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爸爸喜欢带我去成都市中心的新华文局周边逛书店。1991年的暑假，我们在连升巷附近的书报亭闲逛，他突然提出要让我读一套好书，于是我得到一份礼物——盗版《侠客行》。故事开篇是李白的古风《侠客行》，对于当时语文小学三年级水平的我来说，一首诗里，一半的字都不认识，哪来什么兴趣？爸爸却说：“这个故事写的很有意思，全书最重要的就是这首诗我们一定要背下，似乎诗文就和最终故事里主角练成的绝世武功有关。” 我一听很是惊讶，故事怎么可以这么写？一上来就把武功秘籍透露了？李白不是课文中的诗人吗？他会武功还被这个故事的主角给学会了？爸爸无力招架我这许多的问题，只得尽力解答我的疑问。他把诗文中信陵君、朱亥、侯赢等人的故事逐一说给我听。讲到连横抗秦的一段，我们讨论起当时各国形式后，又揣测起古人为什么要去做隐士、剑客、刀客，公子们是如何招揽食客，古人的装束、武器、人生目标……一个假期，我和爸爸就在背诗、讨论、舞刀弄剑的打闹中度过。故事读完后，我除了对春秋战国秦代历史兴趣大增之外，还培养出一大爱好，就是喝粥。也许我默默地认为，被邀请喝粥，就是增进修为的大好时机。
此后每逢假期爸爸都送我一套正版金庸小说，作为学期末的礼物，直至初中毕业。那时爸爸的理论就是：生活从简，钱要用来培养人生真正的兴趣爱好。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真正的阅读与收藏的兴趣。
其实身边的长辈同辈后辈大多读金庸，就算不看书也会从电视电影中去了解他的作品。以前朋友们小聚，最喜欢和我聊射雕三部曲，因为网上也对这些作品有非常丰富的赏析评论，为我们提供了大把的谈资，一时间，那就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话题与记忆。从射雕、神雕、倚天，故事被一个连续的时代背景串起来，讲述着时势造英雄的例子。岳飞，成吉思汗，丘处级，朱元璋等历史书中的人物鲜活于纸上，一灯大师，王重阳，张三丰等真实的人物生平与虚拟人物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张无忌等人的命运，交织的扑朔迷离。但在我看来，金庸的故事无论怎么写，都像是一堂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他讲述了为国的忠义，为家的孝义，为友的正义，为爱的情意。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正直的人生箴言。
说到我最爱金庸的哪部小说，和坊间一些评论略同，是短篇《白马笑西风》,多数人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经典,似结局，似开端，为主角李文秀的人生买下无限伏笔。而我爱这个故事，却因为：一是，故事对塞外风光风景，民俗风情的描写，引人入胜，突出了部分地域种族，年龄性别，人类最崇尚追求的始终是不变的人性光辉；二是，写作打破了传统的两情相悦故事模式，反复运用，草原上婉转动听的天灵鸟歌声衬托不同的单恋情殇，同时故事最终，竟然没有给主人公爱情，亲情……任何一个完美的结局，超乎读者意想。三是，巧妙在故事尾声中高潮迭出，达到令人垂手顿足、扼腕叹息的效果。守护主角的第一男配，以死亡的方式浮出水面，揭露出整个故事隐藏的秘密。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从中原逃亡到哈萨克草原，乔装易容，谨言慎行，都因为想将自己对于命运的恐惧，深深掩藏，安稳度日，再决。而一次意外经历，他收容了一个8岁的女童，两人都因师从乖戾小气的瓦尔拉齐，而最终深陷险境。至今我仍在思考，是怎样的情，让年龄相距近20岁的一男一女，培养出最适合的温度，以最舒适的方式相处在绝美的哈萨克草原上，度过了温馨静谧的十年时光。马家俊（计老人）有一定要牺牲的理由吗？他和李文秀的人生，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吗？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
世人敬仰金庸，尊称他为一代大侠。而在我看来，金大侠并非像小说人物那样尽善尽美。根据金庸本人的生平介绍，他有三段婚姻，虽然对爱情不够专一，但他敢于言明、承认，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心仪的女神是演员夏梦，而在他热烈的追求后，发现与夏梦在现实生活中着实无缘，他最终可以释然面对，回归生活的轨道。因此，关于金庸笔下的人物，我虽有钟情喜爱的，但结合现实，始终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赤足的道理。即便我喜欢钟灵、乔峰等书中的人物形象，却并未能把他们标签化为：活泼机灵，通情达理，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等……通过学生时代的拜读与思考，我了解到：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要想自己过得安逸，避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人应当在不违背自己的原则，不触碰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活出自己的真性情，与他人和平共处、共谋利益。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若说读金庸，还有什么值得一提，我想不胜枚举，因为《射雕英雄传》，我饶有兴趣地钻研了一番奇门术书，研读了《满江红》；因为《天龙八部》，我拜读了许多宋词元曲，体验了对弈的乐趣，接受了平民的文化，对道法、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鹿鼎记》，我了解了明史、清史……因为金庸太喜欢引经据典，我只能将他所提及的中华的传世名著，一一拜读下去。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启智的钥匙和创作的源泉。
朋友们，愿我们都充满自信，快乐地生活，在有生之年，通过读书，通过《知乎》，遇见最好的自己。
此后每逢假期爸爸都送我一套正版金庸小说，作为学期末的礼物，直至初中毕业。那时爸爸的理论就是：生活从简，钱要用来培养人生真正的兴趣爱好。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真正的阅读与收藏的兴趣。
其实身边的长辈同辈后辈大多读金庸，就算不看书也会从电视电影中去了解他的作品。以前朋友们小聚，最喜欢和我聊射雕三部曲，因为网上也对这些作品有非常丰富的赏析评论，为我们提供了大把的谈资，一时间，那就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话题与记忆。从射雕、神雕、倚天，故事被一个连续的时代背景串起来，讲述着时势造英雄的例子。岳飞，成吉思汗，丘处级，朱元璋等历史书中的人物鲜活于纸上，一灯大师，王重阳，张三丰等真实的人物生平与虚拟人物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张无忌等人的命运，交织的扑朔迷离。但在我看来，金庸的故事无论怎么写，都像是一堂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他讲述了为国的忠义，为家的孝义，为友的正义，为爱的情意。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正直的人生箴言。
说到我最爱金庸的哪部小说，和坊间一些评论略同，是短篇《白马笑西风》,多数人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经典,似结局，似开端，为主角李文秀的人生买下无限伏笔。而我爱这个故事，却因为：一是，故事对塞外风光风景，民俗风情的描写，引人入胜，突出了部分地域种族，年龄性别，人类最崇尚追求的始终是不变的人性光辉；二是，写作打破了传统的两情相悦故事模式，反复运用，草原上婉转动听的天灵鸟歌声衬托不同的单恋情殇，同时故事最终，竟然没有给主人公爱情，亲情……任何一个完美的结局，超乎读者意想。三是，巧妙在故事尾声中高潮迭出，达到令人垂手顿足、扼腕叹息的效果。守护主角的第一男配，以死亡的方式浮出水面，揭露出整个故事隐藏的秘密。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从中原逃亡到哈萨克草原，乔装易容，谨言慎行，都因为想将自己对于命运的恐惧，深深掩藏，安稳度日，再决。而一次意外经历，他收容了一个8岁的女童，两人都因师从乖戾小气的瓦尔拉齐，而最终深陷险境。至今我仍在思考，是怎样的情，让年龄相距近20岁的一男一女，培养出最适合的温度，以最舒适的方式相处在绝美的哈萨克草原上，度过了温馨静谧的十年时光。马家俊（计老人）有一定要牺牲的理由吗？他和李文秀的人生，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吗？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
世人敬仰金庸，尊称他为一代大侠。而在我看来，金大侠并非像小说人物那样尽善尽美。根据金庸本人的生平介绍，他有三段婚姻，虽然对爱情不够专一，但他敢于言明、承认，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心仪的女神是演员夏梦，而在他热烈的追求后，发现与夏梦在现实生活中着实无缘，他最终可以释然面对，回归生活的轨道。因此，关于金庸笔下的人物，我虽有钟情喜爱的，但结合现实，始终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赤足的道理。即便我喜欢钟灵、乔峰等书中的人物形象，却并未能把他们标签化为：活泼机灵，通情达理，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等……通过学生时代的拜读与思考，我了解到：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要想自己过得安逸，避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人应当在不违背自己的原则，不触碰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活出自己的真性情，与他人和平共处、共谋利益。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若说读金庸，还有什么值得一提，我想不胜枚举，因为《射雕英雄传》，我饶有兴趣地钻研了一番奇门术书，研读了《满江红》；因为《天龙八部》，我拜读了许多宋词元曲，体验了对弈的乐趣，接受了平民的文化，对道法、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鹿鼎记》，我了解了明史、清史……因为金庸太喜欢引经据典，我只能将他所提及的中华的传世名著，一一拜读下去。
我想金庸的离世，留给我的是启智的钥匙和创作的源泉。
朋友们，愿我们都充满自信，快乐地生活，在有生之年，通过读书，通过《知乎》，遇见最好的自己。
#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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