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法华经》我虽年朽犹故贪惜
（第七十七段）
【世尊！尔时穷子，佣赁辗转、遇到父舍，住立门侧。遥见其父、踞狮子床，宝几承足，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以真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吏民、僮仆，手执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宝帐，垂诸华幡，香水洒地，散众名华，罗列宝物，出内取与，有如是等种种严饰，威德特尊。穷子见父有大力势，即怀恐怖，悔来至此。
窃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佣力得物之处，不如往至贫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见逼迫，强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时富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识，心大欢喜。即作是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无由见之，而忽自来，甚适我愿，我虽年朽，犹故贪惜。即遣傍人，急追将还。尔时使者，疾走往捉。穷子惊愕，称怨、大唤：我不相犯，何为见捉？使者执之愈急，强牵将还。】
须菩提对佛说：世尊！穷子在那些流浪的日子里，替人打短工，或被人雇佣，历尽艰辛，辗转回到了父亲的住所，站立在门旁，远远地看见自己的父亲，伟然坐于豪华的“狮子床”上，“宝几承足”。这些是比喻离开佛教的人，四处求法，未得解脱，在轮回中吃了很多的苦，终于认识到了只有佛法才能救自己，于是又回到了佛的道场。
这里说的狮子床是佛用的法座，宽大如床，如狮子般的威严；而宝几则是放在法座前踏脚用的。这个重归佛门的人，见佛安坐在十分庄严的狮子床上，将双脚踏放在由很多珍宝成就的条几上。其父身边有“婆罗门”，“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呼，为古印度一切知识的垄断者，自认为是印度社会最胜种姓。所以祭司被人们仰视如神，称为“婆罗门”。此处“婆罗门”比喻十地菩萨和等觉菩萨。
还有“刹利”：“刹利”全称刹帝利、瓦尔那之一。是古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国家除神权之外的一切权力。刹帝利也有高下之分，可分成切特利与刹库里，前者人数多，地位低；后者人数少，地位高。此处“刹利”比喻初地至九地菩萨。
还有“居士”：什么是居士呢？鸠摩罗什说：外国白衣多财富又快乐悠闲者、名为居士。《慧远维摩经疏》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例如《维摩诘经》称，维摩诘居家学道，号称维摩居士。此处“居士”比喻三贤位菩萨。
这些婆罗门、刹利、居士、都非常恭敬地围绕在其父身边，众人以真珠璎珞、价值千万的珍宝，庄严其身，其父身边还有吏民、僮仆，手执白拂，侍立左右。这一段比喻三贤十圣和等觉位的菩萨，都非常恭敬地围绕在佛的四周，他们用真珠、璎珞，价值千万的珍宝庄严佛身。
这些庄严佛身的珍宝比喻为戒定慧，意为用戒定慧庄严法身。“官吏、人民”比喻证四向四果的小乘人、而“僮仆”则比喻修四禅八定等方便法的人。他们“手执白拂”：“白拂”比喻实智妙用。“侍立左右”则比喻用实智左扫尘欲、右扫无明；左右清净、佛居中，表法中道。
那么“覆以宝帐，垂诸华旙”又是什么意思呢？“宝帐”指庄严道场用的帷帐，是非常华美的帐子，比喻慈悲；“华旙”指绣有莲花的幡盖即华盖。意思是以宝帐和华旙布置在道场内，以此比喻四摄法，四摄法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四种非常殊胜的法门，即：一、布施；二、爱语；三、利行；四、同事。
道场里用“香水洒地”，非常清净严洁。以此比喻法雨普被、造福众生。而“散众名华”是指有天人散花，落在法会大众的身上，是天人修的供养，表示对道场的尊重，在此比喻菩萨所修七净华，即：
1、三聚净戒：指一切戒清净。
2、首楞严大定：指如来自性本定。
3、实惠：指圆教实智，真实之一乘了义。
4、断二谛疑：指断空谛和假谛，空谛表法自性本空；假谛表法一切相，皆是虚妄。断此二谛，空假不二，除一切无明之疑，即是中道。
5、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不论是外道或小乘道，最后都要通向佛道才能得到真实利益。
6、智德圆满：即智慧福德圆满。
7、断德成就：指断尽无明，成就功德福德具足圆满。
那么“罗列宝物”又是什么意思呢？罗列就是将众多的宝物一样一样的排列给众人看，以此比喻由很多方便法组成的大乘法，佛都一一的为众生开示。而“出内取与”则比喻佛从法身内取出心地法门，以心地法门摄受众生、教化众生。
而“有如是等种种严饰”又是什么意思呢？种种严饰是指用种种珍宝严谨装饰的道场，非常庄严，以此比喻含藏种种法宝的三乘菩提成就的一佛乘。那么“威德严尊”又是什么意思呢？威德指威势和德能、严尊指威严和尊贵，以此比喻佛的十力、四无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威德严尊，无人能及。
“穷子见父，有大势力”：“穷子”比喻二乘人。二乘人智慧不足，虽然回到了佛的身边，仍然是二心不定的。见佛有这么多的功德神通，现微妙庄严之大势力，感到很是自卑。
这时穷子即“二乘人”见佛讲的是一乘法，是自己从未听闻过的，认为以前佛讲四谛十二因缘法就已经将佛法讲完了，怎么现在又讲起一乘法了，于是心里产生了怀疑，怀疑见到的是不是魔王变成的佛？后悔自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心里想：这到底是法王还是魔王？但这一乘法不是我要求的，不如还是回到小乘法里去，继续修空，修灭尽定，求小涅槃，还容易得到些。如我在这佛所呆久了，万一逼迫或强使我修一乘法，我该怎么办？想到这里，又快步离佛而去。
这时大富长者在狮子座上，认到了自己的儿子，心里很欢喜，想到自己有这么多的财宝，今天终于有托付了，平时常常思念自己的儿子，一直都没见到，现在他忽然来了，正合我愿，我虽然年迈，还是很贪惜这些财宝的，总想有个交托。现在看到儿子刚来又逃走了，于是就派人去追，使者很快就将其子捉住了，穷子非常惊慌，埋怨，大声叫唤：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捉我？使者更是将其死死抓住，强行将其带回。
这些比喻是：佛知道众生根机，有部分人还在大、小乘之间犹豫徘徊，于是佛就委派大菩萨们劝导二乘人，让他们回小向大，归于一乘，目的是使一乘法有更多的人传承、有更多的人离生死之苦得究竟之乐。
（第七十七段）
【世尊！尔时穷子，佣赁辗转、遇到父舍，住立门侧。遥见其父、踞狮子床，宝几承足，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以真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吏民、僮仆，手执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宝帐，垂诸华幡，香水洒地，散众名华，罗列宝物，出内取与，有如是等种种严饰，威德特尊。穷子见父有大力势，即怀恐怖，悔来至此。
窃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佣力得物之处，不如往至贫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见逼迫，强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时富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识，心大欢喜。即作是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无由见之，而忽自来，甚适我愿，我虽年朽，犹故贪惜。即遣傍人，急追将还。尔时使者，疾走往捉。穷子惊愕，称怨、大唤：我不相犯，何为见捉？使者执之愈急，强牵将还。】
须菩提对佛说：世尊！穷子在那些流浪的日子里，替人打短工，或被人雇佣，历尽艰辛，辗转回到了父亲的住所，站立在门旁，远远地看见自己的父亲，伟然坐于豪华的“狮子床”上，“宝几承足”。这些是比喻离开佛教的人，四处求法，未得解脱，在轮回中吃了很多的苦，终于认识到了只有佛法才能救自己，于是又回到了佛的道场。
这里说的狮子床是佛用的法座，宽大如床，如狮子般的威严；而宝几则是放在法座前踏脚用的。这个重归佛门的人，见佛安坐在十分庄严的狮子床上，将双脚踏放在由很多珍宝成就的条几上。其父身边有“婆罗门”，“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呼，为古印度一切知识的垄断者，自认为是印度社会最胜种姓。所以祭司被人们仰视如神，称为“婆罗门”。此处“婆罗门”比喻十地菩萨和等觉菩萨。
还有“刹利”：“刹利”全称刹帝利、瓦尔那之一。是古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国家除神权之外的一切权力。刹帝利也有高下之分，可分成切特利与刹库里，前者人数多，地位低；后者人数少，地位高。此处“刹利”比喻初地至九地菩萨。
还有“居士”：什么是居士呢？鸠摩罗什说：外国白衣多财富又快乐悠闲者、名为居士。《慧远维摩经疏》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例如《维摩诘经》称，维摩诘居家学道，号称维摩居士。此处“居士”比喻三贤位菩萨。
这些婆罗门、刹利、居士、都非常恭敬地围绕在其父身边，众人以真珠璎珞、价值千万的珍宝，庄严其身，其父身边还有吏民、僮仆，手执白拂，侍立左右。这一段比喻三贤十圣和等觉位的菩萨，都非常恭敬地围绕在佛的四周，他们用真珠、璎珞，价值千万的珍宝庄严佛身。
这些庄严佛身的珍宝比喻为戒定慧，意为用戒定慧庄严法身。“官吏、人民”比喻证四向四果的小乘人、而“僮仆”则比喻修四禅八定等方便法的人。他们“手执白拂”：“白拂”比喻实智妙用。“侍立左右”则比喻用实智左扫尘欲、右扫无明；左右清净、佛居中，表法中道。
那么“覆以宝帐，垂诸华旙”又是什么意思呢？“宝帐”指庄严道场用的帷帐，是非常华美的帐子，比喻慈悲；“华旙”指绣有莲花的幡盖即华盖。意思是以宝帐和华旙布置在道场内，以此比喻四摄法，四摄法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四种非常殊胜的法门，即：一、布施；二、爱语；三、利行；四、同事。
道场里用“香水洒地”，非常清净严洁。以此比喻法雨普被、造福众生。而“散众名华”是指有天人散花，落在法会大众的身上，是天人修的供养，表示对道场的尊重，在此比喻菩萨所修七净华，即：
1、三聚净戒：指一切戒清净。
2、首楞严大定：指如来自性本定。
3、实惠：指圆教实智，真实之一乘了义。
4、断二谛疑：指断空谛和假谛，空谛表法自性本空；假谛表法一切相，皆是虚妄。断此二谛，空假不二，除一切无明之疑，即是中道。
5、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不论是外道或小乘道，最后都要通向佛道才能得到真实利益。
6、智德圆满：即智慧福德圆满。
7、断德成就：指断尽无明，成就功德福德具足圆满。
那么“罗列宝物”又是什么意思呢？罗列就是将众多的宝物一样一样的排列给众人看，以此比喻由很多方便法组成的大乘法，佛都一一的为众生开示。而“出内取与”则比喻佛从法身内取出心地法门，以心地法门摄受众生、教化众生。
而“有如是等种种严饰”又是什么意思呢？种种严饰是指用种种珍宝严谨装饰的道场，非常庄严，以此比喻含藏种种法宝的三乘菩提成就的一佛乘。那么“威德严尊”又是什么意思呢？威德指威势和德能、严尊指威严和尊贵，以此比喻佛的十力、四无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威德严尊，无人能及。
“穷子见父，有大势力”：“穷子”比喻二乘人。二乘人智慧不足，虽然回到了佛的身边，仍然是二心不定的。见佛有这么多的功德神通，现微妙庄严之大势力，感到很是自卑。
这时穷子即“二乘人”见佛讲的是一乘法，是自己从未听闻过的，认为以前佛讲四谛十二因缘法就已经将佛法讲完了，怎么现在又讲起一乘法了，于是心里产生了怀疑，怀疑见到的是不是魔王变成的佛？后悔自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心里想：这到底是法王还是魔王？但这一乘法不是我要求的，不如还是回到小乘法里去，继续修空，修灭尽定，求小涅槃，还容易得到些。如我在这佛所呆久了，万一逼迫或强使我修一乘法，我该怎么办？想到这里，又快步离佛而去。
这时大富长者在狮子座上，认到了自己的儿子，心里很欢喜，想到自己有这么多的财宝，今天终于有托付了，平时常常思念自己的儿子，一直都没见到，现在他忽然来了，正合我愿，我虽然年迈，还是很贪惜这些财宝的，总想有个交托。现在看到儿子刚来又逃走了，于是就派人去追，使者很快就将其子捉住了，穷子非常惊慌，埋怨，大声叫唤：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捉我？使者更是将其死死抓住，强行将其带回。
这些比喻是：佛知道众生根机，有部分人还在大、小乘之间犹豫徘徊，于是佛就委派大菩萨们劝导二乘人，让他们回小向大，归于一乘，目的是使一乘法有更多的人传承、有更多的人离生死之苦得究竟之乐。
【聚焦秦创原建设】光电子信息产业如何突围？西安高新区这些家底有看点！
自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以“追光计划”为牵引，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提能级、创名片，孕育出一批新技术、新企业，实现了从0到1、从弱到强的一系列重大跨越，打响了“西高芯”品牌，光电子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成熟度均已得到显著提升。
如今，一家家龙头企业在这里相继落户、开枝散叶，并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一批批基础、应用研发平台陆续建成投用，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一个个高质量光电子产业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为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叫响“西高芯”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辖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3344.63亿元，同比增长17.13%。
西安高新区“西高芯”品牌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实力，请随小编一探究竟。
龙头企业引领
目前，西安高新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主要形成了光子、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终端三大产业链，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
其中，光子产业已实现部分核心关键技术与全球基本同步。材料环节，赛富乐斯在全球首次实现光电芯片核心材料半极性氮化镓的量产，唐晶量子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能力的可商用大尺寸VCSEL外延片企业；器件环节，拥有炬光科技、奇芯光电、中科微精、中科原子、博瑞集信、欣创电子等全国领先企业，部分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加工平台环节，陕西省光电子先导院提供小试中试服务，先进光子器件柔性制造平台正在加速建设；系统设备和应用环节，落地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以硅晶圆材料—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主的产业布局。在材料与设备环节，集聚了奕斯伟、华晶电子、空气化工、住化等企业。在芯片设计环节，涌现出紫光国芯、克瑞斯、航天民芯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芯片设计企业。在芯片制造环节，集聚了三星、美光等国际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企业以及卫光科技、芯派、炬光科技、奇芯光电等中小半导体制造企业。在芯片封测环节，形成以三星、美光、力成、陕西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群。
电子元器件领域以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创联电气、派瑞功率等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西古光通信、北方光通信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中航富士达、摩比科技等射频通信制造企业、盛赛尔电子等传感器、仪表研发制造企业。
此外，智能终端领域加快形成产业集聚虹吸效应，拥有华为、中兴和比亚迪电子三大智能终端研发制造企业。其中，中兴通讯落地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华为建设了除深圳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比亚迪建成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半导体西安研发中心，西安高新区成为比亚迪除深圳总部之外布局最全、业务最广的地区。同时，还集聚了奇维科技、天成益邦等特种计算机制造企业，烽火、蜂语科技等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则形成了以应用软件、互联网与相关服务为主，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为支撑的产业体系。目前，集聚有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美林数据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研发平台助力
多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硬核技术强化基础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成果转化强化应用研究平台建设，聚焦产业生态强化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光电子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平台体系，集聚了全市70%以上的高端创新资源。
光电子产业基础研发平台
西安市存储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紫光国芯为中心，主要开展存储器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高性能存储器产品；研究新型DRAM存储技术，完善DRAM存储器技术创新平台；开展存储器设计测试开发、人才引进、培训，为行业培养存储器设计的高层次人才。
晶体生长设备与系统集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安理工大学组建，自主研制生产的TDR90型单晶炉投放太阳能用单晶炉市场，TDR90型单晶炉已由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70余台（套），TDR100型硅单晶炉已销往芬兰OKMETIC电子公司并投入使用。核心方向为晶体生长工艺及其控制系统、大尺寸晶体生长设备中的关键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大直径单晶炉。
陕西省集成电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该工程研究中心在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成果。核心方向为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企业组建。核心方向为解决行业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致力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研究开发。
光电子产业应用研发平台
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围绕国产芯片和半导体有着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域投资布局，致力于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孵化服务+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硬科技创业生态。目前已投资近百家半导体公司，从材料、外延、芯片、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为高新区培育了奇芯光电、唐晶量子、知象光电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在原西安华新联合厂区基础上，形成了占地83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光电子集成公共孵化平台。已累计引进30多个海外领军人才及项目，累计孵化投资了60多个光电子相关企业。
此外，西安高新区还强化光电子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为小微企业及正在孵化培育的创业企业提供相对优质的设计工具、IP授权、芯片测试、法律辅导、上市引导、指示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并设立验证设备仪器仪表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现有仪器设备，完善芯片中测环境，弥补西安中测空白，降低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和研发成本。
重点项目支撑
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还积极在项目谋划、建设、招引等方面发力，以更大雄心和魄力推动光电子产业发展成势。目前，区内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建项目共23个，总投资额达954.87亿元。部分重点在建项目如下：
秦创原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器项目：致力于打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策源地和环大学经济带核心区，包括西安电子谷总部、西安人工智能园、西安工业互联网园、西安国家电子实验园四大功能园区。建成运营后，预计带动相关企业600家，聚集产业人口3万人。
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先导院生产规模，提高园区生产能力，打造“硬科技”产业集群和创业生态，推动我国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奕斯伟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项目：主要建设产品研发与生产测试中心、软件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工艺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应用创新中心、若干专业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等，以及奕斯伟西北地区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芯片与方案应用创新推广总部。
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一期二阶段）：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硅抛光片和外延片。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540亩，1期2阶段新增25万片/月设备，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建成后预计带动就业1200人，将有效提高西安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填补我国半导体行业硅材料空白。
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组装）：将构建集研发、设计、精密部件生产和精益制造于一体的世界级高端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新建厂房、仓库、综合站房、配套房等生产及生活、办公配套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1亿部智能终端产品能力。
莱特光电OLED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及新增设备建设“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导体）用空穴传输层材料、R-prime材料以及蓝光材料。
诺瓦光电显示控制系统产业化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用于光电显示控制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可大大提高我国LED显示屏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份额，推动我国LED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西安高新区今年以来还启动了化合物半导体延片研发生产项目、光电子产品研发基地、中兴通讯西安研发中心二区三期、美光封测扩能项目、奕斯伟第二工厂项目、派瑞大功率电力半导体器件及新型功率器件产业化项目等11个新开工项目。同时，积极推动西驰电力电子产业园、飞秒激光精密智造装备产业化（二期）、航天七七一所计算机混合集成电路二期生产大楼和生产工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9个前期项目签约落地，并形成总投资额近1880亿元。
未来，随着一系列项目的建成投用，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势必将“秀木成林”，“西高芯”的品牌也必将叫响世界。
自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以“追光计划”为牵引，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提能级、创名片，孕育出一批新技术、新企业，实现了从0到1、从弱到强的一系列重大跨越，打响了“西高芯”品牌，光电子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成熟度均已得到显著提升。
如今，一家家龙头企业在这里相继落户、开枝散叶，并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一批批基础、应用研发平台陆续建成投用，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一个个高质量光电子产业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为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叫响“西高芯”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辖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3344.63亿元，同比增长17.13%。
西安高新区“西高芯”品牌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实力，请随小编一探究竟。
龙头企业引领
目前，西安高新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主要形成了光子、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终端三大产业链，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
其中，光子产业已实现部分核心关键技术与全球基本同步。材料环节，赛富乐斯在全球首次实现光电芯片核心材料半极性氮化镓的量产，唐晶量子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能力的可商用大尺寸VCSEL外延片企业；器件环节，拥有炬光科技、奇芯光电、中科微精、中科原子、博瑞集信、欣创电子等全国领先企业，部分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加工平台环节，陕西省光电子先导院提供小试中试服务，先进光子器件柔性制造平台正在加速建设；系统设备和应用环节，落地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以硅晶圆材料—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主的产业布局。在材料与设备环节，集聚了奕斯伟、华晶电子、空气化工、住化等企业。在芯片设计环节，涌现出紫光国芯、克瑞斯、航天民芯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芯片设计企业。在芯片制造环节，集聚了三星、美光等国际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企业以及卫光科技、芯派、炬光科技、奇芯光电等中小半导体制造企业。在芯片封测环节，形成以三星、美光、力成、陕西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群。
电子元器件领域以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创联电气、派瑞功率等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西古光通信、北方光通信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中航富士达、摩比科技等射频通信制造企业、盛赛尔电子等传感器、仪表研发制造企业。
此外，智能终端领域加快形成产业集聚虹吸效应，拥有华为、中兴和比亚迪电子三大智能终端研发制造企业。其中，中兴通讯落地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华为建设了除深圳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比亚迪建成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半导体西安研发中心，西安高新区成为比亚迪除深圳总部之外布局最全、业务最广的地区。同时，还集聚了奇维科技、天成益邦等特种计算机制造企业，烽火、蜂语科技等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则形成了以应用软件、互联网与相关服务为主，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为支撑的产业体系。目前，集聚有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美林数据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研发平台助力
多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硬核技术强化基础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成果转化强化应用研究平台建设，聚焦产业生态强化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光电子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平台体系，集聚了全市70%以上的高端创新资源。
光电子产业基础研发平台
西安市存储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紫光国芯为中心，主要开展存储器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高性能存储器产品；研究新型DRAM存储技术，完善DRAM存储器技术创新平台；开展存储器设计测试开发、人才引进、培训，为行业培养存储器设计的高层次人才。
晶体生长设备与系统集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安理工大学组建，自主研制生产的TDR90型单晶炉投放太阳能用单晶炉市场，TDR90型单晶炉已由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70余台（套），TDR100型硅单晶炉已销往芬兰OKMETIC电子公司并投入使用。核心方向为晶体生长工艺及其控制系统、大尺寸晶体生长设备中的关键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大直径单晶炉。
陕西省集成电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依托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该工程研究中心在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成果。核心方向为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企业组建。核心方向为解决行业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致力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IP核、工控系统SOC芯片、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及测试技术研究开发。
光电子产业应用研发平台
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围绕国产芯片和半导体有着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域投资布局，致力于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孵化服务+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硬科技创业生态。目前已投资近百家半导体公司，从材料、外延、芯片、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为高新区培育了奇芯光电、唐晶量子、知象光电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在原西安华新联合厂区基础上，形成了占地83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光电子集成公共孵化平台。已累计引进30多个海外领军人才及项目，累计孵化投资了60多个光电子相关企业。
此外，西安高新区还强化光电子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为小微企业及正在孵化培育的创业企业提供相对优质的设计工具、IP授权、芯片测试、法律辅导、上市引导、指示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并设立验证设备仪器仪表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现有仪器设备，完善芯片中测环境，弥补西安中测空白，降低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和研发成本。
重点项目支撑
秦创原建设以来，西安高新区还积极在项目谋划、建设、招引等方面发力，以更大雄心和魄力推动光电子产业发展成势。目前，区内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建项目共23个，总投资额达954.87亿元。部分重点在建项目如下：
秦创原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器项目：致力于打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策源地和环大学经济带核心区，包括西安电子谷总部、西安人工智能园、西安工业互联网园、西安国家电子实验园四大功能园区。建成运营后，预计带动相关企业600家，聚集产业人口3万人。
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先导院生产规模，提高园区生产能力，打造“硬科技”产业集群和创业生态，推动我国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奕斯伟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项目：主要建设产品研发与生产测试中心、软件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工艺开发与生产测试中心、应用创新中心、若干专业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等，以及奕斯伟西北地区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芯片与方案应用创新推广总部。
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一期二阶段）：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硅抛光片和外延片。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540亩，1期2阶段新增25万片/月设备，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建成后预计带动就业1200人，将有效提高西安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填补我国半导体行业硅材料空白。
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组装）：将构建集研发、设计、精密部件生产和精益制造于一体的世界级高端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新建厂房、仓库、综合站房、配套房等生产及生活、办公配套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1亿部智能终端产品能力。
莱特光电OLED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及新增设备建设“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导体）用空穴传输层材料、R-prime材料以及蓝光材料。
诺瓦光电显示控制系统产业化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用于光电显示控制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可大大提高我国LED显示屏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份额，推动我国LED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西安高新区今年以来还启动了化合物半导体延片研发生产项目、光电子产品研发基地、中兴通讯西安研发中心二区三期、美光封测扩能项目、奕斯伟第二工厂项目、派瑞大功率电力半导体器件及新型功率器件产业化项目等11个新开工项目。同时，积极推动西驰电力电子产业园、飞秒激光精密智造装备产业化（二期）、航天七七一所计算机混合集成电路二期生产大楼和生产工艺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9个前期项目签约落地，并形成总投资额近1880亿元。
未来，随着一系列项目的建成投用，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势必将“秀木成林”，“西高芯”的品牌也必将叫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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