂也更为无情，更为彻底。因为西堂只是推说头痛，好像是假如他不生病的话，可能会有确切的答案。但百丈的拒绝却是非常干脆和坦率的。依百丈的看法，这个问题是超乎肯定和否定，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正如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庞蕴和他的偈子，至于他悟道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他第一次去见石头希迁时，他问：
“不与万法作伴的人是谁？”
石头便用手掩住了他的口，这时他略有省悟。后来又去见马祖，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祖便说：
“等你一口吸尽了西江之水，我才告诉你。”
听了这话，他便立刻大悟。
马祖和石头，这两位大禅师都是对付同一个问题，石头用手掩住了庞蕴的口，是表示这个问题不能言谈。至于马祖也认为要说出这个超然物外的人是谁，像一口吸尽西江水一样不可能。显然他们两人都深通老庄思想，庞蕴也是如此。他虽然是属于马祖的法统，但也做过石头的学生。
虽然马祖和石头平分了禅家的天下，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敌对的态度。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常共同接引学生，药山惟俨便是最好的例子。药山最初学律宗，曾博通经论，持戒甚严。后来感觉这不是最后目的，大丈夫应该离法自净。于是便到石头那儿要求接引。他对石头说：
“我对三乘十二分教，已略知皮毛。但对于南方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却始终不了解，恳请师父大发慈悲，为我指点。”
石头回答说：
“肯定不对，否定也不对，肯定和否定两者兼有都不对，这时，你怎么办？”
药山惘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石头便说：
“你的因缘不在此，还是去马大师那边吧！”
听了石头的话，他便去参拜马祖，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祖回答说：
“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伊，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伊，你究竟要怎样了解伊。”
于是药山言下契悟，便向马祖礼拜。马祖又问：
“你见到了什么而向我礼拜？”
药山回答：
“我在石头处，正像蚊子叮铁牛。”
这也就是说不得其门而入。马祖知道他已经开悟，便叫他好好地保持住这种悟力。
药山在马祖处随侍了三年，有一天马祖问他：
“近日你有什么心得？”
他回答：
“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
马祖说：
“你的见解完全深契于心，布于四肢。因此，你可以到任何山上去住了。”
药山说：
“我是何人，岂敢住山作方丈。”
马祖便说：
“没有永远的行而不住，也没有永远的住而不行。如果要求益于无所益，为于无所为，你便应该像慈航一样，到处渡人，不要永远住在此地。”
于是药山又回到石头那里。虽然后人把药山归入石头的法统，但实际上他是马祖和石头两人之间的桥梁。
当药山成为方丈后，他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道吾，一个是云岩。有一天，当这两位学生侍立在旁边时，他指着山上的枯荣两树，问道吾说：
“这两棵树，是枯的对，还是荣的对呢？”
道吾回答：
“荣的对。”
药山便说：
“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
接着他以同样问题问云岩，云岩回答：
“枯的对。”
他便说：
“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澹去。”
这时正好高沙弥到来，他又以同样问题问高沙弥，高沙弥回答说：
“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
听了这话，药山便对道吾和云岩说：
“不是，不是。”
这不正是马祖教药山所谓的，没有永远的行而不住，也没有永远的住而不行吗？事实上，马祖、石头和药山都深契于老子所谓的：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
临终留禅机
马祖正像六祖一样，善用相对法使学生能摆脱现象而进入形上，挣脱相对而进入绝对，超脱有形而进入真空。不论他用肯定法或否定法，都是依据特殊的需要而定。他的说法并不那么明显，可是他无论采取什么说法，他从来不曾说破，总是带有几分暧昧，好像有点作弄人似的，即使在他临终时，也是如此。当时有人问到他的病情，他便说：
“日面佛，月面佛。”
在佛家的术语中，“日面佛”是指活得很长，“月面佛”是指只能活一天一夜。马祖的意思是说无论活得长和短，都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发现真我。庄子曾说：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殇子”正像“月面佛”，“彭祖”正像“日面佛”。庄子有知，看到马祖的话，势必要会心地微笑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到马祖的一段故事，才能结束本章。这段故事是说尽管他出家学佛，但他的心中仍含有浓厚的人性。据说当他回乡小住时，受到乡人的招待，可是隔壁的一位老太婆却说：
“我以为有什么奇特，原来就是马家的那个小子。”
这话使马祖颇为感慨，写下了一首解嘲的诗：
“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
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
于是他仍然回到江西，在那里他前后一共住了五十年，直到八十岁那年才离开了人间。
车轧度学人
马祖随时都在鼓舞学生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一次五台隐峰推着车子，马祖正好伸着脚坐在路中，隐峰请求马祖把脚缩回去，马祖却说：“我只伸不缩。”
隐峰也说：“我只进不退。”
两人相持不下，于是隐峰不顾一切，仍然推车向前，结果碾伤了马祖的脚。马祖回到法堂后，便拿着一把斧头说：“刚才是谁碾伤了我的脚，快站出来。”
隐峰便走到马祖前面，伸出了脖子。马祖只好放下了斧头。
赶鸭子式令接引
有时马祖喜欢故意引学生像赶野鸭子似的到处去追逐探索。某次，有一个和尚问：
“离四句，绝百非，请你直指祖师西来意。”
马祖回答：
“我今天疲倦，不能为你解说，你去问智藏吧！”
这个和尚便去问西堂智藏，西堂反问：
“你为什么不问老师呢？”
这个和尚回答：
“老师叫我来问你的。”
西堂便说：
“我今天头痛，不能为你解说。你去问怀海吧！”
这个和尚又去问百丈怀海，百丈回答：
“我到这里，也不会。”
于是这个和尚便回去向马祖报告经过，马祖便说：
“藏头白，海头黑。”
这里所谓白和黑，是指的白帽和黑帽，这本是一个典故，据说有两个强盗，一个戴白帽，一个戴黑帽，戴黑帽的强盗最后用诡计又抢走了戴白帽强盗所抢来的东西。这是说戴黑帽的比戴白帽的更为无情，更为彻底。同样，百丈比西堂也更为无情，更为彻底。因为西堂只是推说头痛，好像是假如他不生病的话，可能会有确切的答案。但百丈的拒绝却是非常干脆和坦率的。依百丈的看法，这个问题是超乎肯定和否定，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正如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庞蕴和他的偈子，至于他悟道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他第一次去见石头希迁时，他问：
“不与万法作伴的人是谁？”
石头便用手掩住了他的口，这时他略有省悟。后来又去见马祖，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祖便说：
“等你一口吸尽了西江之水，我才告诉你。”
听了这话，他便立刻大悟。
马祖和石头，这两位大禅师都是对付同一个问题，石头用手掩住了庞蕴的口，是表示这个问题不能言谈。至于马祖也认为要说出这个超然物外的人是谁，像一口吸尽西江水一样不可能。显然他们两人都深通老庄思想，庞蕴也是如此。他虽然是属于马祖的法统，但也做过石头的学生。
虽然马祖和石头平分了禅家的天下，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敌对的态度。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常共同接引学生，药山惟俨便是最好的例子。药山最初学律宗，曾博通经论，持戒甚严。后来感觉这不是最后目的，大丈夫应该离法自净。于是便到石头那儿要求接引。他对石头说：
“我对三乘十二分教，已略知皮毛。但对于南方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却始终不了解，恳请师父大发慈悲，为我指点。”
石头回答说：
“肯定不对，否定也不对，肯定和否定两者兼有都不对，这时，你怎么办？”
药山惘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石头便说：
“你的因缘不在此，还是去马大师那边吧！”
听了石头的话，他便去参拜马祖，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祖回答说：
“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伊，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伊，你究竟要怎样了解伊。”
于是药山言下契悟，便向马祖礼拜。马祖又问：
“你见到了什么而向我礼拜？”
药山回答：
“我在石头处，正像蚊子叮铁牛。”
这也就是说不得其门而入。马祖知道他已经开悟，便叫他好好地保持住这种悟力。
药山在马祖处随侍了三年，有一天马祖问他：
“近日你有什么心得？”
他回答：
“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
马祖说：
“你的见解完全深契于心，布于四肢。因此，你可以到任何山上去住了。”
药山说：
“我是何人，岂敢住山作方丈。”
马祖便说：
“没有永远的行而不住，也没有永远的住而不行。如果要求益于无所益，为于无所为，你便应该像慈航一样，到处渡人，不要永远住在此地。”
于是药山又回到石头那里。虽然后人把药山归入石头的法统，但实际上他是马祖和石头两人之间的桥梁。
当药山成为方丈后，他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道吾，一个是云岩。有一天，当这两位学生侍立在旁边时，他指着山上的枯荣两树，问道吾说：
“这两棵树，是枯的对，还是荣的对呢？”
道吾回答：
“荣的对。”
药山便说：
“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
接着他以同样问题问云岩，云岩回答：
“枯的对。”
他便说：
“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澹去。”
这时正好高沙弥到来，他又以同样问题问高沙弥，高沙弥回答说：
“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
听了这话，药山便对道吾和云岩说：
“不是，不是。”
这不正是马祖教药山所谓的，没有永远的行而不住，也没有永远的住而不行吗？事实上，马祖、石头和药山都深契于老子所谓的：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
临终留禅机
马祖正像六祖一样，善用相对法使学生能摆脱现象而进入形上，挣脱相对而进入绝对，超脱有形而进入真空。不论他用肯定法或否定法，都是依据特殊的需要而定。他的说法并不那么明显，可是他无论采取什么说法，他从来不曾说破，总是带有几分暧昧，好像有点作弄人似的，即使在他临终时，也是如此。当时有人问到他的病情，他便说：
“日面佛，月面佛。”
在佛家的术语中，“日面佛”是指活得很长，“月面佛”是指只能活一天一夜。马祖的意思是说无论活得长和短，都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发现真我。庄子曾说：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殇子”正像“月面佛”，“彭祖”正像“日面佛”。庄子有知，看到马祖的话，势必要会心地微笑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到马祖的一段故事，才能结束本章。这段故事是说尽管他出家学佛，但他的心中仍含有浓厚的人性。据说当他回乡小住时，受到乡人的招待，可是隔壁的一位老太婆却说：
“我以为有什么奇特，原来就是马家的那个小子。”
这话使马祖颇为感慨，写下了一首解嘲的诗：
“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
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
于是他仍然回到江西，在那里他前后一共住了五十年，直到八十岁那年才离开了人间。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六祖坛经原文 顿渐品 第八卷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勿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坐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
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jìn）。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lì）。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qiān），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huì）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máo）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勿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坐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
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jìn）。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lì）。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qiān），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huì）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máo）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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